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运动初期《人民日报》宣传方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日报论文,初期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5；D65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0)-07-0110-08
1950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承晚伪军向北朝鲜发动全线进攻》的报道，发布了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6月27日，美国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随后，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给美国及其纠集的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进一步扩大侵朝战争。三个多月后，为了反抗帝国主义者强加给朝鲜人民的侵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全国性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群众运动随即展开，即抗美援朝运动。在这场运动的初期①，报刊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拟以《人民日报》为例，对其宣传方式进行初步分析。
一、强调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为运动的开展奠定基础
毛泽东一贯重视战争中政治动员的作用，他认为：“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②朝鲜战争的爆发及随后美国对我国领土主权的侵犯，迫使党在我国已经进入和平时期后决定出兵朝鲜，并通过宣传使全国人民明白中朝两国“唇亡齿寒”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要打仗”。
《人民日报》在宣传中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对台湾事务的无理干涉。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竟然开始强调所谓“台湾的战略地位”，并以武力干涉台湾事务。195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召开会议，正式批准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实行所谓“隔离”政策，并声称“台湾未来地位”未定③。对此，《人民日报》于6月29日发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声明，谴责“杜鲁门声明和美海军行动是对我武装侵略”，并宣布“我全体人民必将从美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随后，《人民日报》于7月3日发表《全国舆论痛斥杜鲁门挑衅》，摘录各地报纸言论，鲜明地将“朝鲜人民统一朝鲜”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联系起来。其中上海《大公报》评论道：朝鲜人民自己的事，应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在中国主权之内，解放台湾是我们的事……④
二是美军对我国东北中朝边境的侵犯。8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致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的电文，抗议8月27日美机4次侵犯我东北领空，3次扫射，造成中国公民3死21伤，7辆车辆损失。⑤8月31日，该报报道了美机8月29日的又一次侵犯行为，并于次日详细地列举了遇难者名单。⑥后续还有采访受伤人员的报道，以及对扫射情状的细致描述。此类报道的突出特点是注重事实的描述，有理有据，说服力强。如9月22日轰炸安东市详情：(美机)由东向西投弹12枚，共炸12个大坑，成左右交错状，弹坑直径6.9至16.6公尺不等，深3.6至5.7公尺不等……拾得之美机所投炸弹弹片上有“FUZE M161 AOP-30-35”，“FUZEM161 AOP-30-15-45”等字样。受伤者之血衣俱在，被炸伤之人员、马匹、弹坑和被震毁之房屋均已摄成照片。⑦报道揭露：弹片上的“FUZE”是美制炸弹信管之专称；“M161”是美造炸弹式样之专用代号……⑧
对美军侵犯行为的揭露收到了较好的成效，群众中支持抗美援朝的呼声逐渐占据了《人民日报》的版面——劳动模范表示：“我们有信心有力量打败侵略者的挑衅”，同时呼吁“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团结起来，把美军从台湾和朝鲜的土地上和领海上轰出去”！⑨鸭绿江船员表示：美国帝国主义如不立即停止此种无理挑衅行为，并迅速撤退其侵略朝鲜的军队，我鸭绿江上民航运输的安全和数千船员及其家属的和平生活，均将受到影响⑩。《人民日报》的这种宣传方式之所以成效显著，是因为它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赴朝打击敌人联系了起来——朝鲜战火一时不熄，鸭绿江畔便无宁日，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的侵略。这样，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就得到了充分而有效的说明，而对“为什么要打仗”这个道理的宣传，是引导人民群众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基础。
二、表现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树立支持抗美援朝的主导意见
