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俄语生态文学中的弥赛亚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语论文,当代论文,意识论文,生态论文,弥赛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西方的生态思考相比，俄罗斯这片广袤的宗教沃土更凝神于末世论这一重要神学主
题。(注：在生态思考中，俄罗斯呈现出与西方迥然不同的道路。西方的人文社会学界
更倾向自然哲学，总体上对基督教文化传统持批判态度，如林恩·怀特将“犹太-基督 教的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生态神学界似乎更关注创世说，如 汉斯·昆基于被造感和因此产生的谦卑感提出“全球伦理”的构想，希望由此实现对建 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的现代价值观的转换。相对而言，俄罗斯这片广袤的宗教沃土更多 地凝神于末世论主题。参见拙作：“俄罗斯生态末世论思想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2004年第4期。)弥赛亚意识作为基督教的重心，也自然成为俄罗斯生态末世论的重 要内容。末世论与救赎说探讨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生态危机语境下的犯罪与救 赎问题。俄罗斯生态末世论介于启示录和乌托邦之间，沉重的灾难感永远伴随着对理想 世界的不灭憧憬和对救世主的强烈渴盼。在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应当何去何从 ?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促使哲人与诗人们在直面人类生态末世命运的同时，又进 一步探讨人类的出路。不同以往的是，当代生态思考中的弥赛亚意识已经不再是单纯的 信仰，它被注入了浓重的理性色彩。当代著名学者莫伊谢耶夫(Н．Н．Моисеев)指出：“乌托邦的基本思想就是相信可能存在那样一个能够遵循生态律令原则的社会”(184)。生态律令即人类的集体生存本能和集体理性。人类的文明之路在于理性的复归，理性的复归要靠信仰来完成。信仰的作用在于通过上帝直抵人心，从19世纪到20世纪，俄罗斯文学在表现对人与自然关系这一主题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俄罗斯古典文学更多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等传世佳作表现的都是俄罗斯人对大自然的深切眷恋之情。20世纪上半叶，又有叶赛宁吟咏自然的诗篇、普利什文的《在飞鸟不惊的地区》(1907)、《仙鹤的故乡》(1929)、《大自然的日历》(1937)、《林中水滴》(1940)、《生命之根——人参》(1933)、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生活的故事》(1946-1965)、卡扎科夫的《橡树林中的秋天》(1969)、索洛乌欣的《弗拉基米尔乡间公路》(1957)、《一滴露水》(1960)、《四季：俄罗斯大自然的图画》(1964)、《第三爱好》(1967)等作品问世。这些作品体现更多的是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的精神理念。
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1953)是20世纪俄语生态文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作品。它首先从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盲目的乐观主义转向了危机意识，在30-50年代高奏
的修筑大运河、大水电站等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凯歌声中，为人们敲响了一记振聋发
聩的警钟。
70-80年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触发了俄罗斯作家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他们从不同
视角重审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生态文学作品，如马尔科夫的《啊，西伯利亚
》(1973)、特洛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1971)、瓦西里耶夫的《不要射击白天
鹅》(1973)、雷特海乌的《鲸群离去》(1977)、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1972-1975)
