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镇：以市场机制为引导发展人口城市化——义乌稠城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乌论文,小城镇论文,市场机制论文,启示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国目前尚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人口城市化一直是我国社会学界、人口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两种途径，即就地转移和迁移转移，分别对应于两种城市化模式，即就地城市化（又称农村城镇化）和迁移城市化。但在现实中两者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例如，在大城市的郊区、小城镇或农村地区，可能同时是人口迁入地又是农村城镇化地区，同时存在迁移转移和就地转移两种情况，只是可能有主次之分。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应忽视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首先是一个经济过程，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转移和城市化都是空谈。由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几近无限供应，所以只要存在经济增长，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会立即发生，但这部分人口是否能彻底城市化要看是否有相应的制度保证。我们以往的“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和“小城镇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否定了城市化是一个经济过程，违背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一厢情愿地搞大城市、中等城市或小城镇都是行不通的。
无疑，小城镇是中国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希望和出路。但发展小城镇的数量和小城镇的自身发展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我们以往侧重于增加小城镇的数量，而不是着眼于小城镇自身的发展。前几年正是在发展小城镇的口号下，全国掀起了发展建制镇热。但由于这些建制镇没有得到很好的发育，其平均规模都很小，平均每个建制镇的人口规模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据统计，1982至1990年农村的城镇数量增长3.9倍，镇人口规模却由2.23万人下降到0.87万人。截止到1993年底，我国约有6万个小城镇，其中20万以下的小城市341个，县城近2,000个，建制镇15,027个，乡政府驻地集镇42,500个，此外还有上千个农、林、牧、渔场的场部所在地。小城镇的迅猛发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城市化的主要特点，迅猛发展的小城镇其显著的特点是“小”，如城区面积小，聚集的人口和非农产业少，聚集功能差，道路、排水管道等城市基础设施差等，这些都不利于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和进一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吸引力。发展小城镇或建制镇的数量虽然能吸纳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由于它不是以经济增长为引导的城镇化，而是计划体制下的农村城市化模型，因而它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小，到一定程度就趋于饱和。
因此，小城镇对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在于其自身发展，小城镇的发展应着眼于通过经济增长拓展自身的规模和生存空间，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不断将小城镇周边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吸纳进来，而且还意味着小城镇在发展中成为大批外来劳动力的迁入地和汇聚地，促进城市规模的升级换代，使城市发展为中等城市甚至大城市，反过来进一步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拉力。只有这样，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才是可能的。因此，我们的侧重点应在于以发展来拓展小城镇的规模，以小城镇的发展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城市化，而不在于单纯的追求小城镇的数量。当然，小城镇能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这一使命，取决于小城镇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强度。
二
义乌是浙江金华市下的一个县级市，改革开放前，这里只是一个人均耕地不到6分、自然资源十分贫乏的穷县。但在改革开放后，义乌的中心城区稠城镇通过发展商业，尤其是小商品流通业，带来了其周边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其从一个3万人的小县城发展为一个常驻人口为20万人的城市，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以常驻人口20－50万为中等城市，那么稠城已经迈上了中等城市的台阶。我们从稠城的发展轨迹中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是植根于义乌的资源禀赋、传统文化的。由于人多地少，据《义乌县志》载，早在清朝乾隆时，义乌县就有农民于每年的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地土产的红糖熬成糖饼或生姜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禽畜毛骨、旧衣破鞋、废铜烂铁等，博取微利。清咸丰、同治年间，糖担货色增售妇女所需针线脂粉、髻网木梳等小商品。抗战前夕，操此业者近万，从而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行业——敲糖帮。数百年来，“鸡毛换糖”不仅成为义乌人谋生的一种方式，而且孕育了义乌人的经商意识。小商品市场的繁荣与这种经商意识是一脉相承的。
