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183;兼文本性#183;文学文化——文学性问题研究之困境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出路论文,困境论文,性问题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毫不夸张地说，西方文学性研究已经陷入危机。“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大卫·辛普森的这句话值得商榷：真正“高奏凯歌”的，与其说是文学性倒不如说是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论争！从俄国形式主义者罗曼·雅各布逊提出“文学性”这个概念，到欧美的后现代学者们重提文学性问题，西方文学理论在文学性问题上差不多纠缠了一个世纪。从现代到后现代，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各种理解一个接一个地产生，乃至最终出现对文学性问题的釜底抽薪式消解。如，马舍雷呼吁：“我们必须放弃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是一个虚假问题。”①学术争论一旦走向对论题自身的否定，那就意味着研究行为的危机。倘若文学性真是一个虚假问题，那么一个世纪以来的论争，除了在文献上贡献出多元的理论景观，并导致我们在抉择上的无所适从之外，还有多少意义呢？如果文学性不是一个虚假问题，那我们在马舍雷们之后应如何深入文学性问题的研究？为此，我们拟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存在关系切入，建构一个可以超越马舍雷们的研究支点，以切实推进文学性问题的研究。 一 回归常识：西方文学性研究反思 卡尔·波普早就作过这样的预言：“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②当初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这个概念来厘定并固化文学与非文学区别的，可能没有想到后来的大卫·辛普森、乔纳森·卡勒、希利斯·米勒这些人运用文学性问题来消解和否定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差别；同样，对形式主义与新批评的文学性“猜想”给予毫不留情的“反驳”，也不能证明这些后来的学者们比他们的前辈更加接近于文学性的自身历史，因为他们都面对同一条学术的河流。 20世纪西方文学性问题的“狂欢”，只不过是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缩影，一个理论凭借纯粹的逻辑演绎去预测和设计历史而最终却被历史所证伪或解构的文本。现代西方人文学术的根本症结就在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双重作用，赋予学术理论的天然优势，表现出对经验与常识的漠视或颠覆，从而促成理论在与常识没有多少实际关联的空间中飞速地自我繁殖与扩张，并最终导致这个空间的内爆和秩序的瓦解。有鉴于此，保罗·费耶阿本德呼吁应该成立一个由非专业人士所组成的“民主委员会”，由它来控制和评价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与行动计划。他说：“最令人兴奋的经历之一就是看到一个门外汉律师能够在最高明的专家的专门证词中找到些漏洞，并因此为陪审团的裁决做准备。”③同理，西方文学性研究之所以会陷入危机，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学性争论者总是以盛气凌人的理论姿态漠视文学常识，瓦解文学常识。 众所周知，把文学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事业，是晚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此前，文学主要是诗人、作家与普通读者的活动，它在常识的范围内依靠常识的自我更新而运转。无论是伟大的作家，还是一般性的读者，他们都恪守着一套有效运行的文学常识，即使是那些具有独创性才能的作家，他们也是在固有的文学常识内通过自己的创造而添加新的常识，没有人要刻意地去打破一切文学常识，也没有人能真正打破一切文学常识。周作人在1929年还讲：“老实说文学并不是神秘的东西，更不是特殊的学科，至于浅易的文学，乃系学者应有的常识。”④而专门的文学研究兴起之后，文学研究为了向人们证明自己的合法，为了向文学表明自己的作用，为了把自己嵌入文学这种活动，也为了从诗人作家与普通读者那里夺取文学的领导权，它就必须漠视既有的文学常识，破除既有的文学常识，乃至殚心竭虑地为文学常识寻找新的替身。这种新替身由于牢牢地掌控在它自己的手中，也就成为它挤进文学活动，打败诗人与作家，夺取文学权的武器。因此，文学性研究只不过是专门的文学研究打败、吞并或颠覆文学常识的幌子。巴里巴尔与马舍雷曾经指出，文学性是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一种“垂帘听政”。其实，真正的“垂帘听政”是20世纪的西方文学性研究：所谓的文学性争论，只不过是专门的文学研究在寻找能够取代文学常识的替代物中所发生的系统内争执。 艾亨鲍姆在说明为什么要建立“形式方法”时就曾公开声称：“我们和象征派之间发生了冲突，目的是要从他们手中夺回诗学，使诗学摆脱他们的美学和哲学主观主义理论，使诗学重新回到科学地研究事实的道路上来。”⑤艾亨鲍姆是俄国形式主义的著名代表，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长期在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俄国文学史，一生以研究俄国文学为职业，尤其是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这两位作家。而被他所竭力贬斥的象征派，无论是先期的波德莱尔、王尔伦、兰波、马拉美，还是后期的瓦莱里、叶芝、西蒙斯、庞德和休姆，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而不是职业的诗歌研究者，就连1886年发表《象征主义宣言》的希腊人让·莫雷亚斯，也是一位创作出众多诗篇的诗人。 常识内部虽然不乏诸如新与旧、对与错这样的冲突，但它们毕竟都属于常识。