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知识位势下知识获取方式与突变创新的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位势论文,知识论文,突变论文,关系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突变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是后发国家彻底摆脱技术依赖实现技术跨越的基础[1]，现有文献分别从技术演化[2]、战略管理[3]、组织理论[4]和市场绩效[5]等角度对突变性技术创新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基于知识依赖理论的研究视角。知识依赖观点认为，企业要保持突变创新主要是依靠公司不断地管理、维持和开发新知识的能力，早期的知识依赖观点[6]从企业总体资源的角度来研究知识是如何影响突变创新，认为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主要是由于该企业拥有的战略资源的质量、数量及其使用效率；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认为公司拥有某一独特的工艺或能力更容易导致突变创新[7]，“突变性创新是使产品、工艺或服务或者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新性能特征，或者其产品具有类似的特征但是性能有很大的提高而成本有很大的降低，或者是创造出一种新的产品”[8]，所以突变性创新需要引进大量的新知识和资源，而且这些知识和资源一般不可能在一个企业内全部获得，于是学者们就强调了外部获取相关知识对突变创新的重要性。
一般认为，突变创新与知识获取有着密切的关系。Cassiman等[9]对比利时269家创新型制造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企业的外部市场获取知识和内部共享知识是企业进行创新资源吸收的重要方式，是企业关于创新的战略问题，每个企业都应该加以重视。Liao等[10]对台湾地区362家知识密集型企业的问卷调查，认为知识获取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有着重要影响，同时知识获取在企业的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之间起着调节作用。还有学者从企业的联盟控制方式[11]、企业家导向[12]等方面来探讨企业知识获取方式及其与创新的关系，但是，由于企业的规模大小不同，其知识存量、知识储备及掌握的知识深度也存在着差异，必然会影响企业的获取方式，进而影响企业突变创新的产生，所以研究不同知识位势下，企业的知识获取方式与突变创新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1、知识位势和突变创新的关系研究
李莉，党兴华等[13]借助物理学中“物体由于处于某一位置而必然具有一定的势能(potential)”的理论从创新网络的角度定义了企业的知识位势，认为企业是生产性知识、制度性知识和管理性知识的结合体，不同的企业在网络中称为一个知识主体，由于知识主体之间所掌握的知识广度和深度存在着差异导致的知识位差进而使得知识能够在网络企业间流动，利于新知识的产生，促进创新的发生。郑秀榆等[14]利用博弈论中“囚徒困境”模型探讨了组织中知识转移与共享的博弈模型，认为应该对不同知识位势的员工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来促进知识的转移与扩散。
根据知识依赖观点，企业现有的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反映了其具有理解和应用新知识和突变创新的能力。而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是反映企业拥有不同知识结构和知识存量的两个不同维度。知识宽度是指企业拥有不同领域知识的程度，而知识深度是指企业在技术的关键领域中对复杂知识的掌握和熟练处理的程度。所以，知识宽度反映了在知识的水平维度，企业掌握和拥有异质知识数量，知识深度则反映了在知识的纵向维度，企业对某一领域独特、复杂技术的领会程度[15]。对于网络中不同知识主体的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如何根据其知识位势情况来进行内部知识或外部知识的获取，是企业发展的更为重要的问题。
在创新网络中关于知识位势与突变创新的关系，学者们大部分都是从知识整合观的相关领域来进行探讨和研究的。董宝定等[16]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观的角度讨论了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必要条件。薛红志和张玉利[17]从互补性资产与企业间合作的整合角度研究了它们与突变创新的关系。Taylor和Greve[18]认为企业拥有多样的异质性知识更容易产生前沿的思想和新颖的知识组合，这些多样的、异质性知识有利于对新信息和潜在变化的感知能力，从而提高企业探测高端技术和市场潜力的能力，从而利于突变创新。然而Laursen和Salter[19]认为知识的多样性可以激发不同的创新思想，但是没有经过系统充分的知识学习和利用，这些思想仅仅只能靠近突变创新的边缘而不能深入其中进行实质性创新，最终有利于渐变创新而不是突变创新。