义乌传统的小商品经营由于解放后的政治运动而被迫中断了几十年。1978年，义乌的稠城镇、廿三里镇开始出现为数千敲糖帮提供货源的小商品批发商。1982年，当时的义乌县政府决定开放小商品市场，该年年底，市场的摊位剧增至700多个；1983年底，摊位数增加到1,050个；1984年，义乌县政府明确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口号，该年年底，小商品市场的摊位增加到1,800多个，市场年成交额达2,700万元。1982年9月到1984年12月是小商品市场的扶持和培育阶段，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敲糖帮开始解体。其中一部分人投入到小商品市场，另一部分人在全国各地找到立足点，设摊开店销售小商品，于是，各地的小商品市场随着“敲糖帮”跑遍全国而建立起来。随着敲糖帮的解体，稠城周围的农民拥入小商品市场，成为批发商，外地客商也蜂拥而入，成为小商品市场的主要顾客。
以1984年12月设第1,800个摊位为标志，小商品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二代小商品市场）。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总投资58万元，占地面积约20亩，设摊1,800个，市场中心建成了4层的服务大楼。小商品市场结束了沿街为市的传统方式，从不定形转为定形，商场化的市场诞生了。市场的运作也从无序进入了有序，市场工商所、税收稽征组、银行分理处、个体劳动、治安委员会等入驻；寄存、饮食、住宿等服务项目应运而生。
1986年10月，第三代小商品市场投入使用。第三代市场投资440万元，占地44,000多平方米，设固定摊位4,096个，临时摊位1,000多个。场内有设备齐全的商业服务大楼、旅馆、浴室、游艺设施；成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各司其职。这一时期，市场的成交额增长很快，1985年为5,000万元，1991年猛增到10多亿元，增长20倍。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发展提高阶段。
1992年2月，拥有7,000多个摊位的第四代小商品市场一期工程投入使用，当年，小商品市场创造了销售额20.54亿元、税收3,625万元的记录，在全国十大批发市场中排行第一。1993年5月，义乌的服装市场、袜子市场、小百货市场被国家工商局命名为“中国小商品城”。该年，小商品成交额为45.2亿元。1994年7月，拥有7,000个摊位的第四代小商品市场二期工程投入运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共投资1.05亿元，建筑面积13.8万平方米，营业仓储用房768间，并拥有一幢12层的服务大楼。
义乌小商品市场（中国小商品城）经过四次易址、七次扩建，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大型工业和生活消费品批发市场，全国小商品的流通中心。目前，市场拥有营业面积39万平方米，商位2.7万个，有17个交易区，3万余种商品，经营人员6万余人，日均客流达15－20万人次，1995年小商品市场的成交额达152亿元，估计1996年可达200亿元。小商品市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其经营的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卖方已由清一色的农民身份的个体工商户变成由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等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组成。市场经营主体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另外，在市场自发形成阶段，买方主要是本地人，即跑外地经营小商品的“敲糖帮”以及本地的消费者，后随敲糖帮跑遍全国和各地小商品市场的兴办，带动了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发展，来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货的主要是外地的个体商贩和义乌在外地的经商者。同时，市场的经营客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信息灵、反应快，使小商品市场的经营品种十分齐全；另外，市场已由经营低档小商品向经营各种档次的商品方向发展，小商品市场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档次和品位。
小商品市场是义乌一个有生命力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增长点，稠城乃至义乌的方方面面都与小商品市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经济一体化。
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催动了稠城第三产业的发展，饮食服务业、运输业、仓储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信息业等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以饮食服务业为例，1982年全市包括市府招待所在内只有11家旅馆，1993年达到200家；饮食网点从1982年的58家增加到1993年的800家，1995年又猛增到2,028家，餐饮业零售额从1980年的206万元增加到1995年的7,373万元。在小商品市场周围，形成了若干家有规模的快餐店和大酒店以及不计其数的小餐馆，为每天进出市场的各类顾客、营业人员和流动人员提供不同层次的服务。城市第三产业的兴起不仅解决了稠城人的就业，而且还吸纳了大量外来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并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不仅如此，随着市场的发展，平均利润率规律又为农村工业的崛起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时机，“二次创业”、“引商转工”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义乌的乡镇工业和市场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显示出“商业城、工业镇、专业村”的城乡一体发展的态势以及村镇办厂、市场设摊和前摊后厂的格局。市场的信息功能和聚集效应大大地刺激了本地工业的发展，乡镇工业随市场的扩场而扩张，工业的发展又反过来支撑了市场的拓展。小商品市场与本地乡镇工业形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1978年义乌的农村工业总产值在金华地区排在永康和东阳之后，1983年起超过永康，1993年起超过东阳，且人均工业劳动力产值在全市名列第一。
小商品市场是义乌发展的源头，但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主导地位，其产业结构为二、三、一，如表1。
表1 义乌历年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及其比重变化
说明：本表及以下表格的数据均来自义乌历年统计年鉴。
