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的结构性分析——兼论中国经济发生通胀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结构性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可能性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8月，国内CPI比去年同期上涨3.5%，与7月份3.3%的涨幅相比扩大了0.2个百分点，已经连续两月超过3%的通胀警戒线，并创下了过去22个月以来CPI涨幅的新高。由近期CPI的不断上涨，引发国内经济学界对下半年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强烈担忧。某些学者认为，中国并非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受冲击国，在2009年创出9.7万亿元的“天量”新增贷款之后，今年1～8月间又累计新增信贷近5.70万亿元，由流动性过剩催生的通货膨胀必然实现。所以他们相信，在继6月份的短暂回调之后，7、8月份国内CPI涨幅连续蹿升至3%以上，表明短期内的温和通货膨胀已经形成。但是，在CPI指数不断创出新高的同时，国内PPI指数却在5～8月间连续下滑，继5、6、7月份同比增长7.1%、6.4%和4.8%之后，8月份的同比涨幅已收窄到4.3%。据此，又有部分学者认为，在美、日等国经济萎靡和国内PPI涨幅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消费物价已经缺乏继续上行的动力，国内CPI涨幅可能在近期见顶回落，短期内我国的通货膨胀风险并不严重。
以上的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而且在论据上又各执一端，并没有对我国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风险给出全面的评估。根据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总供给与总需求曲线的交叉不仅决定着经济活动的规模，还决定了一般物价水平的高低。可见，要正确地评估我国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风险，还必须立足于这一供给与需求的宏观分析框架。为此，本文拟从国内宏观经济的供给与需求出发，全面梳理和归纳可能导致国内通货膨胀的各种扰动因素，以此评估短期和中长期内我国经济所面临的通货膨胀风险，并为通胀的防范和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二、供给扰动与国内物价上涨
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教材中，导致通货膨胀的供给扰动或者供给冲击，是指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的移动，即在供给量不变情形下的供给价格上涨，或在供给价格不变情形下的供给量减少。促使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的供给侧扰动因素较多，如工人工资水平的上调、原材料价格上涨、严重的自然灾害，等等。在20世纪70年代，欧、美等国经济先后出现由供给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当时构成供给冲击的主要事件就是国际卡特尔的石油出口提价和工会化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①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其在经济的供给侧可导致通货膨胀的扰动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元。根据本文的归纳，当前我国经济在供给侧存在的扰动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稀缺与供给扰动。资源的“稀缺”实质上有两层含意：其一，是指不可再生资源的存量逐渐减少。比如，根据某些机构的预测，目前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世界已探明储量可供开采的年限分别只有162年、40年以及65年，而这些资源在中国的探明储量也仅供开采100年、20年和37年。其二，资源的“稀缺”是指增加资源产品供给的开采难度和成本会趋于上升。举例来说，近几年国内各城市的水价大幅上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地下水位下降造成了开采成本的上升。于是，根据“稀缺”的这两层含义，我们可以认为，自2001年以来的世界资源品价格上涨，既是资源逐渐稀缺条件下价高者得的市场规律使然，又是资源开采成本不断上升的客观要求。
中长期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费需求将会日益扩张，自然资源价格因此而存在长期的上涨趋势与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各经济体的总供给曲线将会不断上移。换句话说，只要自然资源存在“稀缺”的特征，而且它又是必要的生产投入要素，经济系统内的物价水平就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基础。简单地讲，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物价水平不断上升的过程。但是从短期来看，由于资源产品的生产和开采具有投入产出的规模效应，所以资源品价格并不具有持续上涨的特征，而是会呈阶段性跳跃上升的态势。如图1所示，由CCI指数表示的大宗商品价格在1956～1970年间就比较平缓，指数一直围绕在100点左右小幅波动；而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欧佩克先后两次提高石油出口价格，带动CCI指数快速上涨至250至300点之间，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指数略有回调，随后一直在200～250点之间作区间波动；2001～2008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再一次启动，CCI指数从2001年底的190余点上升到2008年6月的595.98点。根据图1所呈现的规律，本文预测：中短期内，主要资源价格都可能处于平台调整阶段，其不仅难以重现2002～2008年的疯涨势头，短时期内更不可能触及2008年所创下的价格高点。据此本文认为，短期内由资源价格上涨形成的通货膨胀风险已经大为缓解。
图1 1956-2009连续商品价格指数(CCI)
注：数据来自汤姆孙—路透资讯，1967为基年，指数初始值为100.