专门的文学研究相信，就像自然科学那样，只有严谨的科学和缜密的理论才能真正打败文学常识，才能把文学从常识的体制下解救出来，引向未来的康庄大道。罗曼·雅各布逊提出文学性问题时说得很清楚，就是要把文学研究建立为一门科学。“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文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把方法作为它们唯一的‘人物’。然后，关键的问题在于运用和论证这一方法”⑥。当文学性问题被确立为建立文学研究科学的基本途径时，那就意味着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学性研究开始进入脱离文学常识的纯粹逻辑时代。什克洛夫斯基曾用一个“工厂”比喻来说明他们的文学性研究：“在文学理论中我从事的是其(语言)内部规律的研究。如以工厂生产来类比的话，则我关心的不是世界棉布市场的形势，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标号及其纺织方法。”对于纺织“工厂”而言，棉纱的标号及其纺织方法是由少数专业人士负责的技术问题，属于纺织领域的科学，而市场行情与政策才是总体的攸关工厂生存的常识问题。文学性研究不关心市场行情与政策，不就是在刻意疏离文学常识么？因此，敏锐的巴赫金早在1928年就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说：“织布的方法是与总体技术水平和市场形势紧密相关的，前者决定于后者。如果不了解、不考虑后者，那就不可能发现和理解任何的‘内部规律’”⑦。 西方文学性研究的“去常识化”现象，有许多具体的表现，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其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做法是把属于专门文学研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有意提炼、放大为整个文学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从而实现对文学常识的拒绝与排斥。乔纳森·卡勒说：“什么是文学？这一文学研究的基础问题和文学理论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首先可以理解为关于文学的一般性质的问题：文学是什么性质的物质或活动？它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研究文学？文学在人类众多活动中的地位如何？按照这一思路，问题的目的不是要寻找文学的定义，而是要描绘文学的特征。所有从事文学活动的人都对这一问题感兴趣，他们希望明白为什么投入了文学活动而没有投入其他活动。”⑧在现代社会，完整的文学活动依然是以文学的创作与阅读为基础的，此外还包括文学的传播与研究活动，这也是文学的基本常识。文学研究只是文学活动的一部分，文学性问题只是文学研究要搞明白的基本问题，但乔纳森·卡勒却把它说成是所有从事文学活动的人都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对文学常识的一种改写。大量的常识告诉我们，从事基础的文学活动的人对“什么是文学”这样的问题不一定感兴趣，也没有必要一定感兴趣。普通的大众读者，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正在阅读的作品以及如何找到更多的适合自己阅读的作品。一般的文学作者，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写出来的作品是不是好的作品。无论是大学里的图书馆，还是公共性的书店，我们都不会在“文学类”书架上找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 理论一旦开始脱离常识，就必然会在它自治的领域里形成我们所看到的“自反性”，即脱离了常识的理论不再去反对常识而是要反对已有的理论。自反性，既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理论，又使每一种新理论都昙花一现，同时，它也导致理论的自治离常识越来越遥远。西方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性争论，正是这种理论自反性的最合适的注脚。布莱希特说：“有许多说明真理的方法，也有许多隐瞒真理的方法。”⑨有俄国形式主义实证性研究的文学性，就必然会自反到后现代提倡虚构的文学性，这是西方文学性争论难以逃脱的命运。同时，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的文学性研究，也不比它的前辈即本质主义的研究更靠谱。尽管德里达看出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的本质，提醒人们注意所谓文学性是遵受常识的维护：“它是文本与某种意向关系发生联系的产物。这种意向关系就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或社会制度的规则：它们并未被明确意识到，但镶嵌于文本之中。”⑩但后德里达们并没有真心实意地回归常识，他们急切地认为当今大行其道的电影、电视、广告和游戏等，都已经渗透了“文学性”，都是文学本质新的衍生物，甚至说“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11)。除非所有的文学期刊都摇身一变为花里胡哨的广告，除非所有的唐诗宋词都埋进历史的坟墓，除非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卡梅隆和斯皮尔伯格这些著名大导演，否则，后德里达们这些新得有些“发昏”的文学性观点，除了他们自己，再也找不到拥趸它的文学公众。对于曾经读过小说《三国演义》的普通人来说，有几个人能承认他们当年的纸本阅读和现在看电视剧《三国演义》以及网上玩《三国杀》游戏是同一回事呢？ 法国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在重新梳理西方近一个世纪以来文学理论自我演绎的印迹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理论对常识发动攻势反而自受其害：面对常识这条不死的九头蛇，理论越是繁衍枝蔓，越是内斗不止，便越有可能忘记文学本身，结果在从批评走向科学的过程中，在实证概念取代常识的过程中一败涂地”(12)。