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刃剑”：负面新闻传播的政治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刃剑论文,效应论文,政治论文,负面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026(2009)04-0011-05
新闻传播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与政治相关的消息，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发挥着作用，其中负面新闻传播的影响尤显重要。所谓负面新闻是指对发生的有悖于社会发展的事实的报道，这些“有悖于社会发展的事实”包括自然灾害、环境污染、意外事故、违法乱纪以及贫困疾病、经济危机、动乱杀戮等等。负面新闻的传播既可以发挥促进政治的积极作用，也可以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消极因素。现实的变动丰富而复杂，每天都有负面新闻发生，如何传播是新闻实践中的重要议题。
一、促进政治发展的积极效应
负面新闻传播对政治的积极效应，着重体现在政治导向方面。政治导向就是把社会的思想与行为引导到一定的方向上去。新闻传媒总是属于一定集团的，要在传播中“加深大众对政治的关心与认识”[1]，引导人对自己所代表利益的政治观的认同，动员更多的人为之奋斗。
(一)促进政策法规完善
政府部门在不同的时期都要制定各种政策法规，以指导和影响公众的行为活动。政策法规的效能发挥如何，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新闻传播是最快速的反馈手段，特别是通过相关的负面新闻报道，可以迅即知道已有的政策法规在哪些方面不完善及需要改进。政策法规只有不断地改进与完善，才能更好地调动起大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如，曾报道的轰动全国的“孙志刚事件”，专家、百姓在各种新闻媒体上踊跃发言，最终国务院废止了施行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重新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2]这昭示出新闻传播推进政治发展的现实意义，它表明公众对代表国家意志的法规，觉得某些方面不完善或不适合时可广开谏言。又如，2008年广泛报道的三鹿奶粉含“三聚氰胺”事件，推动了各地政府对食品安全与质量的认真检查，寻找漏洞进一步地完善检测手段，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确保公众的身体健康。
许多负面新闻的传播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受到各级政府重视而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法规。改革开放后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新闻媒体持续不断地报道水土流失、森林减少、污染加剧等严峻现实，督促立法机构及相关部门陆续制定了各种环保的法规、文件，为我国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问题总是层出不穷，解决了旧的矛盾又会出现新的危机，新闻不断报道，敦促政府部门制定或完善有关政策解决，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二)整合力量化解危机
现实生活中常常会遭遇突如其来的灾难，打乱既往秩序造成危机，影响社会政治正常运行。新闻报道将发生的灾难及时反映出来，使全社会成员都意识到，这种危机并不只限于局部，其伤害面会波及到整体，大家必须同仇敌忾才能走出困境。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5·12地震”，瞬间几万人失去生命，无数房舍倒塌，数百万灾民流离失所，众多伤员急需救治，并可能出现瘟疫、堰塞湖溃堤等次生灾害。一时间灾区告急，百万群众的生命安全告急。新闻媒体及时报道灾情的严峻，全国人民焦急万分，积极行动起来，在政府的组织与领导下，迅速整合成一支强大的抗灾大军，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震斗争并取得胜利。
