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地区论文,国家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重大决策。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亟需了解和借鉴外国的经验。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当今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践及其成败原因的比较分析，从中探寻出一些对我有益的东西。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般规律与必要前提
目前，国际上通常用全（总和、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变动的标准。据此，我们利用有关的资料测算了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动情况，结果大致如下：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于本世纪50年代率先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据统计，1950—1960年，美国的GDP每年平均增长3.3%，其中：由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获得的占47%，由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占53%。后者超过了前者，表明其经济增长方式已转入集约为主型。联邦德国于60年代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据统计，1960—1970年，联邦德国经济增长率4.4%中，由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所占比重为 69.1%，超过了由要素投入增加获得的所占比重（30.9%），表明其经济增长方式已转入集约为主型。英国、法国、日本则于70年代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据统计，1970—1980年，英国经济增长率（2%）中，由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所占比重为79.5%，法国为67.2%，日本为71.2%，均超过了由要素投入增加获得的所占比重（分别为20.5%、32.8%、28.8%）。（注：据《世界统计简编》，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7、68、393页；《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50、155、189页；《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65、177、211页资料计算。）
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中，亚洲“四小”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和台湾省于80年代，韩国于90年代，相继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则迄今尚未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详见下表：
年 份
GDP年均增长速度
新加坡 1980-1993 6.9
香港特区(中国) 1980-1993 6.5
台湾省(中国)
1980-1993 7.9
韩国
1990-1995 7.2
阿根廷 1990-1995 5.7
巴西
1990-1995 2.7
墨西哥 1990-1995 1.1
对GDP增长的贡献%
总要素投入增加 总要素产出提高
新加坡 38.0
62.0
香港特区(中国) 43.5
56.5
台湾省(中国)
49.4
50.6
韩国
38.8
61.2
阿根廷108.8
-8.8
巴西
80.3
19.7
墨西哥145.5 -45.5
资料来源：据《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6年台湾统计年鉴》资料计算。
前苏联、东欧国家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相继提出了生产集约化方针，要求经济发展转向集约化为主的道路，但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剧变时，没有一个国家达到预期的目标，经济增长方式仍处于粗放型状态。据统计，前苏联经济增长率中由要素投入获得的占70.3%（1980—1989年数字），保加利亚为70.5%（1980—1986年数字，下同），匈牙利为63.2%，捷克斯洛伐克为83.2%，波兰为117.1%，罗马尼亚为118.8%。（注：据《1989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87年经互会统计年鉴》有关资料计算。）
从上述西方五国和亚洲“四小”的经济发展史看，它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前，都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粗放型增长期。相对而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时间一般较长，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经历的时间较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先行的国家长，后起的国家短。例如，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从18世纪后半期产业革命算起到20世纪70年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约花了200年时间。 日本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从1868年明治维新算起到20世纪70年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约花了100 年时间。 韩国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从1948年成立起到90年代初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约花了40多年的时间；如从1962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则经历了约30年时间。新加坡也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从1959年成立自治邦算起到80年代初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约花了20多年的时间。
后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地区）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因为它们可以吸收已有的一切先进的科学成果，利用先进国家的资金，引进先进国家的科技人才，吸收先进国家的管理经验，同时发挥后发国家自身的优势，例如劳动力价格低廉等等。当然，后发国家的吸收、利用、引进，都必须根据自身的国情，有所创造，有所发展。
上述西方五国和亚洲“四小”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一般都首先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耗费，使劳动力的增长低于经济的增长，实现劳动力使用的集约化。然后注意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果，尽力缩减投资增长超前于经济增长的倍数，进而达到低于经济的增长，实现投资使用的集约化。这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呈现出了从单项到综合，从局部到全面的发展过程。
例如英国，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前的1950—1960年，GDP 年均增长2.4%，劳动力年均增长0.9%，低于经济的增长，劳动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3759，已属集约型；而投资年均增长5.4%， 为经济增长率的2.25倍。1960—1970年间，GDP年均增长2.9%，劳动力年均增长0.6%，低于经济增长率，劳动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2069，属集约型；而投资年均增长5.1%，为经济增长率的1.76倍。1970—1980年间，GDP年均增长2%，劳动力年均增长0.5%，低于经济增长率，劳动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2500，属集约型；投资年均增长0.2%，也低于经济增长率了，由此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注：据《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世界发展报告》1983年、1993年、1995年资料计算。）
