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的史料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价值论文,华阳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华阳国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中关于远古时期的内容与地下发掘的文物参证，可以看出这些内容有实在的历史投影。《华阳国志》的记载在研究夏商周、两汉时期巴蜀地区的活动及其与中原文化的联系是很重要的材料。反映巴蜀与中原文化的交融。
关键词 《华阳国志》 常璩 史料价值
《华阳国志》是研究古巴蜀文化的典籍，近年地下出土文物，特别是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已为我们显示了古蜀文化区的重要内容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华阳国志》的记载，结合三星堆及其他出土文物，来探寻古巴蜀与中原地区从远古直至夏、商、周、秦、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接触轨迹。
一、《华阳国志》反映远古时期巴蜀与中原联系
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远古的传说时期。《华阳国志·巴志》云：“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黄帝是中原文化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被尊称为华夏族的祖先。一些学者如顾颉刚、童恩正等都认为上述记载仅仅反映了封建史家试图把少数民族的传统纳入中原文化的体系之中，这是很重要的见解；又认为并不能相信为历史的真实，[①a]这是求实的古史眼光，但我们认为《华阳国志》中有古史的投影，要重视它在研究古史中的价值，常璩的记述有其他史籍可征，《世本》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竹书纪年》、《山海经》、《通典》、《太平寰宇记》都有类似记载。从理论上推断，黄帝时尚处于民族部落阶段，民族实行外婚，黄帝的民族与蜀山氏的氏族通婚，从而构成一个部落的内婚关系，而这一部落派衍出蜀族这一新的支系完全是可能的事。[②a]以考古情况分析，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第一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年代在距今4740±115到4075±100年之间，[①b]相当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黄帝传说时代接近。同时，三星堆出土文物显示蜀文化具有复合文化的特征，如把西北盛行的鬲与东南常见的陶器腰沿做法相结合，制成独有的三足炊具。陶盉的足，既有中原的乳状圆足，也有西北的爪状扁足，还有把三个本地尖底角杯做管状足。这种复合文化的特征表明古蜀文化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在很早以前即与外来文化发生接触。《华阳国志》的记述反映了远古时期巴蜀民族与中原民族的密切联系，因此林向先生认为：过去学者们囿于识见往往不相信蜀人为黄帝后裔，现在有了地下证据，以“两重证据法”可证常璩并非凿空之说，是实在的历史投影。[②b]
二、夏商时期有关史事的记录
中原五帝之后是夏禹。关于禹的传说，《华阳国志》亦有所记载。《蜀志》云：“（汶山）郡西百里，有石纽乡，禹所生也。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中，不敢追，云畏禹神。”石纽在今成都西汶川县境，常璩关于禹生于四川的这一记载亦见于其他史籍，如《史记》、《吴越春秋》、《三国志》及裴注、《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等。那么禹为四川人似应得到肯定。《华阳国志·巴志》又云：“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庙铭存焉。”禹作为中原文化中的治水英雄，在古代四川留下了许多的足迹：“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③b]至于禹娶于涂山，常璩明确肯定乃江州涂山，在今重庆市南岸。考虑到禹生于“石纽”，那么常璩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据任乃强先生考证，与禹娶有关的涂山一共有四处：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而以禹娶之涂山在渝州（即江州）最为可能。[④b]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表明，第二期文化面貌突变，典型器物群开始出现，如小平底罐、高把豆、空足盉、高领罐、瓶形杯、鸟头把勺等，[⑤b]将其与中原二里头文化比较，不难确定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二里头文化属于夏代的纪年范围，那么夏禹与巴蜀之间的特殊关系便可以得到解释。
古代典籍中记载蜀与商的关系的，顾颉刚先生认为仅有《华阳国志》里的一句话：“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⑥b]我国古代由史官主持国家大典，册命诸侯，书写皇帝诰命，掌管图书资料，记载国家大事，因此史官的地位是很高的。同时史官博古通今，学问高深，善于执事从政，所以史官必须是“天下之才，圣人之徒”。蜀人曾任殷商太史，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殷商时期蜀中文化已较发达，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怎能孕育出学识渊博的天下之才？二是蜀与商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否则蜀人怎能去中土的殷商做太史？
甲骨文出土后，里面不仅有“蜀”字，而且有蜀与商种种联系的具体记载：
①“蜀射三百”。（《铁云藏龟》2·3·8）
②“蜀御。”（《铁云藏龟》1·30·6）
③“丁卯卜。共贞。至蜀，我又史。”（《殷虚书契前编》8·3·8）
④“寅卜，榖贞。王登人征蜀。”（《殷虚书契后编》2·27·7）
