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诚[1]2001年在《论我国违约损害赔偿法律规定的适用问题》文中认为本文探讨的是我国违约损害赔偿法律规定的适用问题。文章写作的背景是《合同法》颁布实施不久，其中有关违约损害赔偿规定的适用，特别是新制度、新规则的适用问题尚欠系统充分的研究，而此前的司法实践也未为之提供足够的经验积累。基于此，笔者在文中运用比较研究、实证、评说、历史研究、法理研究、逻辑研究和经济分析的方法，全方位剖析了违约损害赔偿法律适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期对《合同法》在违约赔偿案件中更好地适用有所助益。本文首先集中探讨了研究违约损害赔偿法律适用问题所关涉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作为下文的铺垫；接着分析了违约损害赔偿适用的前提，即赔偿责任的构成；最后论述了违约损害赔偿的具体适用。除前言、结论外，本文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违约损害赔偿法律适用的五个基础性问题，包括：（1）违约损害赔偿概说，其中阐明了违约损害赔偿的概念、特征并指出在我国，损害赔偿的方法应是金钱赔偿；（2）违约损害赔偿的性质和目的，论证了违约损害赔偿的基本性质为补偿性的观点，并进而推出赔偿的目的是使受害方的利益达到合同如约履行情况下的状态；（3）违约损害赔偿的确定方式，指明损害赔偿责任有法定和约定两种确定方式，后者的适用优于前者；（4）违约损害赔偿的原则，提出并分析了违约损害赔偿应当遵循的完全赔偿原则、合理限制原则以及受害方标准原则；（5）违约损害赔偿与其他违约救济措施的关系，认为损害赔偿与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之间的关系为功能互补，而违约金则属于约定损害赔偿的范畴。第二部分是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问题。其中首先论证了违约责任的基本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原则，并分析了归责原则的适用；随后阐述了违约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认为其积极要件是当事人实施了违约行为，消极要件是不存在免责事由；最后探讨了作为违约损害赔偿适用条件的损害和因果关系问题，在考察国外相关学说的基础上，阐明了损害的概念及构成条件，特别指出在某些情形下对非财产损害亦应赔偿，同时认为对因果关系应当借鉴“二分法”理论进行分析。第叁部分是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这是违约损害赔偿具体适用的两大问题之一。该部分先从正面对损害赔偿的范围作了界定，继而从概念、适用条件、<WP=3>适用方法、适用效果的角度论述了作为赔偿范围限制规则的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责任相抵规则及损益同销规则，重点是可预见规则。第四部分是赔偿数额的计算，这是违约损害赔偿具体适用的另一问题。其中探讨了违约损害赔偿计算的基本方法以及时间和地点，认为赔偿数额的计算应当根据自违约时起至提起诉讼时止，对受害方最有利时的债务履行地的相关情况，依照“损害赔偿额=现实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或者“损害赔偿额=价值损失+其他损失-避免的费用-避免的损失”的一般公式，酌情选择适用具体或抽象的计算方法来进行。
方乐坤[2]2012年在《精神利益保护与民事责任体系完善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探讨了自然人之健全禀性如何能在民事责任体系中得以妥当表达的问题。基于人的精神性存在本质的判断，文章以人的精神利益保护和民事责任体系为主题线索，选取的宏观逻辑理路为：人的存在本质——传统民事责任体系对人的存在本质的理解偏差——对传统民事责任体系理解偏差的校正——校正的民事责任体系论之应用。通过逻辑展开，力图论证：为主体完整人格之维护计，统一民事责任（救济）法是必要的；在我国民法典之民事责任体系的构建上，亦不可过于强调合同不履行责任与侵权责任之间的绝对界限，而应本着适度融合的原则，有限度地采用统一民事责任法。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是对论题所及之核心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逻辑关系的一般性论述。本章认为，现代条件下，人之需求层面的精神利益的地位呈上升之势，而近代以来的民法体系对人的精神利益的总体保障却显不足；这样，精神利益概念便被赋予了保障人格完整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规范价值。而主体人格需求结构决定着法律责任的构建模式，民事责任体系的状况则影响着人的精神利益实现的效果。在人的精神利益理应摆脱其式微地位并得以彰显的价值背景下，作为“精神利益”概念之外部体系的民事责任体系，亦应走出财产中心主义的近代模式，而在人格之完整保护目标下作出新的选择。第二章为历史论。主要以罗马法、英国私法和德国民法为场景，考察传统民事责任体系的历史由来和总体面貌，勾勒其有关精神利益保护的基本状况。本章认为，罗马法对于法律责任的理解以人的整体性维护为价值基点，具有回应法律主体全部合理诉求的潜在功能，蕴含着眷顾主体精神利益的内在机制。罗马法私犯形态及其重罚立场在近代民法中的消失，为后世提出了在民事责任法中如何救济道德损害以保证人的精神利益完整的问题。英国法民事责任体系的形成受制于司法理性，沿循一种实践推动模式，从而在划界上有其模糊性。一般认为，英国责任法针对应受责难之行为或应受保护的利益而构建，奉行“救济先于权利”的理念。与其欠完备的人格权保护体系形成反差的是，英国法有着较发达的实质意义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机制。就人的整体保护而论，罗马法在英国私法中的遗存更为可观。《德国民法典》民事责任体系的形成多为一种学术习得，更多服从于实证私法之体系构建及其逻辑自证的需要，而非德意志社会历史自身发展的产物。出于体系运作的需要，《德国民法典》最初将对主体精神利益的保护设定于有限的范围之内。而现代以来，此种保护正在走出传统民事责任体系的教条误区，明显呈现出扩展之势，具体表现为受保护的人格利益内容和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扩展。第叁章为批判论。主要从现代条件下民法价值趋向的变化着眼，探讨传统民事责任体系在保护人的精神利益和整体存在上的功能缺陷。本章认为，现代条件下，民法的总体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由追求符合法的安定性取向的形式正义向追求符合法的社会妥当性取向的实质正义过渡，由抽象人格的塑造向特定领域中具体人格的塑造过渡。而传统民事责任体系脱胎于近代民法的价值体系，在实现对人的保护上必不能适应现代民法的价值原则和内在要求，存在着规范功能上的缺陷。