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世纪的科学技术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科学技术论文,哲学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一个新世纪正在向我们招手。
在即将逝去的20世纪，哲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就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兴起。
著名的心理学家艾宾浩斯说：“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同样地，对于科学技术哲学我们也可以说：科学技术哲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
虽然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等人已对某些科学哲学性质的问题进行了令人赞叹的研究，作为“思想史”的科学哲学亦可称源远流长；但仍有许多人认为，严格地说，那只能算一种“前史”，直到本世纪20年代维也纳学派开创逻辑实证主义才标志着现代科学哲学的正式诞生。“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是西方公认的‘第一个真正的科学哲学。’”[①]在逻辑实证主义之后，证伪主义、历史主义学派陆续崛起；60年代后期以来，夏佩尔的信息域理论、达尔顿的科学域理论、劳丹的科学研究传统论、各种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观点异彩纷呈，蔚为大观。可以说，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蓬勃发展，到了20世纪末年，科学哲学已成了哲学领域中一个百家争鸣、成果丰硕的园地。
技术哲学的创始人是德国学者卡普（1808—1896），他于1877年发表了《技术哲学纲要》这本技术哲学的奠基之作。随后俄国学者恩基尔梅尔（1855—大约1941）和德国学者基默尔（1873—1940）亦各有自己的名为《技术哲学》的著作问世。德国的德韶尔（1881—1963）写了第4本以“技术哲学”作为书名的著作。日本的一些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组建了唯物论研究会，将德语的技术哲学意译为日语汉字“技术论”。技术哲学虽已于19世纪后半叶诞生于德国，但直至20世纪上半叶其“学术共同体”仍主要限于德、日、法等国的学者，而未形成一世界性的潮流。自60年代在英语中出现技术哲学这个术语后，技术哲学的研究才愈来愈世界化，目前其发展正方兴未艾，前途更不可限量，颇有一种大器晚成的气象。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观点所进行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在我国被称为自然辩证法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虽然撰写于19世纪下半叶，其正式发表却在本世纪的20年代。我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自30年代至70年代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有一些重要的教训；文化革命结束后才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开创了新局面，道路正越走越宽广。
处于世纪之交的科学技术哲学工作者不但需要回顾科学技术哲学在20世纪走过的历程，更需要展望其在新世纪的发展前景。本文以下将就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在未来世纪发展的新趋势、新前景的一些问题谈谈作者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科学哲学发展的“新边疆”和新重点
在20世纪的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划界问题、科学发展的模式问题、实在论问题等都曾经是或甚至目前仍然是科学哲学中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从分科的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天文学哲学、化学哲学、地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等分枝学科虽然都各有发展，但物理学哲学无疑地在20世纪占有一个特殊和重要的地位——这种特别重要的地位在进行科学发展模式问题、实在论问题的讨论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和感受到。
毫无疑问，21世纪的科学哲学将呈现某种全面发展的态势，20世纪的某些重点问题将继续受到关注和重视。
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新世纪的科学哲学也将有自己的“新边疆”——“新边疆”一语兼有新前沿和新领域之意——和新重点。
“新边疆”和新重点的出现不可能是没来由的“空穴来风”或没根由的“平地一声雷”。科学哲学在新世纪的“新边疆”和新重点是20世纪科学哲学（特别是在世纪末期）发展的新势头和21世纪的新形势交互作用的结果。根据对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的综合考察，可以看出，21世纪科学哲学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新边疆”和新重点将是对心的哲学的研究和对经济哲学的研究。
英文的philosophy of mind可译为心的哲学、心灵哲学、心智哲学或精神哲学。诸中文译名各有优缺点。高新民是力主心灵哲学这一译名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将mind译为‘心’也许更恰当一些”，其反对心的哲学这一译名的理由是由于“在中文中，单字不成词，且念起来不上口。”[②]必须指出，所谓“单字不成词”之说是错误的。在现代汉语中，象脑、床、井等单字可以成词一样，心亦可独立成词。所以，如同意以“信”为翻译之第一原则，以上口为次要原则，则似以采用心的哲学这一译名为更好一些。
应该承认，在当前中国的科学哲学界，对心的哲学的研究还是一个相当冷清的角落。可是，放眼西方，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了。正如冯俊在《当代英国哲学的研究取向及其特点》一文中所指出的：“综观当今英国哲学……自80年代以来心灵哲学日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如果把当代英美哲学笼统地称作分析哲学思潮的话，我们可以说它走过了从逻辑分析、语言分析到心灵分析的路径。从出版的著作和论文、国际论坛和学术讲座来看，心灵哲学确实是英语哲学的热点。”[③]
心的哲学之所以在20世纪末期出现强劲的发展势头，一方面是心理学、神经生理学、语言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迅速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语言分析和语言哲学进一步深化的内在趋势的反映。
英国哲学家赖尔在1949发表了题为《心的概念》的名著。此书从对象上看，所研究的是心的哲学方面的问题；从方法角度看，此书是运用日常语言分析方法的典范。对于赖尔的行为主义、物理主义立场，许多人都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相信在21世纪将会有一系列提出新问题、新观点和运用新方法研究心的哲学问题的论著问世，使心的哲学这一领域呈现全新的面貌。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应努力在这方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对于21世纪的科学哲学，另一可以预期的前景将是经济哲学的崛起和繁荣。
