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农村微观经营体制改革：动向与判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现阶段论文,动向论文,体制改革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宏观层次看，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的市场化加速进程中，农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日趋密切，互动效应明显，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迫切需要来自农业支撑和农村的繁荣与稳定。从微观层次看，农村微观经济组织为顺应深刻的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也在不断探寻自己生存发展的制度空间。然而，这种制度结构变化和反应又不可避免的带来了经济波动，直接关系到在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基础上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和提高农民收入。本文根据农业部百县蹲点调查资料，剖析在宏观背景下农村微观经营体制改革的发展动向。
一、当前农村微观经营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向和原因
（一）主要动向
1.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为中心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善与发展。
百县调查表明，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第一轮以土地均分为特征的土地制度安排，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暴露出程度不同的矛盾。在经济发达地区或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地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兼业化、副业化趋势明显，土地抛荒现象日益严重。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随着农村人口剧增，土地进一步向细分化、零碎化方向发展，土地流转受阻，反过来制约当地二、三产业的发展。为解决这些矛盾，安徽各地继续贯彻中央关于“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等有关精神，创造出以“稳制活田”为特征的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制度改革。即从明确土地所有权、稳定承包经营权、搞活土地使用权的原则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目前，从土地流转上看，除反租倒包外，存在着转包、转租、租赁、招标、拍卖等多种形式；从经营模式上看，分为两田制、三田制、租凭制、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等几种类型。
稳定家庭经营、推进土地流转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与第一轮改革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经济发达或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地区，第二轮改革有力地促进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确保了当地农业生产稳步增长。浙江省绍兴县1994年在全县20个镇、48个村进行“两田制”试点改革，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涌现出承包粮田在1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163户，面积8738亩，承担国家定购任务379.65 万公斤，占总定购任务的95.2%以上。在经济相对发达或不发达地区，通过土地调整和延长土地承包期，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促进了当地分工分业和二、三产业发展。安徽省阜阳地区多数县根据计划生育政策，重新核实承包人口数目，划定承包权享有界限，实行“30年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割断人口增长与承包地的联系，遏制土地的频繁调整和细化，正确地处理了人地矛盾。
2.以农业产业化为中心的一体化经营蓬勃发展。
最近几年来，为突破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经营小规模低效益的局限，改变农户不利的交易地位和贸易条件，在东部尤其是中部地区的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等多种多样的一体化经营形式发展迅速，西部地区也开始出现。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镇桥西村兴办的“康达实业总公司”带动全村501户中428户农民饲养肉鸡，1994年出栏肉鸡250万只， 实现利税408万元，当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50元。 四川省双流县华阳镇水禽生产经营联社是在五户专业大户的基础上吸收周围67户养鸭户投资入股兴办而成，1994年联社实现产值76万多元，获纯利10万元。
调查资料表明，农业产业化开辟了我国农业与市场经济接轨的通道，解决了农户小规模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解决了长期困扰农业发展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务农农民收入增长迟缓等矛盾，推动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按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的农村经济，是继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
3.以明晰产权制度为中心的乡镇企业经营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现阶段，我国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最主要、最有效的形式，是通过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乡镇企业的经营体制和运行机制。根据96个县蹲点调查资料统计，1993年到1994年，乡镇企业个数由146.2 万个发展到166.65万个，销售收入由1732.7亿元增加到2994.4亿元，上激税金由63.1亿元上升到91.5亿元，转移农村剩余劳力由608.8 万增加到715.2万人。 中西部地区引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乡镇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步伐加快。辽宁省截止1994年底，在乡村两级集体企业中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有15860家，比上年增加67.6%，占乡镇企业总数的20 %。甘肃省张掖市1993年在村级企业中推行股份制试点，至1994年底，村力企业中有143家经过改建，占村办企业总数58.4%， 吸纳资金3531万元，1994年实现产值1.1亿元，占村办企业总值的76.9%， 较上年增加产值5321万元，增幅达94%，实现了一年翻一番。