其缺陷主要表现为：绝对理性主义价值基础没有为人的情感留下空间；私法部门化不利人之整体存在的法律实现；私法关系货币化减损了人之存在意义；意志论义务基础有损实质正义。第四章为完善论。沿着克服传统民事责任体系功能缺陷的思路，探讨了物法领域里人的精神利益保护的问题。本章指出，面对人之存在意义日益凸显的客观趋向，现代民法秉持人的全面保护的理念，开始纠正传统民事责任体系的有关规则，对物法领域中某些特定结合情形下的精神利益予以强调保障。在人格与财产的关系问题上，本章认为，人格财产的概念的提出，其规范价值在于倡导财产与人身的适度融合以及对于物法领域之人格利益的尊重；人格财产之人格利益保护改变了传统民事责任体系中主、客体对立和“人—物”二分的既定格局，从而对民事责任体系提出调整和更新的需求。财产权的人格属性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它契合了现代民法关注人格完整性的价值走向。在有关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如何可能”的问题上，本章认为，应坚持人的保护的价值立场，遵循全面性和典型性的类型化原则，将违约精神损害归纳为直接精神损害和间接精神损害两大类型，该两大类型又可作进一步划分；同时，应确立“涉人身性规则”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诸限制规则中的统领地位，使之成为评断违约精神损害可赔性的根本规则。第五章亦属完善论。主要为寻求利于人之全面保护的民事责任体系宏观设计的探讨。本章指出，在应对人的价值之私法实现障碍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均对自身的私法体系作出相应调整。这些调整的思路或体现为契约责任的扩张，或为侵权法规范范围的扩大，抑或为区域私法统一运动中更为宏观的协调与架构。相应地，在英美法系国家里，私法领域亦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理论碰撞与更新；阿蒂亚所代表的意在寻求私法责任更高层次之协调的理论必将或正在对现代民事责任体系产生影响。此外，一些非典型法域国家的现代民事责任的立法和理论亦呈现出某些新动态，成为现代民事责任体系选择的参考素材。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认为，一种基于人的精神利益充分保护的民事责任统一化思路是可行的。统一民事责任法的实质是以利益保护为核心的损害赔偿法。其价值目标应遵循恢复性原则；其效力基础体现为不得侵害他人权益的一般法律义务的遵守，该义务的统一基础在于“法律上之注意”，乃是一个以注意程度的高低而依次排列的概念体系；其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应在扬弃“主观可责难性”概念的基础上，寻求一种对于“可责难性”的客观解释论，从而形成一个以归责事由为表现形式的综合评价体系。第六章为相关问题论。主要是关于以人的整体性存在追求为价值目标的现代民事责任法之特有样态及发展趋势的探讨。本章认为，精神利益为核心的利益保护取向要求一种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人之精神性存在为目的的责任形式组合，亦要求每种责任形式具有服务于人之精神性存在本质的功能；同时，此种取向亦将影响到未来社会救济立法的选择。因而，“民事责任方式”、“惩罚性损害赔偿”、“民事责任法的未来地位”成为本章的关注点。就民事责任方式而论，本文力主一种多元化和淡物质化的组合模式，提出：对于非财产损害，宜改变厚金钱救济手段而薄非金钱救济手段的现状，强调宜使两类救济手段处于同等适用地位；对于财产损害，应在保证金钱救济为主的同时，亦不绝对排除特定情况下非金钱救济手段适用的可能。就惩罚性损害赔偿，本章指出，传统责任法中有关惩罚性赔偿的绝对规则正在逐一被修正，惩罚性赔偿的现代民法适用地位有所上升。由此得出的启示是：近现代民事损害赔偿制度不能有效救济道德损害；宜在现代民事责任体系中贯穿以人格在场为侧重的新的利益观；于立法选择上，不必照搬美国式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应树立全面救济的民事责任立法理念。就民事责任法的未来命运的问题，本章认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不能深入触及人的精神世界；唯有民事责任法，才能以其特有的伦理原则，救赎人的精神困境，最大限度地眷顾和还原人之生存的本质意义。人之精神性存在本质决定民事责任法具有不可替代性。第七章为本土优化论。主要意在对我国精神利益保护与民事责任体系的相关立法和理论作一概观，并力求对未来民法典民事责任体系的选择提出建议。在全面考察我国精神利益保护制度体系的基础上，本章认为，在制度层面上，我国对主体精神利益的总体保护态度是谨慎的，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主体精神利益保护需求与救济制度供给不足的矛盾，我国法中的主体精神利益保护面临着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双重冲突。传统民事责任体系在我国立法和学理层面获得了相当的认同，同时，亦出现了对民事责任体系传统理论的反思与批判，民事责任与债的分离论、两大民事责任“边缘地带”的探讨以及民事责任统一化理论思路，均为我国未来民法典之民事责任体系构建提供了理论素材。最后，立足现代民事责任的发展趋势，在全面揭示诸民法典草案及学者建议稿于民事责任体系安排之不足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未来民法典之民事责任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即：坚持人本理念和人的整体保护原则，以恢复和保持人格之圆满状态为救济目标；对现代社会实际保持必要的适应度，不宜明确地造成民事责任板块在制定法层面的尖锐对垒；借鉴我国《民法通则》和《荷兰民法典》的相关做法，采用有限度的统一民事责任法。
朱兰春[3]2014年在《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201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1985年5月起,至2014年12月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约8000件民事裁判文书或案例,与多数人的想当然所不同的是,其中绝大部分是最高人民法院自己审理的案件。这是一个日益巨大且十分宝贵的司法资源库,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持续发掘,总结审判经验,理清法理逻辑,洞悉裁判思维,辩明发展方向,必将直接、持久地惠及于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把案例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准。