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数量与中国流动人口劳动供给
江 涛
（湖北经济学院 经济与贸易学院，武汉 430205）
摘 要： 使用中国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第一胎是否是双胞胎作为工具变量，本文发现子女数量从一孩上升到二孩对家庭劳动供给时间、从事经商商贩职业和自营劳动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还发现家庭劳动供给时间随着夫妻各自年龄上升而下降，妻子劳动供给时间随着孩子年龄上升而上升，丈夫则相反。本文结论意义在于在劳动力日益短缺的背景下，流动人口家庭生育二孩有助于增加劳动供给。
关键词： 流动人口；子女数量；劳动供给时间；经商职业选择；自营劳动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尽管近年来中国流动人口数量略微下降，但是2017年其人口总量仍然在2亿以上（约为2.44亿），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是日本总人口的1.9倍，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①，超过或者接近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总数。随着未来城市化的继续推进以及户籍制度的放宽，我国人口流动规模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对于流动人口在我国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已有文献从流动人口的消费、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1]、配置效应[2～3]和对城镇居民就业与收入的影响[4～5]进行了广泛研究。然而，鲜有文献分析多生育一个孩子对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时间、职业选择（是否从事经商商贩职业）和就业身份（自营或者被雇劳动）的影响，以及随着孩子年龄上升夫妻劳动供给时间的变化。在老龄化日趋严重和劳动供给日益短缺，特别是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下，对于占有中国六分之一人口的流动人口家庭，本文研究其子女数量增加的劳动供给效应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现实和政策意义。
3、考虑变压器中性点的运行方式。其中，110kV系统在任意方式下都应该为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任意方式包括：正常运行方式、检修方式、负荷转供方式，或因保护、开关拒动引起的多元件跳闸后形成的运行方式）；
从逻辑上看，多增加一个孩子将增加家庭消费支出，从而激励家庭提高劳动供给时间。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②显示：双胞胎家庭平均月总支出为3117元，高于一孩家庭平均月支出。与一孩家庭相比，二孩家庭为支持更高的家庭支出，除了不得不增加劳动供给时间以外，还有职业转换（比如向可能带来更高收入的经商商贩职业转变等）和就业身份转变（从雇佣劳动向自营劳动）等途径。然而，相关实证文献研究表明：子女数量上升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Becker（1985）[6]和Rosenzweig等（1980）[7]研究表明生育率与劳动供给或者劳动参与率呈负相关关系。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养育子女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与精力，这很可能挤占本可以用于工作的时间。此外，照料孩子所需要的时间并非固定不变，它随着孩子年龄上升而趋于下降。
尽管大多数研究通过寻找引起孩子数量变化的工具变量[8～11]，分析子女数量变化对妻子或者丈夫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但是结论并不一致。一部分文献表明子女数量对家庭劳动供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比如Angrist和Evans（1988）使用前两孩性别相同或者第二胎是否是双胞胎作为工具变量，表明美国家庭额外增加一个孩子（从两个上升为三个孩子）将减少妻子劳动供给，但对丈夫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分组差异或者不显著[8]。张川川（2011）使用第一孩性别作为工具变量，结论表明中国子女数量增加（从一个上升到两个孩子）会显著减少女性每周工作大约4.5个小时[9]。