1950年11月，《人民日报》拉开了对抗美援朝运动进行大规模宣传的帷幕。11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大于平常的字号刊载了《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以下简称“《联合宣言》”)，显示出了“抗美援朝”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这段时间对抗美援朝的报道十分密集，力度很大，彰显了主流媒体强大的舆论引导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媒介积累性(连续出版或播出)、无所不在、内容雷同等特点。《人民日报》很好地利用了这种优势，积极地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大量报道各地各界人士拥护抗美援朝的消息，努力促进支持抗美援朝的意见占据主导地位。比较突出的形式有两个：
第一，读者来信。1950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七封读者来信，报道的总题目是《不能坐视美帝扩大侵略！》。从这天起至11月8日，每天都有同样的专栏出现，即《坚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本报各地读者来信》。这个宣传方式同时出现在其他报纸媒体上：《工人日报》(11)11月4日起连续发表《各地劳模代表来信卫国保家有决心有行动》等读者来信汇编(12)；《光明日报》(13)则有《抗美援朝卫国保家我们不能隔岸观火》，等等。(14)由此使支持出兵(当时尚未宣布已经赴朝，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消息是通过11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公开的)成为主导意见。
根据传播学理论，一般情况下，某人为了了解哪些观点是占优势或得到支持的，哪些是不占支配地位或是正在失去优势的，便会对他周围的环境进行观察。如果他相信自己的观点属于后者，因为害怕孤立，便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15)在各大报纸媒体对抗美援朝运动宣传的推动下，读者认定的“优势意见”是“支持抗美援朝”。因为在现代社会，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做“多数”或“优势”意见。在这种“意见环境”的导向面前，即使某些人原本持有不同意见，此时也将倾向于放弃原有的态度，加入抗议、慰问的队伍之中。至少也要保持沉默，否则就有可能因为“单独持有”反对意见而“造成孤立”。(16)在此情况下，支持抗美援朝的群众运动显得更加强大，反过来又促使更多的反对者“沉默”……如此循环，便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17)。
第二，众人联名。11月7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清华大学、北京铁道学院等院校教职员工分别发表的拥护《联合宣言》的宣言。(18)宣言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将所有签署者的名字都印了出来。由于人名字数比较固定，名字之间都留有空格，所以众多名字排列在一起显得十分整齐，造成了很大的视觉冲击，非常引人注意。此后几天，联名的方式被一再使用。最有特色的一次联名出现在1950年11月6日的《文汇报》(19)上，该报当日头版用超过一半的版面影印了签名的真迹(20)。手写式签名比印刷体更加醒目，也更有亲和力。
通过展现联名可以造成读者的从众心理。“我们倾向于把大多数人公认的判断作为正确的判断。与群体、组织乃至社会中的其他人怀有共同的信念和看法，就会产生一种‘没有错’的安全感。”(21)而且“不仅实际的群体压力可以导致从众，个人假设的群体优势倾向也会对人的行为造成压力，使人选择与设想的多数人倾向相一致的行为”(22)。大众媒介对人民支持的表现，促使人们相信那是主导性意见，进而形成来自群体的舆论压力。所以宣传中对众人联名的展示，其作用是“读者来信”无法代替的。
三、揭露敌人的罪恶，显示抗美援朝的正义性
现实中的传播内容往往既有情感因素又有理性因素，“大量的实验表明，动感情的呼吁较之逻辑的呼吁更可能导致态度的改变”(23)。抗美援朝运动初期，《人民日报》就采用了“诉诸感情”的宣传方式来引导人民群众牢记历史、不忘前事，并激发人们的正义感，坚定对抗美援朝正义性的认识，进而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投入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全民运动之中。
(一)历史：控诉美帝在华历史罪行
社会心理学认为，某些导致心灵创伤的经历，哪怕只有一次，就可以让人形成十分稳固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还会针对相关或相似的对象。“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典型例子。抗美援朝运动中突出美国在华历史罪行的宣传，就充分运用了这种心理积淀的影响。
195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运动中的第一篇诉苦报道——《咱们一定要给王恩弟报仇——北京铁路工人对美帝的憎恨》。从1946年9月铁路工人王恩弟被美国兵枪杀这件事开始，工人们回忆了“在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走狗统治下的非人生活”，接着又联系现实写道：现在，杀死王恩弟的美国野兽正向我国边疆前进，“咱们能够坐视吗？”“绝对不能！咱们揍死它！”工友们愤怒地举起了拳头。(24)从11月5日到12月6日约一个月的时间，《人民日报》刊载的有关“控诉美帝国主义暴行”的报道多达39篇。
这种宣传方式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控诉的时间范围十分宽泛。新中国建立初期，很多中国人认为中美是有着“友好的传统”的，针对这种错误认识，宣传中对近代以来美帝国主义在华所犯种种罪行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控诉。例如11月1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从鸦片战争开始，历数美国侵略上海的罪行。由于美国的相关罪行表面上不如英日等国恶劣，文章更注重挖掘其侵略本质：“它侵入上海，既没有使用武力开辟租界，也不由领事官代表政治势力来出面……但究其实际，它对中国人民、上海人民的侵略，和英帝有什么分别呢！”(25)
第二，控诉的程度十分彻底。《人民日报》十分重视引导读者发掘美帝在华各种行为背后的侵略企图，对许多看似“好事”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控诉。该报11月28日刊登了一位读者的问题：“美国在中国办学校、开医院、举办各种慈善事业是不是‘好事’？”编辑的回答是：我们必须认清，这些“好事”的目的是“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削弱对美帝的仇恨，培养崇美、亲美、恐美等买办思想和民族自卑感，以便于美帝扩大经济搜括、政治干涉、特务活动和军事侵略”。(26)