关于知识深度，Zahra和George[20]认为在特定的企业领域由于其能够有效吸收利用新思想的能力而对突变创新至关重要，许多企业尽管能够产生大量新颖的利于突变创新的思想而不能实现，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该企业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处理复杂和不寻常问题的能力[21]。和以上观点相反，Tripsas和Gavetti[22]认为由于企业在某一领域的知识过于专注，从而产生认知惯性，就像企业的核心能力刚性一样，反而成为企业进一步成长的桎梏，所以，由于认知惯性的存在，它使企业局限于现有的市场细分和已建立的局部技术修补框架中[23]，从而失去了追逐前沿技术的动力和能力[24]。
2、知识获取方式与突变创新的关系研究
知识获取方式是在企业间存在知识位势的情况下知识的流动方式，主要包括企业内部的知识共享和企业外部的市场知识获取[25]。内部知识共享主要是指在企业内部，企业成员之间通过各种沟通媒介和交流方式来相互转移知识从而实现知识共享活动，包括知识的传递和吸收过程。外部知识获取是企业通过外部学习从顾客、供应商、竞争者以及各种合作伙伴等外部关系中获取新知识的过程。企业内部的知识共享以及企业不断从外部吸收新知识都是知识创造的过程，加速企业的突变创新[26]。一方面，内部知识共享为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新知识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促进了知识碰撞和新思想的产生；另一方面，通过创新网络广泛的外部市场获取新知识能够克服突变创新所要求的单一内部知识源即知识全部来自组织内部管理者或员工造成的相似性和局限性过高等问题，满足创新对知识多样化的需求[27]。
知识是创新的重要基础也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而针对不同知识位势的企业，如何获取、消化、吸收知识对企业的突变创新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通过一个大型电子企业的41个业务部门的120个研发项目系统研究后，Hansen[28]认为项目团队和拥有相关知识的部门间的知识共享水平越高，突变性产品就越容易研发出来。Heide[29]指出，任何一个创新企业不可能拥有其突变创新需要的所有知识，企业必须从外部获取这些知识，而且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在企业技术创新所需的新知识中，有2/3的知识来源于企业内部，而另外的1/3来源于企业之外。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单单从内部知识共享或者外部知识获取的某一方式来研究知识获取方式与突变创新的关系是不全面，他们认为企业应该结合自身实际，合理利用两种知识获取方式，整合内外部知识，才能够促进突变创新的产生。De Luca等[15]研究认为，企业内部跨部门的组织学习和外部市场的知识获取对企业的知识整合机制产生直接影响，同时，知识整合机制在它们与创新绩效之间扮演着不完全中介的角色。李贞等[30]从吸收能力、关系学习和知识整合的角度对我国长三角地区236家科技型中心企业做了实证研究，认为一方面企业的吸收能力是建立在企业拥有多样性技术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强化知识的整合能力，同时关系学习是组织掌握了相关领域知识才能够和上下游企业进行沟通形成有效的学习能力，进而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企业现有的知识宽度和深度都对企业的突变创新有重要影响，同时其宽度和深度影响着企业对其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的整合能力，进而也影响着突变创新的产生。正如Ahuja和Katila[31]通过研究认为，对突变创新有重要影响的关键资源大部分来自于企业外部包括相关的企业、顾客、竞争者和供应商等。有的更强调知识分享中相互合作和相互学习的重要性，可以激发现有知识储备，刺激利于突变创新的新的火花或思想的产生[32，33]。所以本文一方面研究企业如何通过其外部知识的获取能力和内部知识的共享能力来影响突变创新的产生；另一方面研究在不同的知识宽度和深度下知识的获取方式如何影响突变创新。总之，利用互补性知识，整合外界资源来进行突变创新是企业成功适应突变创新的必要条件[16]。而关于不同的知识位势下知识宽度和深度是如何影响企业的知识获取方式，进而如何影响突变创新是企业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Verona[34]指出单一的知识结构很难进行产品的开发，企业必须建立知识的集成机制来捕捉、解释和开发知识资源从而进行技术创新。特别地，外部市场信息的获取必须依靠建立利于吸收外部市场资源的整合外部知识一体化机制，而在企业内部通过知识共享也形成一整套的内部知识整合机制，该机制包括企业在发展和创新过程中形成的整合个人和组织知识的过程和惯例[35]。所以通过企业内外部的知识整合机制就形成了企业吸收利用潜在知识创新能力。