然而，另一部分文献研究表明生育率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方向并非为负，比如Griffen等（2015）使用双胞胎作为子女数量的工具变量，结论表明生育率对日本女性劳动供给的长期影响显著为正[10]。Zhang（2017）使用双胞胎作为子女数量的工具变量，结论表明在中国台湾地区生育第一个孩子将降低女性劳动供给10.5%，第二个孩子将降低女性劳动供给6.5%，而第三个孩子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11]。此外，Wei和Zhang（2011）研究性别比因素对家庭从事工作类型的影响。但文献关于子女数量对家庭从事职业或者就业身份的影响研究则相对缺乏[12]。
本文与既有文献差异在于：第一，大多数文献估计孩子数量从两个上升为三个对劳动供给的因果效应，但该估计对我国的参考意义有限，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家庭生育第三个孩子属于非法行为，难以在全社会普遍提倡和推行，在当前全面二孩政策下，子女数量从一孩上升为二孩属于合法生育，其对夫妻双方劳动供给的影响方向和大小，值得探讨和估计；第二，使用双胞胎作为工具变量估计子女数量对中国家庭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较为少见；第三，现有文献较少关注子女数量对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职业和就业身份方面的影响效应。
其中，Yi表示第i个家庭（丈夫或者妻子）的每天工作小时数（Hour_day）、每周工作天数（day_week）、就业身份转换（Sel_empl）和从事经商商贩职业（Trade）。Xi是核心解释变量，它表示第i个家庭的子女数量（Num_child）、第二胎后从事目前工作（After_secbir）、第二胎为女孩从事目前工作（After_secgirl）和第二胎为男孩从事目前工作（After_secboy）。α、δ为截距项，β表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λ表示工具变量的系数，Π、Λ为向量，μi、υi为随机误差项。Z为工具变量，表示第一胎为双胞胎（双胞胎家庭为1，其他为0）和第一孩性别（女孩为1，男孩为0）。
二、数据介绍与变量选择
本文使用2013年度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估计流动人口子女数量从一个提高为两个对家庭劳动供给时间、职业类别选择和就业身份转换的影响。本文变量定义详见表1。
表1 变量统计描述
表1 变量统计描述（续）
三、子女数量上升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
（一）模型设定
在回归（4）—（6）中，以就业身份（从事自营劳动为1，其他为0）作为被解释变量，发现子女数量上升对家庭从事自营劳动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这意味着与一孩相比，生二孩对家庭选择从事自营劳动工作的影响更大，这很可能是因为雇佣劳动收入低于自营劳动收入，更难支持两个孩子的养育支出。
模式层计算输入特征向量与训练中各个模式的匹配关系，模式层神经元个数等于各个类别训练样本数之和，该层每个模式单元的输出为
其中α 为截距项，Num _childi 表示第i个家庭的子女数量，β 是本文关注的系数。Yi 表示第i个家庭（丈夫或者妻子）的每天工作小时数。Ci 表示一组控制变量，由一个交互项（妻子与第一孩子年龄交互项）、一组表示人口特征和工作特征变量构成（具体详见表1），χ 是控制变量系数向量。τi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基于子女性别分组
鉴于孩子数量与孩子性别的相关，且Wei和Zhang（2001）研究表明男女性别比失衡对家庭劳动供给的正向影响[12]，本文将样本限制在1个或2个孩子的家庭，并将其分为五组（见表2）。第一组不区分孩子的性别；第二组是仅有一个男孩和两个孩子均为男孩的家庭；第三组是仅有一个男孩和第一孩是男孩、第二孩是女孩的家庭；第四组是仅有一个女孩和两个孩子均为女孩的家庭；第五组是仅有一个女孩和第一孩是女孩、第二孩是男孩的家庭。对以上五组进行回归，子女数量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子女数量越多的家庭，其劳动供给时间也越长。在一孩与二孩家庭样本估计中，与一孩家庭相比，增加一个孩子可以使每天工作时间增加0.21小时（回归（1），不区分性别）；增加一个女孩则每天工作小时数可以显著增加0.14小时（在第一孩是男孩情况下，回归（3））和0.24小时（在第一孩是女孩情况下，回归（4））；增加一个男孩则每天工作小时数可以显著增加0.2个小时（在第一孩是男孩的情况下，回归（2））和0.23个小时（在第一孩是女孩的情况下，回归（5））。该结果显示子女数量与每天工作小时数正相关。