如果说西方的文学性研究“一败涂地”，那是违反常识的结论，因为文学性的学术争论，从形式结构到历史语境，从审美自律到意识形态，从文学到非文学，从语言到话语，从文本到关系，从建构到解构，每一种的反转都让我们更加看清了文学性问题的复杂性。不过，这种旨在取代文学常识的西方文学性研究的确陷入危机了，即使人类的文学活动只剩下孤零零的文学研究这一部分，在文学性争论步入“蔓延”与“扩张”之后，理论似乎再也找不到自反的新可能，更何况当今依然如我们所见，诗人、作家和普通读者，还在承担着文学的职责，推动着文学继续向前。“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13)卡尔·波普的话是对的：西方文学性争论所关注的问题，不可能在文学理论的内部得到真正解决，但文学却还在常识的基础上继续生长。 二 兼文本性：文学性研究的新基点 西方文学性研究已经陷入危机，文学性诚如西方文学性争论所揭示的那样，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不可能是一个永远无解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对文学性作新的探究。从逻辑上讲，重新探究文学性应该遵守如下两个原则：其一，要把文学性这个概念还原到最初的雅各布逊对它的定义，不能把文学性和“什么是文学”视为同一个问题，虽然两者都是对文学本质的探究，都要涉及非文学这个参照对象，但还是有较为明显的区别：文学性主要是研究文学作品的基本属性，而“什么是文学”研究的就不仅仅是作品本身了，它要从比作品更为广阔的文学系统的考察中才能得到一定的答案，而西方文学性研究之所以出现针锋相对的争论，也与后来乔纳森·卡勒等人在文学性研究中不加辨识地直接引入“什么是文学”，并把两者混淆为同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其二，导致西方文学性研究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文学性研究在争论中脱离了文学常识，那么，要想成功化解这场危机，我们对文学性的重新探究就要尽量贴近文学常识，依据文学常识。 如何才能贴近、依据文学常识呢？这里，首先遇到文学活动中常见的“错位”现象：就一部作品何以成为文学作品而言，对于专门的文学研究来说，它是需要借助严密的理性思辨并运用规范的学术方法把它描述清楚的基础问题，但对于一般创作与普通阅读来说，它又不是文学活动的主要问题。专门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在内)，只要我们承认它是以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那它就免不了要带上具有排他性的科学活动“基因”，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任何一门科学作为研究都以对一种限定的对象区域的筹划为根据，因而必然是具体科学。但任何一门具体科学都必然在筹划之展开过程中通过它们的方法而专门化为特定的探究领域”(14)。所有专门的文学研究者都要根据自己所筹划的“特定的探究领域”而展开各取所需的研究，并充分运用章学诚所概括的基本学术方法：“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15)。因此，专门的文学研究必须要搞清楚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区别，辨识出文学与非文学的明确界限，否则它就无法筹划出真正的研究对象，由此而产生文学与非文学之间非此即彼的意识。不过，这个问题到了一般创作和普通阅读那里，就不再是所谓的“问题”了：这并不是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压根不关注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而是他们对于一部作品是不是文学作品的问题，往往是从常识层面很容易地作出合乎“标准”的裁决。而支持他们轻易作出裁决的常识，就是来自于他们在真实的文学活动中而习得的全面的文学经验和完整的文学能力。因而，对于大多数作家和普通读者来讲，鲜活的文学实践导致他们把文学与非文学处理为常识化的存在关系，他们直接与文学打交道，但一刻也离不开非文学的滋养，在他们的观念中很难产生出非此即彼的文学与非文学对立。相反，许多作家的焦虑倒是集中于如何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如何在有限的文学作品中创造出极其丰富的指涉性。刘勰曾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16)《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兴观群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接受活动，既有文学的性质也含有非文学的因素。 承认上述的“错位”现象，要求我们对文学性的叩问就不能囿于专门文学研究的视域，而要兼顾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因为他们才是文学常识真正的缔造者与运用者。作家阿成曾说：“评论家和文艺理论家是无意全面指导小说家创作的。决定小说家创作的，是小说家的宿命、个人癖好、才能、境界和复杂多舛的生活经历等方面所决定的。”他还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普通读者的阅读是无需格外的指导与训练的，面对杰出的、或者优秀的小说更是如此。”(17)如果阿成所说的是文学常识，那说明我们放弃凌驾于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的立场，放弃改造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的目的，是我们确保对文学性的叩问贴近文学常识的最好方法。在名副其实的文学实践中，什么问题是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最为关注的？什么问题又是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最为焦虑的？我们的文学性提问应该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解释或解决这些重要问题，而不是仅仅为了解释或解决专门文学研究的问题。 