系统论中有个重要观点：整体功能大于个体部分之和，各部分相互整合后成为一个新系统，产生一种新的力量。现实中不同的群体、个体平时可能有政治分歧或利益纠葛而产生摩擦，但当危机来临时，新闻报道让人们看到形势的严峻，会在困境面前抛开分歧整合起来，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力量的整合中民族的政治情感表现是最充分的，各民族成员都有热爱自己民族的政治认同感，对危及本民族利益的事态，他们都会表现出鲜明的政治爱憎，搁置争议一致对外。如新闻报道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等藏独、疆独的分裂国家行径，整个中华民族都异口同声地谴责。特别是遭到异族入侵时更关乎到民族的生死存亡，此时新闻传播是整合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它能起到迅速沟通民族共同御敌的情感，产生激励全民族成员的强大政治效应。
(三)监督社会引导国民
监督是自古至今人类的永恒主题，但古今有天壤区别。古代的司法监督、行政监督主要是针对民众的。近代以后产生民主体制，所有社会成员都是监督对象，特别是中上阶层更要受到来自人民大众的监督。新闻舆论是这种监督的重要形式，它通过各种媒体对负面新闻的传播，表达公众普遍性的意见，着重实现对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的决策、行为以及社会上一切违法乱纪者的监督，这是人民监督权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直接体现。新闻监督正是以负面新闻传播为先导，给舆论提供坚实材料，它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巨大，是推进民主政治的有效手段之一。
新闻传播无所不及，新闻监督异常广泛，任何受众都可以通过新闻媒体获得各种信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高下，人人都是监督的主体，而人人也是受监督的对象，监督主体通过新闻报道对广泛的对象实施监督，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的有力手段。新闻传播的及时性、公开性特点，大大降低了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噪音”而更显客观真实。新闻媒体凭借自身有利条件，可以随时了解各方面发生的情况，无论什么丑闻，刚露“马脚”即被披露，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出现的漏洞等，新闻报道都能迅速反映并受到公众关注，如2008年的“周正龙拍虎”事件、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等。各种违法乱纪、悖于道德规范的行为活动被新闻公开曝光，使众目睽睽下的丑闻制造者声名狼藉，并引起有关方面的介入处理。这样，便于随时化解或消除那些不利因素，保障社会政治正常运行。舆论监督向来为中外政治家所重视。马克思指出：舆论是一种“普遍的、无形的和强制的力量”[3]，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逊提出：“报刊要对政府提供一种其它机构无法提供的监督作用。”[4]这些引述都表达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地位，是现实生活中监督社会、引导国民的一种必然选择。
(四)宣泄民意舒缓矛盾
生活中情感宣泄是一种重要表现，它直接影响到人的行为活动。情感按其本性来说是要得到表现的，“满腔衷情总是一吐为快”。现实中人们会遭遇到一些不公、伤害、委曲或者耳闻目睹到许多不平之事而产生愤懑的情感，必须发泄才能放松舒畅，否则容易失去心理平衡而导致偏激，影响社会稳定。如贪污受贿、弄虚作假、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行为，人们会因这些不良现象而聚积怨气，希望新闻媒体揭露这些行为，宣泄人们对其的不满情绪。即使揭露的人和事并不直接与他相关，新闻予以曝光他都会称快。在常态下，公众的政治心理有一种自发性和不稳定性，并不是严谨的意识活动，新闻反映了百姓对某类现象的不满，公众会因情绪得到宣泄而缓解怨气。公众痛恨腐败，见到腐败分子被媒体揭露会有某种“幸灾乐祸”的快感，不满情绪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群众的情绪能够通过正当渠道得到缓解，就不至于来个‘总爆发’，也有助于整个社会稳定。”[5]
对社会不公的宣泄自古以来就存在，在没有大众传媒的时代喜欢用讽刺性民谣、顺口溜等来表达，如诗经中的《硕鼠》、《相鼠》等就表达出对不劳而获、巧取豪夺者的不满。如今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的大众传媒，更是公众宣泄的通道。新闻中的公众不满情绪实质上是社会性的宣泄，是一种民意表达。况且，从新闻的宣泄中可察见社会政治心理趋向，从中吸取合理部分，制定更完善的政策，也是建设民主政治的策略之一。
二、影响政治稳定的消极效应
社会政治不会风平浪静，总会在运行的路上出现一些障碍。如因某些突发性事件的发生打破既往的稳定局面，可能造成社会混乱。其中，负面新闻的传播便是重要缘由之一，特别是在社会的非常时期，它更容易成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消极因素。