进一步分析，观察回归（2）和回归（3），与一孩且为男孩的家庭相比，边际上增加一个男孩对每天工作小时数的影响大于增加一个女孩的影响。观察回归（4）和回归（5），与一孩且为女孩的家庭相比，家庭边际上增加一个男孩对每天工作小时数的影响略低于增加一个女孩的影响。对比回归（3）和回归（5），同样是一儿一女家庭，男孩女孩出生顺序不同，对家庭工作小时数的影响也不同。第二孩是男孩对家庭每天工作小时数的影响大于第二孩是女孩对家庭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这也许是家庭异质性导致的，比如偏好男孩的家庭与偏好儿女双全的家庭，其劳动倾向可能也存在不同。以上分析表明除了子女性别因素外，子女数量可能对家庭劳动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于直流电动机，电磁转矩的控制是根据式(4)实现的，若电刷置于几何中性线上，气隙磁场箝位效应使得转矩角λ限为定值90°电角度，控制电磁转矩主要是改变电枢磁动势的幅值亦即调节电枢电流来实现的。按转子磁场定向的矢量控制约束id=0就是效仿电刷置于几何中性线上的直流电动机控制电磁转矩的。
表2 基于子女性别分组的OLS回归（被解释变量：每天工作小时数）
此外，回归结果还显示妻子与第一孩年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孩子年龄越大的母亲，每天工作小时数往往越长。丈夫与第一孩年龄交互项显著为负（未报告），这说明丈夫每天工作小时数与孩子年龄负相关。夫妻双方每天工作小时数随着孩子年龄上升而上升。汉族人口工作小时数大于非汉族；农业户籍人口工作小时数高于非农业户籍人口。夫妻双方每天工作小时数随着学历上升而下降，随着双方年龄上升而下降（在其他回归中，这些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与显著性基本未变，故本文后续部分不重复解释）。
当节点Ν离空洞越远,它的视图控制角θ就越小。当节点Ν离空洞足够远时,视图控制角θ就趋近于零。因此,当αmin=0时,凸包H的信息传输区域是整个网络。本文将信息传输区域内的节点称为空洞感知节点HAN(Hole Aware Nodes),其他节点称为盲节点BN(Blind Nodes)。
（三）基于教育和夫妻双方的分组
在本文所有二阶段最小二乘的第一阶段回归中，F值均大于10，且工具变量的系数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回归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在表5中，回归（1）中使用双胞胎作为工具变量，子女数量的系数是0.22，略高于OLS回归子女数量系数0.205（未报告），这符合本文预期——这可能是OLS回归遗漏了“事业心”变量，导致回归结果向下的偏误，工具变量回归中子女数量系数相应估计高于在OLS回归中该变量系数。双胞胎工具变量估计的是那些如果不是因为第一胎是双胞胎，否则不会生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其子女数量的上升对家庭每天工作小时数的影响。这意味着这类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加将引起家庭每天工作小时数增加0.22个小时。在回归（2）中，使用第一孩是否为女孩作为工具变量，但子女数量系数不显著。在回归（3）中使用双胞胎和第一孩性别作为工具变量，结果显示子女数量系数为0.11。
表3 基于夫妻教育分组的OLS回归
表4表明第一胎为双胞胎家庭占一孩家庭的比例是0.0115，而占两孩家庭比例是0.0178。由于工具变量对二孩的影响来源可能存在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同家庭不同人群带来的——双胞胎家庭与因为第一胎生育女孩且还想再要一个男孩的家庭的差异；另一部分可能来源于第一胎是双胞胎家庭第二孩年龄与非双胞胎第二孩年龄的差异，表4显示双胞胎第二孩平均年龄比第二胎第二孩平均年龄将近大0.7岁。此外，在第一孩中男孩占62.45%，女孩占37.55%，其中第一孩为男孩家庭生第二孩的比例是0.318，第一孩为女孩家庭生第二孩的比例是0.488。进一步细分第一孩为男孩家庭中，第二孩为男孩的家庭占比是0.484，第二孩为女孩时占比为0.516。第一孩为女孩家庭中，第二孩为男孩的比例是0.729，第二孩为女孩的比例是0.271。
四、子女数量上升对劳动供给的工具变量估计
现阶段，对于环境监察力量，仍然处于较为薄弱的环节，管理手段和方法是比较单一、落后的，偷工减料现象屡禁不止，也没有贯彻落实好环保技术规范，处罚力度有待提升，违法成本也不高，很难有效治理和解决违法行为。基于此，必须要不断提高监督和管理的技术水平，实施严格惩处。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要合理测算污水处理的运行成本，严厉惩处故意性的违法行为，发挥出强制性和权威性作用。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数据介绍与变量选择；第三部分分析子女数量上升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第四部分是工具变量估计；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