1、内部知识共享和突变创新
实现突变创新企业有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必须有大量的可以产生突变创新的新的思想或拥有能够激发该火花产生的动力环境，同时企业必须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捕捉、发现和识别它；第二，在发现和识别该信息后，企业能够通过资源的整合和利用该信息，并使其投入到创新过程中[36]。根据以上的推理，我们认为促进突变创新的企业在掌握了一定“宽度”知识后，此时对突变创新影响较大的知识主要来自于企业的内部知识共享而不是外部市场获取。因为企业通过不断的知识探索已经积累了跨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广博的知识，同时企业已经拥有了不同市场细分的相关信息，而从外面获得关于突变创新的相关信息的边际效应将逐渐下降，所以从外部市场获得信息会和企业已有的信息要么会重叠，或者至多是对现有知识枝节方面的修改，很难会对企业突变创新产生重大影响[37]。
企业通过激发“万花筒般的思想”来共享企业自身的知识储备(知识深度)能够把新的创新潜力激发出来。在企业知识足够“宽”的时候，因为分散化的知识不利于知识的凝练，应该加强企业的内部知识共享能力来强化组织的学习，提升凝练知识的能力。在企业拥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知识之后，需要恰当地“敲打”现有知识来激发它的创新潜力。正如万花筒一样，经过恰当的“敲打”之后，不同的零散部件能够很好的结合成全新的完美整体。知识的分享过程正如这恰当的“敲打”过程，通过“敲打”，整合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不同种类和学科领域的多样性知识，从而使这些零散的不相关的知识能够相互激荡与碰撞，最后产生利于突变创新的创新思想的产生[20]。在实践中，知识在企业内共享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创造新知识以推动企业的产品创新。例如，Hong等[38]研究指出，在产品开发初期，产品开发是否成功取决于企业从外部获取的客户知识在研发团队内共享的程度，这些知识的内部共享能够使研发团队更好地理解客户的购买决策并针对目标客户开发新产品，提高企业根据客户需求变化而持续创新的能力。
在创新思想实施阶段，过多的外部市场获取的额外信息会加重企业对创新信息的处理能力，因为企业的认知注意力是有限的资源，当面对过多的信息时企业就不能对某一重要的创新信息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39]。更进一步，当企业过多的处理不同信息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时，企业就很难在无边的信息海洋中识别、选择和利用有利于突变创新的信息了。同时，不能对所拥有的知识进行充分的吸收利用、逐步提升和精炼，不利于突变创新的产生[21]。
相反，通过知识共享，通过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知识的相互交流，企业的不同成员了解了各自领域在突变创新中的作用，同时在不断增进相互交流和学习中，提高了知识的集成度和利用效率，从而向突变创新的目标更靠近了一步，所以，通过实践知识的共享，提升了企业的突变创新能力。由此得到本文的假设：
H1：企业的内部知识共享程度越高就越利于突变创新。
H2：知识宽度对企业的内部知识共享和突变创新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H3：知识深度对企业的内部知识共享和突变创新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2、外部市场知识获取和突变创新
知识深度比知识宽度更能够使企业获得外部市场的知识，进而促进突变创新。首先，企业通过对现有技术和市场系统的学习和掌握而形成一定的知识积累。所以，通过内部知识共享能够进一步系统总结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和进一步强化对现有知识结构的深化和提炼[32,40]。然而，这种知识的深化和提炼仅仅能够对渐变创新起作用而对突变创新却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正如Christensen和Bower[24]指出，由于惯性使然，当企业习惯于现有市场状况时，企业会为了满足现有顾客的需求而将所有精力致力于渐变创新的研究中，从而忘记了从新兴市场中探索新思想。
所以当企业的知识足够“深”的时候，企业就缺乏寻求外部资源和知识合作的动力[40]，企业就对自身的创新惯例、技术创新模式的充分信任而导致过分遵循，只愿意搜索那些合理的、同以前的知识一致的新观念，束缚了企业员工的心智模式和整个组织的行为模式，束缚了其对外界搜索新资源的动力[41]。所以此时，企业不是加强内部的知识共享能力，而是积极通过外部市场的知识获取可以使企业的信息捕捉、获取不再局限于现有市场，而向新兴市场推进从而产生利于突变创新的新思想，进一步的通过对潜在市场的知识的不断吸收获取来加深对现有知识的理解能力，这样就强化了企业向潜在市场进行研究的可行性。
