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局论文,事变论文,中国论文,九一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一八事变完全是在预谋之下发生的，这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证明，不必多说。而事变发生的另一个背景，即中国的内乱局面同样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国民政府自1928年因张学良东北易帜而达成名义上的统一以来，直到事变发生之前，先后爆发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张桂战争、蒋唐石战争和蒋阎冯桂中原大战，使中国一直处在极度混乱的分裂状态，尽管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中央地位逐渐稳固，但其实际可以控制的地域也仅止于长江流域东南诸省，而两广、西南、西北及华北，仍为地方势力所把持，中央号令能否执行，全凭地方利益主使。此外，趁着国民党各派势力角逐混战之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壮大，已经到了足以对国民政府形成威胁的程度。中国的分裂状态为日本发动事变提供了机会。在事变发生之前，关东军即已开始筹划和实施分裂中国的阴谋，不仅在中原大战期间暗中支持阎锡山反蒋，还在中原大战之后企图策动石友三“消灭张学良的势力，以便同华北同时一举解决满洲问题”。（注：《土肥原秘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9页。）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制订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案》中明确提出：“蒋介石之统一必然成功，其国力亦将逐渐集中。然而，目前其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力反应。”（注：《板垣、石原两参谋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可见，利用和加深中国的分裂，是事变之前日本侵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中国的分裂状况，也正是促成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客观因素。
如果说分裂是事变之前中国政局的一个主要特性，并且这一特性被日本充分利用，那么事变之后，直到卢沟桥事变之前，中国政局又表现出了怎样的特性和这种特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简而言之，这就是分裂的现状与统一的趋向并存，分裂导致了对日本的妥协，统一则为抵抗创造了条件。中国政局的这种双向特性具体表现如下。
一 中国的分裂现状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的起点，与第一次侵华战争所不同的是，在新大陆政策的支配下，日本图谋的已经不是通过战争获取局部的利益，而是通过局部侵略向着全面侵略发展，图谋吞并中国乃至东亚。尽管直至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内部仍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观点纷争，但分歧的内容也不过是“南进”、“北进”的侧重与时机的选择问题，而按照新大陆政策的内容，吞并中国的既定目标却不会因为这种争论而有丝毫的改变。因此，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已经预示着中国继朝鲜之后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理应成为中国政局变化的重心。但是事实证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政局的发展却严重地偏离了这个重心。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内争与分裂依然左右了中国的政局。尽管各派政治势力在事变发生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抗日的口号，但实际上，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却没有一派真正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筹划抗日方面。
（一）从国民党方面来看。
“攘外必先安内”是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的一个政策重心。实际上，早在1929年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开始时，“安内”相对于“攘外”就已经成为蒋介石平息内争的一个口号。惟当时“攘外”的对象主要不是日本而是苏联而已。例如蒋冯战争时期，蒋于1929年10月28日通电全国提出：“冯逆玉祥所部宋哲元、石敬亭等，当暴俄入寇之时，竟敢悍然作乱于西北，自古未有国贼在内不先去之，而能外御其侮者。”（注：蒋介石俭电，《中央日报》1929年10月29日。）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之后，攘外对象移向日本，但安内仍然是蒋的首要政策。惟中共成为“安内”首要对象。1931年7月他提出：“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注：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并未因中日矛盾的尖锐而改变“安内”初衷，相反，“攘外”的迫切心情又促使他急谋“安内”。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他确把“安内”作为“攘外”的先决条件（注：参见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第二，“安内”仍为他排斥异己和巩固他的中央集权地位所急需。关于第一个问题，已有人作过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必重复，仅分析第二个问题。
虽然经历了中原大战等各种派系纷争之后，至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集权地位就已经基本确立，但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这个所谓的中央集权地位不仅缺乏基本的中央向心力，而且仍然是极不稳固的，国民党内部的倒蒋风波屡有发生。与事变前所不同的情况只是，这时的内争掺杂了新的名目，即抗日成为反蒋的一面旗号。
