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发展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物质资源增殖与社会资源创新
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中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8%， 被世界公认为继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之后的又一亚洲奇迹。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效地启用了中国与世界可利用资源。
这里所讲的资源，并不是经济学所讲的以土地、资本、人力等形态存在的资源，而是指能充分利用推动这些有形资源增殖，以某种制度、机制、政策或某种新的社会文化、理念等形态存在的社会性资源。任何一社会总资源的存在应当是有形物质资源与无形社会资源的统一。而任何一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物质资源与社会资源相互作用的协调发展过程。没有社会资源的创新就没有物质资源的增殖。物质资源增长到一定阶段又会引起新的社会资源的创新。社会资源的存在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对物质资源的存在、影响却是有形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如果说物质资源存在的本质是增殖，其只有在不断的增殖中才有存在的意义，那么，社会资源存在的本质则是创新。如果与某一物质资源相结合的社会资源失去创新力，失去了推动物质资源增殖的功能时，说明这种社会资源已经衰减，经济的发展需启动新的社会资源来推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源的创新最终总是表现为物质财富总量的增加，因此，有形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财富增长，自经济学产生以来一直受到经济学家关注。自从20世纪以来，由于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政府创新）、管理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显化，由此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开始从凌驾于物质增长之上的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政府创新、政策创新等社会层面研究经济增长的规律的原因。制度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信息经济学等以研究经济生活中各种社会关系机理、规则的经济学兴起，并成为当代经济发展中最具生命力的学派。尽管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尚未有社会资源这一提法，但我认为，上述这些新兴的经济学实际上是研究如何开发社会资源的经济学。
二、社会资源的创新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从社会资源创新的角度看中国20年经济改革与发展，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创新资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1.在改革推动下的体制建构，是中国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和第一创新资源。
20年前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从理论开始的，而是从实践开始的。真理标准的讨论虽然是中国改革的理论前奏，但它主要解决的是思想路线问题，而不是具体的改革方案。中国改革首先在农村全面推开，并被最讲究实惠、惯于直观认识问题的中国农民所接受。同样是原来的土地和原来的农民，仅仅因为通过一种新体制改革了农民与土地关系，就产生了改革前所没有的收益。中国最早推行农村承包改革的安徽凤阳县，1979年春实行大包干后，当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49%，油料总产量比1977年增产3倍，人均收入由1978年81元增加到150元。
改革具有在原物质资源存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投入、关系调整，使原有的物质资源大幅度增殖的功能，这就是被中国理论界称之为的增量改革。从这种意义上讲，改革不仅是中国发展的推动力，而且也是一种无形的创新资源。中国农村改革初战告捷，使人们从获得的实惠中认识到改革的这种功能的同时，也接受了这种改革。于是就有了继农村改革之后一系列城市改革的展开和推进：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由点到面企业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一放就活”的改革效应鼓舞下，不仅对企业实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而且中央对地方各级政府也实行了种种计划审批权限下放的改革，特别是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实行的由“一灶吃饭”转向“分灶吃饭”的改革，不仅力度大，而且在当时出现的搞活效应也明显；为了在宏观上创造一个更加市场化的社会资源配置体制，90年代以来，又相继进行了价格、金融、计划、财政、社会保障、产权等多方位的配套性改革。经过20年以“放”为主线的改革，到目前为止，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体系已初步形成。
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在保留计划经济体制内存量存在的前提下，通过增量改革推动新体制成长。正是在新体制中发生的增量改革，才使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中国20年平均年增长率中有一半以上是由增量改革形成的。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推动力，就在于改革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供给了计划经济体制中所没有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政策和新思想，使被在计划经济中受到抑制和束缚的社会生产力得以解放。
2.在开放中形成的对港、澳、台地区和西方发达国家技术、资金、管理、信息的引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推动力和第二创新资源。
如果说中国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那么与改革同步推进的开放也是一种增量开放。中国渐进式增量改革决定了中国的开放，也只能是在原有存量相对稳定前提下的增量开放，不可能是某种整体置换式的开放。这里相对于增量开放的存量，不仅包含着经济体制意义上的存量，而且也包含着政治制度意义上的存量，在保留原政治制度的完整性和原经济体制结构与新生体制同时并存的前提下的开放，是一种有限的、有选择的、逐渐推进的开放。这种开放同俄国式的在原体制一步解构之后的全方位的开放，确实是一种保守式的开放。但正是这样一种保守式的开放，却创造了发展中国家中引进资金和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开放效益。