其次，由于企业核心能力形成是一个内生的长期积累过程，历史事件、实践经验及企业传统都是影响核心能力构建的关键因素，核心能力因此表现出历史依存性和一贯性，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积累性学识，是经过较长时间的内部积累和学习的过程[19]。最后对其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不少企业在发现自身的核心能力后将其进一步强化而陷入了Lconard-Barton所界定的核心刚性范畴中去，反而使核心能力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所以要克服这种阻碍技术创新发展的障碍，企业必须从其外部寻找答案。外部知识的获取为企业突破自身的桎梏和获得异质知识打开了一扇大门，比如和供应商或者竞争者相互交流，可以发现不同的创新模式或者打开不一样的问题解决途径，所以思维模式的打开迫使企业重新审视自己业已存在的知识结构、创新模式等问题，进而超越所谓的核心刚性，最后利于突变创新的产生，由此我们得到本文的假设：
H4：企业外部市场的知识获取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突变创新。
H5：知识宽度对企业的外部市场知识的获取和突变创新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H6：知识深度对企业的外部市场知识的获取和突变创新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图1 概念模型
样本和数据采集
我们选择了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西高新)的高科技企业为我们的研究样本，西高新是1991年3月经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国家级高新区。20年来，西安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长迅猛，综合指标位于全国105个国家级高新区前列。西安高新区在推动技术创新、发展拥有民族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全区累计转化科技成果近8000项，其中90%以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列入国家各类产业计划居全国高新区前茅，主导产业为太阳能光伏产业、生物医药、先进制造和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产业。
首先从西高新精选出6家高科技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先进行访谈，要求他们必须在企业工作3年以上，并且熟悉企业的知识结构和产品创新情况。通过访谈我们初步设计出调查问卷及相关量表。然后，在对这些量表进一步的结构优化和内容再次审核，接着又重新访谈和调查了10家高科技企业的中层管理者，要求也是在该企业工作3年以上，熟悉企业的知识结构和技术创新情况，对问卷和量表进行前测，然后结合访谈和调查结果，确定了最终问卷。
在问卷调查阶段，我们对每个企业选取了两个面试者，一个是企业高层管理者，如副总经理、技术总监等，另一个是中层管理者，如市场部经理、研发部经理等。所有问卷都是现场问答，现场完成。首先我们和访谈者进行预约，并且在访谈现场两个访谈者是单独分开的，在访谈完成后，再整理收集他们的数据。同时，我们还制作了访谈卡片，在访谈结束后，访谈者在上面签字，并留下联系方式[42]。
本文共访谈了150家高科技企业，由于访谈和问卷都是同时进行，问卷的有效性较高，当然，通过统计筛选，剔除了一些明显不合格问卷(比如有的问题和常识性问题有明显违背、问卷填写的不完整等)，最后总共收集了103份(206位访谈者)来自不同高科技企业有效问卷(见表1)，其中生物医药企业34家、电子信息产业23家、制造企业24家、新材料及兵器科技企业22家。其中中外合资企业38家、外商独资企业14家。同时与没有参与调查的企业相对比，发现公司成立的年限、工人数量、销售额、5年内申请专利数等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说明调查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为了尽量减少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我们在每个企业通过不同的访谈者获取相关信息。如从高层管理人员那里主要获取企业现有知识方面的数据，如知识深度和知识宽度；而中层管理者主要提供操作层面的数据，如外部市场知识获取情况、内部知识共享情况和突变创新的数据。为确保访谈者的合适性和提供数据的可靠性，我们也通过问卷的相关题项调查了访谈者对企业知识结构和创新情况掌握程度，当然这些问卷混合在全部问卷之中，而且问题都是从侧面来设计的。最后得出高级管理人员和中级管理人员的知识能力水平分别为6.33和5.72(1=几乎没有知识能力、7=有最强的知识能力)。
变量测量和数据分析
1、自变量