而就国内经济而言，鉴于目前的大宗商品价格仍然处于高位，且短期内的价格波动依然剧烈，国内的生产物价恐将难以保持稳定，必定会随着资源价格波动而涨跌起伏。对于由资源价格波动导致的国内物价上涨，本文有3点需要说明：首先，就5～10年的中长期来看，由于资源价格的上涨存在阶段性跳跃特征，当世界各国对资源的需求超过现有开发规模之后，世界资源价格有可能进入新一波上升周期，我国因此可能出现间歇性通货膨胀风险；其次，就5年以内的短期来看，随着主要资源价格相继进入平台整理阶段，目前由资源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已经得到缓解，虽然国内物价仍有随着资源价格波动而出现间或涨跌的可能，但已不能构成严重的通货膨胀风险；第三，由资源价格上涨形成的物价上涨压力，与经济体存在的产能过剩并不矛盾。这是因为，厂商生产成本的普遍变化会使供给曲线产生向上位移，形成供给侧扰动，而产能过剩并不能抵御供给冲击型通货膨胀的发生。
2.国际卡特尔的出口提价与供给扰动。众所周知，在中国的进口贸易方面，国外贸易商在矿产品和农产品领域拥有较强的定价权。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某些矿产资源的需求迅速扩张，国际卡特尔在对华出口上也在不断提价，这一方面导致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利益损失，另一方面也带动了国内物价水平的上涨。铁矿石进口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由于我国钢铁企业在与国外矿石垄断巨头的价格谈判中年年失利，铁矿石的到岸价从2001年每吨不到10美元上涨至2010年年初的130～140美元。而据统计，2008年我国钢铁行业的工业产值约为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4%。②作为国民经济最为关键的行业之一，钢铁企业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必定会推动其他物价上涨。除此之外，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中国进口的最大宗货物是大豆，据美国农业部预测，2010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额将占到世界大豆贸易的57%。目前，大豆贸易已被国际粮企所垄断，国内企业的大豆进口极有可能面临着出口商的提价风险。
国际卡特尔的出口提价是否对我国构成真实的通货膨胀风险呢？本文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由国际卡特尔的出口提价导致的国内通货膨胀风险，相较过去几年已经大为降低。这首先是因为在矿产品贸易方面，国际垄断巨头在过去10年里将铁矿石价格提高了10倍以上，如果在矿石贸易上继续提价，就会超出了国际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可以接受的价格区间。并且，近年来中国企业为化解被动局面，已对国内外矿产资源进行了初步的整合，对国际卡特尔提价的反制力量进一步增强。其次，由于我国企业对农产品的进口，比如对大豆的进口，主要考虑的是国内外农产品的成本差异，如果国外农产品价格上涨超出一定幅度，那么国内供给就会在1年左右的时间内形成，并迅速挤占国外农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所以，农产品进口价格在短期内即使有所上涨，也难以构成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由于国际卡特尔出口提价的空间已比较有限，由此方面原因造成的国内物价上涨必然是暂时性的，并不会构成实质性的通货膨胀风险。
3.劳动力成本的温和上升。2010年以来，各地陆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东部发达省份的最低工资已普遍设定在每月1000元以上，中部地区某些省份也设定在每月800元以上。除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之外，东部沿海地区的基层工人也有涨薪的要求与呼声。某些学者开始担忧，国内已经蔓延的“涨薪潮”如果形成“工资—成本—物价”的价格螺旋，就会对我国经济构成严重的通货膨胀风险。
但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一般工资水平的调整范围和速度并没有外界预计的那样广泛而迅速，中国目前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会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此判断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1)对国内企业而言，劳动力成本占其总生产成本的比重明显偏低，而且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主要是指基层劳工的薪酬上涨，考虑到其工资基数较低，即使薪资水平有所上调，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还是比较有限。比如在2006年，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曾对该市13个行业的企业进行调研，发现人工成本在企业总生产成本中的比例平均只有5.6%，③与前几年相比已经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2)我国自2008年以来着手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所得税负已从过去的33%下降到目前的25%，而在2009年又推行了增值税改革，进一步降低了中小企业税负。内资企业整体税负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抵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3)近年来由于城市生活成本上升，而农民进城务工的收入并未得到相应提高，导致他们外出打工的积极性有所减弱，但是我国农村仍然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一旦进城务工的薪资有所上调，普通劳工的供给又将趋于上升，这一条件也就天然地限制了国内劳工的薪资上涨幅度。(4)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鼓励下，为节约生产成本，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开始迁往中西部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规避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基于这些理由，本文认为，国内温和的、结构性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虽然在中长期内可能构成温和通货膨胀的风险，但还不至于引发恶性的通货膨胀。