可以看到，义乌的第二产业一直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1992至1993年三产有一个跳跃发展，三产比重短期内超过了二产，但1994年、1995年二产又继续上升，基本上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而三产却略有下降。这也表明，小商品市场是义乌经济发展的有力增长点，这一增长点带来多个增长点，其中工业化是最强有力的一个。
但是，在目前义乌工业总产值中，国有、集体和个体私营比为1.6∶16.1∶82.3，工业散、小、低特征强烈，亟待提高档次。另外，义乌的第三产业中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层次其所占比重分别为78.4%、11.7%、7.4%、2.6%，三产中的第一层次占了3/4以上，可见其第三产业仍处于较低层次，第三产业本身也有一个提高档次的问题，而第三产业的层次的提高和工业化的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又是紧密相关的。从现阶段看，稠城的第三产业尤其是其商业的发展若没有农村工业化的支持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如果没有工业的上档次、上规模，没有高质量的工业化为后盾，流通领域的优势也很难持久。义乌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过渡时期，估计今后20年间工业还有一个高速的发展，因此，市场是个发展的契机，工业化是重头戏，以市场机制为引导的工业化是义乌今后的发展方向。从整个义乌看，其今后的经济生长点在于高质量的工业化。稠城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来提高工业化的档次，并以提高工业化水平来提高第三产业的层次，扩大第三产业的规模。无论发展第三产业还是工业化都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稠城及义乌其它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所以，稠城的小商品市场是义乌一个有力的经济增长点，它不仅是稠城镇区发展的生长点，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引发了农村的工业化，并有力地支持了中心城区（稠城）小商品流通业和其它相关第三产业的扩张；如果各方面的措施得力，它还会通过农村的工业化带来更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镇化，这对稠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对整个义乌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也是十分有利的。可见，小商品在义乌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此外，从以上分析我们也看到，义乌已通过村镇办厂、市场设摊的格局建立了工业与商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农村和城市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区域间的分工合作开始起步，以市区小商品为龙头、发展工业镇、专业村是其中的一种模式，义乌呈现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态势，这同时也是一个打破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有利的契机。
其次，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发展。
义乌小商品市场和稠城第三产业的兴起，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巨大的压力。义乌城市建设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城市道路、交通、邮电通讯等均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城市主干道从1984年的4条增加到1993年的24条；义乌火车站由三等站上升到二等站，客运居全省第3位，货运居全省第7位；建成义乌中型机场；邮电通讯业发展迅速，1995年义乌有无线寻呼用户13,211户，约占金华市的1/6，移动电话用户5,041户，约占金华市的1/5。我们可以从表2看到通讯基础设施发展的势头。
表2 义乌市历年电话发展情况单位：部
此外，义乌还兴建了水厂，形成了城区供水系统。新建了公园，兴办了各类学校、医院、娱乐场所等等，以满足不断膨胀和日益活跃人口的各种需求。随着城市经济的扩张和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稠城城区面积扩展十分迅速，见表3：
表3 义乌历年建城区面积和基本建设占用耕地情况
以上数据一方面说明了城市的迅速扩张，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乱占耕地的隐忧。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对稠城的用地效率作出分析，也较难测算占用的耕地是否得到了最合理的利用。因此，在小城镇城区扩张过程中，政府应作好用地规划，提高城市化的效率。
第三，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聚集与城市规模的扩大。
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硬件，而人口的聚集则是一个城市生长的关键因素。据估算，稠城现有实际居住人口达20万，其中外地常驻人口约占一半，每天还有约15万的流动人口，其数量超过稠城本地人口。而从统计资料上看，义乌稠城的户籍非农业人口大大低于实际居住人口，如表4。
表4 稠城历年户籍非农业人口数 单位：人
1985年至1995年，小商品市场的年成交额年均以77.1%的速度增长，如果这一势头继续保持下去，稠城就有可能带动整个义乌地区的经济增长，带动整个义乌的城镇化，并使稠城自身成为新兴的移民城市。人口的汇聚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且它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一结果与当地政府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采取了宽松的政策有关。
义乌市现有初具雏形的人才劳务市场，1993年有个体、私营、乡镇和劳动人事部门建立的职业介绍所14个，并由此产生了一批专业从事为外来劳动力介绍工作和为企业、个体私营老板招揽工人的掮客。义乌的劳动力市场有望成为浙中较有辐射力的区域性劳动力市场，该市场不仅能为本地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提供结构合理、数量充分的劳动力，而且能辐射到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此外，政府还努力为本地劳动力与外地劳动力创造一个相对平等的竞争环境，例如早在1993年，义乌市府就决定建造2000套微利房或租或售给在小商品市场做生意但没有居住和仓储用房的外地客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保证他们的经商积极性；同时，还整顿联托运市场，降低运价，为小商品市场的运转创造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