以明晰产权制度为中心的乡镇企业经营体制改革，主要通过改变乡镇企业旧有经营体制和运行机制，为企业发展注入内在动力，推动企业朝集团化和一体化经营方向发展。中西部发展实践表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集团和龙头企业，以市场牵龙头，龙头建基地，基地带农户，提高农业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二）原因剖析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体化经营、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共同构成现阶段农村微观经营体制改革的三条主线。这三条主线的发展变化，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来自宏观政策目标约束和市场选择的双重结果。
从宏观政策角度看，农村社会发展目标是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基础上不断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和提高农民收入，简单地说，也就是实现社会稳定目标、农产品有效供给目标和农民收入目标的三者统一。从市场角度看，市场经济规律强调竞争，优胜劣汰。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农民收入结构不同，我国农村微观经营体制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选择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江苏、浙江、广东等，由于乡镇企业发达，农户收入主要来自乡镇企业，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低。为了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目标的实现，克服土地分散经营、效益低的局限，在政策扶持和引导下，农村土地改革大多采取两田制、股份合作制等以规模经营为特征的模式。在广大中部地区或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迅速的地区，农业收入仍占农户收入很大比例，这些地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主要采取两田制、三田制等形式为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创造条件。这些地区由于乡镇企业起步较晚，缺乏资金和技术，因而通过建立股份合作制，以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的龙头企业发展较快，并逐渐步入以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农村经济的轨道。如山东诸城最有代表性。在西部地区或农村非农产业不发达的地区，农户收入大部分靠农业收入，土地作为既是生存资料又是生产资料而存在。因此，这些地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主要从延长承包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入手，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发展。
从微观经济单位看，近几年国家出台的一系列价格、财政、金融、税收、外贸等改革政策，加大了利用经济杠杆引导市场调控经济生活的力度，这为农户经营和乡镇企业发展带来了竞争和挑战。小规模的家庭经营难以承受由于市场波动带来的经济风险以及自然风险，因此，走联合的道路，寻找一条利益共生机制，规避风险，增加收入的体制需求便促使一体化经营应孕而生。乡镇企业发展方面，由于新税制实施，乡镇企业发展享有的优惠政策措施不复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迫切需要乡镇企业有良好经营体制和运行机制作出反应，求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在明晰产权为中心的乡镇企业经营体制改革便在成功的试点经验基础上，在全国普遍推开。
从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包括乡镇企业）角度看，农业和农村非农业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稳定，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和提高农民收入三大宏观政策目标的关键，农业的发展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一体化经营的发展；反过来，农村非农业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由此可见，必须从纵观全局的战略高度审视农村微观经营体制的改革与农村产业协调发展和农村社会繁荣进步之间的关系，制定出与经济高速增长相对应的农业政策和农村发展政策。
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联产承包责任制方面。
1.承包期限与土地流转形式问题。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农户收入结构不同，农民对土地承包期限选择上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偏好。在农户收入绝大部分来自农业或非农产业不发达的地区，农民普遍选择了“大稳定，小调整”的方式，土地调整周期较短。例如甘肃省武威市人多地少，农民依靠土地为生，选择了“长包短订”的方式，3—5年进行一次小调整。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由于农民们仍将地视为最后的生存保障资料，土地调整周期仍不是很长。浙江省余杭市1994年二、三产业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87%，农民人均增收额中的87%也来自二、三产业，但在实行“两田制”后，大多数农民普遍接受10—15年的期限为宜。广东汕尾城区采取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的做法，则比较好地解决了土地频繁调整和细化的问题。土地流转形式与土地承包期限长短有很大的相关性。一般来说，土地调整周期较短的地区，人地关系矛盾紧张，不利于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因此土地调整的力度大，范围广；相反，土地调整周期较长的地区，流转形式多种多样，有利于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因而土地调整的力度小，范围小。“四荒”开发的土地由于承包期限多在50年以上，因此大多采取了招标承包、拍卖、租赁等形式。