本书认为,面临大数据时代的海量司法资源,欲保持实践对理论的丰富和滋养,又不失理论对实践的统摄和把握,首先应对现有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革新,这是衡量案例研究质量的重要尺度,也是提高案例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目前通行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实务取向的案例汇编解析法,还是理论层面的法律关系分析法、请求权基础体系法,均是前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对应的是个案研究,遵循的或是从特殊到一般,或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路径,其特征是微观分析,其优势是分析透彻。但面对司法资源信息浪潮的冲击,以现有研究方法应对,沧海拾贝绰绰有余,总揽全局能力不足。更为严重的是,后者的困境如长期存在,将全面解构前者的存在价值。黑格尔认为,“真实的只是整体”,我国哲学家王太庆先生进一步引申为,真理是全体,不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哲学如此,法学亦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例研究的危机,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危机。提出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以通盘把握更为深刻的裁判思维,正是本文的全部目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危机,迫使笔者不得不另寻研究制高点,最终立足于民法基本理论体系,以“主体、行为、权利、责任”为基元,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提炼出四元结构分析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部民事案例,以四元结构重新归类、多次归类,遵循的是从一般(大理论)到一般(大实践)的认识路径,使得极为浩繁的实证研究,获得了相当清晰的方向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述困惑,为理论重新找回了自信。更重要的是,四元结构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根红线,在对全部民事案例的提精取萃中,基本理清了最高法院叁十年来民事审判的历史脉络,证实了笔者长久以来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最高法院民事审判思维已初步成型,但尚不固定,且未来走向仍不确定,由此形成了本文的中心命题：作为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四元结构既是统领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的总线索,也是揭示最高法院民事审判规律的总钥匙。显然,这一中心命题由两个相互缠绕的子命题组成。笔者紧紧围绕上述中心命题,按双螺旋线索展开全文,一方面论证,四元结构能否以及如何起到统领作用；另一方面实证,最高法院的审判思维是否以及如何相对成型于四元结构。开篇从以往的研究经验出发,上升至方法论的高度自我反思,在民法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提炼出四元结构方法的分析框架,再以此切回到对全部民事案例的梳理,以该分析框架的每一基元为标准,提取案例公因式,构筑了四个子系统,依次分别为“界定民事主体”、“判断法律行为”、“保障民事权利”、“划分民事责任”。而每一子系统项下,又不断细分若干裁判元素或类型,继续细分和提取案例公因式,如“界定民事主体”子系统项下,又可细分出“适格当事人的审查标准”；“判断法律行为”子系统项下,最终可细分出“影响效力的主要因素”,等等。理论结构从主干一直延伸到毛细血管,在案例诸元素的重新归纳、逐级整合中,图景脉络越来越明晰,体现出理论对实践的总体驾驭。与此同时,看似杂乱无章的海量案例,也经由毛细血管的吞吐、梳理,开始井井有条,显出内在的机理,并经由主干直通理论结构,体现出实践为理论的源头活水。理论与实践的穿梭往来,最后合而统之于有机之四元结构,并收于对最高法院审判思维的整体考察中,得出全文结论。各章的实证研究表明,叁十年来,最高法院在界定民事主体时,开放中有规范；在判断法律行为时,宽松中有反复；在保障民事权利时,绝对中有限制；在划分民事责任时,承担中有平衡。笔者相信,如果不从四元结构方法的理论自觉出发,很难从容俯瞰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在长时段中的总景图,传统研究方法的乌龟再努力,也永远追不上司法的兔子；更难深入探究最高法院法官群体审判思维的模块要素,一块砖头研究得再仔细,仍可能对整座大厦的结构一无所知。相较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以四元结构梳理和分析最高法院叁十年来全部民事判决,在此基础上总结民事审判思维以及审判规律,这在国内尚属首次。这一研究有如下四个特征：覆盖范围广,时间跨度长,研究方法新,理论张力强。覆盖范围广,是指研究对象包括最高法院迄今公布的全部民事判决,把以往民事判决的类型化研究,推进到全口径研究的更高层面；时间跨度长,是指研究案例上溯1985年5月起,下至2014年12月止,历时整整叁十年；研究方法新,是指突破了现有实务和理论方法的局限,提出了四元结构作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统摄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涵盖案件审理主要环节；理论张力强,是指四元结构本身脱胎于民法理论,既是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也是民法思维的逻辑构造,其强大的理性思辨力,与万花筒般的司法现实之间,构成必要的张力,二者未来的互动将演绎丰富的可能性。鉴于案例库数量巨大,加之这一研究方法本身,对首创者的识见和意志均要求极高,笔者虽竭尽全力,但兼受学识、专业和精力所限,学术勇气有余,学术水平有限,故本项实证研究尚存诸多不足,尤其在个案的的法理生成路径、案例之间的内在机理关联、审理模式的历史节点转换、法官心证判断的识别依据等深层次领域,均无力涉及或浅尝辄止,一定程度上限制、削弱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品质。对此,笔者完全有自知之明,将正视不足与缺陷,并以此为动力,听从命运的召唤,继续投入到这项永无止境的研究事业。
