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新自觉与新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教育论文,学科论文,自觉论文,思想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经过30年的磨砺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在这一历史节点前后，学科建设本身应当如何推进，已经成为持续多年的学科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如果我们把不同学科中关于学科的自我审视性文献作一个计量性的比较，可能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方面的文献或许最多。学科建设本身成为研究的热点，与我们这个学科的历程、学科的特性等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于学科本身的研究，有其积极意义，它让我们在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等一系列学科基本问题的发问与答问过程中，一步步深化对学科的理解，增强学科的自觉。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更富有激情与理性地面对未来、开创未来的重要前提。 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之所以能够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获得飞跃性的发展，离不开我们在学科建设方面的自觉。这种自觉，表现在我们学科的前辈们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学科体系的不懈努力；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对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的自觉担当；表现在我们的同仁对学科理论体系的持续建构、对人才培养规律的积极探索。正是基于这种自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才能够在30年前应运而生，才能够在这30年里顺潮而动，赢得学科的空间、声誉和地位。学科自觉的这些方面，应当贯穿到我们学科未来发展的每一阶段。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还应当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注入新的自觉，以新的自觉推动学科的新发展，开创学科的新未来。我们所应有的新自觉，尤其表现在自觉地植根生动实践、夯实基础理论、拓展宏观视野，表现在自觉地走入历史深处、直面数据时代以及对学科自性的坚定持守。 一、更加自觉地植根生动实践 实践是学术之本，也是学科之本。对于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而言，实践更是时刻都不能离开根本。30年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能够起步，离不开强劲的实践需求；起步之后的学科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也离不开老一辈学科开创者深厚的实践体验及有实践厚度的理论素养。老一辈的学科开创者们，大都是出身于思想政治教育战线的实际工作者，大都是经由实践的历练而进入了学术的殿堂。 现在，学科要植根实践、要理论联系实际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非常响亮的口号，也为我们学科的同仁时常挂在口边。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的是，随着学科化程度越来越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领域实际上对实践的关注越来越少。实践中的问题，越来越进入不了学科专家的中心性学术议题，正在为不少“越来越纯”的学科专家所忽视、漠视。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不少的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而正在成长的研究者们，因对所谓理论与学术的误解，急于将自己的双脚从鲜活的实践土壤中拔出而力求迈上“专业化”之路，学着用一些半生不熟的“南腔北调”去发表所谓的“学术见解”。诸如此类的现象，显然与本应深深植根于生动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建设、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原则、学风要求等，都是不相一致的。 正因如此，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增进植根实践的自觉，仍是我们的学科和学者所应当高度关注并积极践行的。其一，增进植根实践的自觉，要在学科领域中普遍地强化关注实践、植根实践的意识。许多人将关注实践、植根实践，视为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服务于实践的前提，其实，还应看到的是，这更是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获得生命活力的前提。离开对实践的关注，我们便只有更多地在文本中找问题；我们经常讲的“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往往会流于自问自答；我们对问题的解答，便不可能通透，不可能一语道破天机、一针见血。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对实践的引领和服务，只能因理论本身的苍白而流为空谈。其二，增进植根实践的自觉，还包括增进自觉关注、回应实践提出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意识和勇气。实践提出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包括新的建设实践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方法、技术、机制等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包括新的建设实践提出的相关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实质也就是具体呈现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问题。只停留在形式、方法、载体等层面打转转而不及具体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不完整的，也将因其对内容的“闭目不见”而直接制约其所津津乐道的形成、方法等的有效性。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批评过一种现象：“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1](P40)这种现象，现实中仍然存在较广。在各种社会思潮空前激荡的当下，自觉地参与到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有理有据地评析、回应相关社会思潮的挑战，努力促进社会理性的健全与增进，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自觉植根实践的表现，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应当承担起的学科责任与社会责任。其三，增进植根实践的自觉，还要着力确立长效有力的机制，包括调查研究的常态机制、理论与实践的对话机制、学科专家的实践体验与研修机制等。调查研究的常态机制，要实现的是理论研究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进展的深入了解、系统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当下常有的调查研究，多为对不同人们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研究，重在就人们的思想政治状况施诊把脉(这当然极为重要)，但还应当有的，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状况的调查研究。