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沉重的世界：戏剧地质学家的分析[*]_地质师论文](https://www.lw33.cn/thumb/1b1dc0cff402d30a473ce293.webp)
走进沉甸甸的世界——话剧《地质师》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剧论文,地质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剧作家杨利民编剧、陈力导演、大庆市话剧团演出的四幕话剧《地质师》，表现的是60年代初，北京石油学院的一批大学毕业生，响应祖国召唤，积极投身松辽石油大会战，在30多年艰苦的社会实践中，经历了人生种种磨难和考验，谱写了一曲为国分忧、不弃重任、不废追求、自觉奉献的壮歌。
剧作没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场景，人物活动的舞台浓缩在北京车站附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剧中人物没有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和空洞的说教，人物性格的体现是些质朴平淡的流露。然而，它给予观众的心灵震撼是如此强烈、持久，使人在泪眼朦胧之中，在与剧中人物的比照之中，看到巅峰和低谷的距离，看到充实和浮躁的反差。仿佛在干渴的脉管里汩汩注入鲜活的血液，又像燥热天气里迎面吹来的一丝和风，令人醒心明目，回肠荡气。编导者以其清新简捷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技巧，给观众留下了严肃、深邃的人生思考，把观众引进一个沉甸甸的理念世界。
首先，编导者善于在痛苦与喜悦的冲突之中揭示人物的社会命运
《地质师》是现实主义作品，是主题严肃的正剧。它不是令观众唏嘘不已的悲剧，却时时敲击着观众的心壁，含着悲剧的凝重；也不是令观众开怀大笑的喜剧，却以痛快淋漓和诙谐幽默点染着轻松的气氛，虽然在笑声里带有几分苦涩。
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狄德罗说过一句话：“人不总在痛苦之中，也不总在喜悦之中。”剧中人物所经历的30年沧桑，正是悲喜交替出现的岁月。这种典型环境，不可能不对剧中人物的典型性格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编导者的成功之处，在于准确地、客观地把握住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把剧中人放进这个背景之下来刻画。
话剧一开场，几个风华正茂的大学毕业生意气风发地向往着未来，作着地质师之梦。罗大生发出“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誓言。洛明（同学们称他“骆驼”）受着芦敬父亲——一位长年在戈壁滩找油的老地质师的感染，决心献身祖国的地质事业，“一直朝下走去，走进土地，走进地层……”刘仁以他爷爷当过抗联，打过鬼子，给林彪剃过头而“自豪”，他担心同学们去大庆油田会冻掉鼻子和耳朵，特意买了一捆口罩。这就是当年3万知识分子奔赴大东北松辽平原参加石油大会战的真实写照。
在松辽石油大会战艰苦环境的考验面前，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剧中人物的社会命运也在迭宕起伏。
罗大生借助于洛明的科研成果，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并有机会调回北京，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但他的生活质量并不沉实，像“热情的泡沫”。整天周旋于拜访领导、出席集会的应酬之中，煞费苦心琢磨是画圈的提升还是画对号的提升。在生活的大潮里，他成了岸上的观赏者，成了多余的人，他甚至“真想让死亡早一天到来，不至于拖得太久……”他活得很内疚，很疲惫，深层的痛苦在折磨着他的灵魂。
洛明、刘仁、曲丹他们没有退缩，没有被艰苦吓倒，在大风大浪里扎下了根。尽管洛明因父亲的海外关系受到“四清”工作队的审查，被安排到试验区当地质员，但他对油田领导“此人可以使用”的政策说法感到满足。他说：“可以使用就行了，这说明我有用，还要求什么呢？”他埋头钻研，出版了20多部专著，取得了48项科研成果（含国家级、世界级），为油田高产稳产作出了突出贡献。可是他的身体累坏了，患了骨关节强直症，“躺下，起不来……起来，躺不下……”为了调查石油在长途运输中散热系数，攻克石油外输难题，刘仁在零下45度的严冬随外运油罐车万里测温，冻掉了双脚，事迹登了报纸。曲丹管理科研资料，百万个数据无差错。这种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是如此强烈，甚至洛明有机会继承父亲在海外的亿万家产时，他都没有丝毫动摇。刘仁也一样，因一句涉及林彪的话招来横祸，查祖宗三代，写检查材料，只因双脚截肢，才没有被劳改。就是在这种险恶环境下，他仍坚持科研。洛明、刘仁他们在痛苦的磨练之中，灵魂得到了升华，那是真正的喜悦。