很显然，我国目前经济实践的发展与繁荣和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是经济哲学在我国崛起和繁荣的前提和基础。在这方面，真正值得分析和研究的问题不是我国的经济哲学是否需要、是否可能发展与繁荣的问题，而是为什么这个问题迟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和倍受冷落的问题。对于后一问题，我国哲学界与经济学界长期以来比较“隔膜”应是主要原因之一。总的来看，我国的许多科学哲学工作者对于经济学所知甚少，而许多经济学工作者对于科学哲学也所知甚少。例如，国外的一本经济学方法论的名著在被经济学工作者译成中文时，库恩的范式被译成范例，约定论被译成因袭主义，实在论被译成现实主义，笛卡尔物理学被译成卡特物理学，爱因斯坦—普朗克革命被译成爱恩斯坦—福兰克革命。但这至少还表示了我国经济学工作者已在关注经济哲学问题。相形之下，我国科学哲学工作者对经济哲学的关注还不如我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哲学研究的状况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
令人高兴的是上述状况已经和正在发生变化，要求发展我国经济哲学的呼声正愈来愈高。[④]
不但我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外部需要，而且学术——特别是经济学和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都在要求我国的经济哲学迅速地成长、发展和繁荣起来。在这样的基础和形势下，我国的经济哲学在21世纪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将是一种可靠的预期。
西方学者在经济哲学、经济学方法论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有必要将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介绍到中国，以作为我们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借鉴。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必须面对中国的现实，研究中国经济的实践所提出的经济哲学问题，努力开创出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在发展经济哲学的过程中予以特别关注的。
1.经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哲学分析问题。
这方面的许多问题都是难度较大的问题，某些问题更是带有根本性甚至挑战性的。例如，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是所谓理性人假设。这个假设认定：人是理性的，每个人、每个企业都会在给定的条件下计算和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这个假设因其抽象性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因为现实的人远比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具体和全面。那么，如不采用这个假设，应该怎么办呢？经济学显然无法以“利他主义”作为研究的前提性假设。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但亦有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批评西蒙的理论同传统理论无太大区别。这显然是一个有待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通力合作方能解决的问题。现代经济学中学派林立，而每个学派的经济理论又各有其元理论承诺（meta-theoreticalcommitments）。在研究各学派理论体系的结构、元理论承诺、哲学前提方面，经济哲学是大有可为的。
2.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
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既有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共性问题，又有经济学方法论的个性问题。石士钧说：“自19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几乎没有中断过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索和争论，其中较为突出的至少有这样几次：第一次是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著名的‘方法论争’（按：指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关于抽象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的论战）。”“第二次则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场所谓‘方法论革命’。其时，投入产出分析，经济计量方法、博弈论、线性规划在经济学中先后得到应用。”“第三次当推50年代初期那场重要而激烈的方法论争论，它涉及经济理论的现实性和检验标准等问题。”“第四次又出现在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这10余年来涌现的方法论或方法论史的著述犹如雨后春笋，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未曾有过的。”[⑤]在当前的西方经济学中，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是占主导地位的；可是，也已经有人在倡导波普后的方法论（post-Popperian methodology）了。至于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关系，那自然也是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3、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经济学有所谓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分。规范经济学的论题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伦理学含义的。目前我国的学术界已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厉以宁还出版了《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一书。作者在书中讨论了七个经济学的伦理问题：效率与公平；产权交易；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个人消费行为；个人投资行为；经济增长的代价；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对于经济伦理学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是责无旁贷的。