建设起以不同类型的、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典型为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调查网络并开展常态化的调查研究，将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乃至人才培养带来历史性的推动。这也是理论与实践对话机制、学科专家实践体验与研修机制得以确立、运行的重要前提。有了这种自觉的意识、有效的机制，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才能够真正地植根实践、“贴地飞翔”。 二、更加自觉地夯实基础理论 基础理论之所以是“基础”，在其呈现着相应学科领域最基本的学理共识、研究范式、言说方式，学科理论体系以之为原点、内核而扩展、丰富，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以之而形成自己在学科专业领域方面的“看家本领”。一个学科确立与成熟的最根本标志，不是官方文件的规定，不是大学系科的设立，而是其基础理论的确立与成熟。一个学科成熟的基础理论，具有相对的独特性、稳定性及在知识领域的广域流通性。相对的独特性，在其对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实现了透彻的理论掌握和理论反映，或对相应研究对象作出了具有自己独特性的理论掌握和理论反映。相对的稳定性表现在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以其基本性、原理性而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周期内具有理论效力——任何有生命力的学科理论体系，都具有不断创新发展、因时而进的整体特点，但其基础理论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常变的“基础理论”，不是真正的“基础理论”；真正的基础理论的变化，往往意味着学科理论的根本性变革、突破性发展。在知识领域的广域流通性，指的是所形成的基础理论不仅是本学科领域的共识，而且作为本学科领域的共识，能够被众多的其他学科知识体系所肯认，借采运用。 3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开展了艰辛而又卓有成效的理论建设，形成了一批标志性的理论成果，学科理论也已然渐成体系。然而，从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30年显然是一个短之又短的时段，30年历史的学科显然尚且处于学科发展的幼年时期。正因如此，基础理论的涵育孕化，仍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应当关注的核心性课题。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础理论，目前尚远远未达到可以轻言成熟的时候。参照成熟的学科基础理论所应具有的基本特点，可以看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研究对象、概念范畴等方面，均未达成学科内的广泛共识；本学科基础理论中的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如人们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发展的规律、对人们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引导的规律等，我们尽管取得了丰富多样的阶段性成果，但要形成学科内广泛认可的、透彻明晰的原理性阐述，仍然需要付出大量的学术努力。在学科理论建设的进程中，我们以开放的视野与心态从不同学科的理论成果中汲取营养，但是现阶段我们能够拿出且可以广泛流通于学界的“知识硬通货”仍然不多。这些状况说明，学科设置30多年后的今天，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的建设中，我们仍需静下心来，把基础理论的建设摆在首要的位置。目前的理论研究中，已有不少人忙于“建构”各种各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其间肯定会有不少新创获，但是，在基础理论这一学科理论的根系与主干尚不充分发达的情况下所开展的诸如此类的种种“建构”，无异于瓶中的插花，只能图一时的应景与艳丽罢了。 夯实基础理论需要回到基础。这里所讲的“基础”，尤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回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对经典的反复“再读”中理清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所确立的原理性依据，增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人及实务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看家本领”。二是要回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实践基础，基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透彻把握而增进理论建构的透彻性、理论成果的透彻性。实践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多种多样的形态存在着。面向学生的、面对教师的、面对工人的、面对农民的、面对军人的、面对社会大众的；现实时空中的，网络空间内的；日常工作中的，突发危机时的……对这些不同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进行得越充分，淬炼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的炉火也便越旺。 三、更加自觉地坚持宏微并重 宏观与微观是相对的范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建设而言，宏观与微观同等重要。宏观给我们的理论以开阔视域、整体思考、系统把握；微观给我们的理论以精致细密、精确深入。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于社会大系统之中，着力支撑社会大系统的良性运行，又受制于社会大系统的发展变化。游离于社会大系统，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存在的价值，没有运行的基础。与此相应，没有宏观的视野，我们就看不清思想政治教育的“总画面”，没法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直指人心，其所要实现的，或者说其一切目的所赖以实现的条件，是人内在心灵的建设。一切理念梦想、信念感召、理论学说，不经由人的心灵，不在人的心灵深处扎根，都会瞬间远去，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力量。而思想政治教育直指人心的过程、思想理论植入人心的过程，是极为具体、细致、精妙的过程。没有对这一过程基本原理的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同样会成为一句空话。概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建设，既需要宏观拓展的向度，也需要微观开掘的向度。这两个向度的理论建设，同样应当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的建设。 多年来我们所推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主要是以微观的向度为重心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展开、教育者对教育对象的认识把握、教育对象的心理特征与思想活动规律、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互动、教育对象的接受机制等的探讨，都是沿着这一向度所开展的富有意义的理论建设。这一向度上的理论建设，面临的重任在于更加精细化、科学化，不满足于对思想政治教育中微观问题的粗线条探讨，努力在个体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发展及其教育引导规律等关键性问题上实现突破性进展，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确立精准的微观基础。 宏观向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或者说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的宏观视野，在学科建设的新进程中应当给以更多的自觉关注。