(二)现实：痛斥美军在朝鲜犯下的罪行
宣传中“诉诸感情”的另一种表现是用典型事例揭露敌人的残忍凶恶，以激发中国人民的正义感和责任心。
1950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题为《美军对朝鲜人民的血腥大屠杀》的报道。这篇报道中详细记述了美军惨无人道的罪恶：“八月三日，溃退的美军强迫当地的农民随他们向南撤退……难民们逃到黄涧附近的铁桥下躲避，又被美军包围，用机枪集中扫射。当场死二百多人，伤五百多人。死了上百的母亲，留下了十几个可怜的噙着母亲乳头的婴儿。”报道指出：“屠杀从一九四五年就开始了”，“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在这不到四年期间，在美帝国主义者直接参与和直接指挥下，美李匪帮共逮捕南朝鲜人民四十七万八千人，屠杀了十四万九千人”，这几年的汉城(今首尔)“就是一座大屠场”。“美国侵略者兽军在朝鲜战争中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滔天罪行，实比纳粹在欧洲、日寇在中国的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27)
惨剧中受害者的身份也会对读者的态度产生影响，与中国读者关联越大就会激起越多的共鸣。一位自平壤归国的朝鲜华侨在《人民日报》上痛斥“美李匪帮屠杀朝鲜华侨罪行”：“在美李匪帮统治南朝鲜时，华侨遭受比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更加惨痛的迫害。”(28)中国民众与朝鲜华侨的亲近感使得敌人的罪恶更加突出，也使参战更具正义性。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但当帝国主义侵略者将战争强加给我们的近邻、同样热爱和平的朝鲜人民，并进一步将战火烧向我们的祖国，中国人民将一往无前地为和平与自由而战。但同时，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的气势也需要宣传上的引导，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对敌人罪恶的揭露在这中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类比：运用对侵略者共同本质的揭露
邓小平说：抗美援朝战争“实际上是中国和美国打了一仗”(29)。但当时有一些人“提起美国的侵略行为来还不像提起日本帝国主义来那样立刻怒火中烧；说到美国的腐败堕落时还不能立刻扫尽对它的假仁假义的若干幻想”(30)。为了激起对美国侵略行径的仇视，《人民日报》将美国与日本进行类比，充分运用了对侵略者共同本质的揭露，激发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
1950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揭露：“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利用日军侵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握有事实确凿的广泛调查材料，证明美国在反朝鲜人民的战争中竟使用日本军人”(31)。当时的读者中很多人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对那场灾难记忆深刻，因此在得知美国利用日本军队侵略朝鲜后，很快出现了坚决的反美情绪。民主人士章乃器指出：美帝竟利用日本人作战，这是“我们所不能忍受的”(32)。11月3日发表的《美帝在走着日寇侵华的老路》一文，通过严谨的论证揭示出日、美两个侵略者共同的侵略本质。这实际上是提醒人们勿忘历史，坚决用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打败侵略者。文章指出：“日寇侵略中国，曾经是先侵略朝鲜”(指甲午中日之战)，进而割占台湾；现在美国也“故意挑起了侵略朝鲜的战争”，“随即借口朝鲜的形势公开武装占领了”台湾(33)。显然，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不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美国接下来会和当年的日本一样侵略全中国。
四、塑造志愿军的光辉形象，巩固人民对军队的支持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魏巍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轰动，“最可爱的人”成为人们对志愿军最亲切、最尊敬的爱称。它也是抗美援朝运动中“塑造志愿军光辉形象”这一宣传方式的杰出代表作。
(一)前方：英雄事迹辈出
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偏远地区由于信息闭塞，信息的选择余地有限，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没能立刻改变，因而典型报道能够取得很大的传播效果。(34)而且由于出国作战，受交通条件和战争环境限制，很难及时采写、传播消息，只能采用如战地通讯、特写、报告文学等对时效性要求不强的报道体裁。这些体裁以广度和深度见长，最适宜塑造英雄形象。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作战中，广大志愿军官兵发扬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谱写出一曲曲震撼人心的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为宣传提供了最宝贵的素材。
抗美援朝运动初期，在朝鲜前线的中国记者描绘了许多战斗英雄的形象。“独胆英雄吕松山”独自一人封锁住了美军的一个休息掩体，在左臂中弹的情况下俘虏了三十几个美国兵(35)。杨根思则率领一个排的战士坚守一个小高岭，打退了美军八次进攻，最后弹尽粮绝，他“为了祖国，为了救助朝鲜人民，握起了一包十斤重的炸药，拉响了导火索，向敌群冲去……”这一个排的战士击毙了近千名美兵。(36)宣传中的另一个英雄群体是“郭忠田英雄排”，战士们在“五天五夜没有合眼”的情况下完成了“一夜十二个钟头的跑步前进”，接着与敌激战两昼夜；面对敌人的飞机坦克，战士们在战斗的同时高呼向其他同志学习的口号，并“以很小的消耗，换取了敌人千百倍于自己的消耗”(37)。
应该说，真正促使全国人民积极支援志愿军的，是他们的英雄事迹；而让人们了解志愿军壮举的，则是大众媒介。二者相辅相成，宣传的作用十分重要。
