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讴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新著——读《碧血烽火铸国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魂论文,新著论文,碧血论文,凝聚力论文,烽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郑群同志是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同志，他很早以前就对我说过，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由他组织和领导的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应当推出一部反映抗战的新书作为纪念。果然，我如期读到了这本由郑群同志亲自组织编著的、孔庆榕教授任主编、陈剑安副教授任副主编的《碧血烽火铸国魂——中华民族凝聚力与抗日战争》（以下简称《国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所料不谬的是， 《国魂》不像以往和同时期推出的许多反映中国抗战的著作那样，或泼墨如水地重视血雨腥风战争场面，或浓笔重彩地展示抗战全局的进程，或入细入微地描绘抗战英豪的风貌，而是取全中华民族的大视角，以民族凝聚力的动态演进为主干，从而由干到枝，由枝到叶，既层次分明又立体综合地展现了当年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的全民族抗战的宏伟画卷，说明了在这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之战中愈益增强的凝聚力，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可以说，《国魂》最根本的成功之处，在于始终把握了既十分重要又向被疏忽的民族凝聚力问题，富有独创性地揭示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发扬决定中华民族抗战伟业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国魂》首先考察了民族凝聚力及其反面民族离散力的历史状况。作者认为，传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在近代中国发生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裂变，“九·一八”事变前，中华民族内部实际呈现出凝聚力与离散力两刃相割的局面。作者侧重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分析了当年中华民族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根源，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迫以及近代以降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是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在近代社会发生裂变的根本原因，进而指出，在“九·一八”事变前，“几乎所有滋长离散力的因素，都殊途同归地压向了中华民族”。这不仅对所谓“一盘散沙”的现象进行了理性的透视，揭示了溥仪的伪“满洲国”、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以及沦陷区的各色汉奸傀儡组织等离散势力，将在抗战洪流的冲击下沉渣泛起的历史因由，也说明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紧密凝聚，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迫切。在此基础上，作者平实而又客观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抗战过程中愈益明显的凝聚核心地位。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中的凝聚力核心地位，固然取决于其本质因素，即她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还与她具有克服内部离散力的自我完善功能息息相关。在抗战期间，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以及右倾投降主义，清除了党内滋生离散力的根源，“从而也就实现了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新的团结统一”；〔1〕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增强了自身的凝聚力， 从而也就更能有效地向全民族释放吸引力，营造足资克敌制胜的铜墙铁壁。
值得称道的是，《国魂》既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内凝力的重要性，又没有简单地得出具有内凝力的中国共产党就自然居有凝聚全中华民族的核心地位的结论，作者丝毫没有忽视当时国情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民心不同的向背。谁能获得全民族凝聚核心的地位，最终决定于民心的趋向。当时的国情复杂到了这样的地步，即除去那些背叛民族的汪伪之流外，在抗战营垒内部也存在着尽人皆知的二元竞胜势态，性质和宗旨各异的国、共两党，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消极和积极两种抗战态度。因此，中华民族就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围绕一个圆心凝聚，她需要对国共两党进行悉心地观察、比较和体验，从而作出谁最能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判断。从表面看，国民党是不乏居有民族凝聚核心地位的优势的。它执掌国民政府权柄，辖治众多的省区，拥有数百万大军。共产党在这些方面确曾远不可与其比肩。然而，暂时居于劣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大敌当前之际却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高尚品格。她始而捐弃前嫌，力主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继而调整政策，力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并忠实地执行追求民主的正确路线；最终以自己全面积极抗战的实际行动和有理、有利、有节回击国民党挑起的反共磨擦的高超斗争艺术，团结全民族积极力量，将抗日战争引向了胜利。所有这些，不能不使国民党相形见拙，不能不使亿万民心与时俱增地趋向共产党，不能不使全中华民族最终作出以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的凝聚核心的历史性选择。《国魂》的一个不易之处，正在于循序渐进，既持之有据，又言之成理地论证了中华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从而也令人信服地解决了抗战时期乃至近代以降中华民族是如何历尽千辛万难最终确立了自身凝聚核心的这个至为关键的问题。