增量式的开放，不仅为支撑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引入了必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更主要的还在于打开国门之后，显现出的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激发了中华民族对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3.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短缺经济和潜在的国内需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推动力和创新资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长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结果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相关的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人民群众起码的日常消费需求受到了积存性的抑制。一方面，新制度的优越性使整个社会充满了对未来新生活极高的预期；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又不能满足这种极高预期的需求，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经济现象——短缺。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短缺是多方面的，不仅是满足基本需求的物质短缺，而且也包含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的短缺。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有直接推动力的是满足基本需求物质产品供给的短缺，正是这种短缺的存在为投资周期短、获利高的轻工业、加工业在短期内的扩张性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投资动力。继轻工业发展之后，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又出现了家电工业快速增长。
4.政府对推动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决心和正确决策与领导，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和创新资源之一。
改革、开放、短缺经济，以及与此相对应可利用的国际、国内的社会资源，并非中国独有，这些资源在80年代以前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但在80年代以后出现的原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中，改革成功程度最高、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是中国。为什么在同样资源的条件下，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成功有效地利用并发挥了政府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推动与领导作用。前苏联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走了一条解构原政府、重建政府的道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既没有象西欧那样对市场经济成长采取无为不干涉的态度，也没有象前苏联那样为了适应市场体制而重建政府；而是通过对原政府机构的职能进行调整的前提下，实现了对原政府组织资源和功能的利用。实践证明，中国经济改革对政府的组织和推动功能的利用不仅是有效的，而且也是创造性的。特别是在中国改革的初期，我们非常廉价地利用政府的推动力完成了改革的启动和推进。在改革后期，虽然在利用政府推动力上付出了比初期更大的代价（如权力寻租引起的腐败、机构臃肿造成工作效率低下），但从整体上来评价，仍是功大于过。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推动和组织，中国20年经济高速的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
除了上述分析的改革、开放、短缺，政府这四大创新因素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必须考虑：
一是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形成的抑制性能量积累。计划经济在我国长达30年的时间，在新制度中形成的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能量未能充分释放出来，形成了抑制性积存。改革所形成的巨大推动力，虽然不能具体量化，但很大一部分是这种积累能量短期内释放形成的。所以，改革开放所具有的推动力，并不完全是由其自身带来，而是几十年的积累。
二是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吸收了世界经济发展几百年积累形成的各种资源（资本、技术、管理、知识等）。虽然走向开放的中国的起点很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要象西欧那样经历几个世纪之后才能发展到现在这种水平。中国完全可以分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在较短时间内走完前人用了几个世纪才走完的路。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在开放中有效地吸收了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工业经济的进步成果。
三、创新资源的衰减与第一轮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完成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正处在由第一轮经济改革与发展向第二轮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转变之中。
对中国改革与发展阶段的判别标准，不能简单地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具有明显标志的事件、或某一单纯的发展指标去寻找，而应当从导致这一过程展开的最初推动力和创新资源是否还发挥作用中去判别。既然自1978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开放、改革、政府、短缺这四大推动力，那么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阶段的认识，就应从这四大推动力的作用状态去认识。