①②是说蜀人在商朝任射手和御手，③是商王朝派使者去蜀，④是商朝军队征讨蜀人。甲骨文所反映的蜀与商之密切联系不断得到出土文物的证实。三星堆发掘者认为：“一号祭祀坑的相对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至迟二里头文化时期，蜀族就与中原有文化交往。商、周时期，交往更加密切。一号祭祀坑出土器物……如尊、罍、盘等青铜容器都和商王朝统治区内出土的商代前期器物形制，花纹基本一致。”[①c]李学勤先生具体比较了三星堆龙虎尊和安徽阜南朱砦龙虎尊的相似性，认为其绞饰演变的轨迹与中原地区一致，这是当地文化接受中原影响的证据。[②c]既然地下文物已证实了蜀和商之间的文化交流，那么常璩所记蜀人为殷商太史之事是完全可能的了。
三、记录了有关周秦时期的史事
《华阳国志·蜀志》云：“七国称王，杜宇称帝……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圣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锦、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任乃强先生认为“七国”乃“巴国”之误，这是极有道理的。[③c]杜宇时代蜀已建立起国家，时间大约在西周。[④c]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巴蜀与周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所以巴人与蜀人都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⑤c]常璩的记载可与《尚书·牧誓》互相参证：“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这段话里没有提到巴人，后人有许多解释。有认为濮即巴的，有认为彭即巴的，有认为巴没有参加战争的。李学勤先生认为，“依据常璩的理解，《牧誓》的蜀应把巴人包括在内。”[⑥c]这里非常正确的。巴蜀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到战国秦汉时才形成，如《史记·苏秦传》，说秦“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在殷周之际，则只称蜀，《后汉书·光武帝纪》注：“蜀有巴郡，故总言之。”《牧誓》里称蜀不称巴也是这一道理。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自己的亲族到巴地以加强统治：“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姻封于巴，爵之以子。”[⑦c]这样，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一些中原地区的民族也开始定居到巴蜀来。《舆地纪胜》卷174记《涪州风俗形势》：“其俗有夏、巴、蛮、夷。”原注：“夏则中夏之人。”中夏之人即指中原民族。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蜀与中原的关系反而少见。《蜀志》云：“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书同轨。”也就是说，蜀当时被秦、巴所制，不能出来参加盟会。但巴与楚的关系相当密切：“周之仲世，虽奉王职，与秦、楚、邓为比。春秋鲁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聘邓，邓南鄙攻而夺其币，巴子怒，伐邓，败之。其后巴师、楚师伐申，楚子惊巴师。鲁庄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鲁文公十六年，巴下秦、楚共灭庸，鲁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①d]此时巴国实力大增，可以和楚国抗衡，战争中甚至有强于楚的趋势。但到周显王时，巴国变得衰弱，发生内乱时被迫向楚求救：“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之以城，楚王救巴。”[②d]从此巴不得安宁，《华阳国志·巴志》云：“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从这一记载可看出，巴国的都城沿长江至嘉陵江方向，由丰都、涪陵、重庆、合川、而至阆中不断迁徒，这可能是楚国不断进逼的结果。巴楚之间的不断战争，客观上促进了巴楚的交流。《巴志》云：“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巴地受楚之影响自然十分深远。
于巴的许多地方被楚占领，而巴蜀接壤，蜀楚之间便也有了密切的联系。《蜀志》云：“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从这一记载可知，蜀国的开明氏到九世开明帝时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建立了宗庙祭祀制度，兴起了礼乐。具体说，“酒曰醴”反映了开明帝时蜀人已用汉语。“醴”是我国古代祭祀用的酒。《说文》：“醴，酒，一宿孰也。”凡酿酒，初味甜，渐至芬烈，故醴又为甜酒之通称[③d]《蜀王本纪》称古代蜀人“椎髻左衽，不晓文字”，他们称酒为何音已无从考证，但肯定与中原不同。蜀人从不晓文字到用汉语称酒为醴，这一变化的过程便是中原文化渗入蜀地的过程。“乐曰荆，人尚赤”则反映了楚文化时蜀的影响。因为楚在商周时代或称为荆，所以荆乐当是荆楚的地方性乐曲，否则就不会以荆名之，蜀人的音乐与荆相同，那一定是从楚国引来的。至于“尚赤”的习俗，因楚人居南方，五色尚赤，故蜀人尚赤也很可能是受楚之影响。为什么蜀楚之间关系那么深厚呢？原来开明氏本是荆楚之人。《水经注》卷33引来敏《本蜀论》：“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陕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凿巫陕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如，遂以国禅，号曰开明。”三星堆出土文物已证明这个“荆人王蜀”的传说是历史真实的反映。[④d]而新都木椁墓从墓葬形制到随葬器物，都有浓厚的楚的风格，或直接使用楚制楚器，如墓坑中填白膏泥，随葬品用楚的典型组合鼎、敦、壶，另加盘、匜以及楚的典型器盥缶、尊缶、楚式剑等。[⑤d]可以看出，楚对蜀的影响是极深的。
秦在战国后期迅速强大起来，为了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占领巴蜀于秦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巴蜀便成为秦攻击的目标。“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记载了秦灭巴蜀的一些重要史实：