如果说，在事业的痛苦与喜悦的冲突中，洛明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工作”，选择了痛苦的跋涉，选择了最终使国家和人民喜悦的人生旅途，那么，在爱情的痛苦与喜悦的冲突中，他同样选择了痛苦。他和罗大生同时爱慕着芦敬，可是为了不让芦敬跟着他受苦受罪，为了他人的幸福，他这个“没有爱情也能活的傻瓜”退出了“竞争”。而在他们都鬓发斑白、步入老年的时候，洛明虽然仍在心灵深处默默地爱着芦敬，但他用理智战胜了感情上的折磨（写了那么多情书一封都没寄出）。30年后，他来到芦敬家，他没有使罗大生产生“不安全”感，也没有令芦敬为难。他的请求很平淡：“我只想，在你们中间坐一会儿，什么都不要说……”这是多么纯净高洁的感情境界。而罗大生和芦敬之间的爱情，却是一支迟开的玫瑰。只有到了老年，罗大生认真自责，决心“撕去虚伪的面纱，老老实实地做事”的时候，芦敬才谅解了他，理解了他，向他吐出了最后的真爱。
在剧中，芦敬是一个性格较为复杂的人物。她渴望像父亲那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为祖国石油事业奉献青春和生命”，因此为没有分配去东北而痛哭流涕。但她还是服从了分配，留校尽心竭力教书育人，甚至临退休前两天还在认真备课，生怕“误人子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贵的敬业精神。在爱情上，她的痛苦要多于洛明和罗大生。她渴慕父母亲那种感情真挚、意味隽永的爱情（不适应曲丹刘仁那种“水爆肚”式的快捷爱情）。她同时喜欢着洛明和罗大生，在“鱼”和“熊掌”之间难于取舍。待到她分辨出罗大生和洛明的爱情观相左（一个“索取”一个“给予”）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涂改”的机会。她说：“生命，就像画图，不！画图还可以修改，而一次性的生活，没有任何涂改的机会。”编导者并没有把她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推向人生的绝路，就像没有把洛明“没有婚姻的爱情”膨胀到无限那样，而是让芦敬在婚姻中品尝到爱情回归的喜悦。
“拿自己的苦痛，换多数人的不苦痛；拿多数人的不苦痛，补自己的苦痛；这就是大满足。要能够了解感到这一种满足，才可以算得改革社会的人。”（朱执信：《改革者的两重义务》）洛明、刘仁他们置身会战前线，身边又有铁人王进喜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感召力量，对苦与乐的领悟要早一些，罗大生醒悟得晚一些，正如芦敬鼓励罗大生那样：“临死前一天开始生活也不晚！”他们终于在人生的旅途中又紧挽手臂，接受了“九五”期间的重大攻关项目，不惜年近花甲，发扬“骆驼”精神，继续跋涉，作最后的冲刺。
其次，编导者善于在现实情节和哲理思索的融合中营筑剧作的框架结构
剧作编导者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在现实情节的发展之中给观众捧出一些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更重要的是使观众从直观感受中引发出深层次的哲学思索。在这二者的双重组合中营造框架结构，深化拓展了主题。
剧中芦敬家的墙壁上有两张图片，一张是中国地形地貌图，一张是芦敬的父亲在戈壁滩上牵着骆驼的照片。尽管在30年时光里室内的家具设备一再更新，地图和照片却没有因为时空变化而消失。洛明第一次来到芦敬家，首先被牵骆驼的照片吸引住，并发出“骆驼是沙漠里的船，它有生命的帆”的诗一样的感慨。剧作通过不同人物形象，向观众喻示：在人生的道路上，要有骆驼那种勇担重任，艰苦跋涉，乐于奉献的精神；不要学埋头沙堆的鸵鸟，苟且偷生，庸庸碌碌；更不要临阵脱逃，钻营投机，做金钱的奴隶。剧中所歌颂的“骆驼”和“骆驼精神”，不就是在大庆石油会战和二次创业中涌现的“铁人”、“新时期铁人”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艺术概括吗！观众恰恰是通过剧中人和物的审美实体升华到审美理念的。
编导者采用大跨度时空转换的写意手法，以变化衬托执着：这些大学生从满头青丝到两鬓白发，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青春的理解和对事业理想的不懈追求。剧作的感人力量，不在于回答人物做什么，而在于揭示他们怎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内动力。剧中人物的所有情感（友情、亲情、爱情、悲欢、离合）全都服从于一种崇高精神，一种哲学理念。“当大自然剥夺了人类用四肢爬行的能力时，又给了他一根拐杖，这就是理想！”（高尔基：《时钟》）编导者刻画洛明骨关节强直、刘仁双脚截肢之后又神奇般地站立起来，留给观众的思索是深刻的：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因为他们有了一根“理想的拐杖”。而那些四肢发达，浑浑噩噩，甚至不会用自己头脑思考问题的人，难道不是人类的某种退化吗？没有“理想拐杖”的人，便一定会回到“四肢爬行”的蒙昧中去，永远挺不直做人的脊梁。
人能站立，固然是一种进步，特别是有了一根“理想拐杖”之后的站立。剧作给观众的思索和启迪还不止于此。编导者贯穿剧情始终的主旨就是：追求。他们想告诉观众的也许是这样一些意思：人只有在不断追求中才能得到满足。像爱情一样，诗、哲学、科学的真正精神恰恰就是不断地追求，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不要站在成绩上面、名誉上面，那只能是一种悬浮，一种短视。