4.国内价格体制改革与物价上涨。虽然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已进行30余年，但国内价格体制改革仍是一项未尽的任务。其中，以资源价格体制改革和医疗价格体制改革最为紧迫。具体而言，对资源价格体制进行改革，主要是对国内矿产资源开采企业征收资源税，调整能源消费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反映其生产成本，减少政府对能源的消费补贴，等等。虽然征税、减少补贴等资源价格改革会直接导致国内资源价格上涨，但由改革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却是暂时性的。但是，对医疗价格体制的改革就有较大不同。根据社科院在2006年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医疗支出占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1.8%，仅次于住房支出。④而据本文估算，1990～2008年间，我国门诊与住院费用的平均年增长率就分别高达15.5%和14.6%。⑤由此可见，医疗费用上涨与房价上涨相比，同样让居民生活不堪重负。因此，遏制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已成为国内医疗价格体制改革主要的政策目标之一。
国内价格体制改革是否会造成一般物价上涨甚至通货膨胀，应视具体情况而定。根据前面的分析，国内资源价格体制改革虽有可能带动国内物价水平的上涨，但这种物价上涨基本上是暂时的，不大可能出现持续而明显的物价上涨压力，但考虑到其他通胀因素的存在和叠加影响，对资源价格体制改革的时机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医疗价格体制改革，如果不能遏制当前医疗服务和医药价格的快速上涨态势，即使不会带动国内一般物价上涨，也会大幅降低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对医药价格体制的改革还需加以格外关注。
5.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的物价上涨。自2008年以来，受极端气候和地质活动影响，国内自然灾害事件频繁发生，这既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破坏，又给国内物价稳定造成极大困难。而进入2010年以来，先是西南地区的大旱，后是玉树地震和全国大面积的洪涝灾害，这些自然灾害事件一方面影响到国内农业的正常生产，造成了蔬菜和粮油等食品的短缺或者形成了食品短缺的预期，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交通物流的阻塞，以及地区性的食品供给失衡。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可导致国内蔬菜和粮食价格的上涨。根据国家统计局9月份公布的数据，8月份国内CPI同比上涨3.5%，其中食品价格的同比涨幅就高达7.5%，成为八大类商品中价格涨幅最大的一类，直接拉动CPI上涨2.5个百分点。另外，国外同时期发生的自然灾害事件也加剧了国内食品价格的上涨趋势，如7、8月份俄罗斯及黑海地区的干旱天气与森林大火、巴基斯坦的洪涝灾害等，就已推高国际粮食价格。芝加哥商品交易所9月份交割的小麦合约，从6月初的441.5美分／蒲式耳一度上升至800美分／蒲式耳，其上涨幅度接近一倍。而受此影响，豆类、玉米等农产品的国际价格也开始纷纷飙涨。笔者认为，鉴于自然灾害事件的后续影响仍然存在，而且国内重要节假日如中秋节和国庆节的相继到来，食品价格的上涨趋势在11月之前还将持续，由此将可能引发短期的通货膨胀风险。
三、需求扰动与国内物价上涨
导致通货膨胀的需求扰动或者需求冲击，是指总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的相对移动，也就是在总供给基本稳定时的总需求扩张。值得注意的是，宏观经济学当中的“总需求”既包括民间投资、政府支出，又包括出口与居民消费等。因经济体制差异及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需求扰动因素又具有其独特性。借鉴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本文以下将从货币供给、政府支出、投资扩张、出口与居民消费等方面，分析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需求扰动因素，以此评估国内发生需求冲击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1.流动性过剩与需求扰动。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认为，一切的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其根源在于过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在微观意义上理解，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需求函数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认为当居民资产组合中现金资产的持有比例过高时，居民会将现金转换成其他资产或消费物品，从而拉动一般物价上涨。结合国内经济现实，对弗里德曼的上述观点，本文有以下三点需要加以补充：(1)货币投放结构会对物价产生不同影响。苏剑认为，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央行的货币投放主要是依靠信贷扩张，而美国央行选择直接增加基础货币或者注资金融机构⑥。根据表1给出的年度货币供给增长率可以发现，2009年国内M[,0]的增速为11.8%，与前三年相比并不算高，实际上还有所下降，而该年M[,1]和M[,2]的同比增幅分别高达32.40%和27.7%，与往年相比增幅较大。