又如韩国，1960—1970年，GDP年均增长8.6%，劳动力年均增长3.1%，低于经济增长率，劳动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3605，属集约型；而投资年均增长23.6%，为经济增长率的2.74倍。1970—1980年，GDP 年均增长10.1%，劳动力年均增长2.6%，低于经济增长率， 劳动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2574，属集约型；而投资年均增长14.1%，为经济增长率的1.39倍。1980—1990年，GDP年均增长9.4%，劳动力年均增长2.3 %，低于经济增长率，劳动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2447，属集约型；而投资年均增长11.9%，为经济增长率的1.27倍。1990—1995年，GDP 年均增长7.2%，劳动力年均增长1.9%，低于经济增长率，劳动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2639，属集约型；同期，投资年均7.2%，与经济增长率相同，由此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注：据《世界发展报告》1983年、1993年、1997年资料计算。）
应当指出，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后，仍会出现投资增长大于经济增长的情况。如前面提到的英国，1970—1980年间的投资增长率（ 0.2%）小于经济增长率（2%），而1980—1993年间，投资每年增长4%，又大于经济增长率（2.5%）了。（注：《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65、177页。）投资增长率回升和超过经济增长率，反映了社会生产物质基础加强或者说生产技术结构提高的客观需要。在以机械化劳动或自动化劳动取代活劳动的不同阶段，各种各样的物化劳动的消耗是必不可少的。在初期的机械化阶段，用于机械设备及其相关基建的投资巨大，而其效能要到以后年份才能逐步显现，致使投资的增长大于经济的增长。到掌握这种机械化水平时期，技术设备的效能充分发挥，追加投资相对减少，这样，就使投资的增长接近或小于经济的增长。而向生产的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过渡时，又得耗费大量的投资，其效能也不能立刻显现，致使投资的增长又比经济的增长大了。当然，到掌握这种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时期，又会像以前掌握机械化水平时期那样使投资的增长低于经济的增长。这样，实践中就呈现出投资增长大于或小于经济增长交替变动的规律性趋势。
以上是按各个生产要素分别考虑的，如果综合起来考察，那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显示出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中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比重，通常是由小到大，逐步增加，累积到一定程度，超过了靠要素投入增加获得的比重，从而发生质的变化，使粗放型增长转为集约型增长。例如日本，1950—1960年间，经济增长率中靠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比重为31.2%，1960—1970年上升到45.1%，均属粗放为主型；1970—1980年进一步上升为71.2%，超过了靠要素投入增加获得的比重，从而使粗放为主型转成集约为主型。又如新加坡，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1960—1970年经济增长中靠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比重为10.1%，1970—1980年上升为35.5%，1980—1990年进一步上升为64.1%，从而实现了由粗放为主型向集约为主型的转变。（注：据《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世界经济发展报告》1983年、1993年、1997年资料计算。）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有的国家，如韩国，则经历了从完全粗放型到粗放为主型，再到集约为主型的转变过程。（见下表）
年份 GDP年均增长率其 中
靠要素投入 靠要素生产率
增加获得(%) 提高获得(%)
1960-1970 8.6 107.5 -7.5
1970-198010.1
59.9 40.1
1980-1990 9.4
55.1 44.9
1990-1995 7.2
38.8 61.2
年份
经济增长方式类型
1960-1970 完全粗放型
1970-1980 粗放为主型
1980-1990 粗放为主型
1990-1995 集约为主型
资料来源：据《世界发展报告》1983年、1995年、1997年资料计算。
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必须具备以下一些前提条件。
首先是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面提到的业已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西方五国和亚洲“四小”，都是高收入或准高收入国家（地区），而尚未实现转变的拉美三国（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前苏联、东欧国家则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按其实现转变时或接近年份的情况考察，那么，五、六十年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GNP为1700—1900美元（当年价格，下同），八、 九十年代实现转变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人均GNP为5200—5400美元， 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为550—640美元，1410—1710美元。后者大于前者，主要是通胀因素所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都在40%以上， 成人识字率超过80%，大学入学率在10%以上，城市化水平在60%以上，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完善。
其次是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像经济建设、经济调整、经济改革等一样，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否则就失去了必要的前提。8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的社会经济环境总体上比拉美三国好。亚洲“四小”的政局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通胀率低，债务负担较轻；而拉美三国的社会不够安定，经济波动性大，通胀率高，债务负担严重，有的还陷入了经济负增长的困境，当然谈不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了。80年代后期，苏联东欧各国都陷入了政局动荡、社会动乱的困境，连正常的生产秩序、经济秩序都遭破坏，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停顿，经济急剧衰退，完全丧失了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前提，当然不可能达到向集约化过渡的预期目标。
再次，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必须得当，并切实付诸实施。
另外，还必须有一个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和质量的经济体制。
对于后两点，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详细论述。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选择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内在规律，是每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的重大课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的面很广。其中，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是否得当，贯彻执行是否有力，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顺利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国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采取的方针政策颇多，且不尽相同，这里择其主要的，作些比较分析和论述。