如果按照雅各布逊的理解，把文学性视为“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即文学性是指文学作品的基本属性，那么，西方文学性争论中常见的两种对立研究模式是我们重新探究时必须要避免的：一种是预设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存在绝对差异这个前提，于文学作品的内部寻找某一类型性特点，把它实证为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基本属性。这种模式，不管理论家们找出的是静态的语言修辞、形式结构还是动态的话语、虚构、想象等，不管他们的理论建构多么严谨，其结论都是违背文学常识的。没有任何一位作家与读者，会承认文学是孤零零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位作家会承认其创作从来都没有受到非文学作品的影响，文学和非文学之间从前世到今生都维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另一种模式是把文学性含义由文学作品指向挪移为文学活动的指向，依据“文学”这个概念的滑动性以及文学与其他非审美因素的联系，从不同的焦点去否定有客观存在的或一成不变的文学性，出于消解文学与非文学差异的目的，而认为“没有一个抽象的、永恒的、客观的文学性，只有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的文学性”(18)。这种相对主义的研究也是违背文学常识的，对于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来说，他们更愿意相信“文学就是文学”，文学不会因为与非文学存在互动，与非审美因素存在联系，而就把自己彻底放逐为与非文学与非审美沆瀣一气的成员，文学之所以能够生存到现今，就是它有以不变而应万变的能力。“文学”这个现代意义的概念，是斯达尔夫人所发明，是不是就意味着1800年前的文学与此后的文学就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呢？没有一位当代诗人会承认自己与传统的吟咏诗人有天壤之别，相反，现今的诗人，只要他在为一款产品设计广告语，或为一款游戏设计人物对白，他就知晓自己所从事的不是文学。 回到文学性这个概念的原初意义，跳出西方的文学性争论，使文学性研究贴近文学常识，进而能够合理地解释文学常识，我们认为唯有文学的兼文本性才能担当起文学性研究的重组任务。有识之士指出：“文学性的确定，不应在与非文学性的对立中确定，而应在与非文学性的交互、并置关系中获得。就文学性的身份特征而言，文学性不应被纯化而应被复合化。”(19)所谓“不应被纯化而应被复合化”(“复合化”还不够准确，更准确一点说应该称为“关系化”或“整体化”)，我们的理解是文学性虽然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基本属性，但它的这种自我属性不可能是在一个预设的封闭空间中通过没有对象的空洞自我化而形成，而只能是在与非文学这个他者的互动场域中通过对象的自我化而形成。这也符合“自我”与“他者”的辩证法：没有“他者”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所谓的“自我”，“自我”总是“他者”境遇中的“自我”。简言之，文学性虽然是文学作品的自我属性，但不是文学作品自己能够预设的先在属性，而是它在与非文学的互动场域中逐渐自我化的属性。文学的兼文本性，正是能够确证文学的这种自我属性。 所谓兼文本性，就是指具体的文学作品在构成上总是要包涵着诸如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社会、心理以及自然科学等这些非文学的文本，但这些分门别类的非文学文本不再独立显现其文本身份，而是被整体化为一个全新的关系性文本——文学作品。同时，如果我们承认每一种非文学文本在常识的层面都对应着一种身份化的表达与指涉功能，例如，政治对应观念宣传，哲学对应理性思辨，历史对应真实记录，心理对应想象体验等，那么，文学作品的兼文本性也同时意味着文学功能的整体性与关系性，任何一种单质性的文本功能都不足以代表文学的功能。兼文本性是文学作品所共有的基本属性，没有一篇文学作品能够逃避兼文本性。越是内涵丰富的优秀文学作品，其包含的非文学文本就越丰富，它的兼文本性就越突出。小说《红楼梦》，我们就能从中找到许多种非文学文本，如药方、食谱、经济活动等诸如此类的文本，人们之所以把它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就在于它不仅含有丰富的非文学文本，而且这些文本被整体化为一个新的关系性文本。同理，体制上再简陋的文学作品，也存在兼文本性，只不过常常为我们所忽略而已。德里达说过：“没有任何文本本质上是属于文学的。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物。”(20)文学作品好比蜂箱中的蜂蜜，其底本就是远处那些散发着各种香气的花朵。 文学的这种兼文本性，国内学者在讨论文学性时已有所认识。如，童庆炳指出：“对于文学性来说，气息是情感的灵魂，情调是情感的基调美，氛围是情感的气氛美，韵律是情感的音乐美，色泽是情感的绘画美，这一个‘灵魂’四种美几乎囊括了文学性的全部。”(21)这里所说的“一个‘灵魂’四种美”，就一部文学作品的构成而言，其实就隐含着它对仪式、舞蹈、音乐和绘画等这些非文学的吸纳、转化与整合。已故学者余虹在讨论文学理论的“寄生性”时提出，文学理论之所以是寄生的，主要原因是它的论说对象文学在存在状态上既是综合的又是可分化的，即文学从内涵上看总是哲学、政治、宗教、历史、心理等非文学诸“学”内涵的集合，“从根本上看，独立的文学内涵是一种‘空’，正如独立于世界之外的文学是‘无’一样”(22)。这样的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文学内涵的层面发现了文学作品在构成上的兼文本属性。当然，文学的兼文本性，绝不是文学发展到现代这个时期才出现的，在更为远古的“文学”那里，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兼文本的特性。可以说兼文本性是产生于文本的产生，甚至在口头表达时期，兼文本性就难以避免，比如诗歌之于音乐和舞蹈，神话传说之于宗教和历史。如果说分门别类是人类文化书写进程中注定的合理道路，那么整体性书写也是分门别类进程中必然出现的超越性需求，文学的兼文本性，正是与整体性书写相对应，与人类的整体性追求互为因果。清代叶燮把文学的基本内容划分为三位一体的“理、事、情”整体，将作家的心之神明视为“才、胆、识、力”四元结构，认为“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23)。