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至三世纪中原疾疫与汉末文学的“悼夭”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论文,二至论文,世纪论文,主题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5)05～0005～07 汉代镜铭及汉印文字所见习用语“宜子孙”，反映社会意识对家族人口的普遍追求[1]。当时社会的“常宜子孙兮日番昌”[2]理想，使得未成年人的生存状况受到重视。宗法责任也要求对“生子”健康的关注[3]。传世史籍和出土文献均可见“小儿医”进步的迹象[4]。但多种原因导致不同社会层面的未成年人夭亡，依然相当严重①。公元二至三世纪中原疾疫导致人口大量减少。以此为背景，汉赋可见以“伤夭”“悼夭”为主题的作品。曹植的“稚子”“哀辞”亦表现出深切的艺术感染力。汉碑亦有“夭没”儿童的石刻纪念。“年甫五岁”的早夭童子许阿瞿的墓志与游乐画面的结合，成为研究汉代未成年人生活的重要资料。以文化考察的视角分析相关现象，可以发现汉代社会对生命、对未来的看重，这体现出了积极的时代意义。上述文化迹象在中原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值得我们重视。 一、汉末“疫病” 汉末政局动荡有诸多原因，“大疫”也是重要的社会灾难缘由。《三国志》卷一一《魏书·胡昭传》裴松之注：“时有隐者焦先，河东人也。”又引《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贼起。时先年二十余，与同郡侯武阳相随。武阳年小，有母，先与相扶接，避白波，东客扬州取妇。建安初来西还，武阳诣大阳占户，先留陕界。至十六年，关中乱。先失家属，独窜于河渚间，食草饮水，无衣履。时大阳长朱南望见之，谓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阳语县：‘此狂痴人耳!’遂注其籍。给廪，日五升。后有疫病，人多死者，县常使埋藏，童儿竖子皆轻易之。”[5]363焦先流落于大阳县(今山西平陆)，得以注籍给廪，建安年间大疫，“人多死者”，有研究者关注该史籍记录，以为：“这是汉末典型的流离故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焦先在建安十六年(211年)移居大阳之后，大阳县长给他的工作便是埋藏因‘疫病’而死的尸体。因此可知在建安十六年或其后数年之间，大阳地区必有疫病流行。”② 正史明确记载影响地域更为广阔的“大疫”，有《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是岁大疫”[6]389，《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是岁大疫”③[5]1145。据《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载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5]51建安二十二年“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已致使“垦田损少”，致使孤寡老弱及“幼者”面临生存危机。曹植《说疫气》记载的疫情更为严重：“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7]177 数年间，一些文化名人的生命也走向终点。《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刘桢传》：“(阮)瑀以十七年卒。(徐)幹、(陈)琳、(应)玚、(刘)桢二十二年卒。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5]602《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吴质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二十三年，太子又与吴质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5]608《文选》卷四二魏文帝《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题注：“《典略》曰：‘初徐幹、刘桢、应玚、阮瑀、陈琳、王粲等与质并见友于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诸人多死，故太子与质书。’”[8]591《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记载，王粲也在这一年去世[5]599。“至此，则建安文坛中曹氏父子之外最灿烂的七颗明星乃全告陨灭，而疾疫则扮演了致命杀手的角色。”[9]45 二、王粲、曹丕的“伤夭”“悼夭”之作 “大疫”使社会经历了严峻考验。在“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的灾难中，未成年人自然不可能幸免。因幼弱不具备抗击疾病的能力，相当多的儿童过早夭折。汉赋中的《伤夭赋》《悼夭赋》即是就此发表的哀伤感叹。 《艺文类聚》卷三四引魏王粲《伤夭赋》，可将读者带到“昏夭而夙泯”的感伤中： 惟皇天之赋命，实浩荡而不均。或老终以长世，或昏夭而夙泯。物虽存而人亡，心惆怅而长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愬。求魂神之形影，羌幽冥而弗迕。