可以试想，如果2009年我国央行选择的是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那么人民币贬值与国内的通货膨胀都将不可避免，而以信贷扩张的方式增加货币供给则可在提振经济的同时，达到降低通胀水平的效果。(2)新增信贷的投向对物价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如果将2009年“天量”新增信贷的绝大部分用于支持消费，毫无疑问，这将会立即引发国内的通货膨胀。而在国内重工业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将新增信贷主要用于投资扩张，这既可以削弱货币供给增加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又可延缓通货膨胀的发生，有“一举两得”之功效。(3)为防范通货膨胀，央行对伴随投资而生的信贷扩张不宜采取休克疗法。如果骤然进行信贷紧缩，众多未完工项目的建设和经营都将面临资金困难。因此，央行对信贷投放规模的制订还须考虑当前投资项目的整体进度。随着投资项目的分批完成并逐渐产生收益，各商业银行才可对投资贷款进行净回收，从而使信贷投放规模逐渐回落至正常水平。
整体看来，我国以信贷为主的货币供给扩张，对国内物价的短期影响还是比较温和的，中长期来看，信贷扩张必然会导致居民的货币收入增加，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而且由信贷支持的投资项目逐渐进入生产或运行阶段，对生产性投入要素的需求也会大幅增加。前者可能引发消费物价上涨，而后者则可能导致资源与劳动力价格上涨，形成由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但展望今年下半年，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逐步深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开始减少，地方投资机构与房地产市场的融资需求可能上升，所以国内资金市场的供求极有可能出现紧张局面。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本文认为，我国央行还不宜使用激进手段来控制信贷规模，而应该以市场手段，比如利率工具等，区别对待国内企业的硬性与非硬性信贷需求，做到在控制信贷规模的同时不出现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2.政府支出与需求扰动。根据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会使总需求曲线向上移动，在供给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国内物价水平上升。但是本文认为，作为发展中的经济体，我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却有两方面的作用，即一方面，通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可促进居民消费增长进而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但在目前众多商品存在相对过剩的条件下，这一需求扩张带来物价上涨的副作用并不大；另一方面，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政府直接投资或引导民间投资，在以投资扩张刺激总需求的同时，还可增加未来的有效供给，从而在供给与需求同时扩张的情况下，还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
近来，国内外经济环境有所变化。国外方面，美国7月份的社会零售与制造业数据都低于预期，而日本在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折算成年率仅为0.4%，远低于之前某些经济学家估计的2.3%，令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蒙上阴影。虽然美、日等国政府都已计划推出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但规模和力度都不比从前，而且经济刺激计划的执行也还存在变数；而在国内方面，由工业增加值增速在今年2～7月间的连续下滑，以及投资增速的减缓，可预计下半年国内经济增长会趋于放缓。基于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评估和权衡，本文认为下半年仍有必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为降低积极财政政策对国内一般物价的影响，财政政策的支出结构应该进行调整，比如将财政支出的重点放在农业，特别是蔬菜粮油等基地建设和物流体系建设上，既可确保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又能遏制国外垄断贸易商在农产品出口方面的坐地起价行为，从而起到防治食品价格上涨、维持国内消费物价稳定的作用。
3.投资效率与需求扰动。投资的本质是资源的跨期配置，其目的是为了收益或者福利的增加。因此，不论是政府的公共投资，还是私有企业的民间投资，都应考虑当前的成本和将来的社会或市场需求。如果投资未对应需求，由投资而新增的商品或者服务就得不到有效利用，造成资源闲置或者产能过剩。因此可以说，投资的效率是投资活动的关键，为促进经济增长而进行投资扩张，尤其要关注投资的效率，不然就是低质量的经济增长。
本文认为，目前国内政府或民间投资的效率趋于下降，既是投资决策体制的内在缺陷所造成，又是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这一规律使然。试想，当前国内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初步完善，若政府额外添置一条高速公路，或者将水泥路升级成柏油路，起到的只能是锦上添花的作用，所以这种项目的投资回报必然较小，甚至可能为负。而且，当前的民间投资又很难找到新的产业突破口，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之初，国内民企的太阳能、风能项目一哄而上，结果造成新能源行业的产能过剩，其投资回报也开始走低。需要指出的是，低效率的投资尽管可以消灭实体经济的财富，但却不能破坏货币财富，当货币财富未减少而未来产出却在下降的时候，通货膨胀也就应运而生了。投资的低效率问题在我国各地区、各行业广泛存在，并且在2009年以来的投资热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为拿资金、争项目、创政绩，某些地方政府多快好省地上工程，提前投资、重复投资、胡乱投资等现象层出不穷。因此笔者认为，在确保经济增长的目标实现之余，由2009年以来投资扩张带来的最大副作用在于：因投资的效率问题，给国内经济造成中长期的通货膨胀压力。