、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1976)以及后来发表的政论体小说《失火记》(1985)、特
写《俄罗斯河口》(1988)、《西伯利亚，西伯利亚……》(1988)、《贝加尔湖》(1989)
、《傍晚》(1997)、《农家木屋》(1999)、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1970)、《花狗崖
》(1977)、《断头台》(1986)等等。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更催生出谢尔巴克的纪
实中篇小说《切尔诺贝利核爆炸》、古巴列夫的两幕悲剧《石棺》、戈西茨基的抒情随
笔《艾蒿之星陨落了》、科瓦列芙斯卡娅的抒情诗《折断一只翅膀的伤鸟》、梅德韦杰
夫的《切尔诺贝利笔记》、雅罗申斯卡娅的《切尔诺贝利。绝对机密》和波罗沃伊的《
我的切尔诺贝利》等一大批作品。其中，《鱼王》发表后马上引起了轰动一时的关于生
态问题的激烈讨论，对唤醒公众的生态意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告别马焦拉》、
《白轮船》和《断头台》等作品也都以鲜明的生态主题震动了当时的文坛。
同19世纪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作品相比，这些作品大多融入了鲜明的悲剧意识，
带有生态末世论的色彩。当代作家、批评家扎雷金(С．Залыгин)在论文“文学
与自然”中形象地概括了这一令人感伤的变化：
要知道在以前的古典猎人小说中主人公(通常就是作者本人)首先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
“他不无忧虑地思考，同自然交往——我就要死去，而这片土地，这片森林、这条河
流，还有这片天空，将会在没有我的情况下永存，甚至不会发现我不再与他们同在。”
现在呢?现在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
十年过后，这片土地、森林与河流还能留下什么?这里将会立起什么样的建筑，连通什 么样的道路和管线，架起什么样的输电线?而且连这里的天空都会不会像现在这样，还 是被什么东西熏黑、遮蔽?其实还有另一方面：这里将会抛下什么?(25)
在生态危机语境下，俄罗斯思想界不约而同地从以东正教传统中寻找救赎力量。从历
史文化传统观之，在自我意识深处，俄罗斯人坚信自己是挪亚的子孙，莫斯科是第三罗 马，俄罗斯和犹太人一样，是被上帝拣选的民族，是一个弥赛亚民族，负有拯救世界的 使命。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俄罗斯是“全世界唯一体现上帝的民族，是将来以新 的上帝的名义更新和拯救世界的民族”(103)。在西方工业文明引发消费享乐主义泛滥 ，导致生态与精神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人仍然坚信能够担当起在全球范围内把不同的 人和不同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重任的只能是俄罗斯文化，“因为它拥有与‘新教伦理’ 完全不同的集体拯救的伦理观念……这样的观念可以被称为‘东正教伦理’，俄罗斯思 想要以此作为建构世界性社会的‘精神’”。(注：参见梅茹耶夫：“论民族思想”， 《哲学问题》1997年第12期，转引自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 斯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303。)思想家们同样意识到，当今时代 基督教对现实生活的作用正在削弱，但是对于改造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而言，舍弃两千年 来承载着人类道德理想的宗教似乎别无他途。故而基督教作为俄罗斯思想的精神资源和 价值根基之所在，受到当代俄罗斯思想界一致的肯定。而且，以东正教伦理为核心的俄 罗斯文化成为危机时代不可或缺的救赎力量，其深层原因还在于它符合生态律令。所以 莫伊谢耶夫说：“应当在理性圈意识形态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宗教和教育”(99) 。库拉硕夫(В．И．Курашов)更是把这种作用绝对化，认为“没有宗教世界观和宗教末世论的感召，保护自然和地球上生命的生态呼唤就不可能在科学知识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29)。
俄罗斯文学一直是俄罗斯思想最深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19世纪以来，弥赛亚意识一