本部分将样本分为妻子和丈夫两组，在此基础上按照丈夫教育程度和妻子教育程度分别进行OLS回归，表4回归（1）—（3）显示家庭孩子数量由一个到两个的变化对妻子每天工作时间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其中，妻子工作小时数在“丈夫教育程度为高中”时达到最高（0.37小时），在“丈夫教育程度为高中以下”时则是0.25小时，而在“丈夫教育程度为高中以上”时则是0.31小时。这表明随着丈夫教育程度上升，妻子每天工作小时数量先上升后下降。在丈夫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妻子工作小时数往往较低。后续回归（4）—（6）对妻子教育程度进行分组，结果发现在妻子教育程度高的家庭，丈夫每天工作小时数也高。这表明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加可能有利于促使家庭每天工作时间上升。
表4 工具变量统计描述
（一）子女数量对每天工作小时数的影响
鉴于教育与子女数量、劳动供给的相互关联和丈夫与妻子的异质性问题，本部分将样本按照教育程度（高中以下、高中和高中以上）和夫妻（丈夫和妻子）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3。
鉴于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比如个人的事业心，该变量一方面影响劳动供给，事业心越强，劳动供给往往越高，两者正相关；另一方面事业心越强的个人，其生育目标往往并非放在首位。事业心与家庭生育需求可能存在负相关。因而，子女数量的OLS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向下的偏误。鉴于此，借鉴Angrist和Evans（1980）[7]以及Zhang（2017）[11]的工具变量选择，本部分使用第一胎是否为双胞胎作为工具变量，估计子女数量从一孩向二孩的变化对家庭劳动供给时间以及职业类别选择和就业身份转换的影响，并报告第一孩性别（女孩为1，男孩为0）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本部分模型设定如下：
在回归（4）—（6）中使用第一胎是否为双胞胎作为工具变量。在回归（4）中，将妻子作为样本，子女数量系数是0.317（在丈夫样本中，该系数不显著，未报告。这有可能是在丈夫组中存在异质性问题）。在回归（5）中进一步将丈夫按照教育程度进行分组，发现其丈夫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时，妻子每天工作小时数与子女数量显著正相关，该系数大小约为0.56。同时也发现丈夫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时，家庭子女数量从一孩到二孩的上升对丈夫每天工作小时数的影响大小约为0.61，见回归（6）。但在高中及高中以下（丈夫）教育程度样本组中，该系数不显著（未报告）。妻子与第一孩年龄交互项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孩子年龄越大的家庭，妻子每天工作小时数越高。
苗木的生存离不开相应的监督，在管理上，需要培养技术人员掌握相应的育苗和管理技能。同时，在培训中应补充相应的技术实践，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握林木育苗技术，使造林更加符合我国的建设。林业标准在苗木培育技术管理上应引进相关新技术，提高我国造林苗木培育技术水平，在苗木的日常管理和保护上，应做到不间断监测，及时满足。苗木对水肥的需求，保证了苗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养分需求。同时，创新育苗方法，确保苗木成活率，从而保证我国林业育种的顺利实施，同时为我国人工造林事业做出贡献。
表5 IV估计：子女数量对每天工作小时数的影响
（二）子女数量对职业选择和就业身份的影响
孩子数量上升将导致家庭支出上升，进而对家庭收入水平产生刚性要求。而不同职业类别和就业身份对应着不同的收入水平。因而，子女数量上升可能影响职业类别选择和就业身份转换等。在表6中，本部分构建两个变量——是否从事经商商贩职业，生第二孩后从事目前工作变量，且同时报告OLS估计结果和工具变量估计结果。首先，在回归（1）—（3）中，以是否从事经商商贩职业作为被解释变量，发现子女数量上升对家庭从事经商商贩职业的影响方向显著为正。这也符合逻辑，因为从事经商商贩职业的家庭更有可能生养得起第二个孩子（但也有可能是经商者想通过男孩继承财富，进而生育第二孩）。回归结果表明在工具变量回归（2）和回归（3）中，子女数量变量系数均高于在OLS回归（1）中该变量系数。但在工具变量回归中，回归（2）中子女数量系数低于回归（3）中相应系数，这是可能因为不同工具变量代表不同的家庭。