(一)容易造成社会盲动
盲动是一种情绪偏激的表现，其原因在于对事情缺乏理性思考持固执的态度。政治盲动一般是指人们对政治事件、现象等持一种过激的情绪。新闻报道中的某些负面现象如危机事件，刺激性较强，往往容易引起一些人失去冷静思考做出非正常的举止。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时在法国遭藏独分子阻挠，加上法国总统萨科奇一意孤行要会见达赖，这些涉及到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的新闻报道，令中国民众义愤填膺并对之声讨，这是正义的。可部分青年情绪激昂地号召国人“抵制法国货”，并聚集到法方在中国的连锁超市“家乐福”抗议和阻止顾客进去购物，把对藏独分子和萨科奇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商家身上，这便是带有偏激盲动的举止。几年前非洲国家卢旺达发生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的战乱，肇事原因之一就是有两家报纸刊发了有辱另一民族的新闻，引起对方民族的不满，加上别有用心者的挑唆，造成双方盲动互相杀戮、死伤数十万人的惨剧。
那些令人毛骨悚然、感到恐惧的新闻，更容易使人心理难以承受而情绪失控，产生盲动导致政治灾难。尤其是在垄断性、密集性的传播状态下，一段时间里负面新闻狂风暴雨般地砸向受众，排斥其它信息与声音，不断向受众传达同一类型的负面事实，受众的思维会被动地沿着单一的信息指向发生变化，失却客观、全面的思考而产生盲动心理，误入政治歧途。[6]西方新闻媒体“妖魔化”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结果，便是很好例证。西方新闻大肆渲染萨达姆独裁，民不聊生；萨达姆是暴君，杀人不眨眼；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世界造成威胁……这些负面新闻引发西方特别是美国民众的盲动，掀起“惩罚”萨达姆的浪潮，支持入侵伊拉克，促成了一起世界性的政治灾难事件。负面新闻传播造成的盲动，一种是有目的的传播活动，其报道受控于某种政治势力，利用新闻来制造所需要的社会舆论为之服务。这种传播在材料的取舍、背景的提供、手段的运用等方面常常颇费心机。以负面新闻传播来造成社会盲动混水摸鱼，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
(二)容易引发错误思潮
思潮是指为“某一时期内在某阶级或阶层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情况而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7]负面新闻的冲突性、刺激性等特点，对形成某种思潮或助其发展具有催化作用。一段时间内集中传播负面的政治性事件，就容易影响公众政治共识，滋生出某种思潮影响社会的稳定。政治共识是构成与影响现存秩序的观念形态，强势集团总是要保持对自身的政治共识，并尽力使社会其他成员认识一致来完成任务。新闻传播是被利用的重要手段，通过政治生活中的新闻事件影响并改变人的既往认识。传播者在这方面着重选择相关的新闻设置议题，造成一种舆论态势来表达另外的思想或观点。只要这些思想观点得到相当人群的认同，便会积累为思潮或使业已形成的思潮蔓延开来，影响社会的群体及个体意识，瓦解与分离既往的政治态度，转而重塑一种政治目标。如在引发苏联瓦解的时代悲剧中，负面新闻传播引发的否定苏共的思潮便是其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新闻媒体报道官员贪腐、企业破产、监狱内幕、黑帮争斗、冤假错案、民族冲突等等，“似乎在比赛谁揭露得最多，谁揭露的消息最惊人。”[8]这些内容连篇累牍，导致人们丧失了对苏共的信心，动摇了意识形态而掀起全盘否定苏共的思潮，最终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
一种社会思潮的滋生与蔓延，与人们的政治信仰改变密切关联，负面新闻传播是其重要影响因素。在人的政治意识中信仰是最重要的，信仰一旦动摇，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也会随之改变。一些政治性的负面新闻传播，往往造成人的信仰危机、政治模糊，对政治认识似是而非并改变价值取向，这在政治生活中是存在的。对新闻媒体来说，可能是有意通过传播负面新闻来误导，目的就是要制造形成某种思潮的舆论氛围。也可能是传播者本身也处于模糊的政治认识之中，以己昏昏岂能使人昭昭，其报道的新闻自然也会发生认识偏差误导公众。在当代社会，思潮的流行与新闻传播直接关联。没有新闻传播，某种思潮可能只限于某时某地而自生自灭。一旦新闻传播涉足推波助澜，便会使这种思潮蔓延冲击社会政治共识。当这种思潮发展到与现存秩序激烈冲突时，政治动乱就不可避免了。
(三)容易腐蚀政治关系