裴剑桥[4]2017年在《论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1世纪的今天,我国科技,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势头,中国特色法治社会的逐步建立为各项事业的发展又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随着人民群众法治观念的不断加强,知法、懂法、用法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大法宝。而伴随着每一部新法的颁布和实施,中国特色法律体系逐步被建立起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法律在某些领域确实还存在着不足和缺陷,这些不足和缺陷对于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显示出其苍白之处,也给面对这些问题的法官造成了尴尬的处境。而本文所研究的精神损害赔偿在违约责任中的应用问题正是我国法律有待解决的不足之处。对于合同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他国家也经历过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完善的发展过程。但是或早或晚,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都建立起了完善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机制。这得益于这些国家人格权益的较早发展,人们对于精神利益的追求自然早于我国,因而法律对于精神损害的保护也更为完善。而精神利益在我国最开始得不到承认和重视,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逐渐提高了对精神利益的需求程度。至此,因精神损害寻求赔偿的观念才逐步被人们所接受,进而出现了在违约领域寻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例子,而我国现阶段法律对此并不予以承认。但是通过对大量司法实践和学说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到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而由于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发展较慢。立法观念过于传统,使得这项制度并无法律依据。但既然问题现实的存在,而且当前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多数的处理方式不尽合理,所以,将该制度纳入法律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从精神损害入手,通过对精神损害这一概念的全面阐述,过渡至文章所讨论的中心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并且通过对国外立法情况的分析和总结,以及对我国现有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现有学说合理性的分析,得出该制度在我国应当存在的充分理由,进而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遵循的原则、适用的合同类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等方面提出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的具体措施。
王晶[5]2016年在《违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合同违约是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一直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诸多争议。在我国传统的民法理念中,采用的是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二元救济体系,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专属于侵权责任领域,而对于违约中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守约方只能借助我国《合同法》第122条获得法律救济。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合同法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将传统的二元救济体制完全割裂开来的做法已经严重的阻碍了合同救济的充分实现。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逐渐重视精神利益并且已经出现越来越多与人身利益密切相关、追求精神享受的合同,同时司法实务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在合同诉讼中获得支持的特定合同案例。然而,这些判例都是出于平衡个案正义的角度、或是将我国现有的法律进行扩张解释作为判案的依据,我国的现有法律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得法院在判决时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特定情况下,违约行为导致精神损害这一损害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在合同订立时是应当并且可以预见的,所以合同法对此予以保护是切实可行的,可将其归为违约责任范围内,从而保护合同守约方的合法权益。而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条文,其目前仍然处于真空地带,这使得守约方的精神权益难以得到救济。从国际社会来看,两大法律体系为了顺应时代发展和生活需要均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了相关立法,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合同法领域,不再仅局限于侵权法领域中。随着我国涉外民事交往的增多,涉外民事赔偿纠纷的案件会有所上升,这就需要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更好的维护守约方的权益。本文对域外违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条款及司法判例进行考证和分析,充分证明了精神损害赔偿可适用于违约责任中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之上,本文结合我国相关领域的司法实践对我国现行合同违约赔偿制度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并且,在借鉴域外立法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之上,对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适用的合同类型、适用的范围、适用的限制等问题进行了立法建议,并且提出我国合同违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实现路径选择。