淹低徊以想像，心弥结而纡萦。昼忽忽其若昏，夜炯炯而至明。[10]600～601 “昏夭而夙泯”与“老终以长世”对应，言幼年折毁。“昏夭”又作“夭昏”。《左传·昭公十九年》：“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杜预注：“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孔颖达疏：“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之曰昏，谓未三月而死也。”[11]2087 《艺文类聚》卷三四又引魏文帝《悼夭赋》，同样是对“夭逝”儿童的深切“追悼”： 族弟文仲，亡时年十一。母氏伤其夭逝，追悼无已。予以宗族之爱，乃作斯赋。气纡结以填胸，不知涕之纵横。时徘徊于旧处，睹灵衣之在床，感遗物之如故，痛尔身之独亡。愁端坐而无聊，心慼慼而不宁。步广厦而踟蹰，览萱草于中庭。悲风萧其夜起，秋气憯以厉情。仰瞻天而太息，闻别鸟之哀鸣。[10]599～600 《三国志》卷二〇《魏书·武文世王公传·邓哀王冲》写道：“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后来曹丕即皇帝位后，于黄初二年(221年)安排迁葬，并发表了言辞沉痛的策文。裴松之注引《魏书》载策曰： 惟黄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尔邓哀侯冲，昔皇天锺美于尔躬，俾聪哲之才，成于弱年。当永享显祚，克成厥终。如何不禄，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并建亲亲，以藩王室，惟尔不逮斯荣，且葬礼未备。追悼之怀，怆然攸伤。今迁葬于高陵，使使持节兼谒者仆射郎中陈承，追赐号曰邓公，祠以太牢。魂而有灵，休兹宠荣。呜呼哀哉!④ 虽然曹冲曾经是曹丕权力竞争的有力对手，为曹操特别看重。曹操甚至多次公开表示“有欲传后意”，甚至就曹冲之死直接对曹丕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⑤但魏文帝曹丕策文所谓“追悼之怀，怆然攸伤”，所透露的情感是诚恳的，而文辞亦堪称朴实得体。由策文“今迁葬于高陵”，可知曹冲葬地应在河南安阳曹操高陵附近。 据《三国志》卷二〇《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记载，“武皇帝二十五男”，其中“早薨”或情形类似者11例，占44％。显然比例相当高。“文皇帝九男”，其中“早薨”或情形类似者4例，占44.44％。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这些“早薨”王者贵族后世连续“早薨”的史例。如相殇王曹铄“早薨”，“青龙元年，子愍王潜嗣，其年薨。二年，子怀王偃嗣……四年薨。” 三、曹植的“稚子”“哀辞” 载于《艺文类聚》卷三四的魏陈王曹植《慰子赋》是伤悼“中殇之爱子”的名作，是以真情和才华完好结合所发表的“切叹”，文意幽宛，意境深沉： 彼凡人之相亲，小离别而怀恋。况中殇之爱子，乃千秋而不见。入空室而独倚，对床帷而切叹。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复观。日晼晚而既没，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霑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远，怆伤心而绝肠。[10]600王侯贵族，也不能逃避与“凡人”同样的生死劫难。“逝者”“日远”，“千秋”“不见”的哀伤，以“怆伤心而绝肠”之真切的文辞抒发，可以使读者受到强烈感染。 列在“哀辞”一类，《艺文类聚》卷三四又引录了魏陈王曹植的三篇作品。哀悼的对象都是未成年人。其一即《金瓠哀辞》⑥： 予之首女，虽未能言，固以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辞曰：在襁褓而抚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终年而夭绝，何负罚于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无諐。去父母之怀抱，灭微骸于粪土。天地长久，人生几时?先后无觉，从尔有期。[10]607～608 曹植的“首女”出生，尚“未能言”，仅190天就不幸“夭折”，即所谓“向孩笑而未言”“不终年而夭绝”。“不终年”是说来到世界，没有经历一个自然年就“夭绝”。 又有《行女哀辞》。曹植写道： 行女生于季秋，而终于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频丧。伊上灵之降命，何短修之难裁?或华发以终年，或怀妊而逢灾。感前哀之未阕，复新殃之重来。方朝华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盖高而无阶，怀此恨其谁诉。⑦[10]608 三年中失去两个孩子，正所谓“感前哀之未阕，复新殃之重来”。这位“行女”“季秋”出生，“首夏”竟夭亡，确实是“比晨露而先晞”。 曹植的《仲雍哀辞》，悼念的对象不是自己的儿子，但也是至亲，即“魏太子之中子”。这个孩子去世安葬，曹植可能曾亲自送行，因有“临埏闼以歔欷，泪流射而霑巾”句： 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中子也。⑧三月生而五月亡。昔后稷之在寒冰，斗谷之在楚泽，咸依鸟凭虎，而无风尘之灾。今之玄笫文茵，无寒冰之惨；罗帱绮帐，暖于翔禽之翼；幽房闲宇，密于云梦之野；慈母良保，仁乎乌菟之情。卒不能延期于朞载，离六旬而夭没。