(二)后方：群众争相慰问
随着运动逐步深入，各地踊跃开展慰问中朝军队的活动。1950年12月1日，全国政协发出《关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对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运动的协议的通知》。各地掀起向朝鲜前线寄送慰问金、慰问袋、慰问信的热潮。截至1951年1月，短短两个月内就寄出慰问金114万余元，慰问袋36万余个，慰问信45万余封。(38)祖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大力支持、空前广泛和牢固的军民团结，使志愿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物资供给和精神动力，从而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这方面的宣传不仅引导人们加入慰问志愿军的队伍，也从侧面展现了志愿军的光辉形象，巩固了本已坚不可摧的军民感情。
这个宣传方式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突出慰问物品的数字，以表现全国人民支持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普遍性。一则报道说：“仅寄到本报编辑部来，托代转朝鲜前线的慰问信每日即达数百件，签名人数达数千人。”“慰问信来自全国的各大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写信的人包括了部队指战员、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大中小学的教授、教职员、学生、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以及其他各阶层人民”。(39)在1950年12月1日的相关报道中则详细列举了慰问信、慰问袋和慰问品的数量及慰问品的种类(40)。其他报纸也采用了这个宣传方式，如《光明日报》采写的报道《北京市各界热烈慰问中朝战士》中详细列道：“市学联代收大学慰问信三二四三封，慰问袋三一八六个，人民币二一，一二五，九五○元，用品九七九件，金表壳一个，金戒指三十三个，白金戒指二个……”(41)几乎全文都是数字。《工人日报》一篇约1500字的消息则列举了13个地区的慰问情况(42)。
五、对战事以正面报道为主，树立战争必胜的信念
“一个国家的战斗精神往往是靠必胜的信念来维系的”(43)，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形成了战争史上的奇观。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志愿军并非没有遇到任何挫折，尤其是抗美援朝运动初期，这是前方交战比较激烈的一段时间，志愿军英勇作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因为敌人异常的强大，客观地讲也遇到了一些挫折。对此，《人民日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以正面报道为主，使全国人民树立了必胜的信念。
(一)对战况进行选择式报道
以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为例，这次战役历时一个月，打破了敌人的“圣诞攻势”，取得了比预期更大的战果。但《人民日报》只慎重地采用了十余篇报道传递了战役的消息，其中有的还只是侧面提到这次战役，如“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为了痛击疯狂进犯的敌人，自二十五日开始，发动了猛烈的反攻”(44)。这种宣传方式虽然没有展示一场大规模战役的全貌，但用“疯狂进犯”的字眼，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和志愿军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同时向读者传递了我们正在不断胜利之中的信息。
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由于志愿军是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选择式报道的宣传方式显得更加有效。这次战役中西线战斗的简略经过是：“联合国军”于1月25日开始猛攻，至2月3日攻占我在汉江南岸的第一道防线，7日，第二道防线又被突破，我方主力于8日撤至江北，连续作战、伤亡较大。江北的防御战同样艰苦，“联合国军”的炮火远胜志愿军，往往是我方一夜修筑的工事仅一小时就被摧毁了……(45)对此，《人民日报》在宣传中着重报道志愿军战士的顽强抵抗和敌方的损失情况：中朝军队“乃以少数兵力坚强抗击来犯敌军，使该方面的敌军伤亡惨重，进展异常缓慢，平均每天前进不及一点五公里。在十八昼夜顽强的阻击战斗中，中朝人民军队杀伤敌军达万人”。“我军在经过十八昼夜积极的防御作战后，即向南发起强大反攻”。(46)
战役中东线战斗的情况是：2月11日黄昏，志愿军在横城地区开始反击，至13日晨共歼敌约1.2万人(47)。《人民日报》对这场胜利进行了力度较大的报道。《中朝部队发起强大反攻》一文中说：“现我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南进……敌军伤亡惨重。现我军发起反攻后，敌军已面临全线崩溃之势。”(48)
《人民日报》之所以采取选择式报道，是因为党报的基本作用被定位为“党通过报纸指导工作”，报什么和不报什么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倾向或态度，也在无形中指导着党领导的各项工作(49)。同时，选择式报道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一般情况下，当传播者想借媒体造成某种社会舆论，或者传播内容是受众不熟悉、不易一时搞清楚，但又必须及时贯彻执行的，采用只有一种观点(大多是有利于传播者)的单面传递比较容易见效。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受众，也是单方面论据的信息传播较能改变他们的态度。(50)而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报纸读者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特别是“读报组”中的读者大都不识字，因此，选择式报道不无道理。
(二)负面消息正面化处理