洛明有一句台词是：“追求幸福，那是人生的天性。为了爱情，我愿献出生命。”这句话很可能被心地狭窄的罗大生误解为“决斗宣言”。但是，联系到洛明的性格特质、理想信念，留给观众的思索是绵长的，洛明所说的“为了爱情”可不是男女之间微弱的情感动机。孔繁森说：“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那么洛明、刘仁乃至大庆“新时期铁人”们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是对祖国的石油事业的浓情厚爱以及为了这种爱不舍昼夜、如醉如痴的追求。
最后，编导者善于在人物对话、独白、动作、音乐之中体现语言的美感效应
画家黄永玉有一句话：“诗人是语言的情人。没有感情的诗，是没有感情的情人。”（《汗珠里的沙漠》）当我们坐在剧场里欣赏话剧演出时，不能不被编导者在人物叙述、行为以及音乐之中对语言的精心创意所触动。
试举几例：当洛明过了许多年重新来到芦敬家里时，他不为城市的繁华和安逸的生活所动。他平淡地说：“繁华的大街上找不到石油，我的生命在远方，在土地里……”“我是地质师！我得走进地层深处，朝下，一直朝下，走到一个沉甸甸的世界里。”多么富有感情的诗一样的语言。他所向往的世界，是几千米的地层深处，那是他科研的岗位，同时，那个沉甸甸的世界也是使人变得富有、变得充实、变得崇高的世界。当曲丹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刘仁出场时，刘仁说：“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就是让人同情和怜悯。”他没有以“功臣”自居，没有坐在轮椅上让人照料，他后来安了假肢，去母校、跑书店、查资料，继续主持高精流量计项目的研究。在病残面前，他是强者。当罗大生陷入极度自卑，对理想追求几近绝望的时候，芦敬鼓励他：“有一位作家说过：无论堕落到何种地步，总是保持一种梦想，最后的梦想。”这种警策的语言对罗大生来说应该是最有触动力的。罗大生终于猛醒，双脚从浮躁的空中落到了现实的土地上。
这些类似诗歌、格言、警句式的对话、独白，不是游离于人物性格之外的调侃，它是刻画人物性格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是从编导者生活、经验和艺术劳动中提纯出来的精品，因而产生带有普遍性的警示作用和审美效应。同时，编导者在运用语言上，贵精贵简。这种语言上的精简，当然不是猎奇，它服从于、吻合于全剧的风格和节奏。试看，当洛明来到芦敬家，面对急切地询问、关护，他不像罗大生那样过分地渲染环境的艰苦和身体的不适，只是回答“还行”、“能”。仅仅几个字，便把洛明那种朴实、坚韧、勤奋的“骆驼”精神活化出来。在芦敬夸奖送信人“你一辈子，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好一件事，你很了不起，也很伟大”时，旁边的罗大生有一句独白：“伟——大……”这不仅是简单的重复，也是在思索着自己，怎样从零开始，完成由渺小到伟大的质的飞跃。
剧中人物没有大幅度的夸张动作，在运用行为语言上，编导者设计了简略而丰富的动势。例如，洛明在芦敬与罗大生处朋友时来到北京，罗大生买车票进屋的瞬间，洛明与芦敬牵系着的手指依依不舍地松离开来。这一行为语言对观众的表述是细腻的、含蓄的，也是恰如其分的，并且也为罗大生所能够理解。再如话剧结尾，老同学相聚，畅谈理想未来，他们又唱起《地质队员之歌》。曾经在话剧开始时打拍子的刘仁，这时已经中风偏瘫。他艰难地举起一只手臂示意继续打拍子，这一举手的动作，胜过千言万语的表白，令观众心灵震颤。这些源自生活又典型化了的动作语言，为塑造人物形象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作为戏剧的综合组成部分的音乐，它的语言对剧情的发展、背景的衬托、人物性格的刻画都是不可缺少的。有人把建筑称作凝固的音乐，那么音乐是否也可看作流动的建筑，它会使舞台、场景更开阔，时代气息更浓郁。当学院的毕业生们即将踏上征途时，《歌唱祖国》、《共青团员之歌》令人亢奋、鼓舞，更能表达剧中人物的心情。当洛明从飘雪的北方来到首都，幕间响起《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迈歌声时，它使观众从洛明的杠杠棉工服联想起千里之外的会战场面。“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的歌词，可以是洛明当时心情的衬托，也可以是千万个“铁人”勃勃英姿的写照。而《祝酒歌》的响起，不仅标示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来临，也为剧中人物的命运史铺开一条绚烂的五彩路。它使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节律更加急迫，更上层楼。贯穿始终的《地质队员之歌》可以看作话剧的主题歌，它为深化主题，刻画人物抹上了浓重亮丽的一笔：“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这支雄壮的歌曲，从青年时代剧中人口中唱出，同样一支歌，又从老年时代剧中人心中响起，依然是那么强烈、新鲜、生动。这种“由音乐来加以组织、柔化，安静化和观念化”的情感力量，“在观众心中引起同情共鸣”（黑格尔：《美学》），是不言而喻的。
*话剧《地质师》1997年5月荣获全国第七届“文华”大奖。该剧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扬州以及胜利、中原、大港、华北、江苏等五个油田巡回演出100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