4、经济学中的语义学问题。
20世纪科学哲学的一项重大进展和成就是语言分析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在经济学领域中，在语言、概念和论点的运用上充满着模糊、歧义、误解甚至故意的曲解。科学哲学家已经深感澄清和辨析语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与自然科学和日常语言中的语义分析比较起来，经济学中的许多语义分析问题——由于这里经常存在着各种误解和故意的曲解——其难度不知要大多少倍。这是一些很困难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些很重要的问题。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何以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哈耶克在他的论著中要花费很大气力进行语义澄清和语义辨析的工作，并为某些术语被滥用和误解而感慨不已了。[⑥]
5、经济学中的解释学问题。
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不但发生了所谓语言转向，而且还有所谓解释转向（interpretiveturn）。许多哲学家都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有不同的方法。经济学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所以，经济学之需要解释学方法乃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西方学者已经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工作，值得我们重视。[⑦]
6、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的哲学分析。
所谓经济哲学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学哲学。对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的哲学分析是经济哲学的重要内容。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哲学分析时，哲学分析不应成为无视经济学分析的“凿空”之论，但经济学分析也不能取代哲学分析。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进展将成为衡量经济哲学进展程度和水平的重要标准。
7、以经济学家这个学术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社会学研究。
8、对经济学家的哲学思想的研究。
经济哲学的研究范围是很广泛的。目前我国科学哲学工作者的大多数是缺乏必要的经济学知识的，有志于研究经济哲学的学者应该努力弥补自己知识上的缺欠。1991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殷明德的《从价值论到货币论——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主题的演变及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一书，这是一本有较高水平的经济哲学的研究著作。在未来的新世纪中，我国学者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的前提下，努力在经济哲学这一新领域中取得更重要、更丰硕的成果。
二、大力拓展技术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在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是绝对必要的。必要的借鉴是进行我们自己的创造性研究的重要前提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介绍国外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方面作了许多工作，相形之下，对国外技术哲学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工作就薄弱得多了。在当前有必要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拓展技术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米查姆认为，[⑧]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中有两大流派：工程的技术哲学（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和人文的技术哲学（humaniti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卡普、恩基尔梅尔、基默尔、德韶尔、白沙等，他们大多“出身于”工程师；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芒福德、奥特伽、海德格尔、埃吕尔等，他们大多是人文的思想家。工程的技术哲学重在技术的辨明（justification）或技术的性质（技术的概念、方法、认知结构和客观显示）的分析，并进而发现那些通过人事而显示出来的性质，企图以技术术语既说明非人类世界又说明人类世界。卡普认为文化是一种技术形式；恩基尔梅尔和凡勃伦认为国家和经济应根据技术原则进行组织；德韶尔和白沙认为宗教经验是同技术创造力结合在一起的。对工程师来说，在技术哲学这个术语中“技术的”（of technology）是指示主语或行为者的主词所有格。工程的技术哲学甚至可以被称为技术性的哲学，它用技术标准和范式去追问和评判人事的其他方面，深化或扩大技术意识。相反，人文的（或亦可称为解释学的）技术哲学则企图洞察技术的意义——它同文学和艺术的关系，它同伦理和政治的关系，它同宗教的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重在人类世界的非技术方面，它考虑技术怎样会协调或不协调。由于企图评价人类经验的非技术方面和以非技术标准影响对技术的追问，它强化了对非技术方面的意识。对人文学者来说，在技术哲学这个术语中“技术的”是指示处理对象的宾词所有格。人文的技术哲学标志着哲学家和其他人文学者在努力认真地把技术作为从某种非技术观点反思的主题。技术可以被解释为一个特殊的神话（芒福德），同人的自我定义有关（奥特伽），提出本体论问题（海德格尔），或一种充满风险的总体控制企图（埃吕尔）。在每种情况下，技术都同实在的一个非技术维度联系了起来。
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它们包括：
1.工具、机器和控制论装置之间的区别；
2.发明、设计和生产的方法论讨论；
3.工程科学的认识论分析；
4.对与自然实体相对待的人造物和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地位的思考；
5.由极多样的具体技术导致的伦理问题；
6.技术追求中极其多样的从政治到文化的分歧。