毫无疑问，改革仍然是中国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创新资源。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体系已初具雏形，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已踏上了一条不可逆之路。但是中国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还有一段较长的路。由于20年的改革中国走了一条渐进增量式的由易到难，由体制边缘向体制中心推进的改革之路，由此决定了中国对改革这一推动力的使用成本和效益，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表现为改革的边际效益递减和改革的边际成本渐进增大。在中国改革之初，特别是第一阶段的农村改革，以很小的成本，完成了这一影响深远、卓有成效的改革。我们既没有为改革而进行长期的理论研究，也没有为改革推进去首先构造某种组织系统，只是在整个计划经济体制还存在的情况下，通过“一包就灵”，几乎是以“暴利”取得了农村改革的胜利。城市改革付出的代价虽然比农村改革要大得多，但改革规模和推动的总量比农村也要大得多，所以在总体上也是一次“获利颇丰”的改革。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生产资料双轨制改革、金融资本市场化、房地产市场化、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承包制等一系列改革中，随着改革向深度推进，虽然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但也仍然是一种有“微利回报”的改革。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看改革时，不仅可以看到中国20年改革之路的选择是正确的，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需要寻找成本较低、效益更好的新的改革推动力。当代中国面临着改革阶段和改革思路的大转换。如果认识不到这点，继续在原有的改革之路上走下去，不仅会在收益极微下付出较大的改革机会成本，还会延误中国改革推进的时间。
开放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推动力，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大势的推动下，决定了开放将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和动力长期存在下去；但是目前中国的开放也面临一个风险成本加大的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迫使中国不得不重新思考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时间表和开放方式。此外，伴随着开放出现的疯狂走私活动和国有资产、人才的大量外流，以及随着中国市场日趋成熟，外资大量流入，如何才能在有效地利用外资，参世界经济分工的同时，又能获得民族工业独立的发展？这将迫使中国不得不重新选择对开放这一推动力的利用方式。但是，无论选择怎样的开放战略和开放模式，象80年代初那样开放对中国改革、经济和人们的观念所引起的巨大冲击力的开放效应的时期不会再出现。短期内出现的巨大的开放效应，是在长期封闭造成内外巨大反差下形成的。随着时间推移，开放将会成为一种常规性的推动力而存在。
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政府是我们付出代价最大的推动力之一。但是这种代价或成本，相对于政府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作用而言，仍是收益大于成本。在对原政府进行机构调整的基础上，利用原计划经济的政府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创举，也是对西方经济经济学的一大挑战。特别是在改革初期，我们非常廉价地利用政府的推动力，完成了对改革的启动和推进。在改革中后期，随着权力资本化程度的加深，虽然使用政府推动力的边际成本增大，但从整体上看，90年代以来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仍是功大于过。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原政府推动下的制度渐进变迁过程中，政府作用与制度变迁之间并没有明显地遇到“诺思悖论”这一难题（“诺思悖论”意即权力中心在组织和实施制度创新时，不仅具有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实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的动机，而且总是力图获取最大化的垄断租金）；但随着政府的权力资本化加剧，权力租金越来越大时，“诺思悖论”将成为中国改革遇到的难题。解决“诺思悖论”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对现有政府进行改革，对政府权力的寻租行为进行限制。否则，政府这种推动力很可能成为影响经济与改革深化的阻力。
如果说改革、开放、政府的推动力衰减是由于其发挥作用的边际成本加大、边际效益递减的结果；那么，推动中国经济总量扩张的短缺性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不再发挥作用，则是这种推动力已不存在的结果。目前主要工业产品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失衡状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我国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短缺性这种经济发展资源的利用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这种代价就是在需求饥渴牵动下，全国各地盲目地上了一大批科技含量低、产品结构雷同的项目。这不仅造成了人财物的巨大浪费，而且成为当前中国结构升级的障碍。目前工业产品的产销率较低，生产能力大量闲置，主要工业生产能力大都在50—70%之间。在较低设备利用率的情况下，仍有大量商品积压。
需求不足，被认为是目前中国经济低增长最显化和最主要的原因，事实上，导致中国经济低增长的原因，并不仅于此。从推动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推动力和社会资源来看，目前中国经济的低增长，是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总体衰减造成的。目前中国经济的低增长，是中国经济从第一轮增长向第二轮转变期间必然出现的现象。目前我国采取扩大内需、增加公益、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办法，对于刺激经济短时期增长是有效的，但作为支撑中国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持续增长的条件是不够的。支撑中国20年来第一轮经济增长的创新资源已告罄，新的经济增长需要新的资源来推动。在支撑中国第二轮经济增长的创新资源尚未充分培育和启动的前提下，这种低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要尽快走出中国经济增长的低谷，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找到启动中国第二轮经济的新动力和新的创新资源。如果我们仍停留在第一轮经济增长的思想框架中，寻找所谓经济增长点，寻求临时性的急功近利的刺激经济的增长方法，只能延缓中国经济增长在低谷徘徊的时间。