以宁粤对立为例，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广东国民政府提出的反蒋口号，在事变前是“剿共必倒蒋，倒蒋必剿共”（注：《非常会议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1931年6月20日），《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在事变后改为“以推翻独裁与抵御帝国主义之侵略，为对内对外之根本方针”。（注：《广州非常会议麻日对时局通电》（1931年10月6日），《国闻周报》第8卷42期。）反蒋目的迥异，可见是以反蒋为主而以其他为副。后在“一致对外”口号下，粤方以蒋介石“息兵下野”为条件，撤销了广东国民政府。蒋亦被迫释放粤方首脑胡汉民和李济深，并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但一个月之后，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合作，1931年3月蒋上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新掌握政府中枢，由此孕育了宁粤及其他派系新的权利纷争。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胡汉民反对蒋汪的对日妥协政策，以抗日为号召，重组反蒋阵线。同年，胡先后与蒋的势力所不及的地方所属实力派积极联络。据史料记载，胡的联络对象包括湖南的何键，四川的刘文辉、刘湘、邓锡侯，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华北方面的冯玉祥、阎锡山、韩复榘、石友三、孙殿英等人。同时，他还着手组织新建国民党，吸收“反蒋最坚决的人”。（注：以上均见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的军事倒蒋》一文披露的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所藏史料，载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由此形成的华北危机引发了反蒋的又一波高潮。胡汉民发出“讨蒋以抗日”的号召，得到粤、桂、闽实力派的多数首脑积极响应。但因陈济棠以经费问题为由不肯一致，以及不久之后北方冯玉祥的察哈尔同盟军和方振武、吉鸿昌的抗日讨贼军的失利，南方三省联合及南北呼应的反蒋军事局面最终没有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以“树立党政中枢”、“推倒国贼”（注：转引杨天石前揭文。）为号召的反蒋军事计划，还有另外的一个背景，这就是由蒋介石坐镇南昌、陈诚任总指挥、动用了40万人兵力的国民党，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刚刚遭到惨败。这又不能不引起反蒋派把反蒋与“剿共”乃至抗日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湖南实力派程潜在致胡汉民的信中提出：“自陈诚失败后，庆父（指蒋介石）大露恐怖之象，为西南出兵最好时机。”这是趁火打劫的一种思考。另外还有一种思考如福建首脑陈铭枢所说：“抗日、剿共必要倒门神（指蒋）。”（注：转引杨天石前揭文。）但是不久之后，陈铭枢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人民革命政府”，又欲实行联共反蒋政策，则证实了他倒蒋为主而抗日与“剿共”为副的本意。他的做法受到胡汉民和粤桂的反对，11月21日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名通电告诫陈铭枢、李济深等人，称闽变“不特授叛党卖国者以口实，且使兄等抗日救国之历史亦荡然无存”，力劝陈等“幡然改图”“以免尽入歧途”，“否则授人以隙，必将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注：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陈等陷于孤立，甚至没有得到中共的支持与回应，反蒋很快失败。
1936年6月发生的两广事变，是颇具声势的又一次反蒋运动。陈济棠、李宗仁于6月4日通电全国称：“自九·一八以来，我政府隐忍委曲，俱不足以餍敌人的苛求，今亡祸已迫于眉睫，舍奋起抗战外，实无他途，我全体唯有依从钧部（国民党西南执行部）、钧会（西南政务委员会）主张，为国家民族争一线生机。请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注：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新桂系纪实》（上），《广西文史资料》第29辑，第291页。）通电发表后，两广部队统一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李宗仁分任正、副司令。由此可见，这次反蒋运动仍然抓住了抗日这个题材。但实际上，促成事变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陈、李对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不满，而在于他们对蒋削番政策的疑虑。蒋先是挑动陈济棠用兵广西，陈以粤桂唇齿相依而不愿听命，蒋即宣布改组广东政府相逼。陈、李为求自保，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这才有了两广事变。事变最终以陈氏倒台、李蒋和解告终。事变的全部过程都与抗日没有实际联系。而事变终以蒋桂和解为结局，主要是与另外一场内战相关，即国民党与中共的战争。两广事变的解决，标志国民党内部的混战结束，此后，蒋介石“安内”的对象完全转到了中共方面。
（二）从共产党方面来看。
九一八事变后到西安事变发生前不久，中共一直以“反蒋抗日”为基本政策方针。在中共的宣传口号中，“抗日”与“反蒋”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抗日就必须反蒋，而反蒋是为了抗日。但在政策的具体执行方面，这两个口号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区别，抗日与反蒋并无直接的关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阶级战争一直是中共的政策重心，而民族战争却被放在了服从阶级战争的位置。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先从客观方面分析。从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一直处在被国民党围剿的地位。从1930年10月开始至1934年10月，国民党对中共武装发动5次大规模的进攻，最多出动了100万军队，最终把中共武装驱至西北。尽管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就竖立起抗日的旗帜，但除了道义方面的原因外，这也只能是中共对抗国民党的一种策略，在生存尚且受到极大威胁的条件下，中共是不可能有具体抗日行动的。如1934年7月，中共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名义上是北上抗日，而实质上不过是为了突破国民党的围剿。又如，1936年红一方面军在打开华北抗日通道的名义下东征，但实际与之作战的也仍然只能是国民党军队。而东征与同时进行的西征在实质上抱着相同的目的，这就是突破国民党的包围，为红军创造新的生存条件。唯一例外的只有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但它的生存环境与红军有很大不同，它是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后独立与日本关东军作战的，甚至它与中共中央也不能保持经常的联系，“反蒋”当然不会是它的行动方针。