在变量的选择上，遵循国际上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方法，我们尽量采用前人已有的量表，这样可以保证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然后再根据本研究的内容和目的、预调查结果反馈以及在访谈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适当的修订，使变量内涵能够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从而保证变量的内容效度。
关于知识宽度我们根据Bierly和Chakrabarti[43]及Moorman和Miner[44]的测量方法，稍加改动使之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主要包括企业中客户组成情况、市场细分和技术背景等方面的知识，具体内容见表2；关于知识深度则采用了Moorman和Miner[44]及Prabhu等[45]的方法，主要是测量企业在某一专业领域技术和知识的掌握的程度；而内部知识共享采用了Schulz[46]的方法，主要包括个人、决策者和相关部门在企业内部知识的流动情况；市场知识获取根据Tsang[47]的方法，从三个方面来表示企业外部包括顾客、竞争者和供应商那里获得知识的程度。
2、因变量
突变创新则综合Atuahene-Gima[48]、Chandy和Tellis[49]以及Zhou等[50]的方法，主要是反映了突变创新中技术领先程度①。
3、控制变量
我们把公司规模、所属行业和之前业绩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采用公司的实际员工数，同时取对数。所属行业用0表示生物医药行业、1表示电子信息产业、2表示制造行业、3表示新材料及兵器科技行业。前一年度的市场份额作为公司绩效。
4、样本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采用的样本信度分析指标为Cronbach's α系数，一般认为，信度系数等于或高于0.7是信度分析结果合理的充分条件，效度在给定α值的前提下，测量指标关于因子载荷值的统计显著来表示。本研究的数据分析采用SPSS13.0和AMOS17.0软件，如表2所示，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值都大于0.70，表明本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针对样本的效度，本文主要从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两个方面来检验。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是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整理得到的，而且还与企业高管人员等进行了深度访谈，逐一讨论、审阅、修订题项。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的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法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Hair等提出的最小因子载荷标准，因子载荷超过0.5就认为是非常显著的。如表2所示，各变量的因子载荷都在0.5以上，说明本研究量表具有很好的结构效度。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采用
/df、RMR、CFI、GFI和NFI为拟合指标。其中卡方自由度化(/df)值小于3时，表示模型假设的适配度较佳。而RMR为残差均方和平方根，其值越小越好，一般在0.05以下是可接受的模型。CFI、GFI和NFI等指标越接近1表示模型适配度愈佳。平均方差抽取(AVE)在0.67到0.89之间，所以本模型的/df、RMR、CFI、GFI、NFI和AVE等拟合指标都达到参考值水平，表明研究数据与模型拟合良好。
同时本研究也对各个变量的数据进行了描述统计，得到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3)。
5、模型检验结果
表3列出了OLS线性回归结果。根据调节变量的检验步骤，为了减少回归方程中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将自变量(内部知识共享和市场知识获取)和调节变量(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中心化处理，然后计算四个交互项内部知识共享×知识宽度、市场知识获取×知识深度、内部知识共享×知识深度、市场知识获取×知识宽度，接着分步放入控制变量、自变量、交互项。模型1仅放入了控制变量，从模型的调节
指数说明相关自变量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相应的因变量。再看模型2，是对假设1的检验，发现β=0.234，p≤0.01，说明内部知识共享和突变创新呈正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1；同理，通过模型5也验证了假设4。