4.出口需求与需求扰动。金融危机之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特别是贸易失衡，已是各贸易失衡国的当务之急。对美国而言，为削减贸易赤字，办法无外乎两条，一是提高居民储蓄，降低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二是解除不合时宜的贸易限制，增加对他国的商品出口，或创造条件吸引更多外资前来投资并购，即要么出售商品，要么出售资产。而在欧洲，为救助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盟五国，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已背负沉重债务，欧盟居民财富也因债务危机过程中的金融市场下滑而损失惨重。中期来看，欧盟在债务危机完全化解之后必然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包括增税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等，所以欧盟的居民消费水平必定会受到部分影响。另外，作为贸易失衡的关键一方，为维护本国外汇资产安全，也避免给美、欧等国制造“汇率操纵国”的口实，中国也会主动加强对美、欧诸国贸易顺差规模的控制。2009年，欧盟、美国分别占到我国出口市场份额的19.66%和18.38%。根据前面的分析，如果欧、美两大经济体与中国的贸易发展不畅，则我国将近40%的出口市场就会受到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前景也就不容乐观。尽管世界贸易组织最近预测，2010年的全球贸易额将增长9.5%，但这是在2009年世界贸易额巨幅下跌12%之后的恢复性上涨，也是在全球经济依旧失衡下的上涨，并不表明全球贸易进入了另一个高速发展阶段。
反观国内，今年5至7月间，我国的贸易顺差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7月份的贸易顺差高达287亿美元，创下自2009年1月以来的新高，但细究起来，这主要是进口快速回落的结果，出口增加的幅度并不大，如7月份的出口额为1455.2亿美元，与2008年同期相比增幅不到90亿美元。因此，近期的顺差扩大只是偶然现象，随着国外经济的弱势复苏，以及国内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下半年我国的出口增速可能放慢，进口增速可能出现上升，贸易顺差有收窄的可能，而8月份的贸易数据就已给出证明。据此本文认为，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中长期看来，我国的出口需求都难以构成需求冲击，此方面因素不足以构成通货膨胀风险。
5.居民消费倾向上升与需求扰动。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将趋于下降，而储蓄倾向会趋于上升。但本文认为，这一经验观察可能不符合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反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水平更可能趋于上升。其原因在于：(1)总体来讲，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已经偏高，这种过度储蓄从消费的跨期平滑来看，已经损害了居民的福利。对未来储蓄过多而当期消费过少，理性的居民应该对此进行调整；(2)随着我国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大，居民对养老、医疗等方面的预防性储蓄的需求会有所下降，从而将促使受抑制的居民消费得到释放；(3)从居民的消费结构看，我国居民正处于对耐用品的消费增长阶段，而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品的消费支出往往较大，因此可带动居民的消费倾向趋于上升。国内居民消费倾向的上升，短期内仍是我国扩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在产能过剩的现实条件下，居民的消费倾向渐进上升，也难以推动一般物价水平的大幅上涨。因此，由此方面原因造成的需求扰动并不会构成恶性的通货膨胀风险。
图2 CPI中食品与住房消费价格涨幅(%)
数据来源：中宏数据库。
6.投机与需求扰动。对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的价格指数进行比较，本文发现，自2001年以来，价格波动最大的两类商品当属食品与住房服务。根据图2所示，在2001～2008年间，食品价格曾出现两个周期的大幅上涨，住房服务价格则在2003～2008年间持续上涨，而从2009年底以来，食品与住房服务价格又出现了上涨的势头，成为推动CPI上涨的两大主力。无论是食品还是住房价格的上涨，我们都可看到投机在其中的影响或作用。房地产市场的投机不必说，近年来可储存的食品品种也被投机资金轮番炒作，如绿豆、大蒜、辣椒等。虽然投机的对象并不是所有食品，但考虑到其以点带面的传递效应，就有可能带动其他物价上涨，并最终反映在CPI的涨幅上。从2009年底以来，政府已着手实施新一轮房地产调控，重点打击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势头已得到基本控制。另一方面，在大蒜、绿豆等农产品价格遭到爆炒之后，国内价格监督部门也已加强了对农产品投机行为的监管。从目前情况看，在住房投机和食品投机已经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况下，投机已难以构成较大的需求扰动，由这一因素造成的通货膨胀风险虽然存在，但并不严重。
四、总体评价与对策建议
结合前文的分析，本文对近几个月来CPI指数的上涨有以下两点基本判断：
(1)短期来看，目前的CPI走势反映的是结构性物价上涨，而非一般性物价上涨。
(2)今年5～8月的CPI上涨主要是由自然灾害的供给冲击所导致。
基于上述两点判断和前文的已有分析，我们认为短期内的国内物价走势主要取决于供给侧的扰动因素，以自然灾害事件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最为关键，而从长期来看，在需求侧，自2008年底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为刺激经济复苏增长、不断追加固定资产投资所累积的过度货币投放正在对目前的物价水平产生一定影响，并且有形成全球铺开之势。为防范国内物价进一步上涨并演变成通货膨胀，本文建议，我国在短期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进行如下调整：