彼孤兰之眇眇，亮成干其毕荣。哀绵绵之弱子，早背世而潜形。且四孟之未周，将何愿乎一龄。阴云回于素盖，悲风动其扶轮。临埏闼以歔欷，泪流射而霑巾。[10]608 曹氏家族成员“魏太子之中子”，当时已有可能享受最优越的物质生活。房宇笫茵帱帐，毫无疑问均应达到最高等级，又有“慈母良保”之“仁”，营养和医疗条件也应具备较高水准。然而这位“仲雍”的生命却只有60天!“三月生而五月亡”，“离六旬而夭没”。 从这几篇“哀辞”看，这个王者家族中子女夭折事件如此密集，确实可称“频丧”。孩子们的生命竟然如此短暂，也必然使得家人伤感。这一情形，或许与“天降疫疠”之时代悲剧有一定关系。曹植《说疫气》言“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事所谓：“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看来是简单化的判断。尽管“贫困人家死亡率高，而富贵者少”[7]177，由“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之所谓“家家”“室室”，可知“疠气流行”并非只对“贫困人家”形成生命威胁。 四、“夭没”儿童的碑刻纪念 未成年人的夭亡，会留下沉痛的记忆。一些汉代石刻纪念性文字记录了这种人生悲剧、家族悲剧和社会悲剧。 《隶释》卷一〇《童子逢盛碑》⑨可能是较早受到注意的同类文化遗存。碑文写道： 童子讳盛，字伯弥，薄令之玄孙，遂成君之曾孙，安平君之孙，五官掾之长子也。胎怀正气，生克自然。捬育孙嘤，弱而能言。至于垂髦，智惠聪哲。过庭受诫，退颂《诗》《礼》。心开意审，闻一知十。书画规柜，制中园范。日就月将，学有缉熙⑩。才亚后橐(11)，当为师楷。自天生授，罔不在初。谓当和遂，令仪令色。整齐珪角，立朝进仕。究竟人爵，克启厥后。以彰明德，胤嗣昭达。何寤季世，颢天不惠。伯彊泾行，降此大戾。年十有二岁，在协给五月乙巳，嘘噏不反。夭陨精晃，苗而不秀。命有悠短，无可奈河。慈父悼伤，割哀回、鲤(12)。其十二月丁酉，而安措诸。永潜黄垆，没而不存。于是门生东武孙理、下密王升等，感激三成，一列同义，故共刊石，叙述才美，以铭不朽。其辞曰：嘉慈伯弥，天授其姿。蚤克岐嶷，聪睿敏达。当遂逶迤，立号建基。时非三代，苻命无恒。人生在世，寿无金石。身潜名彰，显于后葉。[12]114 逢盛“年十有二岁”遭遇“大戾”，于是“永潜黄垆，没而不存”。碑文颂扬这位“童子”的“智惠”“明德”，所谓“身潜名彰，显于后葉”者(13)，恐怕不免语有夸张，“彰”“显”以及“不朽”，其实也并非是家族中长久的怀念，但“慈父悼伤，割哀回、鲤”，感情是真实的。《逢盛碑阴》列名：“五官掾崔孟祖，五官掾吕仲谦，督邮｛J2AA220.jpg｝敬宾，督邮周便祖，督邮梁怀则，督邮司文叔盛，督邮后升。右县中士大夫。高密徐承兴祖，平寿孙嘉世宾，下密王升高□，琅邪东武孙理子义。右家门生。刁真解子，逢信伯台。”洪适说：“右曰‘县士大夫’者，其父党也。”又有“家门生”，以及“刁真、逢信在家门生之左，由其微者”[12]114～115。可知立碑者是一个亲族集团，“逢童”父亲在行政和文化方面具有较强影响。洪适又称此碑“逢童之碑”。赵明诚《金石录》称“逢童碑”[12]263。《童子逢盛碑》“光和四年四月五日丁卯立”[12]114。 《隶释》卷六有《郎中郑固碑》，碑文也涉及一位夭折儿童： ……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诏拜郎中，非其好也，以疾锢辞。未满期限，从其本规。乃遘凶愍。年卌二，其四月廿四日，遭命陨甚，痛如之何!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杨乌之才，善性形于岐嶷，□□见于垂髦，年七岁而夭，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故建□共坟(14)，配食斯坛，以慰考妣之心。 文末“其辞曰”部分，也有文句说到这位异才善性的早夭童子：“嗟嗟孟子，苗而弗毓。奉我元兄，脩孝罔极。”[12]76～77所谓“有杨乌之才”，以杨雄才子杨信为喻(15)。这位“年七岁而夭”的孩子，在后来父亲去世之后，被安排“共坟”“配食”。高文《汉碑集释》引录钱大昕、俞樾的分析。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丧服传》，不满八岁以下，为无服之殇。郑君长男孟子七岁而夭，乃建坟与固配食，此礼之过而失其中者。”俞樾《俞楼杂纂》第二十五《读汉碑》曰：“按此碑乃弟述其兄者，《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已言之矣。此云‘大君、夫人’，谓其父母也。盖郑君有子才而早夭，郑君父母深痛惜之。及郑君之卒，父母则早亡矣。乃推遗意，附葬殇子于郑君之坟。其曰‘慰考妣之心’者，从其弟言之也。钱氏但讥其过礼失中，而于此意则尚未见及。”[13]224～225 通过这一实例，可了解对于“殇子”，古礼规定“不满八岁以下，为无服之殇”，这与亲情之所谓“共哀”“深痛惜之”是有所不同的。 五、“痛哉可哀”：五岁童子许阿瞿的墓志 1973年3月，河南南阳东关李相公庄发现一处画像石墓，其内容表现为一童子观赏百戏游乐场面，画面左侧有被称为“墓志”的石刻文字。清理简报执笔者发表了释文[14]。《中国画像石全集》采录了这一释文[15]图版说明70。高文《汉碑集释》就释文发表了意见(16)[13]354～355。 今按，细读拓片，可以看到“□王五月，不□晚甘”或“□□五月，不□□甘”句，或应释为“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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