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于1951年3月14日撤离汉城。中共中央次日即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大军区，对退出汉城问题作了宣传指示：“由于过去几次我军均诱敌前进而取胜，估计群众对此次后撤不致有大的波动，但在消息公布后，仍应注意在口头宣传中加以解释。应当向群众指出：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以前，敌人的前进是不会停止的。我们抗美援朝的任务在于与朝鲜人民一道击败美帝国主义，解放朝鲜。欲如此，必须大量消灭敌人，而不斤斤计较于一城一地的得失……”(51)鉴于汉城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显著的象征意义，对撤离汉城这一事件不能不在报纸上有所反映。《人民日报》巧妙地将这一“负面消息”进行了正面化处理，不仅无损于人民群众必胜的信念，反而增强了人们的信心。
《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强调，“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汉城主动撤离后，美国侵略军才得以再占汉城”。(52)而且美国侵略者对于朝中人民军队主动地暂时撤离汉城，深感惶惑不安，其低落的信心并未因此稍见加强。据合众社记者透露：美军指挥官们对朝中人民部队“神秘撤退的哑谜”，“现在正试图找寻解释”。甚至美军首脑麦克阿瑟也不敢乐观，“他惶然地说：‘汉城的易手，由军事观点上看来，不过是战事中的一个偶然事件。’”(53)于是，一条负面新闻被处理成正面消息了。
(三)从侧面塑造战场形势
这方面主要是通过表现美军士气低落，来塑造对我方有利的战场形势。例如，南朝鲜军队的美国顾问赖乐斯被俘虏时不断发抖，一进门就双膝跪倒，急着表白说：“联合国早就应该让中国参加”。报道还突出了一个细节：每个美国士兵的胸前都挂着一个记载个人信息的铜牌，赖乐斯称它为“狗牌”。“‘狗’，——这是这位美国少校军官，曾经作过西点军校的教官的赖乐斯，自己这样说的。”(54)还有大量的报道描述美军如何厌战，怎样主动投降。有俘虏称美军士兵常常想办法提高自己的体温，装作有病，躲避战斗，甚至有人“用卡宾枪自己打断了三根脚骨，以达到回国的目的”。被俘的美军士兵“很庆幸他当了志愿军的俘虏”。(55)很多美国兵会说中国话，但只会一句——“投降”，而志愿军在战场上向敌军散发的“投降安全证”竟成了美军士兵们的珍藏物(56)。就连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范顿伯也认为“联合国军”士气很低，使得美国部队不可能在朝鲜取得任何重大的胜利。他们甚至为撤退找好了借口——“由于敌军的优势兵力，不得不然”。“他们认为，这样就有理由公开地归咎于哪些‘未能提供足够积极支持以使联合国在朝鲜的集体措施得以有效执行’的国家”。(57)用一篇前线通讯中的话来说：“这样的军队，用这样的人所组织起来的军队，虽然配有飞机、坦克、大炮、汽车、卡宾枪，从事这样不明不白的战争，怎有不打败仗的道理呢？”(58)
到此为止，本文已经初步总结了抗美援朝运动初期《人民日报》的宣传方式，接下来想讨论的是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新闻的真实，包含双重含义，即新闻的“具体真实”和“总体真实”。(59)如果没有如实描绘、反映对象的整体面貌，那么即使构成全体新闻的每一则具体新闻都是真实的，我们也说新闻传播在整体上是失实的(60)。但战争期间的宣传方式一般都比较极端，极端的宣传正是为了适应极端的战争环境。“无论研究哪里的实际宣传，都会发现有很大的虚假成分在里面。”(61)“对公众舆论的控制权，正如对生命和财产的控制权一样，都交到了官方手中，因为让人们自由行事的危险远比让官方滥用控制权的危险大。事实上，毫无疑问，政府控制公众舆论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大规模战争的必然结果。”(62)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的宣传要点是：(1)德国是发动战争的当事人；(2)德国不抛弃称霸世界的欲望，这个战争将一直持续下去；(3)在战争中有凶狠、残暴的行径的只是德军；(4)德国必败。(63)这与本文总结的宣传方式有某些类似之处。
抗美援朝运动初期《人民日报》的报道大体上是客观真实的，志愿军的顽强拼搏精神、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以及中朝军队取得的巨大胜利都值得歌颂。但在宣传中，无论对人民普遍支持的表现，对敌我军队形象的描绘，还是对战况的报道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我们仍有必要做一点反思。一场战争的进行，既有顺利前进的一面，也有遇到挫折的一面，并不是说在每一篇稿件中一定都得写上两个方面，而是说在整个报道中应该有所兼顾。特别是一些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重要报道更应该如此。(64)因为，在战争的挫折中牺牲的战士，也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他们不应该消逝在报刊媒介的集体沉默之中。而且，坚持“具体真实”与“总体真实”相统一的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要求，也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一项光荣传统。(65)
本文为硕士学位论文《抗美援朝运动初期〈人民日报〉宣传方式分析》的压缩稿，原文共5.5万字，指导教师为中共中央党校罗平汉教授，
注释：
①为研究方便，设定为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25日)至五次战役结束(1951年6月10日)为战争初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1页。
③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④《人民日报》1950年7月3日。
⑤《人民日报》1950年8月28日。另据《人民日报》1950年9月1日报道的伤亡人数为：当场牺牲3人，受伤19人，其中1人因伤势过重，到医院后牺牲。
⑥《人民日报》1950年9月1日。
⑦《人民日报》1950年9月25日。
⑧《人民日报》1950年9月28日。
⑨《人民日报》1950年8月29日。
⑩《人民日报》1950年9月7日。
(11)《工人日报》1949年7月15日创刊于北平，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
(12)《工人日报》1950年11月4日。