直感召着作家们的思考和创作。而当代俄语生态文学的末世论主题与弥赛亚意识的转变
本身既弥漫着危机时代的悲剧色彩，同时也透射出面向未来的“积极的末世论”深刻内
涵。俄罗斯生态末世论的问题相当庞杂，因篇幅所限，笔者本篇专论“当代俄语生态文
学中的弥赛亚意识”。(注：有关生态哲学中的弥赛亚意识在拙作：“俄罗斯生态末世
论思想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中做了集中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并且本文仍以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艾特玛托夫这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为例进行
文本分析。(注：笔者在《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外国文学
评论》2003年第3期)中也以这三位作家的作品作为文本分析的个案。这两篇论文探讨的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生态危机语境下的犯罪与救赎问题。另外，艾特玛托夫虽然
是吉尔吉斯作家，但笔者曾跟莫大语文系导师Умеров讨论过，他认为现在称艾特
玛托夫为“用俄语写作的吉尔吉斯作家”更妥。因为艾特玛托夫早已超越了本民族信奉
的伊斯兰教。他从小受双语教育，对俄罗斯文化传统早已熟谙于心。更为重要的是，不
管是什么地方的作家，他们面对的都是广阔寂寥的俄罗斯大地上的生态问题，表达的都
是那种深重的忧患意识。)以宗教视角观之，他们恰好分属不同类型：在阿斯塔菲耶夫
作品中，泛神论表象下隐藏着深沉的东正教意识，上帝同时承载着创世与救世功能；拉
斯普京透过多神教的成分逐步向东正教靠拢；一再申明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艾特玛托夫，
却在作品中塑造了新基督的形象。这三位作家从泛神论的起点到基督复活的终点，从信 仰抵达理性的漫漫途程，正凸显出将弥赛亚意识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普适性及其深刻用 意。
在阿斯塔菲耶夫笔下，泛神论色彩和基督教意识呈现为显隐两重结构。他首先从泛神
论视角关照大自然：“地上的原始森林和天上的星星都是在亿万斯年前还没有我们人类
的时候就有的了。”在寂寥虚空、生生不息的大自然面前，人作为有限的生命个体，在 大森林里等待一滴露珠从树叶上坠落的时刻参悟天地造化：
寂静好象已经到了顶点，但是我凭借的既不是听觉，也不是肉体，而是凭借了对自然
的内心感应，感到了极顶的寂静，感到了新生婴儿在诞生之日囟门上的搏动——正如古
人说的，这是独一无二的圣灵在世上翱翔的刹那来临了。
森林的深处好象听得到一种神秘的气息，轻微的足音。甚至觉得天空中浮云也象是别 有深意，同时神秘莫测地在行动，也许，这是天外之天或者‘天使翅膀’的声响?!在这 天堂般的宁静里，你会相信有天使，有永恒的幸福，罪恶将烟消云散，永恒的善能复活 再生。
因为植根于东正教文化传统，他在这里不自觉地运用“圣灵”、“天使”、“永恒的
幸福”、“永恒的善”、“罪恶”这些基督教的符号体系来表述自己泛神论的领悟。阿
斯塔菲耶夫冷醒地反思人类的罪孽：
我们只以为，是我们在改造一切，也包括改造自然在内。不是的，我们对它只是破坏
、损害、践踏、摧残，使它毁于烈火。
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罪与罚，作家又自觉地寻求上帝的救赎。在那个特定的时代，“
阿斯塔菲耶夫不能明言自己是信徒，但他的世界却渗透着农民的宗教意识”。(注：
Жорж Нива(Женева)，К вопросу о“новом 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е”：моральный и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подтексты“Царя-рыбы”Виктора Астафьева．
阿斯塔菲耶夫这样设计新千年摆脱困境的出路。……其一，封闭在悲观绝望之中。似
乎(可能，只是似乎?)这是作家个人的选择。其二，“回归自然”，但却是乌托邦的。
人类几个世纪的历史早已推翻了这种奢望，甚至卢梭也无可奈何。人按其堕落的本性不
可能是自身的拯救者。还有第三条路：明白开始同自然作斗争就如同跟上帝对人的恩赐 斗争一样，我们要回报造物主和赐予者。我们为此得到报偿不是因为大自然具有某种自 足的意义或是泛神论的开端，而是因为她是上帝的创造。人对她所做的是犯罪。应当明 白这一点，不去犯罪。(825)
于是我们看到，虽然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人物多半不信神，身上充盈着世俗情感，但