连续不断地传播负面新闻，会逐渐动摇人们的政治立场，松动社会原有的政治关系，影响人的思想观念甚至扰乱了人的行为活动。社会政治关系是大众的思想与行为相互作用的表现，这种表现发生在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以及个体、群体与国家之间。当负面新闻的传播影响到人的政治信念时，容易造成人对国家制度产生不同看法，以前认为是先进的现在会认为是落后的，由拥护、支持转变为怀疑、拒绝。个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和谐，必然引起矛盾冲突，前东欧巨变就是由这种个体与国家关系的冲突为基础而造成的。新闻大量报道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消息，渲染失误，逐渐造成群众的不满并表现出来，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罢工等，柏林墙在一夜之间就被东德群众冲垮，成为新闻传播影响个体与国家关系的典型案例。
负面新闻传播所引起的社会盲动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发生，而其腐蚀性作用是在相对较长时期内使然；盲动是暴发式的，腐蚀是浸润式的；盲动是显性表现，腐蚀是隐性发展。在相对平和的环境里，人的情绪、心理等一般较稳定，但人的视野有限，很大程度上将新闻信息作为行动规划的重要依据。倘若频繁传播发生的负面新闻，日积月累人们必受影响，逐渐对这个社会失去信任感，改变原有观念。如经常看到见义勇为或助人为乐者不得好报、甚至遭诬陷的新闻，会使人逐渐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举止心灰意冷而变为冷漠的旁观者；大量报道偷盗、抢劫、杀人、欺骗、绑架、灾祸等消息，会令人觉得没有安全感而悲观厌世。一些富豪在婚丧嫁娶、生日庆典等活动中一掷千金、奢侈浪费的新闻，也在不自觉地影响社会阶层之间个体的关系，这种新闻无形中对那些艰难的贫困者、失业者、打工者等群体，容易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扩大贫富悬殊者之间对立的关系而对社会不利。
三、保障政治运行的正确传播
综上可见，负面新闻传播对社会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也可以产生消极影响，关键在于传播者的认识与表现。认识与表现不同，体现出的效应就有差异。负面新闻本身是消极的形态，机械地认识可能就被动地表现，无异于扩展了它的危害，别有用心地渲染就更加大了它对社会的负作用。如果认识正确，表现方法合适，就能降低负面新闻的消极影响，并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因素推动社会实践。有良心的新闻业者所进行的传播活动都是为人民大众、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对负面新闻无疑应抱以正确的态度去认识与传播，保障社会政治的健康运行。
(一)及时公开
在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迅速报道那些重大的负面新闻事件，对媒体而言是按新闻规律运作，在舆论引导上先声夺人；对公众而言是满足其知情权，便于他们行使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对政府而言是显示自信，表示有能力处理好问题维护稳定。如汶川大地震，中央电视台在获得权威消息后即刻报道，很快推出《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大型直播特别节目，随时更新来自震区的最新消息，同时特派记者分批进入灾区为直播提供保障，让观众目睹现场，避免了谣言的滋生与流行，保持了民众在重大灾害面前的镇静。“这场‘全国直播’的震情随着电波和网络迅速传送，不仅没有扩散恐慌，反而抚平了公众的不安，凝聚起坚定沉着宁静的力量。”[9]中央电视台与其它媒体的及时报道成为传递各方信息、凝聚人心的坚实平台，为民众在政府的组织下，广泛开展抗震救灾起到了重要作用。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7·5”严重暴力事件，各种新闻媒体及时公开真相，为团结海内外和平力量，孤立疆独份子的嚣张气焰，维护新疆的政局稳定起到了良好的舆论引导。如果对负面新闻尤其是危机事件不敢及时披露，反而会带来政治危害，如“SARS”初期由于没有及时报道失去了全民最佳防治时机，造成了不良的后果。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正式实施，不论什么性质的新闻，都应按此条例及时发布，以占领舆论引导的制高点与主动权。
