邓小平政策理论的从实际出发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际出发论文,原则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6)02-0090-04
列宁指出：“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政策是最不实际的政策。”[1]“只有广泛的具有原则性的政策才是真正实际的政策。”[2] 政策原则是制定政策的根本标尺，是政策规律的必然反映。从实际出发原则，是邓小平政策理论的根本原则。
一、制定政策要从实际出发
制定政策的出发点问题是政策理论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实际是认识的出发点，这就是从客观到主观、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出发，并把其作为思维、认识和行动的起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从实际出发，并把其作为制定政策的起点，这是邓小平领导党和国家制定政策遵循的根本原则。
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思想原则和思想方法。人们无论想问题、办事情，都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还是从客观事实出发，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把坚持从实际出发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原则，坚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3] 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4] 他特别强调把客观实际情况作为观察政策问题、制定政策措施的基础。只有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制定政策的向导，并在这样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指导下，才能制定出适合客观实际的政策。
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必须解放思想、敢于实践。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是从实际出发的前提。如果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凭经验或教条办事，则谈不上从实际出发，则不可能制定出适合客观实际的政策。只有解放思想、敢于实践，才能冲破各种不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的老观念、老框框、老办法，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新思想、新措施、新政策，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探索。这就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敢闯敢试，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制定切实可行的新政策，使政策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
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必须尊重群众、依靠群众。邓小平认为，在毛泽东倡导的作风中，“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5]。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最根本的就是要尊重客观实际，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按照实际情况及其发展趋势制定政策，确立行动方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开创性事业，其政策的制定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其政策的执行也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其政策的完善和发展仍然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责任，就是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这就需要不间断地密切与群众的关系，深入群众实践第一线，掌握真实的信息资料，为制定、调整、完善政策提供可靠的现实依据。
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的前提。邓小平指出：“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实，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则，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6] 他认为，办事情、做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解决问题，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要知彼知己，力戒空谈。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听到风就是雨。他要求人们不仅要坚决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还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杜绝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文化等领域，都会出现大量原来从来没有碰到的问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些问题，必须掌握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情况。情况不明确，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要弄清情况，唯一的方法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依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也才能使党和国家的政策保持永恒的活力。
二、政策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客观实际是政策正确与否的基础，是政策发展的动力。实际是客观的，也是全面的，还是变化的。说它是客观的，就是承认实际的客观实在性，也就是承认实际对于政策的根源性和政策对于实际的依赖关系。只有清醒地把握住实际的特点、性质及其发展趋势，才能制定出适合客观实际的政策。说它是全面的，就是说实际是指事物的全体和实际情况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某个侧面、某个片段、或某个个别实例。因此，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和面临的实际，必须从事物的总体上，从一事物和他事物的相互联结上去把握事物，才能使制定出的政策符合客观实际。说它是变化的，就是说客观事物处于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这就要求人们的思想不断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并能及时地根据新情况调整原来的政策和方案，制定出适应新情况和符合客观实际的新政策。
邓小平认为，正确的政策必须从实践中来，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来。他十分尊重群众的实践活动，善于从群众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进行理性思考，把群众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党的政策，变成指导实践的理论。他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送审稿时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个人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的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7]，要写得合乎实际。邓小平非常强调领导者要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在实践中发现典型，总结基层和群众创造的好的东西。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很好地解决了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8] 实践证明，正确的政策来自实践，来自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因为它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以客观事实为其基本依据的。
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关系极大。他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9] 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一国两制”等基本政策，都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这些政策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的愿望，所以能够统一全党思想，能够调动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邓小平认为，总的是要开放，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这就是说，在制定政策时，由于受到主客观诸多方面的影响和限制，要一次就拿出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出来，往往还不容易，这就需要在实践中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使主观符合客观实际，及时调整和完善现行政策，或者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新政策。邓小平认为，今后要走的路还会有曲折，错误也是难免的，但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但也不能因为小的曲折而谨小慎微，以致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
邓小平认为，客观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政策更好地符合于变化着的客观实际，更好地符合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好多问题都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新事物和新问题就得用新思想、新观点去说明，就得用新方法、新政策去解决。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人们的思想只有不断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并及时地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调整工作思路，才能制定出适应新情况和符合客观实际的新的政策方案。
邓小平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的试验，要允许探索，大胆地试，不搞争论，才能在实践中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政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总是满腔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的探索性活动。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都是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打开局面，取得成功的。他强调，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政策，一开始即有不同意见，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10]。不要搞争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事也干不成。如果不鼓励勇于探索，不支持大胆试验，而又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肯定无助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无助于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正是在解放思想、冲破陈旧观念、勇于探索的实践进程中，逐步制定发展起来的。
三、坚持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分析
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是由列宁首先提出、毛泽东和邓小平多次引用并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邓小平分析、处理政策问题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他的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制定政策所依赖的客观实际进行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具体地分析研究事物的特殊矛盾。事物的特殊矛盾决定事物的本质。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的特殊矛盾，解决问题也就是解决事物的特殊矛盾。不对事物进行具体分析，便不能认识事物，更谈不上解决矛盾。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11] 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在这里，邓小平强调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对客观实际进行具体分析，而决不能脱离具体的客观实际，把一般原理当成教条。他还认为，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人民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是不行的。“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12] 在邓小平看来，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必须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政策，而要提出自己的政策，就必须认真研究本国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深入、正确地对本国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二是对政策形成和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任何政策都是具体的，它们都有自己形成的具体历史条件，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只有对这些具体政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各自特点等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正确认识不同的具体政策，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些政策，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些政策。邓小平非常重视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出发去分析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从历史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分析历史、总结经验、认识现实，从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13] 在实践中，邓小平十分重视对政策形成的具体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如对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他就采取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邓小平认为，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14]。这就是说，对毛泽东重视知识分子作用的政策要坚持，对他关于改造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政策要从爱护知识分子的角度去理解，对他把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要抛弃。正是有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政策形成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邓小平既坚持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又毅然决策为广大知识分子正名和平反冤假错案，领导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三是处理现实政策问题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任何社会问题相比，政策问题历来是最复杂、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之一。客观实际是纷繁复杂的，只有对不同现实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找出各自的特殊性，才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钥匙”，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前提条件。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必然要引起一系列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从而引起一系列社会矛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是邓小平观察社会问题、分析具体情况和解决特殊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具体事实，而不是一般原则；他解决问题的基本方针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办法和政策，而不搞“一刀切”；他判断各种政策、措施、办法的是非得失的标准，主要看“三个有利于”，而不是某种抽象的理念。如邓小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对如何认识资本主义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决不能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丑恶、颓废的东西，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同时，他又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15]，这些东西本身没有阶级性，并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而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基于这种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论断，为制定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矛盾，制定不同的政策，贯穿于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如支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倡导创办经济特区，主张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不要拘泥于意识形态，主张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些都是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进行研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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