（一）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地区）实行的有关整个国家（地区）经济全局的谋划。经济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对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前苏联长期实行“赶超”战略，并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定位于产量和速度，达到战略目标的途径则是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优先发展重工业。结果虽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比发达国家快得多的速度优势，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但也存在着经营粗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低下的严重弊端，而且积重难返，长期不能改变。同时，由于其一直实行内向型的经济发展方针，经济运行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既经受不到或者说很少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也难以利用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好处，很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业已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家（地区）则都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针。例如日本，战后确定的以世界为市场的“贸易立国”方针，就对其实现经济赶超和提高经济集约化程度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贸易立国”战略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意识和树立国际市场观念，使企业界为赢得市场面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加快技术装备现代化的步伐；使日本突破了自然资源贫乏对发展现代大工业的制约，扩大了选择优质资源的余地，从而保证工业优质原料的获得；突破了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建立起远远超过国内市场需求的大批量生产体制，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优质产品率，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增强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又如亚洲“四小”也是由于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突破了自身地域狭小、资源不足、国（岛）内市场有限的弱点，依托世界市场需求及其增长的保证，才有效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市场效益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对于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和目标的设想，它规定各产业部门发展次序及其实现的措施。产业政策的正确选择，对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说来，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比第一产业高，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比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高，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采取积极措施使产业结构高层次化，大力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产业结构的高层次化，产业类型的演进，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决定的，不能凭“长官意志”行事。再说，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使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正常进行，并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主要比例关系恰当，产业结构合理、协调，否则就不能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难以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例如前苏联，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忽视第三产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使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虽经多次调整，终未扭转不合理的局面，以致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益不断降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预期目标落空。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层次化和产业类型的演进，是随社会生产力发展，通过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实现的。但是，市场机制也有不足之处，如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小，若全由市场来调节生产和销售，势必造成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损害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不利于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如交通运输、通讯等社会基础设施是外部效应很强的产业。单靠市场机制无法满足社会对其发展的需要。而它们又都是国民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基础，需要采取保护、扶持和鼓励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的一种手段，可以起到弥补和修正市场机制不足的良好作用。如美国政府就一直采取保护和扶持农业的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优惠措施和财政保护政策来保障农业发展。对交通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也实行特殊的扶持政策，从早期的铁路建设、二战前后的公路建设、机场建设、洲际高速公路建设，直到现在正在推进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美国政府都采取了特殊的扶持政策。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具体措施有：出资修建、直接经营、补助运营成本、支持研究与开发，以及制定规划，发布信息等。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借助于产业政策来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通过扶持小企业发展和反垄断的政策，以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基础，通过产业技术政策，尽力提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日本的产业政策也行之有效。它的特点是：（1 ）政府确立产业目标，通产省通过与大藏省协商提出一揽子综合支持措施，如金融、税收、折旧等优惠；（2）政府仅提供各公司能按政府导向运行的刺激， 并不取代企业家和市场的作用；（3 ）十分注重既让所扶植的产业具有一个竞争的环境，又使该产业中的企业能够具有有效规模经济，其方法是提供较为宽松的反托拉斯政策环境，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企业合并，在保持国内有效竞争的同时，引入国际市场压力，从而收到规模效率和竞争效率的双重效果。
（三）科技政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的发展，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都依赖于或者说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上述国家和地区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无不重视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并呈现出许多共同性的举措，如加大科技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但在做法上也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差别。
1.科技投入的来源。科技投入，即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经费，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没有一定的科研经费，要想科技进步，无疑是“水中捞月”、“缘木求鱼”。为加速科技进步，必须增加科技投入，这已成为共识，问题是资金从哪里来？前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的办法是增加国家财政拨款，而美、日等国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资金的投入。实践表明，前一种办法并不好。因为，它造成了企业的依赖心理，不利于调动企业改进技术的积极性，同时又受到国家财力的限制。后虽经过改革，变单一渠道为多渠道、多层次筹集科技投入的资金，但在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科技投入的主体仍是国家（主管部门），很不利于加速科技进步。