①这种宏观的理论视野，表现在更自觉地关注全景、关注整体，在关注作为教育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关注作为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特殊政治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关注个体品格建设的同时，关注社会品格、民族品格、国家品格的建设，关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巩固创新。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的学科要自觉地锁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个重大主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讲透是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地植入人心，也是建设。这两个方面，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学科关注的主题。这种宏观的理论视野，表现在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生态，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大系统的互动，关注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时代格局。高度的开放、空前的互动，是当代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公元1042年(庆历二年)，欧阳修撰《本论》分析为什么“尧舜三代之际”“虽有佛而无由入”时，曾列原因之一是其时人们“终身不见异物，又奚暇于外慕哉？”当今时代，早已非“尧舜三代之际”。置身于网络时代的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观察世界的风云变幻、感受思想大潮的起伏涨落。中外都在着力推进的教育国际化进程，更把如何直面国际化问题提置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题。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远渡重洋时，如何让他们时刻装着一颗“中国心”？面对越来越多国际学生的涌入，如何在他们心里也增进当代中国“了不起的善意储备”(约瑟夫·奈语)？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大课题。这种宏观的理论视野还表现在，我们要在关注“小众”培养的同时，自觉关注大众的引导。这里的“小众”，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人才，“大众”指的是多质多态存在的社会公众。我们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精心培养好，传递给他们如何去做思想政治教育的道理和技能，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同仁也要能够面对不同领域的社会大众，去做相关思想理论问题的解疑释惑工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是一个教学生们游泳但自己不会游泳的教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也就是一个教不出优秀游泳选手的教练。 四、更加自觉地走入历史深处 历史是智慧的承载体。它启示着人们更深地认识善恶美丑、是非曲直，思考人类社会前行的规律，探索开创新的事业的进路。章太炎曾谓“历史譬一国之账籍，彼夫略有恒产者，孰不家置一薄，按其薄籍，而即了然其产业多寡之数。为国民者，岂可不以一披自国之账籍乎？……且历史非第账籍比也，鉴往以知来，援古以证今，此如弈者观谱，旧谱既熟，新局自创”。又云：“史在各种学问中，可喻之为皮板，羔裘豹饰者，爱毛而不爱皮板，抑知无皮板则毛何所丽？[2](P5-7)章氏之喻，揭示了历史的学习对于一国之民熟悉本国文明成果、开创文明新局的作用，也点明了史学在各种学问体系中所具有的基础性意义。思想政治教育学亦然。在这一学科体系中，“史”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学科领域的从业者中，“史”也应是其必备专业理论与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史”的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起步之时起，便为学界所关注，至今也已经推出了不少有分量的教材和论著。但从整体上看，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实践研究、跨学科研究等诸研究领域中，历史的研究与比较的研究等，均显相对薄弱。2008年，笔者曾对改革开放30年期间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著作进行过专门的文献计量分析，其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史的著作仅占同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著作总数的4%。[3]近年虽有新著陆续问世，但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研究格局中仍然属于问津者少的“冷门”。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中，需要进一步增进对“史”的自觉关注程度与该领域的建设力度。这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历史厚度、思想深度与现实穿透力。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关于“史”的研究，多年来的重心聚集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增进本学科对“史”的自觉关注程度与建设力度，需要继续在这一领域深耕细作，开展创新性的研究，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与丰富成果，展现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共产党发展进程、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展现民族复兴的新的历史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和任务。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同时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史、制度史、实践史，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马克思主义史、中国古代近代史及外国的相关思想史、制度史、实践史。其一，深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史、社会主义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揭示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科学内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展开及其经验教训，展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史上贡献的新成果及其意义等。其二，深化中、外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虽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制，但是这一实践活动却有其普遍性存在。我们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社会制度下性质与内容等的明显不同，但不能因指称这一实践活动的概念的独创性而否认其存在的普遍性。多年来，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之外的、名之以不同称谓的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不够，与这一认识或心态有关(甚或也有因这种概念的独创性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存在与发展缺乏自信)。