“周显王二十二年（前346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秦惠王利用蜀王好色的弱点，首先用美女把蜀王麻痹。
“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这里渲染了秦灭蜀的必然性。据《史记·六国年表》，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37年。
公元前316年，巴蜀之间发生矛盾，巴向秦求救：“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这样，秦出兵巴蜀的大好机会来了。《蜀志》云：“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同年十月，司马错等率兵占领了巴。
秦灭巴蜀以后，在当地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一是以大量移民加强秦的影响。《蜀志》记载：“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秦惠文、始皇克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这些移民里有许多中原的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如卓王孙、吕不韦即为代表人物。二是兴修水利，蜀守李冰在此期间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三是营建新的城市，这些城市“与咸阳同制”，自然成为当地政治经济中心。巴蜀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起来，如《华阳国志·蜀志》极夸蜀地繁华：“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赗赙过礼。”常璩指出蜀地之繁荣：“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①e]
四、两汉时期巴蜀地区历史文化的记录
巴蜀由于地域独立，物产丰饶，所以秦汉之际尽管战争连锦不断，这里仍变得稳定繁荣。《蜀志》云：“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巴志》云：“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这些賨民正是汉所收精锐之师。可见无论是物资上还是军事上。巴蜀都为汉代的创建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而汉以后的巴蜀文化只是一种广义的地方性文化了，因它已被中原文化所涵盖。特别是文翁兴学立教后，儒学在巴蜀盛行，一时人才辈出。《巴志》云：“自时厥后，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泳之音。”《蜀志》云：“蜀自汉兴，至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感于帝恩。于是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玉帛践乎染益之乡，而西秀彦盛，或龙飞紫闼，允陟璇玑；或盘桓利居，经伦皓素……斯盖华岷之灵标，江汉之精英也。”具体说来，到了汉代，代表中原文化的经、史、诸子已成为巴蜀人们的通习之书，同时涌现出一批对中原文化钻研深透的文学巨儒。如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等；并多有人仕宦京师，位于宰相三公，政绩显著；而封建道德观念也在巴蜀地区深入人心，忠教节义士女，人所称扬。[②e]故《蜀志》云：“是以四方述作有志者，莫不仰其高风，范其遗则，擅名八区，为世师表矣。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咏述。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也。”
通过对其所载史实的钩沉整理，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古代巴蜀从远古直至夏、商、周、秦汉时期与中原地区的渐次接触到不断融合的完整过程，这或许能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注释：
①a 参见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a 见李绍明：《古蜀人的来源与族属问题》，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①b 参见《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②b 林向：《论古蜀文化区》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③b 《尚书正义》卷6，《十三经注疏》本。
④b 任乃强：《华阳同志校补图注》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⑤b 林向：《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四川文物·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
⑥b 《华阳国志》卷12《序志》。
①c 四川省文管会等《广汉县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
②c 李学勤：《三星堆饕餮纹的分析》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③c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18页。
④c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62页。
⑤c 《华阳国志·巴志》。
⑥c 李学勤：《巴史的几个问题》，《巴渝文化》第3辑。
⑦c 《华阳国志·巴志》。
①d 《华阳国志·巴志》。
②d 《华阳国志·巴志》。
③d 参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24页。
④d 参见林向：《论古蜀文化区》。
⑤d 《四川省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6年第1期。
①e 以上引文见《华阳国志·蜀志》。
②e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