叙利亚当代著名诗人阿多尼斯说得好：“一个作家或者诗人的写作目的，首先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身、他人和世界。对于他来讲，写作意味着一种探索，一种对自我、对他者、对世界的探索。”(24)作家既然认可文学是一种整体的精神探索活动，那么，非文学文本成为文学作品的构成就是审美中的历史“必然”。后现代有些理论家们之所以不再信奉分门别类的现代理论，转而求助于文学的写与读活动，就是因为文学具有兼文本性，它才被人们寄予唯一通往世界真相和幸福境遇的厚望。“要做哲学，只能以诗歌的形式进行。”(25)皮埃尔·马舍雷借海德格尔的名义，在《文学在思考什么》的开篇这样写道。 文学兼文本性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那么，各种非文学文本何以能够被整体化为一个新的关系性文本——文学作品呢？这可以从两方面予以阐释： 其一，从文学作品的创造过程与性质来看，各种非文学文本之所以能够被整体化为新的关系性文本，源自于童庆炳所提出的文学“格式塔质”。童庆炳认为，驱动人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只能是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验不同于别的心理经验，它能全面而充分地调动起人的一切心理机制，如感知、回忆、联想、想象、幻想、情感、理智等，并让它们达到高度的和谐，在这种审美体验中，人们暂时超越了周围的纷扰的现实，而升腾到一种心醉神迷的自由创造境界，从而赋予文学作品以一种审美“格式塔质”。这种审美“格式塔质”，在具体的作品中虽无迹可循，但又无处不在，它不属于具体的部分，却又统领着各个部分，各个部分必须在它的制约下才显示出应有的意义，它在文学结构中起着整合完形的重要作用：“文学有了它，人们似看不见，摸不着；但缺了它，文学就立即化为非文学”(26)。也就是说，正是这种源自于作家审美体验的文学“格式塔质”的存在，文学作品中的各种非文学文本才失去了分门别类的独立表现机会，被整体化为一个新的关系性文本。譬如，《红楼梦》第三回写王熙凤迎接林黛玉进荣国府时的那句“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如果把它从小说中抽出来看，不过是一句极其普通的家常话，一个简练的日常会话文本，但它历来为人称道，人们评价它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写尽凤姐的放肆圆滑和泼辣，道出凤姐在荣府中的特殊地位，令人咀嚼回味。原来，这个日常会话文本的深意与诗意并非来自这个文本本身，而是来自它与《红楼梦》整体的关系，来自王熙凤会话与王熙凤这个人物及其活动空间的并置与联想关系。 其二，从文学活动的自身历史与外在体制来看，各种非文学文本之所以能够被整体化为新的关系性文本，与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论述的“艺术场域”有关。《红楼梦》第十回具体列出了张友士给秦可卿开的药方，第十五回列有乌进孝的账单，这些枯燥的药方和账单，单抽出来都是典型的非文学文本，但几乎没有人把它们当作医学文本和经济学文本而加以阅读。也就是说，尽管在“格式塔质”的作用下各种非文学文本可以被整体化为新的文学作品，但如果没有读者的顺利参与解码，那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兼文本性。按照布尔迪厄的分析，艺术作品的性质、意义与价值，都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而提供这种产生的机制是“艺术场域”，是“艺术场域”决定艺术的存在，不是艺术自身决定艺术的存在，“艺术场域”是受到艺术家、批评家以及与艺术相关的机构来维护的，因而它既对应于艺术观念，也对应于艺术实践，并在立场的层面上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矛盾、斗争、妥协与交换等。(27)正是文学的这一“艺术场域”，使得非文学文本被“漂洗”掉原来独立的文本功能，而刻上了文学性的“指纹”。乔纳森·卡勒在讨论文学性时曾举过热奈特当年对一个新闻文本的改写：“昨天，在七号国道上/一辆轿车/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冲向/一棵梧桐树/车上的四位乘客/全部丧生。”(28)热奈特认为，这个新闻文本的指涉功能之所以能够变成诗歌的指涉功能，完全是因为文本形式与结构起了变化。其实，他只说对了一部分，读者之所以把原来这个新闻文本视为新的诗歌作品，是因为它暗示了一个诗歌场域的存在，诱导着读者带着诗歌意识来接触它，并自觉抹掉它原本新闻文本的属性与功能。我们可以设想，这个分行的文本如果还是刊登于新闻报纸并与其他新闻报道杂置在一起，还有多少读者能把它视为诗歌作品？ 当然，文学的兼文本性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互文性”)，与热拉尔·热奈特的“跨文本性”是有显著区别的。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间性”就是“每个文本的构建都有如用引言拼成的马赛克，每个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纳与转化”(29)，即符号与符号之间交叠、延宕、换位的关系；而热奈特则把“跨文本性”定义为“所有使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产生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30)。可见，“文本间性”和“跨文本性”，描述的都是一个文本与其他非限定性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于考察文本生产与理解中的一个文本对应多个文本的复杂机制，因而从理论上看，它们都不是文学所特有的现象，在其他学科的文本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到“文本间性”和“跨文本性”。正是由于这种非限定性的存在，热奈特才能轻易地把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收编到自己的“跨文本性”之中，尽管两者现在常常被人们用以研究文学。