2.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科技进步直接服从于或服务于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需要，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稍具规模的企业一般都设研究机构，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制、开发，经过中试后投入批量生产，科研成果的推广使用率高，产业化进程快，即使是超越于企业行为的重大研究项目，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尖端科研成果的民用化进程也比较快，从而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而在前苏联，因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部门管理原则，科技与经济自成体系，成了互不搭界的“两张皮”。科研不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经济发展不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根本割裂了科技与经济的有机联系，科研成果的推广使用率低，产业化进程迟缓，加上保密制度过于严格，许多先进的军工技术不能应用到民品生产，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3.技术引进与创新的关系。美国把保持技术领先作为一贯国策，十分重视技术创新与技术开发。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重大科技发明，有65%是美国首先研究成功的，75%是美国首先付诸应用的。美国也引进和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其特点是人才引进，即利用其各种优势积极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来美国。据报道，美国的设计工程师中有1／4—1／3是外国人；在夺取80年代科技制高点的大竞赛中，美国利用了全世界的智慧，得益巨大。（注：转引自《当代世界经济实用大全简编》，中国物价出版社1994年版，第549—550页。）国际上普遍认为，人才引进是综合效果最好的技术引进模式，但人员间国际转移的文化障碍往往很大。
日本则靠引进技术领路，技术创新取胜。日本从50年代就开始制定各种积极政策，促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建立了追赶型、模仿型的科研机构。日本通过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不仅达到了追赶欧美技术的目的，而且诱发了新的设备投资，对全面搞活经济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到7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拉平了与欧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日本引进技术的特点是通过许可证贸易获取技术信息的软件模式。一些专家认为，日本用15年的时间取得了欧美国家用50年时间、投资1800—2000亿美元所获得的科研开发成果。日本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对国内技术不断革新开发。日本的技术革新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技术的本质在于用途的开发，即有效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战后50年来，许多新技术是美国人率先提出的，而真正占领世界市场的，却是注重技术开发、市场开发的日本企业。二是注重点滴更新，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三是注重产品的加工精度，重视细微部件性能。
前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曾大量引进和利用了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为推进经济发展向集约化为主道路过渡，更注重发挥资源优势，通过补偿贸易形式，从西方国家获得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资金。据统计，在70年代前苏联设备投资中， 从西方国家进口的机器和设备平均占16 —18%，整个工业产值中约有15%是利用西方技术设备获得的，而在某些地区和部门，这个比重还要高。（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7 卷，俄文版，第664页。）但是， 前苏联对于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大多停留于成套引进，很少考虑在引进的基础上创新。因此，往往出现同类技术设备项目的一再重复引进，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对外技术依赖。而且，从西方引进的一些技术先进的建设项目，常常因为基建拖拉，不能及时投产。即使投产了，又因多种原因，开工不足，不能达到设计能力。
（四）教育政策
经济的增长及其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与教育的发展、劳动者文化知识和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分不开。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计算，工人文化水平每提高1%，社会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1.1%，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高于物质投资的收益率。美国国民收入增长额中约有1／3靠教育。（注：转引自《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6期，第37—38 页。）另据前苏联的调查材料，工人所受普通中等教育的程度每提高一个年级，就可使劳动生产率在机器制造业中约提高1.5—2%，在黑色冶金业中提高约0.4—0.7%，在轻工业中提高约1.5—2.2%。（注：鲁缅采夫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上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中译本，第266页。）根据前苏联学者计算，1960年到1975 年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额的37%来源于劳动者教育文化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注：转引自《苏联经济若干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7页。）这些数字虽然不一定十分精确， 但也足以说明经济增长与教育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因此，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加速经济发展，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都很重视教育发展，并采取了一些共同性的举措，诸如：增加教育投入，普及国民教育，加强职业培训等。但在做法上不尽相同。
例如，在前苏联等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办教育的主体单一，教育投入来源的渠道单一，几乎完全来自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拨款。而在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办学主体多元化，教育投入来源多元化，且“社会”部分大大超过了“政府”，实践表明，后一种办法有利于筹集和增加教育投入，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来加快教育的发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国家（地区），教育是一种产业，办教育也是一种投资，要获得相应的回报。因此，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比较注重和力求适应实践的需要，从而使培养出的人才具有较强的工作适应能力和动手能力。而在计划经济国家，不把教育视作一种产业，教育领域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基础轻应用的倾向，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脱离或者说滞后于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致使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在前苏联，由于缺乏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全苏有10—15%的新建企业不能及时投产，70%左右的新投产企业开工不足。工人技能不能适应生产的需要，还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废品、工伤事故、计划外修理增加。80年代初期，苏联不得不把金属切削、锻压、翻砂和电焊设备的全部整班停工时间的7.7—12.8%，花在计划外修理上。 （注：转引自《世界经济》1980年第8期。）
（五）企业规模政策