(二)真实报道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只有提供了客观真实的报道，保障政府与媒体的公信力，才能有效进行政治引导，维护社会稳定。包括重大灾害中的各种信息都应全面透明，帮助公众作出正确的判断。如汶川地震中生灵涂炭、房舍倒塌、百万灾民流离失所、众多伤员急需救治并可能出现瘟疫、堰塞湖溃堤等灾区急情，都有详实的新闻报道，令全国人民高度关切，在政府领导下进行有序的救灾工作。任何信息一旦公开都要受社会的检验，失实的或不全面的报道即便能瞒过一时，终究“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初五”，真相大白只会让人不齿。2008年8月1日山西娄烦寺沟村发生铁矿山体滑坡，当地媒体称有11人死亡且是自然灾害。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实地采访到有41名遇难者，发表了《娄烦：被拖延的真相》报道，部分主流网站转载可很快又被删除。在中央的干预下经调查确定这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媒体披露后引起全国关注。娄烦当地政府及媒体隐瞒事实真相，实际上是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与公信力，而《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则帮助上级明察情况纠正地方的错误行为，维护了中央政府与媒体的形象。2008年初云南孟林县的“躲猫猫”事件影响全国，是由事发后发布的信息隐瞒真相并歪曲事实引起，结果引发公众不满的舆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相信公众对新闻真伪的辨别力。新闻传播史表明，任何新闻报道都来不得半点的遮遮掩掩。
(三)科学传播
不少新闻涉及到相关的专业知识，一些污染环境或影响生态方面的新闻，就包含有生物、地理、医学、化学、物理等方面的知识，关涉这些内容的新闻报道要讲究科学性，避免偏听偏信而误导受众。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事件，当时新闻媒体一边倒的情绪化指责，代替了科学的分析，使许多公众也对圆明园一方大加声讨完全否定，没有了解到铺设防渗膜是目前世界上普遍采用的先进节水技术。尤其是那些直接关系民生的新闻，不可只顾吸引眼球就匆忙报道。如曾闹得沸沸扬扬的“亨氏米粉”事件：民间“绿色和平”人士宣布在中国市场上的亨氏婴儿营养米粉中，含有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法转基因成分对人体十分有害。媒体报道这一消息立刻引起了消费者的恐慌，纷纷到商场退货，使这种产品很快失去市场。后经香港及内地权威机构检测，确认其产品不含转基因成分，国家农业部也出面澄清，消费者才平静下来。广州的“毒蔬菜”事件亦然：“绿色和平”人士通过媒体称广州大超市的蔬菜和水果，含有农药残留量超过国家标准85％，有的剧毒残留甚至超过国标40倍！新闻引发众多市民忧心忡忡，连正规大超市都这样小摊小贩更不敢相信，以后到哪儿去买蔬菜、水果？后经公布广州市食品安全部门的检测报告及国家农业部的检测结果，否定了“绿色和平”人士的指控才安抚了市民。[10]类似新闻引起的风波，皆因媒体报道不科学而致。
(四)数量掌控
任何事物都存在着质与量的两方面，量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导致质的变异。负面新闻的内容是消极的，往往会造成不良的政治后果，传播量就不能太多，即使传播者的愿望是将其转化为积极的效应，但报道过多也会事与愿违，给受众以现实中消极丑陋盛行、社会混乱不堪的印象而对其生存状态甚至对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失去信心。如法制报道本来是想宣传法律知识，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但暴力、犯罪、色情、灾祸等新闻报道量过多则会适得其反，正如美国知名报人阿特所说：“报纸在某一城市里，若有系统的刊载罪恶新闻，其结果，在这个城市里，发生与报纸所刊的罪恶新闻，日见增多。”[11]控制负面新闻的数量与社会的实际情形要相吻合，现今我国社会的主流本来是安定的，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这是我们社会的本质，消极的东西总是少数只是支流。倘若正不压邪，假丑恶占统治地位，社会就要行将崩溃了。客观现实中这种正反的对比，反映到新闻传播上就是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基本格调，正面宣传始终是占主导地位，负面新闻的传播只是配角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数量对比关系，是不可含糊或颠倒的，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绝不能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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