而文学的兼文本性，如上所述，我们用它来描述一部文学作品与各种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这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限定性描述，重点考察一部既定文学作品与各种非文学文本的关系，并且充分尊重常识已经赋予每一种文本的特定的表达方式与指涉功能。 三 文学文化：文学性研究的意义 乔纳森·卡勒曾说：“任何把文学作品限制为某种单一品位或单一视野的做法，都建立在一再简化的基础上。”(31)我们提出对文学的兼文本性加以研究，目的是把以往西方文学性研究中“一再简化”的范式反转过来，借此来破解文学性研究所陷入的迷局与危机。 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文学并不像昆虫存在那样存在着”(32)。文学既然是生成的、多变的、实践的和复杂的，那么用“一再简化”的方式来探究文学性显然是不合适的。在仔细考察了“想象性”、“语言性”、“虚构性”和“创造性”这些文学本质论后，韦勒克发出这样的慨叹：“每一术语都只能描述文学作品的一个方面，或表示它在语义上的一个特征；没有单独一个术语本身就能令人满意。”(33)当然，从文学的兼文本性来重新研究文学性，也并不是说以往西方文学性研究的各种成果都已经“失效”，相反，这些成果是我们重新探究文学性问题的重要基础。 我们认为，文学的兼文本性是文学性研究的重要基点，特别是在后现代这个图像与文字、想象与实证等缠斗不休的时代，深入探讨文学的兼文本性，完全可以为文学性研究打开一种新的局面，有可能带来文学性认识上的重要突破。 首先，文学的兼文本性是从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关系来重新认识文学性，能够纠正以往文学性研究中的绝对论与相对论，突破文学性问题研究的瓶颈。西方文学性研究中，先后出现过两种极端的模式，即绝对论和相对论。绝对论是把文学与非文学视为彼此不容的对立物，相信两者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异，然后从某一类文学作品中寻找出一种特性，用实证的方法再把这种特性普遍化为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根本属性。俄国的形式主义，主要是从现代诗歌中发现了诗歌语言形式的“陌生化”现象，然后把它精心提炼为普遍的文学性。今天来看“陌生化”理论，且不说它无法在散文、小说以及报告文学中得到自圆其说的印证，即使是诗歌，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也是无法解释的。相对论是要消解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差异，但其研究的逻辑还是绝对论的。他们在哲学、历史以及现代图像艺术中发现了叙事、虚构、想象、隐喻等，然后就断定文学即将终结，非文学艺术将大行其道，认为后现代乃是文学性蔓延的时代。这种把文学踩在脚下却对文学性顶礼膜拜的研究，看起来是在消解文学与非文学的差异，其实还是在把差异绝对化，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把隐喻、虚构等看成为文学的专有属性。与绝对论和相对论不同，文学的兼文本性是从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关系来认识文学性，而所谓的存在关系，就是指文学与非文学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书写，但历史却又赋予它们之间以差异为基础的竞争与支持相并置的关系，没有非文学就没有文学，没有文学也就没有非文学。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的兼文本性在理解文学性时既把文学与非文学处理为相对的差异，也不会滑向西方后现代的相对论，文学依然会被承认它的自我身份和基本属性。 其次，文学的兼文本性是属于生成论的文学性研究，重视从文学实践来认识文学性，反对以往文学性研究中的现成论与不可知论。现成论往往是以文学内部研究的方法，把文学性理解为文学作品区别于非文学作品的某种现成的品性，如语言、形式、结构、叙事、虚构、想象等，而不可知论主要是运用文学外部研究的方法，在发现制度、权力、话语以及意识形态等对文学及其观念施以重大影响的同时，也往往把文学性的理解推向绝对的历史化和社会化，甚至否定有客观的或稳定的文学性存在。文学的兼文本性总体上认为文学性是生成的，贯穿于文学对各种非文学文本进行整体化的历史过程，并且这种过程主要依赖于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具体的文学实践，因而从兼文本性来重新认识文学性，文学性既是客观的存在又是历史的存在，既是文学内部的基本属性也是文学外部关系的“反射”。当然，这种生成的历史过程还有待于将来的进一步研究，尤其要着力研究各种非文学文本被整体化为文学作品的内在学理和历史动因，要通过兼文本性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来真正揭示出人们从政治、伦理、社会等诸元素对文学作品加以理解与批评的合法性。 再次，文学的兼文本性是贴近常识的文学性研究，强调文学性研究必须能够解释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的焦虑。文学理论脱离常识，一定程度上讲也就是脱离文学实践。西方文学性研究有点类似于它们的经济，在突飞猛进一个时期以后陷入了危机，这就是脱离文学常识脱离文学公众的结果。“公众期待文学专业人士告诉他们哪些是好作品，哪些是坏的作品：他们期待专业人士对作品进行识别，区分良莠、真伪，进而确定经典作品。”(34)对于大多数的作家与读者来说，最让他们关注的可能是文学作品的优与劣的问题，而不是文学与非文学的问题。尽管回答优与劣的问题免不了要涉及到文学与非文学的问题，但西方文学性研究中直接以“什么是文学”来取代“什么是好文学”的做法，显然是不能令文学公众满意的。文学的兼文本性，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有指涉世界的功能，也有不同的指涉世界的方式，既然文学作品是作家对各种非文学文本加以整体化后的新的关系性作品，那么，作家的创造性既表现在对各种非文学文本的选择，也同时体现在对这些文本的个人化的兼并与组合。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为公认的优秀作品，虽然不能排除来自于非文学力量的干扰，但其自身的兼文本性还是最重要的基础。