企业规模是否合适，对于经营管理和生产发展有很大影响。一般说来，大生产比小生产具有许多优越性，如有利于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合理使用场地和劳力、节约生产费用等。但是，正如列宁所说，大生产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具有优越性，而且在各种产业部门以及各种社会经济条件下都不相同。如果超出这个限度，积聚就会在经济上是不利的。（注：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101页。）总的说来，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为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需要，都比较重视和尽力发挥规模效益，但在规模经济形成和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问题上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在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的形成，是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资本积累和企业兼并过程实现的。美、日等国经济发展早期，为获取规模经济效应，一般都实行鼓励生产集中的企业兼并政策。后来，一些行业的生产集中达到了垄断的程度，竞争被排斥，产生了停滞现象。此时，美、日等国政府为保障市场经济的活力，采取对大企业规模和市场份额进行适度限制的反垄断政策。同时对中小企业实行一定的扶助政策。而在前苏联，由于片面强调“一大二公”，且采取行政命令方式人为地合并和扩大企业规模，反给生产带来了许多破坏性后果。
实践表明，对于企业规模的大小，不能凭主观意志任意确定，盲目扩大，而是应当根据一定时期的生产技术水平，干部的经济管理能力来确定企业的最佳规模，以便使场地、物资、劳力和财务得到最合理和最有效的利用，获得最大的生产成果。
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因素
为了有效地组织国民经济的运转，必须建立一定的管理体系和制度。经济体制或者说经济运行机制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关系极大。前苏联、东欧国家（南斯拉夫除外）之所以未能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预期目标，原因固然比较复杂，涉及许多方面，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体制问题。说得具体点，就是传统经济体制或者说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革所致。
大家知道，前苏联、东欧国家（南斯拉夫除外）长期实行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最初是在否定商品经济的理论支配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指引下，为集中和统一调度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保证重点建设任务而建立起来的。它在计划和考核工作中，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率，本质上是一种粗放经营管理制度。后来虽经多次改革，但因长期没有确定以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而只是在计划经济前提下寻求计划与市场的最佳结合，不能根本消除传统经济体制即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益不断下降的痼疾。实践表明，传统经济体制成了向集约化过渡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
对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说，传统经济体制的阻碍作用，首先表现在它不利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因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其生产经营活动由上级决定并对上级负责，经受不到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压力，因而对加速科技进步，提高效率和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没有内在的要求和动力，也缺乏必要的经济条件，特别是实行以利润为核心的经济刺激制度，很不利于先进技术的推广使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提高效率和质量的途径。比如，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完善劳动组织，可是，由于生产技术设施、工艺流程的改进以及新技术的推广使用，都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一定时间内会增加生产成本，降低企业利润，从而影响资金收入。因此，一些企业领导人墨守陈规，甚至“像魔鬼害怕正神一样”“回避创新”，这就极大地阻碍了生产技术的革新，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经济、科技按部门原则自成体系，变成了互不搭界的“两张皮”，科研不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经济发展不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根本割裂了科技与经济的有机联系，很不利于研究生产周期的缩短和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使用。从而严重影响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集约化，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要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合理，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协调发展。可是，传统经济体制忽视商业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加上条块分割，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严重，致使畸形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长期难以调整，资源配置不能优化。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呢？
另外，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的报酬相差不大，严重压抑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势必影响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影响集约化的进程。
存在决定意识。在长期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重新建、轻改造”，“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率”以及贪大求全，忽视专业化协作，“找首长、不找市场”等等传统习惯和惰性，反过来又严重地阻碍了集约化方针的推行。
与前苏联、东欧国家（南斯拉夫除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日、德、法、英和亚洲的“四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决策高度分散，资源配置是由市场来进行的；拥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完备的市场体系；各经济主体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企业完全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每个企业必须提高效益以求生存和发展。因此，每个企业都不遗余力地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劳动装备程度，鼓励发明创造，改善经营管理，扩大规模经济上下功夫。政府的作用则是在政策上加以促进和引导。实践表明，市场经济能够起到优化资源配置，加速科技进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
当然，市场经济也有其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存在自发性、盲目性的弊病，因此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而必须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是否做到这一点，效果就大不一样。例如，亚洲“四小”和拉美三国虽都实行市场经济，但在运行实践中，前者重视宏观调控，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来遏制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缩小其负面影响，从而较好地发挥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后者则比较放任自流，没有或很少采取干预措施来抑制市场经济所不可避免的消极作用，致使资源配置得不到优化，阻碍了宏观经济效益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