许凯[6]2012年在《侵权冲突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侵权冲突法是一项古老但又充满生机的国际私法制度。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国内，关于侵权冲突法的理论、立法与实践均伴随国际私法一同起步。在传统意义上，由于国际私法价值论上单一的冲突正义取向，侵权冲突的法律选择规则主要表现为侵权行为地法规则和法院地法规则的互相限制。然而，到了现代社会，因为实质正义价值取向的异军突起，导致侵权冲突法律选择规则呈现出范围扩大化、规则多元化、方法多样化的特征。时至今日，当代侵权冲突法的发展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在实践中愈发成熟，在立法上更加独立，美国和欧盟侵权冲突法的最新发展成为了推动这一领域向未来迈进的最新动力。与此同时，我国在2010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通过之后，侵权冲突法的立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研究侵权冲突法的发展规律和演进趋势，不但有助于理论上的拓展与深入，而且对将来国际国内的侵权冲突立法亦有很大助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旨在以侵权冲突法的历史演进为主线，对于这一领域在不同时期的理论问题、立法表现以及司法实践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以期总结出侵权冲突法在各个时期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趋势。全文共分为五章（15节），字符数（不含空格）共计约26万。在论述方式上，全文以归纳总结为主，以问题研究为中心，涵盖了侵权冲突法在国际国内各个时期的基本问题，力求达到资料穷尽、论证周延。导言部分，主要从选题意义与研究角度、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方法、创新与不足四个方面展开。笔者认为，将侵权冲突法的发展历史区分为传统、现代、当代叁个历史时期，讨论这叁个历史时期中侵权冲突法所呈现的不同特点与取向，并进而对于一些特殊性的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在现今国际国内侵权冲突法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对于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适当的分析恰逢其时。在国内外文献的综述方面，国内对于侵权冲突法的研究尽管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仍然与国外的研究有着不小的差距，因而结合国际国内的研究成果，兼收并蓄地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很有必要性。在全文的论述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历史研究、文本研究、比较研究、案例研究和统计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最后，虽然本文在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上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但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章，“侵权冲突的传统法律选择方法”，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侵权行为地法规则、法院地法规则以及重迭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和法院地法规则的全面分析，厘清叁种规则在传统侵权冲突法中的演变发展和不同地位。侵权行为地法作为调整侵权法律冲突最为重要的系属公式，其不仅在理论上受到法则区分说、国际礼让说和既得权说的肯定，而且在早先的各国实践和国际条约里亦有体现。笔者在明晰其理论基础和优越性的同时，对于侵权行为地的确定问题提出了一些认定方法。单一适用法院地法调整侵权法律冲突尽管受到了魏希特和萨维尼的支持，但其在各国的实践中基本不被接受，所以笔者采用批判的视角对这一系属公式进行了评价。重迭适用权行为地法和法院地法是一种限制侵权行为地法功能、保护法院地国利益的冲突规范，其发轫于英国法中的双重可诉规则，在大陆法系传统的国际私法中也多受推崇。究其原因，其体现了一种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适当平衡，也是传统国际私法以冲突正义为唯一价值取向的最优选择。第二章，“侵权冲突的现代法律选择方法”，主要选取了美国、英国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现代侵权冲突法作为论述依据，以期对现代多元化的侵权法律选择方法进行全方位的解析。对于美国现代侵权冲突法而言，其源于对《第一次冲突法重述》侵权行为地规则的批判，兴起于冲突法革命中的各家学说的论战，并以《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编撰达到顶点。巴布科克案是美国司法实践中侵权冲突法律选择方法的转折点，此后美国的司法实践在各种现代冲突法学说的指引下，呈现出灵活性、多样性的总体特点。英国现代侵权冲突法起始于莫里斯教授提出的侵权自体法理论，尽管这一理论没有得到实践的完全响应，但其却为1995年《国际私法（杂项规定）法》的出台提供了理论依托。20世纪中后叶，大陆法系国家国际私法法典化的浪潮带动了侵权冲突法的改革，而最密切联系原则、保护弱者利益原则、意思自治原则以及直接适用的法理论的出现成为了这一时期大陆法系侵权冲突立法的典型特征。这一时期之所以产生了法律选择方法上的重大变化，原因在于对实质正义价值的追求成为各国所一致的努力方向。第叁章，“现代侵权冲突法中的特殊问题”，主要针对侵权冲突法在现代法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叁大特殊问题进行探讨。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时的法律选择问题在现代国际民商事争议中是一个焦点问题，其不仅会涉及到民法理论中对于责任竞合的基本理论，也与国际私法中的识别制度息息相关。