好的作品，既取决于它对非文学文本的纳入，也同时取决于它对这些文本的重组能力即是否呈现出新的关系性。 最后，文学兼文本性的提出植根于当下的后现代社会状况，目的是通过文学性研究这个枢纽把文学活动还原为“文学文化”视野下重建人之协同性存在的方式，即建构一种新型的“审美生活”。 在我们看来，后现代既不是文学的统治时代，也不是文学的终结时代，而应该是文学适其所在、是其所是的时代。自利奥塔把“后现代”宣布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并追问“当元叙事已经成为历史，合法性何处安身”(35)以来，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后现代社会在撕裂“元话语”——“一种用自己的地位来证明自己合法的话语”(利奥塔语)——的同时，也正在撕裂人的整体性存在。而在意义世界中，也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后现代既是多元化的时代，也是“一盘散沙”的时代。文字与图像之间剑拔弩张，哲学、宗教、历史等学科之间充斥着相互攻击，遍地都是激烈战斗之后的意义“碎片”。如何挽救这种后现代人的“碎片化”存在？ 罗蒂认为，该是重建“协同性”(solidarity)的时候了。罗蒂把善于思索的人类在意义建构上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描述他们对某一社会做出贡献的历史的方式，这是寻求协同性的方式；另一种是在他们与非人的直接现实关系中描绘自己的存在的方式，这是寻求客观性(objectivity)的方式。寻求协同性，会导致对可能性、差异性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互默契的一致性，而寻求客观性则会导致非此即彼的客观实在论和理性中心论。他认为，从柏拉图一直延续到启蒙时代，以追求真理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传统，是企图由协同性转向客观性以使人类生存具有意义的最明显的例证，因而对协同性的重建不能再依靠无法剔除客观性的宗教与哲学。(36) 在罗蒂看来，重建后现代人的协同性存在，既要自由又要避免碎片，只能借助“文学文化”，即“用文学替代宗教和哲学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既不是在与非人类的位格的非认知的关系中，也不是在与命题的认知关系中找到救赎，而是在与其他人的非认知关系中，藉由人类作品诸如书籍、建筑、绘画和歌曲等建立的关系中找到。这些作品能使人浏览其他方式的人生”(37)。“文学文化”不单指文学本身，还包括电影、电视、音乐会、书画展等等大众文化形式在内，它们都属于想象力文化而非理性中心的文化；显然，这种“想象力文化”是由各种文本审美化合而成的关系性文本。 罗蒂指出，理性主义中心的宗教与哲学，虽然被长久地置于人类文化的“中心”，但它们寻求客观性的方式并没有为人类的自我“救赎”提供出真正合理的方式，因而后现代应该把它们驱除出人类文化的“中心”。不过，理查德·罗蒂没有要后现代忘掉宗教和哲学的意图，而是要求人们忘掉宗教和哲学的理性中心方式。罗蒂说得好：“我们将某些人称作‘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有使他们的自身形象保持灵活的那种想法和胆量。这并不很容易做到，而且很少有人能做到。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区别，就是那些同时记得使用不同的词汇的人和那些只记得一种[词汇]的人的区别。”(38)高明的作家和读者都是“同时记得使用不同的词汇的人”，无论是文学的创作、阅读还是研究，都不会将非文学的东西拒斥在外，而是将文学的内部世界(语言、形式、结构等)与外部世界(哲学、宗教、科学、历史等)贯通起来，建构一种伦理的审美生活在完成自我创造的同时取得最大程度的人类协同性。美国学者斯坦利·罗森说得好：“如果有整体——就是说，有人类经验的统一性，那只能通过诗去接近。相反，如果没有整体，我们必须再次通过诗发明它。”(39) 总之，以兼文本性为基点的文学性研究，不仅确立了这么一种意识——文学既不是中心，也不会是边缘，它只是存在于同诸多非文学文本的关系之中——而且，这一研究打破了学科藩篱，整合了各种文化形式，有益于罗蒂所谓“文学文化”的创造，有益于一个宽松的、包容性的精神空间的建构，帮助人们以崭新的视角来看待、思考这个世界，即“使人浏览其他方式的人生”。这让人不禁想起了徐复观先生当年的肺腑之言：“我恳切呼吁已经在学术界中取得了一些地位的先生们，要有学术的良心，要有学术的诚意，要向下一代敞开学术研究之门；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必须有的良心上的赎罪。我再进一步说一句吧！站在人类文化的立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排斥对历史中某一门学问的研究工作。我也发现不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成就，具备了排斥某一门学问的资格。”(40)值得欣慰的是，徐复观先生当年的远景已成为眼下的通途。 ①[法]巴里巴尔、马舍雷：《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见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刘象愚等译，第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13)[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邱仁宗等译，第2页，第51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③[美]保罗·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第19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周作人：《文学与常识》，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册)，第343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⑤[俄]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托多罗夫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第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⑥Jakobson,R..Noveishaia