当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之际，总是情不自禁地呼唤上帝：在《蓝色群山的梦》中
被暴风雪困在莽莽森林中的莫斯科少女艾丽雅在阿基姆的救助下起死回生，走出大森林
时首先想起以前在教堂听到的祷词：“上帝啊!垂怜我有罪的人，我们在天的父啊……
愿你的名字焕发荣光!……以圣母的名义，宽恕我们吧!……勿因我的罪孽弃我不顾……
勿拒绝我……请赐我以得救的欢乐……”《鲍加尼达村的鱼汤》这篇核心之作塑造了真
正的人阿基姆的形象。阿基姆的母亲是多尔干人，本不信教，生养了一大群不知父亲的
孩子。为最后一个孩子堕胎时，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生命垂危之际，这个天真质朴、
率性而为的女人却虔诚地乞求上帝。《鱼王》中的偷鱼者伊格纳齐依奇，在冰冷的河水
中即将与鱼王同归于尽时也开始了对上帝的祷告，追悔自己不敬上帝、践踏自然和女人
的行为。他终于醒悟到：“每人都有自己的名分，上帝份内的事归上帝安排。”这里的
上帝让我们想起永恒的自然律、命运、定数等概念。
法国著名斯拉夫学者、俄罗斯文学专家、日内瓦大学教授乔治·尼瓦在《回答‘新乡
土派’问题：阿斯塔菲耶夫<鱼王>的道德宗教底蕴》一文中指出：“‘赎罪的时刻来临 了，忏悔的钟声已经敲响!’或许小说的深层寓意正是在这里。”(注：Жорж Нива(Женева)，К вопросу о“новом 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е”：моральный и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подтексты“Царя-рыбы”Виктора Астафьева．
在三位作家中，拉斯普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最为强烈持久。他的视野主要集中在西伯
利亚的大自然和社会的精神生态，为故乡安卡拉河和贝加尔湖的生态环境大声疾呼，并
与其他作家一起成功地阻止了政府“北水南调工程计划”的实施。在80年代后半期到90
年代初苏联社会剧烈震荡的时期，他的小说创作一度“失语”，但仍然写出了一系列有
关道德、生态、文学的特写和政论文章。拉斯普京敏锐地察觉到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的
威胁，认为非理性地、粗暴地改造自然和社会可能会导致世界的最终毁灭。在《告别马
焦拉》中，他以寓言式的笔法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启示录般的现代悲剧图景：“马焦拉”
是母亲、是大地、是哺育者、是家园，但是为了修筑水电站，自以为是大自然的主宰的
现代人却将她沉没水底，成了葬送家园的千古罪人。
作为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和费奥多罗夫学说的追随者，拉斯普京设计了一个费奥多罗
夫式的拯救方案。费奥多罗夫的基本思想在于：全人类就是一个由共同祖先和共同命运
联结在一起的大家庭。但在实际历史和生活中，这个家庭是四分五裂的。世界缺乏兄弟 友爱和亲缘情感的状况表现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以及“子辈 ”对“父辈”(祖先)的态度上。宗教的本质就是祖先崇拜。天父是地上诸父的天上代表 ，而地上诸父是天父的象征。因此，对死者的遗忘就相当于犯罪。拉斯普京赞成费多罗 夫关于俄罗斯精神群体性思想和人与世界、宇宙、家族融为一体的思想，他说：“死亡 ，似乎是可怕的，但死亡总是在生者的心田里播下最有益的丰收的种子，腐朽和神秘之 种能结出生命和理解之果。……人，不是个体，他身上融合着许多彼此不同的乡亲，他 们聚集在同一个躯壳中，同舟共济似的从此岸划向彼岸。”
拉斯普京通过农村老太太达丽亚的形象建立起与过去的精神传统的联系。她的孙子安
德烈则年轻气盛、数典忘祖，热衷于改天换地的伟大事业，立志做新生活的建设者，以
为被机器文明武装起来的现代人将无所不能。在马焦拉岛面临毁灭之际，他毫无眷恋之
情，头也不回地向水电站工地奔去。小说通过祖孙对话透视出现代人与传统的疏离，进
而反思其罪孽。跟传统断了线的人，除了“在自己的周围添了点儿热气”之外，又能走
出多远呢?
现代人类要获得救赎，就要回归达丽亚和她记忆中的先辈所代表的传统道德理想。达 丽娅的絮絮不休的话语仿佛是来自地层深处的声音。她为人类的无知而虔诚地祈祷：“ 上帝啊，饶恕我们吧，我们软弱、健忘、心灵空虚”。她时刻提醒着人在自然面前的责 任：
前辈把马焦拉交给咱们，只是教咱们用上一阵子……让咱们好好地服伺它，靠它养活 咱们。看你们待它怎样。老一辈子把它交给了你们，然后再把它交给晚辈。他们可要追 究你们的责任的。……我们只活一辈子，我们又算得了什么?”她告诫健忘的孙子：“ 孩子，谁身上有灵魂，谁身上就有上帝。不管你多不相信，可上帝就在你身上。不是在 天上。他祝福你，保佑你，为你指路。希望你生来是人，永远是人。让你心地善良。谁 要是糟蹋了灵魂，谁就不是人了，不是人!