在这种特殊情形下，侵权冲突的法律选择规则会受到合同关系、合同准据法和合同免责条款的影响。分割方法作为一种颇具争议的法律适用方法，其已经在现代美国的侵权冲突法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欧洲国家一般对其保持谨慎的态度。因此，笔者在揭示分割方法理论内核的基础上，对其在侵权冲突法中的适用场合和适用程度进行理性思辨。现代侵权冲突法的另一特点在于区分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并为后者设置独立性的调整规范。笔者在文中选取了产品责任、公路交通事故、一般环境侵权、知识产权侵权、不正当竞争和侵害精神性人格权六种典型的特殊侵权行为，并通过比较方法对现代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特征做出归纳和总结。第四章，“当代侵权冲突法的动向与趋势”，主要通过对新世纪以来欧美侵权冲突法最新进展的分析，进而从宏观角度对侵权冲突法在当代的发展趋势予以回顾和展望。其中，美国当代的侵权冲突法具有两大动向：一是冲突法理论界在批判《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基础上，对于《第叁次冲突法重述》的制定提出了众多的方案，其中包含了许多有关侵权冲突法的重构意见；二是侵权冲突法的统一化和成文化倾向显着，在联邦层面主要是1993年美国法学会批准的《混合诉讼规程》，在州一级层面主要有1992年路易斯安那州的《侵权冲突法》和2010年俄勒冈州的《侵权冲突法律选择法》。在欧洲，欧盟的成立为制定该区域内统一的侵权冲突法提供了平台，2007年欧盟《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简称：罗马规则II)代表着当代侵权冲突法的发展方向，因而本文对其内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最后，笔者在本章末试图从四个方面对于当代侵权冲突法的未来走向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结论性意见。这四个方面包括：侵权冲突立法的成文化与趋同化；实质正义价值的追求与限制；叁种法律选择方法的对立统一；法律选择确定性和灵活性的平衡。第五章，“中国侵权冲突法的历史与展望”，主要是在回顾中国侵权冲突法发展历史的前提下，对于侵权冲突法在中国的立法现状、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进行全面审视，并结合前章的结论性观点提出一些意见与建议。中国侵权冲突法的萌芽自封建时期即已有之，但时至1918年才有了自己第一部成文的国际私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侵权冲突立法经历了《民法通则》时期的初步发展，在21世纪的初叶进入了一个成熟期。当代中国的侵权冲突法以理论研究为先导、司法实践为检验，2010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出台更是将其带向了一个新的立法高度。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当代中国侵权冲突法在法律渊源、立法体系、立法技术以及司法实践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因此，以侵权冲突法在当代的趋势为指导，为中国侵权冲突法在未来的发展献计献策，是笔者在文末重点关注的内容。
杨斌[7]2005年在《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惩罚性赔偿制度是英美法的重要法律制度,并已经对大陆法系损害赔偿理论和立法及司法实践产生了影响。本文采用比较法学的方法,对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正文约四万叁千字。导言从介绍英美法上惩罚性赔偿制度入手,引出论文所要讨论的问题。第一章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含义及历史演进首先介绍了英美法中惩罚性赔偿的含义,然后介绍了中国学者对惩罚性损害赔偿含义的认识,在对上述含义分析评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观点。并在对惩罚性赔偿与相关概念进行厘清之后,梳理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发展演变轨迹。第二章惩罚性赔偿的特征和功能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惩罚性赔偿有惩罚性、主观上可责难性、法定性、依附性四大特征,具有惩罚,威慑、补偿、激励四大功能。第叁章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包括主观要件,客观要件、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行为和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英美法上惩罚性赔偿制度广泛适用于侵权案件,产品责任案件、合同责任领域。而就我国而言,不宜在合同领域中广泛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该制度在合同领域的适用应严格限于交易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一方滥用优势地位恶意违约,侵犯相对方权益的合同案件类型。第四章我国现有惩罚性赔偿规定的评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梁彗星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立法课题研究组撰写的《中国民法典建议草案》中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评析。第五章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构就我国而言,本文认为,在侵权责任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包括故意、重大过失侵犯他人人格或财产案