再从主观方面分析。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理论建立的政党，而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通过国内革命战争来瓦解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是列宁主义的理论之一。依据这种理论而不是列宁的其他理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并没有立即把民族利益放在制订政策的首要位置，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而是认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全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这个回答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430页。）尽管中共当时也提出了抗日的方针，但它同时又把国民党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提出“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的方针。（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是无法实行全民族一致对外的抗日方针的。直到1935年在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但那时仍然是把蒋介石排除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外。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局的特点之一表现为，中国仍然处在分裂的状况下，无论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还是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都没有因为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而消失。从国民党方面来看，抗日成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反蒋异动的一面旗号，不能排除其中确有对蒋的对日政策不满的原因，但反蒋为主、抗日为副的意向却是显而易见的。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也主要是立足于安内，即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剪除威胁其统治地位的异己势力。从共产党方面来看，由于它一直处在被国民党围剿的地位，使其不可能把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方针立即转向抗日方针上来。而随着两广事变的解决，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开始缓解之后，国共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分裂现状的主要标志。虽然当时中共仅仅掌握着4万人的武装，并且仍然处在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包围之中，但由于中共一贯的民众基础，使得它与国民党的对立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抗日力量的集结。
二 中国的统一趋向
如果说分裂的现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局的一个特征，那么与它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统一的趋向。分裂和统一原本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但在内因与外因的作用下，两个方面的主次地位发生变化，最终导致了统一在中国政局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另外，如果说历史的惯性作用是造成前述中国分裂现状的原因之一，那么，因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了的外部与内部条件，又使这种惯性作用不断地被削弱，这又导致了支配政局变化的重心——如何抵御日本的侵略，由偏离而得到纠正，使统一取代分裂而成为中国政局的发展趋向。
（一）日本为扩大侵略施展的分裂活动是促成中国统一的外部因素。
在影响中国政局的一切外部因素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最重要的。日本利用中国的分裂状况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正如前述，而在事变之后，日本为扩大侵略，策动中国分裂仍然是重要的策略。1932年在日本导演下成立了“满洲国”，这还只是九一八事变的一个连带结果。而此后日本对中国的每一步侵略，都是以分裂谋划的实施为前导的。
以华北为例。日本占领东北后立即把华北作为下一步侵略的目标。1932年7月，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给参谋本部的报告中即已提出：“无论关东军情况如何，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攻占热河省，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注：〔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版，第490-491页。）利用蒋介石忙于“安内”，日军轻易占领热河并向长城各口发动进攻，最终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立即施展分化华北的谋略。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向内阁提出的《对华政策大纲》规定：“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犯审讯记录(IMTFE)文件三，第147页。）不久，日本陆军先后提出在华北“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注：〔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9页。），“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党势力于华北之外”的方针。