因此，市场的发展与劳动力的流动、汇聚互为因果，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义乌才有今天的规模，城市发展的动力正是来源于此，其中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城市的生长来说甚至是更为本质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正是抓住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内容。因此，义乌的城市扩张，是一个由市场机制牵引的经济发展下的人口城市化过程。
三
义乌的发展轨迹告诉我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外来人口的汇聚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城市化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小城镇要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或者反过来说，小城镇要发展，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找准经济增长点，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乃是问题的核心。只有这样，大规模的转移和人口城市化才是可能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正是植根于自身的传统文化和资源特色，通过立足于发展小商品流通业，并带动其它产业发展从而带来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劳动力和人口的汇聚以及城市的扩张。小商品市场的每一次升级换代都带来了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汇聚，并进一步带来人口的汇聚。由于小商品市场的辐射力遍及全国，因而它所牵动的劳动力迁移也是全国性的。
当然，小商品市场本身并不是没有问题，如不采取其它措施，它能充当多少年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成问题的，但这是经济学家考虑的问题。如前所述，义乌今后的希望在于引工转商，发展以市场机制为引导的高质量的工业化。因此，作为义乌市政府，应在保持稠城流通领域的优势、为工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运行环境的同时，应注意加强对工业的扶持，适当调整产业政策，对某些重点产业加强引导和扶持，引入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源，争取产品上档次、上规模，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只有强大的工业化，第三产业的规模才能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由此城市的规模才能不断地拓展，城市功能才能不断地升级。而工业化本身又为义乌其它地区的城镇化奠定了基础。因此象义乌这样一个小城市发展成为一个中等城市甚至大城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而它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更强大的吸纳力也是存在的。义乌稠城已经迈上了中等城市的台阶。所以，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和特色产业乃是小城镇发展的生命线。
我们从义乌的经验还可以看到，由于国家在小城镇的大中型投资项目极少，计划体制较薄弱，小城镇又背靠农村腹地，其经济和发展与市场机制的启动有紧密关系。义乌地区只有一些小型的地方国营工业，它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与其市场机制的启动较早有关。发展特色产业，找准经济增长点也是市场取向的策略。早在80年代初，当大多数农村地区还沉醉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义乌民间的小商品交易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并且已在不断的发展中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面对小商品的发展势头，当时的义乌县政府摒弃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决定开放小商品市场。1982年，义乌县委县府提出了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1984年，义乌县又提出“兴商建县”（后改为“兴商建市”）的口号。兴商建县体现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它避开了义乌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工业落后的劣势，使义乌流动人才优势和交通优势得到发挥。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平均利润率的作用，又出现了资本向农村乡镇工业转移的势头，并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工业的集中，而农村的工业化又有力地支持了设在义乌市中心的小商品市场，形成工商互补、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态势。这种农村工业化也是在小商品市场的牵动下发展起来的，是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工业化，它不同于由国家投资的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化。总之，市场机制对小城镇的生长来说是十分关键的。
第三，在小城镇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市场机制而不是计划体制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只有在市场机制引导下，小城镇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小城镇随其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外来人口的汇聚以及城市化也应不同于以往的模式。小城镇的扩张应遵循新的城市体制，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对劳动力（人口）的配置作用，以市场机制为引导发展人口城市化。如果小城镇的扩张仍在原有计划体制和二元结构下进行，无论从财政负担还是从经济效率看都是不可行的，它不仅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更直接的后果是阻碍经济发展。