russkaia poeziia.Nabrosok pervyi,Praha,Tip.Politica.P.11. ⑦[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等译，第6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⑧(28)(31)[美]乔纳森·卡勒：《文学性》，见杜沃·佛克马等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第21页，第30页，第29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⑨[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戏剧》第15卷第1期，第162—163页，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65年版。 ⑩(20)[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国兴等译，第11页，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美]乔纳森·卡勒：《理论的文学性成分》，余虹等编：《问题》第1辑，第12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12)(29)(34)[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等译，第307页，第129页，第26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4)[德]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见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第89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15)章学诚：《文史通义·假年》，第2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6)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见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第52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7)阿成：《我的阅读观和小说观》，见李延青主编：《文学立场：当代作家海外、港台演讲录》，第38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8)周小仪：《文学性》，《外国文学》2003年第5期。 (19)王昌忠：《“文学性的历史形态与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学术研讨会综述》，《文艺研究》2006年第8期。 (21)童庆炳：《谈谈文学性》，《语文建设》2009年第3期。 (22)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23)叶燮：《原诗》，见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第3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4)田超：《莫言与叙利亚诗人对谈，称应站在人性角度写作》，《京华时报》2013年8月14日。 (25)[法]皮埃尔·马舍雷：《文学在思考什么》，张璐等译，第1页，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26)童庆炳：《论文学的格式塔质和审美本质》，《批评家》1988年第1期。 (27)[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纯审美的历史起源》，见周宪编译：《激进美学的锋芒》，第4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0)[法]热拉尔·热奈特：《隐迹稿本》，见《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第6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2)[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第1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33)[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第1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5)Lyotard,Jean-Francois.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60. (36)[美]理查德·罗蒂：《协同性还是客观性？》，见孙伟平编译：《罗蒂文选》，第275—2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37)[美]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等译，第10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38)[美]理查德·罗蒂：《实用主义哲学》，林南译，第33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39)[美]斯坦利·罗森：《诗与哲学之争》，张辉译，第7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40)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