（注：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1935年7月日本逼迫国民政府达成“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的备忘录，其中含有把国民党势力从华北排挤出去的重要内容。9月，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声明“需要结成亲日反苏的华北五省联合自治体”，“华北自治运动”由此开场。而据《大本营陆军部》资料透露：“事实上，中国驻屯军与反对蒋介石中央集权的华北军阀实力派，如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与万福霖，以及察哈尔南下来到河北的宋哲元等，正在暗中商谈华北自治。”（注：《华北自治工作的进展》，载《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料长编》上，第257-258页。）
除华北以外，日本还积极与西南反蒋实力派联络，多次派人到广西活动，以“中日亲善”、“经济提携”为名，对李宗仁进行拉拢。据李宗仁回忆：“‘九·一八’以后的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军人中，如土肥原贤二少将、松井石根中将、冈村宁次少将、梅津美治郎少将、板垣征四郎少将、铃木美通中将、和知鹰二中佐、血田宽三、服部、中井、吉野、佐方等，都是后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要角。”（注：《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3-684页。）在此期间，桂系得到了大量日本军事援助，其中包括5000支步枪、几十挺机枪、十多架飞机，日本还向广西派出几十名陆军、空军教练。（注：沈奕巨：《广西抗日战争史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日本对地方实力派的分离活动，并非毫无收效。如在土肥原贤二的操纵下，1935年12月在北平城外的通县成立了独立于国民政府和华北地方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6年5月在德化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所谓“蒙古军政府”。另外，1935年在北平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与蒋介石、宋哲元三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在日本看来，它将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注：〔日〕《现代史料8.日中战争1》，第133页。）
日本的分裂活动在配合侵略方面起到了作用，但是从总体来看，它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恰与日本实施分裂政策的初衷相反。日本向中国的每一步以分裂为前导的扩张，都增长了中国的一份抗日情绪，中国政局的重心也随之多了一份由内争向统一转移的希望。
仍以反蒋实力派为例。在华北，除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外，日本把对抗南京政府的希望寄托在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方面。宋哲元为西北军将领，曾多次揭橥反蒋，一度被蒋视为“叛军渠首”而下令“缉拿惩办”。故日本人视其“属于反蒋系统”。在“张北事件”后土肥原就“考虑到早日解决华北问题和将来可以利用宋哲元”。（注：《土肥原秘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页。）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本不断向宋提出“华北高度自治”的各项要求，并于1936年增加了中国驻屯军兵力，其后，驻屯军与宋的第二十九军屡有冲突发生，其谋夺华北的意图显而易见。这与宋利用南京与日本的妥协而统揽华北大权的愿望相去甚远，因而遭到宋的抵制。尽管宋、蒋矛盾并未完全消除，但以长城抗战之光荣历史前页，宋哲元绝对不会附庸日本充当傀儡。在日本的不断压迫下，他与南京的关系中，必然是向心力取代离心力而发生主要作用。
再以山西实力派首脑阎锡山为例。九一八事变后，先是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曾表示尽力支持阎在山西的政权（注：赵瑞：《阎锡山通敌叛国罪行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后是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拉拢他充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首领。在与南京的离心力作用下，阎锡山一度采取了亲日政策。但他很快发现，在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中，日本的倾销政策使山西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华北事变后山西已经直接面对察绥方面的日本军事压迫；太原、归绥等地频频出现日特活动。这些都显示了日本支持他治理山西乃至华北的意图为何。于是，他不仅响应南京于1935年12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且开始与中国共产党秘密联络，率先在山西联共抗日。
其他又如桂系，尽管日本的侵略尚未对广西形成直接威胁，但民族生存的危机也使得李宗仁等在反蒋的同时没有放松对日本的警惕。前述日本曾企图利用李、蒋矛盾而极力拉拢前者。但对于日本的援助，李宗仁的态度却是：“我们将来可以利用日本人代我们训练的陆空军和向日本买来的武器打日本，正合广西人们的俗话：‘借他人的拳头来打他人的嘴巴’。”（注：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转引沈奕巨：《广西抗日战争史稿》，第7页。）1936年日本“二．二六”政变之后，李即公开发表了《我的主张——焦土抗战》。（注：广州“全面战周刊社”1936年4月出版。）同年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与日本增兵华北显然也有直接关系。还在事变期间，李宗仁就已经看到：“全面抗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注：《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0页。）