《国魂》几乎用了同样的笔墨反映互相竞胜的另一元——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的演变动向。作者没有像以往一些论者那样简单地将国民党推上被告席，只是通过揭示其阴暗面而加以否定，而是以翔实的史料反映其内部的矛盾运动，以及被全民族逐步认识、渐次否定的必然归宿。作者理所当然地批判了西安事变前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时又公允地肯定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尚能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潮流，共御外侮，其中包括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国民党各派系的聚合、战时政治体制和民众工作的改革、建设大后方的努力等。另一方面，作者又入木三分地分析了国民党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抗日潮流的原因，揭示其面临覆巢危机才被动奋起，借抗战大势以扩充实力的阶级实质。正由于国民党力图保存、发展本位集团及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局部利益，而非全民族的整体利益，国民党在抗战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本能地要做出损害民族利益、涣散民族凝聚力的种种不义之举，其中包括屡屡制造的反共磨擦、压制民主的专制独裁、令人发指的腐败行为等。《国魂》正是通过对国民党的双向分析后，得出了这样令人信服的结论：当国民党的阴暗面全面迅速地暴露之时，也就是它将被中华民族唾弃之日，“抗战胜利后不出4年，国民党领导的政府便迅速垮台，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这正是中华民族在更高层次实现了凝聚的表现”。〔2〕
战争总是将军人推到冲突的最前沿，而军人又通常反映民族的精神和内凝力量。因而，《国魂》对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中国爱国将士，作了充分显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新展示。本书新就新在将国共两党以及其他抗日爱国将士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而非顾此失彼或扬此抑彼；新就新在侧重从揭示中华军人的军魂武德入手来展现民族凝聚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民族精神，而非局限于详述某战某役或某人某事；新就新在着力表现积极力量的增长和消极力量的转化，而非囿于简单的是非判断或价值判断。总之，作者深层次地展示了中华军魂的爱国主义高尚精神。正因为如此，在国难当头之际，方方面面的爱国将士才能义无返顾地奔赴前线，虽马革裹尸也在所不计。比如作者十分注重那些弃旧图新，识大体，顾大局的国民党将士的动向。作者引用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以身殉职的川军将领王铭章在阵地上勉励部下的话说：“以川军薄弱之兵力，和窳败之武器，担当保卫徐州第一线之重任，力量之不足，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身为军人，卫国保民而牺牲，原为天职，只有决心牺牲一切，才能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无尤，不如此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之罪愆。”〔3〕又如， 在谈到以身殉国的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时，作者摘引了1937年9 月左权给家人书信中的心声：“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亡我之种，亡国灭种的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头上……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4〕如此，作者虽未详述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 却从深层展示了中华军人激扬出来的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民族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正是增强各路爱国将士亦即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坚韧纽带。
与反映爱国将士的整体风貌相应，《国魂》不惜笔墨多层面地勾勒了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爱国民主党派在神圣的抗战召唤下，由静而动、由散而聚、群起抗敌、向往光明的恢宏场面，从而立体地显现出了全民族凝聚抗战这支交响乐曲的宏大气势。值得一提的是，在分类别支介绍不同社会群体的凝合动向时，作者不是彼此孤立地记流水帐，而是全方位地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影响和领导地位，揭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全民族凝聚奋发的壮观历史图景。
《国魂》还另辟两章分述华侨社会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反响。前者以感人的事实，揭示了千百万海外赤子所保留的中华优秀传统，以及对祖国故土的巨大向心力，并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对域外炎黄子孙的非凡激励功能。事实上，广大侨胞回归祖国投身抗日、无私地奉献财物以支援抗战、以及与侨居地人民一道奋起保卫第二故乡等，都可以视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所释放的社会功能的产物。后者集中介绍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实际也是论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开放性和外延的问题。作者从中华民族凝聚抗日的正义性、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对其他民族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援等方面，合理地说明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对中华民族及其凝聚力的认识和赞赏，和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所吸纳的重要原因。这自然是全面反映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应有一笔，也使《国魂》的论述更趋完善。
上述之外，《国魂》的价值还在于作者在书中隐隐地触及到了一连串的耐人深思的重大问题。譬如，在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和阶级关系变化这些导致当年中华民族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消极因素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今天，是否还存在滋生民族离散力的土壤？如何清除消极因素以不断强化民族的凝聚力？如何在新形势下以民族凝聚力理论为武器强化党的统一战线？如何最大限度地将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起来以共襄“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业？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有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和课题。
注释：
〔1〕〔2〕〔3〕〔4〕《国魂》第65、159、170、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