2.土地权属管理与承包费用问题。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以，管理工作应该由各级农业或农村经济部门负责。但有些地方没有建立相应的职能部门，或者建立后其行使的职能也没有充分发挥，对承包合同缺少依法规范管理；有些地方则将管理工作交由其他部门负责，造成管理体制上的“错位”。如安徽省有些地方将“三提五统”资金、“四荒”拍卖的一部分资金划归乡财政所列为预算外资金管理，混淆了集体资金的性质。有的地方由土管局向承包农户发放“土地使用证”，混淆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在承包费用收取方面，有些地方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变相增加农民负担。据蹲点调查反映，辽宁省有些县、乡、村为解决“三提五统”的收费问题，借延长土地承包期限之机扩大机动田，甚至超过了总耕地的10%；有的采用“上打租”的办法，其余耕地实行招标承包；有的随意提高土地承包费，平均每亩高达100—200元等。
3.规模适度与经营稳定性问题。规模经营实际上是为了取得规模效益。在既定的市场条件和生产技术水平下，土地规模经营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据浙江省几个县典型调查，目前超过百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其平均亩收益、单产、投入产出比、复种指数都不如种值30—50亩的大户。除此而外，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步骤和速度也必须与当地二、三产业发展水平、者素质和管理水平相适应，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在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要做好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工作，避免非农产业发展出现大波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回流，从而影响适度规模的稳定性。
（二）一体化经营方面。
1.起点较低，生产加工层次不高。根据调查反映，各地龙型企业在生产结构上不尽合理，品种单调，主要以初级加工产品或半制成品为主，缺乏引入新技术和设备，进行深度加工；从生产情况看，原料季节性收购，资金一次投放，设备闭置时间长，利用率低；从发展状况看，有些地方的企业起点低，规模小，资金短缺，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发展基地与之配套，削弱了龙头企业带动一方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影响力。
2.缺乏有效的利益分配、激励、保障机制，一体化程度不够紧密。从一体化角度看，各地近几年发展起来的龙型企业按龙头企业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户联系紧密程度大体可分为紧密型一体化、经济合同型一体化、松散型一体化、全行业农工商一体化四种类型。第一种和第四种类型要求经济技术条件较高，目前在各地一体化经营发展中尚不多见，第二和第三类型是当前主要形式。由于缺乏有效地法律监督和宏观管理，龙头企业在一体化经营发展过程中，未能不断加深相互间经济利益的联系，真正结成公司+农户的利益共同体。
3.企业负担较重，政策扶持不力。根据调查反映，有些地方龙头企业在创办时缺少自有资金，靠多渠道借入，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不足，利息负担较重。有些地方缺乏对发展一体化经营必要的财政、信贷和税收政策扶持，或者即使有相应的政策，但由于农业的龙头企业同工业企业相比，相对规模较小，往往在考虑重点扶持时排不上号，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到位。除此而外，龙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还会遇到各种摊派，例如浙江省余姚市龙头企业除需缴纳正常税费率5—9%之外，还要承担各种捐款和知青保险、烈士陵园、外来人员管理、企业治安、报刊杂志等各种摊派，企业发展不堪重负。
4.认识不足，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一体化经营是农村经济近几年发展中出现的新鲜事物，迫切需要加强宏观管理。但各地的一体化经营发展中，有的地方龙头企业没有统一归口管理部门，有的地方是许多部门多头管理，职责不清，生产、加工、流通各管一段，产供销相互脱节，致使有的龙头企业缺乏稳固的生产基地，原科来源得不到保证。同时，由于归口不同，给龙头企业的管理和政策落实带来不便。
（三）乡镇企业改革与发展方面。
1.产权界定不明，集体资产流失。百县蹲点调查表明，在深化乡镇企业改革中，有的地方存在村集体企业产权模糊，责任不明，乡村行政领导随意干预企业行为等现象，少数地方还存在随意改变乡镇企业所有制性质和隶属关系，平调上收财产等现象。此外，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等现象屡禁不止，严重侵犯企业合法权益。
2.缺乏规范管理，企业发展资金不足与浪费现象同时并存。资金短缺，是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中西部乡镇企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例如青海省1993年全省乡镇企业计划新建扩建项目所需资金与实际投入有近3亿元缺口，1994年上半年有5亿元缺口，有项目无资金的矛盾突出。但据蹲点调查反映，有的地方乡镇企业特别是一些新上的企业，由于缺乏内部有效监督和管理，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现象比较严重，使本来不足的企业发展资金更显得捉襟见肘。
3.新机制建立迟缓，不适应现有的制度环境和空间。新税制实施以后，由于税率提高，税种增加，进项抵扣不足，纳税提前等原因，原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基本被取消。百县调查表明，与1993年相比，1994年乡镇企业上缴税金由63.1亿元上升到91.5亿元，增长45.0%。因此，由于政策环境的变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有些地方乡镇企业发展由于没有引入新的运行机制，或者是新上企业的内部有效机制建立迟缓，管理不严，产品结构单一，使乡镇企业发展势头有所减缓。
三、政策建议