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增长了地方实力派对南京的向心力，而且也使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发生了变化。“安内”固然仍是蒋的基本方针，但除了武力剿共政策没有动摇之外，对于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却主要采取了羁縻政策。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1936年以后。是年，广田弘毅内阁成立，日本开始制订全面侵华计划。6月，由天皇批准的《帝国军队的用兵纲领》，明确提出了攻占青岛、上海、控制长江流域和在华北、华中、华南同时用兵的对华作战方案。（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页。）同年4月，增扩中国驻屯军兵力，同时策动德王独立。政治方面，是年1月发表的“广田三原则”要求南京取缔排日运动、承认“满洲国”、实行日“满”华合作。同时，为使华北政权“不致太接近南京”，“较南京政府对日更为亲善”，强行安插亲日分子进入冀察政务委员会，还逼迫宋哲元签署《华北共同防共协定》。经济方面，则以破坏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为目标，在华北实行大规模白银走私。所有这些，极大地压缩了蒋介石可以继续对日妥协的空间。
急剧恶化的形势迫使南京政府对内外政策进行重要调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救亡图存成为会议主旨。蒋介石表明了空前的对日强硬态度，他提出：“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就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牺牲的时候。”（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1981年版，第666页。）该次会议还决定成立国防会议，由蒋介石任议长，在32名议员中包括了过去曾积极反蒋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正如国民党自己所总结的那样：“泯除睽离隔阂之形迹，根绝分化中伤之凭借，则此次全体会议之重要收获也。”（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420页。）
（二）国共两党和解是促成中国统一的内部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分裂状况的一个主要现实，是国共两党间的矛盾一直是以激烈的战争方式存在着。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不同的是，直到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两党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因为中日民族矛盾的不断加深而有明显缓解。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了两党阶级理念水火不容的主观因素外，从客观方面来看，尽管日本从来是把“防共”、“反共”作为对中国宣传的主要口号，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主要不是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胁，而是受到国民党连年不断的围剿的威胁，这是它不能放弃反蒋战争的一个外因；而蒋介石动用百万兵力已经极大地削弱了红军并将其逼至西北一隅，这又是他不愿功亏一篑、放弃军事剿共的一个外因。而尽管因上述主观与客观因素，日本不断扩大侵略而造成的民族危机没有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发生直接的作用，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由于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扩大，使中国各社会阶级、阶层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变化和由此产生的社会舆情的变化，以及中日关系引起与中国有密切利益关系各国关注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处位置的变化，却不能不对国共两党发生影响。从而促成两党政策的调整。
首先从国民党方面来看。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安内必先攘外”政策既是针对反蒋地方实力派的，也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从其投入的力量来看，显然又是以后者为主，特别是两广事变解决后，中共便成了“安内”的唯一对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1936年制订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是把“清剿赤匪”放在了“消极之甲案”，而在“积极之乙案”中也不再有“清剿及绥靖”计划（注：《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引自《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与前一年制订的年度作战计划相比较，这个计划中关于对日作战的内容却有了很大的增加。
这个变化并非偶然，其实，早在1935年底，国民党即通过不同渠道开始秘密与中共接触。1935年10月，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时表示，希望苏联对中共和红军施加影响，使他们最终服从南京政府的统率。（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9卷，莫斯科1974年版，第35-39页。转引自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936年1月，国民党驻苏联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潘汉年和王明会谈，希望在统一指挥和得到苏联援助的条件下两党合作抗日。（注：《潘汉年与邓文仪1936年1月13日谈判情况纪要》，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与此同时，在国民党CC系陈果夫、陈立夫主持下，曾养甫通过谌小岑转经翦伯赞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由曾养甫出面与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在南京会谈，内容涉及停止军事冲突。（注：《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转引杨奎松前揭书，第7页。）另外，由宋庆龄牵线宋子文和CC系二陈先后找到与中共上海特高科有联系的董健吾、张子华，董、张二人受托进入陕北，向秦邦宪、林伯渠、张云逸等中共领导人转达了国民党关于两党合作抗日的愿望。