关于调节效应的检验。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上知识宽度后，F值由原来的4.16提高到4.98，且调节指数也由0.212提升到0.397，说明调节效应明显，假设2得到通过，但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上知识深度得到模型4，F值调节指数基本上没有变化，同时内部知识共享与知识深度的显著性概率为0.569＞0.1，说明知识深度的调节效应不明显。所以假设3得不到支持。同理可以分析，假设5得不到支持，假设6得到了支持。表5是总体验证结果。
为了更清晰的描述它们的调节效应，我们分别画出了它们的调节效应图。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知识宽度水平下，内部知识共享对突变创新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在知识宽度水平高的情形下，内部知识共享对突变创新的影响明显大于知识宽度水平低的情形，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知识深度在外部市场知识获取与突变创新的关系中，见图3。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对内部知识共享和外部市场知识获取与突变创新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更进一步的研究了在不同的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的情形下，两者对突变创新的影响程度。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种结论：
首先，理论界大都强调了产品创新过程中知识的重要性[51，52]，但是关于不同的知识位势下如何影响企业的内部知识共享和外部市场知识获取的研究还存在不同的观点[20，53]，本文系统的整合了企业内部知识共享和外部市场知识获取在不同的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水平的情形下对突变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当企业在知识宽度足够“宽”的时候，也就是说企业拥有充足的多领域的知识后，此时对突变创新影响大的是企业内部知识共享能力，因为此时，对突变创新有重要影响的是整合、吸收和归纳现有的知识；相反，当企业的知识深度足够“深”的时候，也就是说企业已经熟练掌握了该领域的知识，此时，对突变创新影响大的是企业外部知识吸收能力，因为企业应该从外界吸收异质知识从而激发创新灵感。这个研究结论说明企业在进行突变创新时应该适当权衡企业所拥有的知识宽度和深度并考虑是加强企业内部知识的共享还是强化从外部获取异质知识。所以本研究拓展了知识基础理论和知识整合理论对突变创新影响的理论研究。
第二，关于突变创新的研究大部分学者都只强调了外部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性[54]，但是我们的研究说明了该观点是不全面的，有失偏颇的，其实在企业精通掌握某一领域知识以后，外部市场的知识获取是对企业产生突变创新的有益补充，起到了互补的作用，但是，对于一个拥有异质性知识的企业，额外的外部市场知识的获取对其未必会产生好的效果，这个观点正好和Miller等[55]的观点相似，他们认为拥有多样性知识的企业，内部员工的相互交往有时比外部信息的获取更有利于突变创新。同时从文中我们也看到对于不同的行业，由于其知识结构的不同，对知识的吸收能力也会产生差异，进而影响突变创新的产生。
第三，从我们实证研究中可以给我国企业产生以下两点启示：首先是对于一些大中型企业，尽管知识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充沛，由于内部知识没有得到系统合理的利用，也很难有突变创新的产生。Hargadon指出建立在全新知识基础之上的突破性技术只是少数，更多的突破性技术是对现有知识重新集成，当原本被忽视的知识链接起作用时，原有零散的缺乏联系的知识模块会立即焕发出创新的活力，存在更为明显的新颖性。更进一步，Nerkar认为对现有知识的重新集成同样是独特性和新颖性的重要来源，这就说明对于大中型企业应该加强企业内部知识的共享程度，强化知识的利用效率。其次，对于小型的创新企业来说，一方面，小型的创新企业在其研究领域就已经相当的精通，如果此时不从外部吸收新的知识，就很可能强化了其已有的技术经验和操作惯例，而这些都会阻碍突变创新的产生；另一方面，小型创新型企业应该通过与外界相关企业的不断交流，可以获得关键性的技术诀窍和相关研发经验，进一步降低企业从事技术研发的成本负担，汲取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激发新的创新火花。所以本研究对于向我国急于从外部获取知识的正在发展的中小企业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①为了证明测量结果的有效性，我们同时使用同样的问卷电话采访了有关企业，从30对共60名受访者中获得有效问卷24份，通过斯皮尔曼-布朗信度检验得到两者的信度系数为0.81，远远高于0.60的临界值。同时，我们向中层管理者提出“在最近三年贵公司推出的突变创新的产品所占的比例是多少？”的问卷时，我们获得45份有效问卷。
②这里共分7个标准回答：少于1%；1%-5%；6%-10%; 11%-15%；16%-20%；21%-25%；超过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