著名斯拉夫学家、日内瓦大学教授乔治·尼瓦认为，“《告别马焦拉》不仅是生态小
说，而且是关于道德抵抗和人的记忆的诗篇”。(注：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
ли 20 века，Биогро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Москва，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андеву-
ам，2000，c.584.)其实不仅是这部小说，拉斯普京所有后来的作品(包括《失火记》 、《傍晚》、《农家木屋》等)都在讲述一件事：在传统精神与文化价值的复活中拯救 俄罗斯。作品的意义主要在于表现了祖先的“生态智慧”，即他们和谐与道德生活的经 验教训，表现了俄罗斯精神群体性思想和人与世界、宇宙、家族融为一体的思想。这里 明显地带有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说和费奥多罗夫“共同事业”哲学的印记。从作品 中亦可见出作家透过多神教的神秘成分向东正教靠拢的意图，因为东正教正是人类世代 生态智慧的凝聚。在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作家更明确地将救赎的希望 指向了宗教：“除了东正教，我尚未发现如今有别的力量能够将俄罗斯人民凝聚在一起 ，帮助人民经受住苦难。只有东正教高于党派团体利益，而在今天各种党派团体的利益 几乎使任何社会运动四分五裂。最重要的是，宗教从精神上拯救人，赋予人生活的意义 ，使之成为非‘市场的’，而是历史的俄罗斯的公民。‘与上帝同在我们会战胜一切’ ——这是我们古老的真理。”(注：参见夏忠宪：“В.拉斯普京访谈录”，《俄罗斯文 艺》3(2001)：59—60。)
艾特玛托夫的创作非常完整地体现了救赎的“公式”。理性向来是艾特玛托夫的不懈
追求，正是因为人类陷入了失去理性的疯狂，才使自己濒临末日命运。艾特玛托夫一再 声明：“具体的安拉或耶稣我都不信。我相信理性和它同宇宙的联系。每一个有生命的 物体，不管是仙人掌还是人，都同宇宙相连。”(注：Четыре вечера с Ченгизом Айтматовым//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6 ноября 1993.)作为自称的无神论者，他又充分肯定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1994年，艾特玛托夫在与池田大作对话时指出：“我认为，信仰的总根子在于，无论他在什么样的宗教意识中实现，都是对生活的敬意，对人的敬意，我对任何宗教都同样深怀敬意，因为它反映着某一民族素往的精神的、哲学的、道德的经验，帮助人们生活——在每日的日常生活中，更宽泛些，在以高度的道德规范为指导的现实存在中寻找自己的位置”(153)。无论是《断头台》中的基督教，还是《卡珊德拉印记》中设计的宇宙宗教，都是作家借以宣扬道德理想的载体。
《断头台》首先改写了两千年前耶稣被犹太总督彼拉多处死的圣经故事，以那一悲剧
场景喻示人类的现代境遇，并借此展开形而上的思考。耶稣当年振聋发聩的话语回响在 现代人的耳畔：“自从人类的始祖被逐出伊甸园，邪恶如深渊般张着大口，人们遭受了 数不尽的战争，暴行，杀戮，驱逐，不义，屈辱!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尘世间反对善， 反对本性的全部可怕罪孽，——难道这一切不是比末日审判更可怕的惩罚吗?历史的永 恒使命何在?难道不是让富于理性的人达到爱和怜悯这一上帝的高度吗?可是在人类历史 上，有过多少次令人恐怖的考验，而未来的暴行，犹如大洋上的汹涌波涛，是无边无际
的。在这种地狱里生活，难道不比末日审判更糟吗?”作家警示人们：“应该害怕的不 是杜撰的、神秘的世界末日，而是我们自己可能做出的、可以成为可怕现实的事情。” (注：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Цена жизни//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13 августа 1986.)在小说中，正是人类焚烧草原
、屠戮野生动物、吸毒贩毒的疯狂之举将自己推向了末日。
为救赎危机中的人类，艾特玛托夫着力塑造了新基督阿夫季·卡利斯特拉托夫的形象