国民党一方面调兵遣将继续围剿红军，一方面却主动与中共秘密接触探寻两党合作，这是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何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国内社会舆情发生了作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中共、各阶层群众、国民党内部主战派乃至反蒋派的激烈反对。尤其在1935年华北局势因日本侵略势力的急剧扩张而出现严重危机之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声浪此伏彼起几乎没有间断，凡主张抗日的各阶层人士，几乎都在谴责“剿共”内战。在这种情况之下，继续武力“剿共”，会对蒋介石造成政治上的极大不利。在此情况之下，蒋介石不得不考虑用军事手段以外的政治手段来解决中共问题。
第二，国际环境的变化发生了作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寄希望于国联调处平息事端。其后，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使日本与英美在对华利益方面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英国明确向国民政府表示对中国问题不会与日本达成妥协。（注：《艾登致曹德干电（1936年2月11日），载《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美国虽未明确表示帮助中国制约日本，但据日本人认为：“美国已经用一种有害的方式（指签署《中美白银协定》），大大巩固了中国的经济局势。”（注：杨格：《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如果说英美的态度无疑起到增长蒋介石抗日信心的作用，那么苏联的态度则进一步起到使蒋重新思考他与中共关系问题的作用。由于九一八事变使中苏两国同时面临日本的威胁，在国联调处失败后，国民党立即积极争取与苏联复交，以谋取苏联对中国的支持。鉴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苏联向国民党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不明白，如果蒋介石的主要武装力量用于对付中国红军，那么他怎么安排抗日。我们坚信，蒋介石的军队和中国红军若不实行军事战线，就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莫斯科1972年版，第601-602页。转引自李嘉谷前揭书。）苏联希望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前提下和解的意向十分明确。这不能不对急需取得苏联援助的蒋介石发生重要影响。
其次从共产党方面来看。与国民党情况不同的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共内战中，中共基本上处在经常受到围剿的被动位置，生存的需求使它不能放弃反蒋方针。直到两广事变发生，毛泽东还称蒋是汉奸头子，宣称“我们不愿与汉奸讲统一”。（注：毛泽东：《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6辑，第209页。）甚至在历史惯性作用下，直到西安事变发生之初，中共党内仍出现过“杀蒋”与“放蒋”的意见分歧。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中共的政策重心也是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从主导政策方面来看，从1936年8月开始，中共的“反蒋”政策开始松动。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始称蒋介石为委员长，并称赞了蒋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关于“最后关头”的解释（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3页。）；9月1日，中共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提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年9月1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第778页。）
造成中共态度改变的原因，也是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内部方面的原因与国民党的完全相同，高举起抗日的旗帜，符合中国人民的意愿，是争取民众、树立威望所必需。而外部原因，需要稍加解释的则是，共产国际对中共发生了很大影响。共产国际较早地意识到中国抗战没有蒋介石的参加不行。1935年7、8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中共代表团根据这一精神拟订了建立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同年11月，张浩向陕北中共中央传达了“七大”与“八一宣言”的精神。1936年，中共与共产国际恢复了电台联系。8月15日，共产国际明确指示中共：“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准备马上派出代表团，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注：转引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60页。）这些指示，对于推动中共此后积极展开与国民党的谈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上所述仅表明国共两党政策在内外因素影响下进行了调整，但仍然是受历史惯性的影响，这种调整并没有立即在实际上解除两党的军事对立。只是在西安事变的外力作用下，两党政策调整的意义才充分显示出来，最终达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两党的政策调整，西安事变能否得到和平解决，却存在着极大疑问。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共两党和解是促成中国统一的内部因素。
综上所述，九一八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变化具有明显的双向性，分裂的现实与统一的趋向并存，但后者最终成为主导中国政局的决定因素。这期间值得总结的教训是，日本正是利用中国的分裂而施展侵略阴谋，使它对中国的局部侵略到全面侵略步步得逞；而日本的侵略最终又弥合了中国的内部裂痕，使中国形成了抵抗外侮必需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事实证明，中国分裂是引发日本全面侵华的内部原因，而日本的侵略又是促成中国统一的外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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