四、启动第二轮改革与社会创新资源的再培育
经济发展就象火箭发射一样需要多级动力推进才能进入预定的轨道，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启动新的推动力。鉴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启动中国第二轮经济发展必须实现以下四大转变：
1.摆脱原有思维的惯性和偏好，以新的思维和视角探索新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转轨时期，经济发展推动力需要从更深层次、更广阔领域去寻找。但长期面对同类的经济问题形成的思维定势和偏好，会使经济学者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暂趋向保守，面对新问题，以旧的思维偏好对待之。当中国市场经济经过20年的发展已从涓涓细流汇成汪洋大海时，由原先的关系简单、规模狭小的市场变成关系复杂、规模巨大的市场时，经济学者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就面临着从“河”的思维向“海”的思维转变，面临着从简单性向复杂性转变。驾驭小河中的一叶小舟和大海中的一艘巨轮是不同的。一艘巨轮不仅有保证速度的动力系统，还有调节速度和航向的控制系统，驾驭一叶小舟仅有经验就够，但驾驭一艘巨轮，则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主要通过粗放型的资本总量扩张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参与市场经济的“经济人”也主要是通过原有经验和被激发的原始的物质利益追求，完成了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发展程度较低的初级市场对经济学的研究需求也是较低的。目前，继续依靠这种知识、科技含量极低的资本总量扩张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已不可能。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学的研究也面临着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转变。
2.从对创新资源的启动转向对创新资源的培育。
在第一轮经济改革中，不论是改革、开放，还是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对旧体制内积存的资源的开放和利用，特别是短缺，更是可以直接利用的资源。由于初期的市场经济发展在低水平上进行，对于参与市场的竞争和组织者要求很低。在改革开放之初，不仅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可直接使用原有的积累，即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国有大中型企业、金融系统等，只是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或与市场发生了某些边缘性接触，便可焕发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所没有的活力。但是从现在开始，象这样极其廉价地直接利用原有的创新资源的时期已成为历史。目前对储存于政府、金融系统、国有大中型企业、科技系统创新资源的再开发，仅仅依靠政策这一启动和开发存量资源的手段还不够，还要通过深层的制度创新、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培育新资源的办法，找到中国第二轮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3.从对物质资源的开发转向对人力资源的开发。
随着知识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显化，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谈到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时明确提出：不发达的国家不是缺少资本，而是吸收追加资本的能力很差。造成吸收追加资本能力很差的原因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增长的不同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经济增长中，增长最快的不是人力资本，而是物质资本。目前，这种脱离人力资本增长的单纯的物质资本的扩张已经受巨大的限制。“过剩”是经济学界对目前中国经济状况的界定词，事实上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过剩只是相对于物质资本的过剩，与物质资本相对应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则是严重短缺。制约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仅仅是过剩，还有短缺。物质资本必须与人力资本协调增长，这应当是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一条规律。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摈弃目前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思维偏好，以人力资本的创新带动物质资本的增殖，是走向21世纪中国必须选择的重大战略决策之一。
4.从局部的突破向系统改革与整体模式建构转变。
中国20年的改革是沿着从各个局部突破开始的。改革的实践证明这种局部突破的改革是一种效果较好的改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局部突破性改革的效果呈递减趋势。当代中国的改革面临着从局部突破向系统运筹、整体协调、全局性推进和转变。目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复杂的巨系统。在局部改革的推进中，只需要一定的经验和适当知识即可。由于推进改革的成本较小，也容许多次试错；但是面对一复杂的巨系统，由于其推进的成本巨大，使试错的机会越来越少，试错的风险越来越大。在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中，既可以将一个正确的决策信息加倍放大，也可以将一个错误的决策加倍放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中国的改革推进，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将在局部改革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在全局改革中套用。在加大改革决策的知识含量的前提下，系统运筹、整体协调、全局推进是下一步中国改革的必然选择。
标签：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中国动力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计划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