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学的形而上品质——以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歌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论文,为例论文,诗歌论文,品质论文,语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现象学美学家茵加登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把文学作品分为四个基本层次：字音层、意义单位、图式化方面、被再现客体。茵加登认为，在这四个基本层次之外，文学作品还有一种形而上品质。形而上品质就是我们在作品中感到的崇高、悲剧性、静谧感等超乎环境和事件之上，而又渗透于环境和事件之中的一种氛围，它们“揭示了生命的存在的更深意义，进一步说，它们自身构成了那常常被隐藏的意义，当我们领会到它们的时候，如海德格尔会说的、我们经常视而不见的、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感受不到的存在的深度和本原就向我们心灵的眼睛开启了”。[1] 我国当代著名美学家李泽厚曾把艺术作品分为三个层次：形式层、形象层、意味层。“意味层”指的就是艺术作品的形而上品质。他说：“艺术作品……意味层的‘意味’便专指在这些意味之中的某些更深沉的人生意味，如果按神学的说法，即那种接近或接触到绝对本体世界或神的世界的‘意味’，所以艺术的最高真实完全不在事物的模写正确，而只在这‘神’意的传达。”[2] 我国当代美学家杨春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艺术不但要表达生命欲求和传达意识形态，而且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和真谛，这个形而上的问题不仅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艺术反思的对象。生存意义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即生存的价值问题，也就是说，人为什么活？人应该追求什么？怎样生活才有价值？客观方面即生存的真谛问题，也就是说，人生是怎么回事？人性是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实的？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叙事艺术主要通过对人物的命运的描写，提示生存的真谛；抒情艺术主要通过主观情感的升华来体验生存的价值，它们同样是对生存意义的思考和解答。”[3]
我们不厌其烦地引述美学家的看法，其意在于说明：文学不仅要形象生动地描绘现实世界和表现人类的喜怒哀乐，而且要述说作家对世界人生的理解，乃至对人的存在的终极追问——即无可置疑地包含着形而上品质。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拟对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部分诗歌进行个案分析，以求达到“管中窥豹”的目的。
二
作为文学的特殊样式——诗歌具有形而上的品质。因为在诗歌创作中，诗人“能深入到精神内容意蕴的深处，把隐藏在那里的东西搜出来，带到意识的光辉里”。[4] 也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才说，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暗中对终极价值追问的诗人，都称不上这个贫穷时代的真正诗人。
近些年出版发行的中学语文教材，不乏古今中外的诗作名篇。这些诗不仅饱含浓浓的深情，而且充满哲理。韩东的《山民》是一首哲理浓郁的诗，它讲述祖祖辈辈冲不出“群山”围困的山民的故事。儿子问父亲：“山那边是什么？”父亲说：“是山。”但是试图超越父辈生活现实的儿子，相信群山之外——那十分遥远的地方有海。他只能这样想想而已，因为他担心自己去寻找海，会“死在半路上”、“死在山中”。他退却了，但又不甘心地想下去，“他觉得应该带着老婆一起上路，老婆会给他生个儿子”，儿子还会有儿子。但他只是想想而已，最后连思考都令他疲倦。当然，他的一生留下的是没有见到大海的遗憾。但是他毕竟超越了他的父辈，值得骄傲的是，他的一生充满了对大海的期盼，他给后代以希望的启示。这首诗告诉人们：人被“群山”局限，有安于现状的一面，但人类之中总有试图冲破局限去寻找希望的人，他们引领着我们前进。韩东的《山民》在形而上的层面讲述人类的发展史。
中学语文课本还选了当代诗人海子的两首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秋》。海子这个流星般过早陨落的诗人，相信诗由哲理铸就。他认为：诗人首先是一个哲人，诗是哲学的又一种形式。因此在他的诗中，具体的生活情景只是象征，他的诗超越世俗的思想而在追问千百年来先哲们所追问的问题——即关于世界、时间与空间、生命、彼岸、人类存在等问题。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我们看到的一切自然、生活景象，只是象征。诗中述说的不是世间个别具体的幸福生活，而是人类向往的理想，或者说是人人都具有的、追求幸福的愉快心境。诗中的“我”是人类的化身，诗中表现的欢乐是超越了“小我”上升为“大我”的欢乐。海子曾批评一些诗人：“他们没有将自己和民族的材料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形象。”[5] (P458)