，并让他从各个层面同耶稣基督建立起对应关系。这一命意首先体现在人物的名字上： “阿夫季”为《圣经·历代志》中的希伯来先知俄巴底亚的俄语音译，希伯来文意为“ 耶和华的仆人”。当年的“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今天的阿夫季如同“复活的 ”耶稣基督，这个对世界满怀悲悯的青年从神学院走向中亚草原的步履简直就是对耶稣 基督步入苦难尘世的重复，不过他的救赎面对的是新的时代问题。作为危机时代的拯救 者，他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拯救人们的灵魂，将他们引上真理之路。
在神学院学习期间，阿夫季就醉心于革新思想。他认为“我们观念中的上帝是亘古长
存的，但因为人间的思想不断发展，认识在不断加深，由此不断得出结论：上帝也应具
有发展的性质。”“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类历史的进展，来发展神的范畴”。
但这种自由思想不为保守的官方教会所接受，于是，这个被逐出神学院的青年开始了他
在尘世的漂泊与救赎之旅。
阿夫季在形式上舍弃了官方教会，但在心灵上他始终是个布道者，他给人们带来了他
所理解的那种真理和善的福音，传播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救世主思想。为了向世人披露关
于大麻问题的真相，他受报社派遣只身潜入贩毒团伙。在莫云库梅草原，他目睹了围猎
者动用直升飞机、越野汽车、速射步枪这些现代机械屠戮羚羊，自毁家园的疯狂。他像
耶稣基督一样自觉背负起人生的十字架：“他们在这罪孽深重、充满矛盾的世界上迷路
了!我应该跟他们一样承担责任。……我同他们一样有罪!我们要一道忏悔自己的罪孽，
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阿夫季直接站到贩毒者、围猎者面前进行劝善弃
恶的宣传，要这些野性发作的人向上帝忏悔，祈求上帝宽恕他们对生机勃勃的大自然造
成的灾难。然而，忏悔和感化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他的说教没能阻止恶行，自己反而
被贩毒者毒打后扔上火车、又被围猎者折磨致死。
作品通过阿夫季神游耶路撒冷与耶稣基督建立起精神联系。耶稣当年为宣讲真理而在 客西马尼林园受审，面对罗马王朱理亚所代表的强权宁死不屈，最终被钉上十字架，以 自己的死救赎了人类的罪孽。阿夫季和贩毒团伙头子格里申的对话与一千九百五十年前 耶稣和犹太总督彼拉多在客西马尼的对话遥相呼应。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大鸟意象更是神 来之笔，将阿夫季之死的深刻蕴含点化出来。当年耶稣被押赴骷髅山的时候，有一只不 知是鸢还是鹰的鸟儿在希律王宫上空盘旋，然后一直追随着被押解的耶稣，朝秃山方向 追去。在莫云库梅草原上，当阿夫季被吊上盐木之际，我们似乎从他的身形中认出了那 从遥远的时空隧道飞来的圣灵：“这一夜，在沉寂的莫云库梅大漠上空，一轮满月高照 ，泻下一片明亮得令人目眩的清辉，映出了老盐木上一具十字形的僵直人体。不知为什 么人体有点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鹏，但它被击落了，现在掉在树枝上。”在母狼眼里， “这个人奇怪地挂在不算高的盐木上，像只卡在树枝间的大鸟”。他像耶稣一样，以自 己的舍身殉难完成了救赎世人的使命。
艾特玛托夫认为，上帝“是良心和仁慈的最高尺度。”阿夫季“想了解在人的力量达
到空前高度的技术统治的时代，人同上帝的关系。”因此，“阿夫季的悲剧对我们而言
就是文明的悲剧”。(注：Р．Рахманашев，А．Гречихин，М．Жарких，и др．Под общ．ред．т．Суванбердиева，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Бишкек，Фрунзе ыргызстан，1989)161.)他以自己的死唤起世人思考：“造物主赐予我们世间最高的幸福——理性。……人存在的意义，在于使自己的精神得到自我完善——人世间没有比这更高的目的。这就是理性生活的魅力——一天天顺着没有尽头的阶梯，攀登精神完美的光辉顶峰。”通过忏悔抵达理性，这是艾特玛托夫设计的救赎之路。作家直言塑造阿夫季这一形象的用意就在于“试图通过宗教完成一条通向人的道路。”人类精神的自我完善才是解脱生态末世命运的关键所在。耶稣曾经预言：“今后世世代代的人永远朝我走来。这就是我的再次降临人世。”阿夫季的精神探索便是危机时代上帝之子的所谓“复活”。