(1)优化投资结构，适度控制投资节奏。2010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11.1%，比去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即使下半年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全年GDP增长也应在10%以上。因此，在国内经济强劲回升的情况下，把握好投资节奏十分必要。
(2)货币政策的调整应以市场工具为主，必要时可小幅提高基准借贷利率。今年1～8月份，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40998亿元，同比增长24.8%，投资规模仍然较大。为配合投资项目的建设，央行有必要给予信贷支持。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一方面因房地产调控导致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减少，另一方面因中央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平台的治理，地方政府的债务可能会相继进入偿还阶段，而为保证地方建设项目的后续投资正常开展，下半年央行的信贷政策应有选择地保持适度宽松。
(3)汇率政策应主动出击，在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下起到维护物价稳定的作用。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的累积升值幅度已经比较可观，即使还有继续上升的空间，人民币的汇率走势也不能只上不下。笔者认为，现阶段人民币汇率的确定应兼顾汇率变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整体利益得失和国内物价的稳定。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较快，各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也比较剧烈，为应对这一全新的经济环境，我国应逐步加大汇率的波动区间，借助于汇率的上下波动而非稳步升值来调节我国的进出口需求，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起到维护国内经济平稳发展和物价稳定的作用。
从中长期来看，国内物价主要取决于供给侧的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以及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幅度与速度，而需求侧的货币投放规模、投资的效率和质量等也会对中长期的物价走势产生一定影响。为防范中长期的通货膨胀风险，本文认为，我国在中长期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作如下调整：
(1)整合国内外矿产资源，提高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议价能力。我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在较长一段时期，中国都将是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矿石资源产品的主要消费国，一为防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国内物价的不利影响，二为遏制国际卡特尔在对华出口上的垄断要价、保卫经济发展果实，我国都需要加强并推进对国内外矿产资源的整合，提高我国在大宗商品进口方面的议价能力。
(2)国内工资水平上调应遵循渐进性、差异化原则，坚持结构而非整体的上调思路。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各城市的居民生活成本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建议，工资水平的上调应坚持局部的有序调整，避免一刀切和一步到位。另外，西方的通货膨胀理论认为，超出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因此，国内工资水平的上调幅度或速度还须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情况相挂钩。
(3)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注重投资的效率和质量，以投资增加社会有效供给。为防范中长期的通货膨胀风险，我国须继续推进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以提升投资效率，同时在增加社会有效供给的条件下严格通胀预期管理，确保对货币投放的有效控制，防止通胀势头的进一步蔓延。
注释：
①梅耶 杜森贝里 阿利伯：《货币、银行与经济》，洪文金 林志军译，上海三联、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1～437页。
②数据引自《2009年钢铁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http://www.chuandong.com/publish/report/2010-5/7209.html.
③引自《2006年本市企业人工成本基本情况》，http://www.12333sh.gov.cn/gzba/tongjifenxi/2007/2006qyrgcb.html.
④引自《“看病难看病贵”成百姓心中最突出社会问题》，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612/1225_17_53897.shtml.
⑤该数据由作者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医疗价格未经CPI指数调整。
⑥苏剑：《论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选择——基于中国宏观经济特殊性的思考》，《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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