本部分计量模型设定为：
表6 子女数量、生二孩对职业选择和就业身份的影响：OLS和IV估计
五、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使用“每周工作天数”度量劳动时间和使用“生二胎或者二孩后工作”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在表7回归（1）—（4）中，本文以“每周工作多少天”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但是仅有OLS回归结果显著和将样本范围限制在西部地区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家庭孩子数量从一孩上升为二孩所产生的支出增加，仅需要每天额外增加小时数进行应对，并不需要每周额外增加工作日。
表7 稳健性检验
由于孩子性别与孩子数量相关，故控制第一孩性别。由于性别因素可能影响家庭工作种类的选择。故本文在表7回归（4）—（6）中，以经商商贩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生二孩后从事目前工作、第二孩生男孩从事目前工作和第二孩生女孩从事目前工作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仍然发现生二孩后从事目前工作变量的系数显著大于零。这说明生二孩对家庭选择从事经商商贩职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许是因为从事经商商贩职业可能带来更高的收入，从而支持家庭多生一孩的养育支出。
较单一模式的句酷批改网而言，学生认为三稿式人机结合的反馈模式能更加显著地提高他们的英语写作水平（P=0.006），这与上文前后测的结果一致。
六、结论
本文使用中国2013年度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第一胎是否是双胞胎作为工具变量，估计子女数量从一孩到二孩的增加对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结论表明：第一，增加一个孩子（双胞胎家庭相对于一孩家庭）将使夫妻每天工作小时数平均提高大约0.22个小时、对家庭从事经商商贩职业和从事自营劳动产生显著为正的影响。第二，丈夫和妻子每天工作小时数随着他们自身年龄的上升而下降。丈夫每天工作小时数随着孩子年龄上升而下降，而妻子每天工作小时数随着孩子年龄上升而上升。第三，从学历上看，妻子劳动供给时间随着丈夫学历上升而先上升后下降，丈夫劳动供给时间随着妻子学历上升而上升。这意味着在老龄化日益加剧和劳动供给短缺的背景下，流动人口家庭生育二孩有助于增加社会劳动供给时间。最后，该研究对理解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注 释：
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5%E6%9C%AC/111617?fr=aladdin#reference-[3]-14766485-wrap（2016年日本人口）；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E%E5%9B%BD/125486?fr=aladdin（2016年美国人口）；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0562983738706563&wfr=spider&for=pc（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
② 使用该年数据是因为它提供了双胞胎信息，这利于本文使用双胞胎数据进行工具变量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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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6X（2019）04-0032-08
doi： 10.3969/j.issn.1672-626x.2019.04.004
收稿日期： 2019-03-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7YJC790060）
作者简介： 江涛（1982-），男，湖北鄂州人，湖北经济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口与劳动经济学。
（责任编辑：彭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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