熊进光[8]2006年在《侵权行为法上的安全注意义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迈入21世纪的侵权行为法正悄然发生变革。尤其是在过失侵权责任领域，由于过失判断的客观化，注意义务的存在及其违反不仅成为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过失的客观依据，并且在不断强化保护受害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侵权行为法发展过程中，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作为司法判例创造产物的安全注意义务，它既表现为基于法律规定、契约约定或先行行为而在特定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注意义务，也表现为营业活动的经营者、公众参与活动的组织者对消费者或特定人所承担的保护义务；这种注意义务或保护义务的建立，不仅在作为的侵权责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在不作为的侵权责任中也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即，从注意义务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主要体现着保护受害人人身安全之法律理念的安全注意义务，不仅成为作为的侵权责任中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是否具有过失的客观依据，而且藉以刑法上不作为犯之行为性理论和作为义务理论的运用，建立起积极作为义务之违反的不作为侵权责任。同时，由于安全注意义务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和独特的法律功能，其适用范围已经从最初的供公众往来的交通领域的安全，扩大至整个私法交易、甚至一般社会活动领域的安全；并且呈现出从合同保护义务向侵权性安全注意义务，从物的安全注意义务向人的安全注意义务和社会活动中一般安全注意义务转变的发展趋势；负有安全注意义务的主体，也从经营者、组织者扩大至参与社会活动的一般人，只要其是某一危险源的开启者或维持者，就负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损害发生的注意义务；在产品责任、道路交通、医疗服务等领域，安全注意义务亦寻找到了合法存在的空间。并且，安全注意义务的发展趋势并未停滞。 在我国，近年来在酒店、餐厅、歌舞厅、银行等营业场所或公众参与活动场所，因经营者、组织者未能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而导致消费者或受害人遭受严重人身伤害事故的大量发生，既有的侵权行为法却很难为受害人提供法律支持，因为经营者、组织者之违反安全注意义务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不作为，现有的理论已经无法合理解释不作为侵权责任问题；而安全注意义务在过失侵权责任领域的确立，使其独特的规范功能得以发挥，为不作为侵权责任提供了理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对经营者、组织者的安全注意义务的规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另一方面，正值中国民法典制定之际，安全注意义务理论又获得了绝佳的发展机会，这既表现为通过《民法典·侵权行为
邬砚[9]2015年在《侵权补充责任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侵权补充责任及相关侵权行为类型为主题,全文包括绪论、第一至六章,以及结论。“绪论”包括叁方面内容:首先,对民法上的补充责任进行了脉络梳理。包括探寻补充责任在我国法中的发展轨迹、对现行法中关于补充责任的各种规定予以归整、对补充责任进行类型区分,进而把本文的研究主题限定为“侵权补充责任”。其次,介绍了学界对侵权补充责任的理论争议,根据学者所持不同立场,将学界观点分为赞成派、改良派与否定派,并对其贡献与不足进行了评述。针对现行法中关于侵权补充责任的相关规定,列举了六个案例,以说明现行规定还存在诸多疑惑与不足,需要通过体系化的研究进一步阐释与完善。最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一章为“侵权补充责任的基本涵义”,立足于描述。主要站在解释论的层面,讨论侵权补充责任的特定构成要素。最终认定,侵权补充责任包括叁个基本要素:“责任顺序法定”、“补充责任范围受到双重限制”、“补充责任人享有全额追偿权”。其中,“责任顺位法定”是指直接责任处于第一顺位,补充责任处于第二顺位;“补充责任范围受到双重限制”表明,补充责任并非对直接责任人无力赔偿部分的全额补充,而是在直接责任人无力赔偿的范围内,再根据补充责任人自身的过失行为,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补充责任人享有全额追偿权”表明,补充责任是风险责任,直接责任是最终责任。第二章为“侵权补充责任的特有属性”,系以“一物和他物在相互关联时表现出来的质”为视角,廓清侵权补充责任与所涉相关事物的关系。一是通过分析侵权补充责任与传统的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按份责任的区别,认定侵权补充责任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的多数人侵权责任形态;二是将侵权补充责任的性质归纳为直接责任的承担具有绝对性、补充责任的承担具有不确定性、补充责任与直接责任具有牵连性;叁是围绕侵权补充责任的效力,分析了责任承担的效力、责任免除的效力、抗辩权的行使主体、抗辩权的行使效果等四个方面;四是就侵权补充责任所涉相关请求权之间的关系,予以了澄清。包括对直接责任人的侵权请求权与对补充责任人的侵权请求权,无法为现有请求权理论所涵括;对直接责任人的侵权请求权与对补充责任人的违约请求权,构成广义的请求权竞合;对补充责任人的侵权请求权与对补充责任人的违约请求权,则构成狭义的请求权竞合。第叁章为“侵权补充责任对应的侵权行为类型”,立足于联系,即将侵权行为类型与侵权补充责任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首先,介绍了配置侵权补充责任的典型侵权行为类型,即对第叁人侵权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对第叁人侵权未尽到教育保护义务的行为,对虚假证明材料出具不实公证文书的行为;其次,探讨了被误定为侵权补充责任的侵权行为类型,即派遣劳动者致害中的派遣单位侵权行为;再次,展示了被忽略的侵权行为类型,包括会计师事务所的过失审计行为,检验机构、认证机构的不实检验或认证行为,被监护人因教唆、帮助致害,监护人未尽监护责任的行为,使用人驾驶机动车致害,所有人未尽注意义务的行为;最后,分析了被误读为侵权补充责任的侵权行为类型,如第叁人侵权导致的受益人补偿责任、子女致人损害导致的父母责任、不动产物权登记错误导致的责任、表见经营中的被挂靠人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或无法提供侵权人信息的责任、雇员受害时的违法发包人(或分包人)责任等六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归纳了现行法配置侵权补充责任的一般规律,包括侵权行为、主观心理状态、归责原则、涵摄范围等几个方面的规律。第四章为“多数人侵权责任制度的域外实践及启示”,立足于比较。