海子的《秋》以极其隐晦的笔触写出了由时令变化而带给人的关于生存的思考：
秋天深了，神的家中鹰在集合
神的故乡鹰在言语
秋天深了，王在写诗
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
该得到的尚未得到
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在诗中，诗人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深秋景象：在荒芜的秋野，只有鹰在那儿集聚、鸣叫，也许还有瑟瑟秋风、萧萧落叶。正是这肃杀的秋景，催发了诗人的诗情。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对失意的人来说，收获的也许是惆怅，因此诗人才不无失落地叹息：“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这首诗写得朦胧、含蓄，许多语言符号难以找到确定的所指。“神”指的是什么？“神的故乡”在哪里？“王”又是谁？这一切都令人费解。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诗人使用“神”、“王”这些令人难以捉摸的语词，目的是拉开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实现艺术的“陌生化”。诗中描绘的是一个虚幻世界，在这虚幻的世界中，人们形而下的思考淡化了，在不经意间却获得了形而上的启示。《秋》不是在描写大自然的秋景，而是在述说人类的终极境遇——即人类走过希望的春天、繁华的夏天之后，进入到一个希望泯灭、只有自然之神统治的死寂的秋天。在那里，人类渴望得到的一切都未兑现，而人类已经拥有的一切倏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诗中充满着对人类前途的忧虑，充满着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
美国女诗人狄金森的小诗《篱笆那边》同样给人深刻的哲学启迪：
篱笆那边
有草莓一棵
我知道，如果我愿
我可以爬过
草莓，真甜！
可是，脏了围裙
上帝一定要骂我！
哦，亲爱的，我猜，如果他也是个孩子
他也会爬过来，如果，他能爬过！
在诗人看来，人类是不成熟的孩子，他有两重性：既本真又充满疑虑。本真的人类总是对甘甜的“草莓”——希望——充满冲动，哪怕在追求希望的过程中有种种“篱笆”阻拦，也会毫不顾忌地“爬过”；充满疑虑的人类又时时被自己创造的“上帝”所羁绊而变得畏葸不前。人类要想自救，就必须消除禁锢、冲破藩篱、不怕弄脏“围裙”、不怕“上帝”的责骂。狄金森是一个睿智的尊者，他鼓励人类爬过“篱笆”，去采摘甘甜的“草莓”。
现代诗歌具有形而上的品质，古代诗歌也不例外。例如李白的《玉阶怨》，从形而下的层面看，写的是“闺中怨”：一个女子在台阶上等待爱人的归来，等久了，思人未至，她只好回到屋里放下帘子准备休息。可是她那颗思念之心怎能放下，于是她又伫立窗前眺望，而与她相伴的只是那一轮皎洁、孤寂的明月。在欣赏中，读者如果能够透过形而下的层面进一步往下思考，却可以获得形而上的启示：人生在世，总是在希望和期待。期待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人生是一条由期待、失望、再期待、再失望的环节构成的绵延不绝的链条。人到底在期待什么，有时连自己都很茫然，尽管如此，但执着的人类从不放弃。《玉阶怨》给我们一种朦胧的暗示，使我们在诗中获得了与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同样的荒诞意识。“戈多”是什么？剧中人物为何要苦苦等待？观众对此茫然不知。“戈多”也许代表希望。但是严酷的现实总是将希望“悬置”，变成画饼，使之永远不能兑现。《玉阶怨》优美的意境中渗透着荒诞氛围，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奈与伤感，使诗作获得了形而上的升华。
王维的《鹿柴》同样具有形而上的意味。“空山不见人”，这里的“空山”代表着世界的本质，自在于人类的时间之外。在人类之前的鸿蒙时代，它就端坐在那里，在人类烟消云散后的岁月，它仍将端坐在那里。在它永恒的注视里，万物生生灭灭，曾在“空山”回响的几声“人语”，也并不比鸟鸣春涧优雅，人类欲望所裹挟的一切，终将归于寂灭。“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幅古典意境的人类命运终结图，与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世界就这样终结/一个叹息，没有响声”相比，显得更富有诗意和东方特色。[6]
在中国充满意境美的古典诗歌中，如果说李白的《玉阶怨》蕴涵荒诞意识，王维的《鹿柴》道出人类存在之短暂、宇宙之无穷的无奈，那么，崔颢的《黄鹤楼》却是对人的终极归属的追问。当代作家曹文轩曾对《黄鹤楼》作过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说：
“余秋雨在分析崔颢的《黄鹤楼》时说，崔的家乡在河南开封，离黄鹤楼有点远又不太远，那他又为什么要有‘日暮乡关何处是’的发问呢？余分析道：任何一个游子在思念家乡时都会有一种两重性：他心中的家乡既具体又不具体。具体可具体到一个河湾，几棵小树，半壁苍苔；……然而，真的回乡又总是失望，天天萦绕我心头的一切原来是这样的么？……因此，真正的游子是不大愿意回乡的，即使偶尔回去一下也会很快出走，走到外面又没完没了地思念，结果终于傻傻地问自己家乡究竟在哪里。余的分析很透彻，但，还是在形而下的层面上来分析的。若从形而上层面来分析，崔欲要归去的那个家，实是一个不存在的精神家园，崔在此时仅仅是在‘家’温暖的回忆中，将具象的家与抽象的家混淆起来了。他也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了，他要回的那个家，实际上并不是那个在河南开封的家，若是，他如此牵肠挂肚，如此忧伤悲凉地回忆，弄几个盘缠，回去一趟便是了。此处的流浪心态超越了‘地域’上的意义，而达到了一个关于形而上的‘故乡’上的意义。”[5] (P268-269)