(13)《光明日报》1949年6月16日创刊于北平，当时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报。
(14)《光明日报》1950年11月3日。
(15)[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著，祝建华译：《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92页。
(16)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310页。
(1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0～221页。
(18)《人民日报》1950年11月7日。
(19)《文汇报》1938年1月25日创刊于上海，1947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49年6月21日复刊，抗美援朝时期为民营报纸。
(20)《文汇报》1950年11月6日。
(21)孔令智等：《社会心理学新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7页。
(22)张厚粲：《大学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8页。
(23)[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陈亮、周立方、李启译：《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28页。
(24)《人民日报》1950年11月5日。
(25)《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1日。
(26)《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8日。
(27)《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
(28)《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9日。
(2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60页。
(30)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5页。
(31)《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7日。
(32)《光明日报》1950年10月25日。
(33)《人民日报》1950年11月3日。
(34)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8页。
(35)《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3日。
(36)《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5日。
(37)《人民日报》1951年3月5日。
(38)褚凤英：《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初探》，《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39)《人民日报》1950年12月8日。
(40)《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日。
(41)《光明日报》1950年12月3日。
(42)《工人日报》1950年12月14日。
(43)[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张洁、田青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2页。
(44)《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日。
(4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8～232页。
(46)《人民日报》1951年2月17日。
(47)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48～49页。
(48)《人民日报》1951年2月14日。
(49)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1页。
(50)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理学——从现代心理学视角看大众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196～198页。
(5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64页。
(52)《人民日报》1951年3月17日。
(53)《人民日报》1951年3月18日。
(54)《人民日报》1951年2月26日。
(55)《人民日报》1951年3月29日。
(56)《人民日报》1951年5月19日。
(57)《人民日报》1951年2月16日。
(58)《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1日。
(59)雷跃捷：《新闻理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94页。
(60)杨保军：《新闻整体真实的含义、特征与困境》，《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61)[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张洁、田青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第167页。
(62)[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张洁、田青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第26页。
(63)[日]池田德真著、朴世俣译：《宣传战史》，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48页。
(64)郑兴东：《报纸编辑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8页。
(65)雷跃捷：《新闻理论》，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