很显然，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各有其成就、优点、缺点和弱点。如何才能超越二者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是21世纪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艰巨的任务。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来看，伟大的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他生前只出版了第1卷，其中第11章（“协作”）、第12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和第13章（“机器和大工业”）的篇幅占到全书的四分之一，涉及了许多技术哲学方面的问题。马克思的技术哲学观点和论述以其高屋建瓴的气势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为后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奠定了一个高水平的起点。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技术哲学的研究不但是整个哲学领域中的一种局域性、分枝性研究，更是一种涉及“全局”的研究。大家都知道，康德写了著名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而德韶尔提出应补充第四批判——技术制造批判。这充分地表现了技术哲学家在确定其目标时的宏大眼光。可以预期，在新世纪中，技术哲学的新进展将对整个哲学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
三、努力开创STS研究的新局面
英文STS是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缩写，或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科学和技术研究）的缩写，这两个含义是相通的。中国学术界通常以STS代表“科学、技术与社会”。
STS研究自60年代从美国兴起以来，至今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我国学者自80年代起注意了这个研究领域和方向。1992年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清华大学主办的中美STS研讨会在推进中国STS研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94年在重庆召开的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上，许多人都认为我们应把STS或STES（科技、经济与社会）作为自然辩证法教学的重点。1995年在贵州召开了全国第四次STS研讨会。这都预示着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国的STS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STS研究应该如何发展？这在国内外学者中都是有不同观点和看法的。在国外如同福勒和伊勒贝格所说有所谓“高教会”派（High Church）和“低教会”派（Low Church）之分，或理论中心论者和问题中心论者之分。有人说这表明在STS领域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亚文化[⑨]。实际上，类似的分歧在中国学者中也是存在的。
随着STS研究之“走向世界”，不但有发达国家的学者进行STS研究，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加入了STS研究的学术共同提，这就出现了第二种类型的两类亚文化。如果说发达国家、信息社会中的学者立足于他们的现实进行的STS研究是第一类STS亚文化；那么，发展中国家、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中的学者立足于他们的现实而进行的STS研究就是第二类STS亚文化了。我已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乃是与福勒和伊勒贝格所说的（第一种）两类STS亚文化不同的第二种类型的两类STS亚文化。[⑩]
目前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大量的STS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已引起了我国STS学者的重视，并已进行了较多的研究；有些则很少有人研究，甚至还无人进行认真的研究。由于篇幅有限，更由于作者能力和水平有限，这里只能就两三个具体问题谈点窥豹一斑式的看法。
首先是与信息高速公路有关的STS问题。我国学者已重视了这个问题，并投入了一定的研究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认识和决策失误，将进一步拉大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而要“迎头赶上”，又谈何容易。如果STS研究不愿只作“总结性”研究，而且要进行“先瞻性”研究，我们就必须在信息高速公路的STS研究中投入更大的力量。
其次是与我国发展轿车工业与住房问题有关的STS问题。这里显然有着大量而重要的STS问题，可是我们在这些方面只听到我国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新闻记者、技术专家、政府官员等人在讲述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却很少听到我国STS学者的声音。这种状况是亟须改变的。
社会的氯切需要乃是我国21世纪STS研究蓬勃发展的最深厚的基础和最强大的动力。
科学技术哲学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学科。本文涉及的只是这门学科中若干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局部而已。我们相信，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在21世纪将会在全面进步的背景下，在若干重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应为此而不懈努力。
注释：
[①]杜任之、涂纪亮主编：《当代英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5页。
[②]高新民：《现代西方心灵哲学》，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③]冯俊：《当代英国哲学的研究取向及其特点》，《哲学动态》1995年第10期。
[④]李伯聪：《努力向工程哲学和经济哲学领域开拓》，《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2期。
[⑤]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译者前言第1～2页，（按：这是一个较好的中译本）。
[⑥]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⑦]Lavoie,D.(ed.):Economics and Hermeneutics,Routledge,London,1990.
[⑧]C.Mitcham.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94,PP.19～93.
[⑨]S.Fuller.Philosophy,Rhetoric,and the End of Knowledg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Madison.Juanllerbaig."The Two STS Subcultures and the Sociological Revolution,"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ly Newsletter 90:1～6.
[⑩]LiBocong:"STS in China,"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Newsletter10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