一是多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比较考察,介绍了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所存在的多数人侵权的责任形态;二是就我国法配置为侵权补充责任的侵权行为类型,对域外法配置的责任形态进行了考察;叁是鉴于当前欧洲的统一私法运动如火如荼,对欧洲最新的几个非正式法律文本,如《欧洲侵权法原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造成他人损害的非合同责任》、《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讨论草案)》中关于侵权责任形态的规定,予以了关注。通过比较法考察,得到如下启示:侵权补充责任属于比较法上的“特例”,域外法选择的责任形态比补充责任更加严格,多数人侵权的责任形态日益丰富,责任形态呈现出向“类型混合”发展的趋势。第五章为“侵权补充责任的贡献与不足”,立足于证成与反思。第一,分析了补充责任人承担责任的法理基础,进而认定,根据成本分析理论、危险控制理论与信赖关系理论,要求补充责任人承担责任具有正当性;第二,针对否定侵权补充责任的观点,如违反全部损害赔偿原则、违反过错侵权责任、违反保护义务基本精神等,逐一进行辨析,最终认定,这些反对观点有的不能成立,有的虽包含了合理的成分,但尚不足以从根本上否定侵权补充责任的成立;第叁,从侵权补充责任所涉及的利益衡量、所涉及的因果关系、所独具的制度优势入手,说明侵权补充责任的制度设计包含了合理因素;第四,站在反思的角度,本文亦承认,侵权补充责任并非无可挑剔的责任形态,其与违反合同附随义务的违约责任无法协调,“责任顺位法定”对赔偿权利人不够公平、对二次诉讼成本的分配不尽合理,且导致求偿程序繁琐。第六章为“侵权补充责任的完善”,立足于改进。针对现行法中关于侵权补充责任的规定,本文主张从如下四个方面予以完善:一是部分规定未考虑到侵权人主观心理状态的不同,统一配置为侵权补充责任,对此,应通过限缩解释的方法,将侵权补充责任的适用范围限定在“直接责任人故意+补充责任人过失”这一结构中,至于在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之间就故意或过失产生的其他搭配结构,则应采取其他责任形态;二是鉴于侵权补充责任所涉保护义务具有多源性,故通过类型化的方法,将其区分为基于特殊关系所产生的保护义务、基于信赖关系所产生的保护义务、基于危险控制所产生的保护义务等叁种类型,同时,主张通过可预见规则、诚实信用原则对其适用范围予以限制;叁是鉴于侵权补充责任关于责任顺位的制度安排缺乏正当性,在立法论层面,主张用“相应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取而代之,在解释论层面,则提出了两个解释路径,包括改造补充责任人的先诉抗辩权,或将“补充”限定为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在内部责任分担上的相互关系;四是针对侵权补充责任的诉讼形态,最高人民法院杜撰的“单向的必要共同诉讼”不尽合理,主张根据赔偿权利人起诉的不同责任主体,在尊重原告选择权的基础上,实行分类规制。最后是“结论”。归纳了本文对侵权补充责任所持基本立场,明确了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指出了本文研究的未尽事宜。
黄经纬[10]2010年在《合同法上合理预见规则适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合同法》对违约损害赔偿采完全赔偿原则,合理预见规则是完全赔偿原则的重要限制规则之一。《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这一规定明确了合理预见规则,但较为简单,对于适用的标准、路径、范围、影响因素、与相关规则的关系及应体现的价值等一些基本问题未表明立场,致使司法实践中合理预见规则适用时常出现困惑、偏差与争论。许多学者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研究,然而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在实践运用与操作过程中仍然问题重重。本文力图通过对司法实践中合理预见标准、预见能力及适用范围的讨论,确立合理的预见标准和适用范围,并阐释判断预见能力应考虑的影响因素,从而避免合同法上合理预见规则适用中的困惑。全文共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合理预见规则概述。阐述了合理预见规则的理论及立法例,从此规则的相关学说中阐释合理预见规则的性质,分析了合理预见规则的现实价值,以及适用这一规则需处理的与完全赔偿原则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关于预见能力的讨论。通过各国立法与理论的讨论分析,确立了违约方为预见主体;对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确立了区分一般认知与特殊认知下的主客观相结合并根据具体影响因素确定的预见标准;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了判断是否合理预见需考虑的影响因素。第叁部分是关于合理预见规则的适用范围。首先,分析缔约过失责任不适用此规则,提出了对一般故意违约和效率违约不适用合理预见规则,得出只有非故意违约下的违约损害赔偿才适用合理预见规则,明晰了只有衡量和限制可得利益损失时才适用合理预见规则,而积极损失不予适用。其次,分析可得利益损失下合理预见规则适用的前提条件;确立预见内容,明确一般损失和特殊损失的区分及转化条件。
参考文献：
[1]. 论我国违约损害赔偿法律规定的适用问题[D]. 尹诚. 中国政法大学. 2001
[2]. 精神利益保护与民事责任体系完善研究[D]. 方乐坤. 西南政法大学. 2012
[3]. 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2014）[D]. 朱兰春. 武汉大学. 2014
[4]. 论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D]. 裴剑桥. 长春工业大学. 2017
[5]. 违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D]. 王晶. 南京师范大学. 2016
[6]. 侵权冲突法研究[D]. 许凯. 华东政法大学. 2012
[7].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研究[D]. 杨斌. 华东政法学院. 2005
[8]. 侵权行为法上的安全注意义务研究[D]. 熊进光. 西南政法大学. 2006
[9]. 侵权补充责任研究[D]. 邬砚.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10]. 合同法上合理预见规则适用研究[D]. 黄经纬. 烟台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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