1.继续贯彻中央有关精神，完善与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首先，各地要抓紧制定和落实《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工作， 建立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履行“法人”资格，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并且通过建立土地承包档案、耕地档案和承包合同变更档案等措施规范合同管理。结合土地调整，还应注意促进村级规划和基本农田保护区建设。其次，对土地承包期和调整周期的长短选择上，应尊重农民意愿，并在稳定土地承包期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提高农民非农业收入，改进农户收入结构，为培育农村土地市场创造积极条件。各地应在充分总结已有的土地流转经验基础上，将其流转程序、监督和约束机制纳入承包合同管理范围。再次，经济发达地区或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地区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不宜搞一刀切，应在“稳制活田”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和扶持，促进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经济发达地区可以考虑将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业产业化、一体化经营相结合，以利于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此外，还应创新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模式，稳定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大力发展民间专业技术协会，增强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功能。
2.提高认识，按产业化组织发展农村经济。
根据山东、浙江、辽宁、湖南等地蹲点调查反映的情况看，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措施首先要搞好农业全面规划，依托当地资源条件和基础条件确立和培育主导产业，集中建成若干优势项目，切忌一哄而上。主导产业的确立还应考虑政策方面的因素，例如湖南省华容、安乡等县农业部门前几年在国家支持下开办的优质米厂、良棉厂等，因为流通渠道限制，不能收购粮棉，难以发挥效益，结果造成人、财、物的浪费。主导产业选定以后，要按照政府建市场，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组织体系抓好一体化组织体系建设。龙头企业建设是其中的关键。“龙头”实力的强弱和牵动能力的大小，决定着系列化经营的规模和成效。在龙头企业建设中，各地的成功经验是：坚持大（规模大、带动面大）、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高）、外（外向型）、新（新材料、新产品）、多（多种所有制、多种组织形式）的原则，采取原有企业改造、扩建，小型企业联合，以及在市场、资源条件好但加工环节薄弱的地方新建等方法，建立起基础雄厚、辐射面广、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销售、开发等方面的龙头企业。其次要实行政策倾斜，扶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目前各地龙型企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宏观政策应在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从信贷方面看，应划出相应额度的资金，满足龙头企业从事开发项目所需固定投资和技术改造的资金需要；从税收方面看，应免交城建税、农发基金和教育附加费等地方税费，留给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同时，坚决取消制止摊派费用，减轻企业负担。再次，为了保证产业化顺利实施，必须要加强有关经济立法，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保障体系，妥善处理龙头企业与基地、农户的关系，以及和各种服务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农业产业化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保护生产者和农民的利益。针对蹲点调查反映的管理体制不顺的状况，还应按照龙头企业发展一体化经营的内在要求，在不改变所有权关系的前提下，理顺隶属关系，明确归口部门，具体负责龙头企业在兴办、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强政策研究和综合协调，负责制订全面发展规划。
3.进一步深化乡镇企业改革，完善和优化乡镇企业运行机制，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乡镇企业发展。
进一步深化乡镇企业改革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主要通过搞好资产评估、合理设置股权、明晰产权关系、做好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工作，完善企业法人制度，使企业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成为能独立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二是通过深化企业内部各项改革，依法制订企业内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职工队伍建设，创建乡镇企业文化，从而建立起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此外，乡镇企业还可以通过扩大经济联合，走集团化发展的道路，提高市场竞争地位；通过苦练内功，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增加市场竞争力。
4.加强宏观管理，为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宽松透明、公正有效的制度空间。
家庭经营、一体化经营和乡镇企业作为农村微观经营组织，它们在不同的制度空间里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稳定、供给和收入三大目标。正如前文分析，这三种微观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改革已经为将农业、农民、农村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推动农村的农业和非农产业协调发展和加速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创造了条件。因此，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应转换职能，加强管理，创造有利于其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市场条件。在政策环境方面：要深化农产品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深化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深化计划、价格、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等体制改革。要通过制定适当的优惠政策扶持农业产业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改善市场条件方面；政府应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作出贡献，为此要做好诸如交通、通讯、金融、道路等体系的促进市场交易的硬件的建设，另外是做好诸如信息收集、处理、商情预测和发布等体系的降低市场风险的软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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