从义乌看，由于经济发展的强劲需求，实质上已在运用新的城市体制，并且容纳了相当于稠城本地人口的农村和外来劳动力。义乌市政府在观念上也进行了转变，在向我们介绍情况时用常驻人口代替了外来人口的概念，另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及其在义乌的生根发芽。例如，大力兴办各类劳动力市场，建造微利房等或租或售给外地客商以解决后顾之忧，兴办学校、幼儿园以解决外来人口的子女上学、入托等问题，等等。但这些措施更多地是从发展经济角度出发而不是人口城市化的角度出发。由于改革旧的城市体制的大气候尚未形成，义乌在很多方面也未能免俗。
关于旧的城市体制（包括就业、住房、户籍迁移制度等）弊端，学界已有公论，但由于改革旧的城市体制涉及到的城市居民利益和复杂的配套改革而困难重重、进展迟缓。因此，可以在城市的发展中逐步建立和运用新的城市体制（1994年，左学金）。由于小城镇的规模小，计划体制较薄弱，其发展仍有广阔的空间，因此它比大中城市在采用新的体制方面更有优势，包袱更轻。建立新的城市体制，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制度创新。首先，改革户籍制度。开放小城镇的户口，实行身份证登记制度。新型的城市不应以户籍来一劳永逸地划定城市与农村人口，应有一个更灵活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村、城市和外来人口能比较自由地进出，为城市人口的聚集创造较好的制度环境，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户籍只作为证明居民的居住地而设，没有其它附加利益差别；其次，建立与完善劳动力市场，鼓励劳动力的流动，使劳动者通过市场解决就业问题，政府提供必要的就业服务与培训；第三，建立新的住房制度，完善房地产市场，大力扶持房地产业，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房地产基金、提供低息贷款等方式资助居民买房，买不起住房的居民可以通过租赁等方式解决；第四，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和社会保险不能再沿用由国家统一包下来的方式，应培育和完善各类保险市场，逐步通过市场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第五，改革土地制度，逐步收回农村中迁入到城市或常年外出人口的土地承包权，可以制定一定的标准从多个方面衡量其非农化的程度（如居住时间、收入结构、劳动时间等），对交出土地的农户给予一定的补贴，用来补偿他因迁移而付出的代价。对收回的土地不再进行小块承包，为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同时积极寻求城市资金、人力的帮助，建立城乡经济的有机联系；等等。
其次，小城镇在城市化过程中还有一个提高城市化的效率，搞好城市规划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城市规划应遵循市场机制的原则，就象城市化应遵循市场机制的原则一样，应尊重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在由市场机制的启动下已形成资源和区位优势的地区搞好规划，而不应人为地划定区域使非农产业集中，摒弃政府在规划过程中的计划经济的模式，顺应市场机制的要求，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节约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目的。以传统交通要道、集市和建制镇为核心的城市化，其非农化和城市化自发性质较强，由于缺乏制度保障，谈不上制度意义上的城镇化，其城镇化规划十分滞后。如前所述，稠城的城区面积扩张很快，但存在乱占耕地的隐忧。建议在小城镇的发展过程中对之作地均GDP和单位工业或非农业用地产出的测算和分析，分析小城镇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发展的效率，了解工业和非农产业的集中程度。农村的城镇化也好，原有城镇的扩张也好，都要以集约利用土地为原则，走内涵式城市化发展的道路，城市化本质是使工业和非农产业集中，产生规模效益，对土地和资源进行集约利用，因而它是以节约土地为目的而不是以浪费土地为后果的。小城镇的发展，不仅要摒弃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还要摒弃粗放型的城市化。小城镇发展搞工业小区是十分值得提倡的。
第三，搞好资金筹措，旧有的城市建设其资金是由国家统包的，在小城镇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建立新的城市体制，在资金筹措方面，也应有新的作法。目前，小城镇建设的资金来源存在多种渠道，例如由企业直接出资建设城市，采用谁出资谁受益的作法等，但前者不切实际，后者会造成地方保护和垄断等问题，而城市基础设施首先应保证所有企业和个人平等地享用，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说，税收是城市建设的重要来源，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在加强税收制度的建设和税收法制化的同时，积极培育经济的增长点，保证税源。小城镇的城市扩张是由市场机制牵动的，其中个体和私营企业是其中的生力军，所以政府应积极扶持这部分最为活跃的经济力量，并通过扶持他们来把握他们。只有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才能真正撑起一个城市，城市的建设资金才有保障，只有这样，企业发展提供税收，政府建设基础设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的良性循环才能建立。另外也可尝试用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尝试用BOT等方式来解决资金紧张问题。
总之，小城镇的发展必须以市场机制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以培育市场导向的经济增长点和培育特色产业为契机，使之成为城市生长的关键因素，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用新的城市体制，进行各项制度创新，搞好城市规划和建设资金的筹措。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是为市场机制的运行创造更良好的运行环境，使之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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