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的救世主说首先依赖俄罗斯人的云游、漂泊和寻觅活动， 依赖俄罗斯人忍辱负重和一往无前的精神，依赖天启的俄罗斯，依赖自己没有圣城而寻 求未来之城的俄罗斯人”。(注：参见别尔嘉耶夫：“俄国魂”，见索洛维约夫等著《 俄罗斯思想》，贾泽林 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280。)阿夫季就是 危机时代寻找地上耶路撒冷的俄罗斯大地上的漂泊者，像他的先辈拉斯科尔尼科夫、梅 什金、斯诺罗夫金、安德烈公爵等那些云游派教徒一样，成为人类精神探索的象征。由 此，其种种唐吉诃德式的努力便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而对这个形象身上有关东正教方 面的细节真实也许就不必过多苛求。(注：М．М．杜纳耶夫在《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第六卷中一再指责作家对东正教基本常识的缺乏使得这个人物显得不够真实，诸如东正教称神父而不称大主教；阿夫季对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感到痛苦，认为小说作者塑造了一个外表上吸引人，但内里却站不住脚的基督徒，所以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结局。参见М．М．Дунаев，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Ⅵ(Москва，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2000)825。)当我们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很多西方神学家为回应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而对传统神学进行改造、创建生态神学的不懈努力。艾特玛托夫在那个视宗教为禁区的特定年代明确地将基督教作为一种救赎理想，本身就体现出难能可贵的超越意识与过人胆识。
在生态文学作品中，末世图景并不发生在《圣经》所指的那个遥遥无期的彼岸未来，
相反，它就在此岸，时时刻刻都发生在我们身边。《鱼王》、《告别马焦拉》、《断头
台》已经向人们展示了这种悲惨的末世图景。《断头台》书名本身的喻示就启人深思：
“人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不管怎样总是处在断头台面前。又使他登上这座断头台，自
然肉体还活着，有时他并没有登上。在这种情况下，书名断头台被赋予某种意义，走向
断头台意味着和在人生的道路上去经受十字架的痛苦。”(注：参见冯加：“译后记”
，《断头台》(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410。)这与别尔嘉耶夫的积极的末世论
遥相呼应：“末世论前景不但是世界无法确定的终结的前景，它还是生命每个瞬间的前
景。在生命的每个瞬间都需要结束旧世界，开始新世界。这就是精神的气息”(264)。
对生态末世命运的警醒与救赎的努力正是人类绝处逢生的希望之光。
由此我们可以见出这种生态末世论独特的思维进路：一方面呼唤人们正视自己所面临
的历史终结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又强调“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死亡，但死亡是为了复活
。末世论基督教是复活的基督教”(221)。所谓的“复活”便是重塑人的灵魂，重建以
人类的集体生存本能、集体理性为依托，遵循生态律令的新型生态伦理、培养具有新的
道德观念、决定人类未来的“新人”，即“生态人”，(注：参见安启念：《俄罗斯向
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372。)从
而使得人类与整个世间万物相依共存，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而信仰和理性的力量会帮
助人类建构共同的生态伦理——新的人道主义，这是托尔斯泰老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
”的现代版，也是植根于深厚精神传统的俄罗斯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为危机中的人类指
出的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