曹氏的分析很有启发性。不过沿着曹氏的思路继续前进，我们却发现崔颢的《黄鹤楼》似是在对人的终极归属发问。此时，崔颢不是沉浸曹氏所说的“家的温暖的回忆中”，而是面对存在的“虚无”感慨：“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诗中的“空”字，何止是写古人远去不返的情形，而是更加深刻地道出了人(个体的、群体的)的存在短暂的无奈：人在世间只是匆匆的过客，无论是古人、今人、未来人，终将都逃不出乘鹤仙逝的命运。人去楼空，长驻世间的只是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日暮乡关何处是？”诗中的“日暮”是一个象征，象征生命之星即将陨落。“乡关”，不是崔氏现实的家——河南开封，也不是曹氏所说的游子寻找的“精神家园”，而是人的终极归属。不甘于现实沉沦的人们，总是要对生命的终极归属进行哲学反思、追问。当然，崔颢回答不了这一问题，时至今日，我们也回答不了这一问题。因为我们被现实的利害遮蔽，心地难以澄明，便失去了对生命存在本真洞察的能力。因此，崔颢才生出对存在无解的愁绪，发出“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浩叹。因此说，崔颢的《黄鹤楼》具有形而上的品质，蕴涵着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
三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欣赏中，文学的形而上品质不是简单地凭借逻辑推导获得，而是靠读者去“味”获得，因为文学之“理”是溶化在具体生动的形象中。“味”是审美的一种直觉性领悟。德国美学家黑格尔对此有深刻认识。在他看来，审美是对对象“充满敏感的观照”。他说：“‘敏感’这个词是很奇妙的，它用作两种相反的意义。第一，它指直接感受的器官；第二，它也指意义、思想、事物的普遍性。所以‘敏感’一方面涉及存在的直接的外在的方面，另一方面也涉及存在的内在本质。充满敏感的观照并不是把这两方面分别开来，而是把对立的方面包括在一个方面里，在感性直接观照里同时了解到本质和概念。但是因为这种观照统摄这两方面的性质于尚未分裂的统一体，所以它还不能使概念作为概念而呈现于意识，只能产生一种概念的朦胧预感。”[7] 文学不同于哲学，形象同抽象的概念尚未分离，因此，文学的形而上意味的呈现，是一种朦胧的呈现，否则它就会和哲学混为一谈。文学，尤其是诗，恰恰要避免落入哲学抽象的思辨中。
同时还应该指出，文学的形而上品质的呈现离不开读者的再创造。一些作品原本只是对世俗人生的艺术描写，或是对人的生活情感的真切再现，它们并不具有后来所谓的“形而上品质”，这些“品质”是读者的再创造。比如，李白的《玉阶怨》，诗人创作时也许仅仅是想通过一个具体的情景表现闺中怨情，我们却在其中读出了荒诞意识。荒诞意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李白所处的时代，这一意识还没有发育成熟，李白不可能有意识地去表现它。今天的读者之所以能从《玉阶怨》中读出荒诞意识，一方面，作品呈现的形象是一个开放结构，其中潜藏着包括荒诞意识在内的多种“因子”，它为读者的再创造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读者带着时代的思想印记观照作品，就能够在作品中发掘出属于特定时代的某些意义。现代解释学对此有合理的解释。它认为作品总是含有作者原初的视界，而对作品进行理解的人，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界，即所谓“现今的视界”。蕴涵于作品中的作者原初的视界与对作品进行解读的人的“现今的视界”之间必然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是由历史情景的变化所引起的。因此，现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主张，应该在文学作品理解的过程中，力求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形成“视界融合”，最终使理解者和作品都超越原有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可以说，任何理解都是敞开的过程，是一种历史性的参与。后代的读者能够在《玉阶怨》等前人的作品中读出前人未曾意识到的形而上意味，这是必然合理的，是读者带着自己的历史的参与理解作品的结果。
总之，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在形而下的层面述说人生的喜怒哀乐，也不仅仅是消减世俗人生痛苦的娱乐工具，它还是一种“重要的‘思’”(海德格尔语)，是人类精神的深刻表现。它要给人以形而上的启示，给世代的人们以高级的精神滋养，让人们在日常平庸中获得一种超越平庸的精神支撑。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殊途同归，文学的形而上品质才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