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深化，要着力于对中国古代德教传统的深入开掘，着力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的时候，曾以对教化的注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特点之一。他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他还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希望中国和各国学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这个课题研究好，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4]“这个课题”，显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所应当自觉承担的。对于外国以政治教育、公民教育、价值教育、道德教育等等多种形态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同样可以而且应当从思想的层面、制度的层面、实践的层面对其历史发展开展深入研究，批判借鉴，以为己用。有了这种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为重心而又通观整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史学建构，我们也才会有对各种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最大限度的丰富而深入的认识，更好地切近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展变化规律、人们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发展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变化规律等的深刻把握。 五、更加自觉地直面数据时代 对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时代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多年来人们研究甚多。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是海量数据便捷传输与利用的时代。网络是信息时代的载体，数据是信息时代的内容。近年来，人类社会面对的数据量的激增已经不能再用“爆炸”来描述。所以，不少人提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大数据”的时代。虽然对于“大数据时代”，人们还有颇多争议，还在讨论大数据的“红与黑”、大数据是“天使还是魔鬼”，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我们面对的数据正越来越大——IBM的研究称，整个人类文明所获得的全部数据中，有90%产生于过去的两年；大数据在商业、教育、社会等领域的运用已经在越来越深地影响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 技术发展本身将客观带来意识形态方面的效应，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活动、思维方式，也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开展。可以说，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及其客观带来的诸多现实效应，便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直面的新的时代场景、作用对象、发展条件。概括而言，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看，大数据是客观的背景，是分析的对象，也是研究的工具。所谓“客观的背景”，指大数据现在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场景，成为我们面对的一种现实环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产生着一系列的影响。所谓“分析的对象”，指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会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展现出来，而这些数据，各个方面的数据，就是记录、记载、反映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重要载体。利用好大数据，是我们准确了解人们思想观念发展变化或当下实际样态的重要依据。因而，我们要把大数据作为分析对象来看待，要把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价值追求等有关的大数据直接作为我们研究应该关注的分析对象来看待(有人感慨说自己的研究缺乏数据。其实我们缺的不是数据，而是发现数据的眼睛和运用数据的工具)。所谓“研究的工具”，指的是它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乃至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开展提供了许多现代技术的支撑。 直面大数据时代，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大数据对人类思想活动、思维方式的影响，研究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实务、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创造的新条件、提出的新课题，认真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如何研究大数据、运用大数据、构建大数据等问题。如，从理论研究角度讲，我们如何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角度，通过研究相关大数据，实现我们对人的思想过程与行为规律、对社会思潮生成发展变化的规律、对舆论引导应对的规律等作出更切近的揭示(即“研究大数据”)？如何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发现社会思潮、心理、情绪、舆论等等的实际态势与整体趋向，提出有针对性的理论引导与实务对策？如何运用大数据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开展，把孔夫子提出的“因材施教”基于现代技术落实地更巧妙？如何培养面向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具有大数据背景下从事本领域理论与实务的过硬素养(即“利用大数据”)？如何基于项层设计推进我们的学科与实务必须依赖的核心性大数据的建设(即“构建大数据”)？如此等等，都是关系到我们的学科能不能与时代同行的大课题。 六、更加自觉地坚持学科自性 30余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无到有，从寡到众，从弱到强，实现了飞越式的发展。目前，全国共有41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和34个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理论上计，共75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据2014年下半年参与我们组织的学科调研的62个博士点提供的数据，截至统计时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历任博士生导师累计511人，现任博士生导师375人。这一支代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方向的高层专业人才队伍，学科背景的多元，是其所具有的重要特征之一。据统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生导师队伍的学科背景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和管理学十大学科。其中，在总数为511人的历任博士生导师中，学科背景情况为：哲学142人、经济学22人、法学209人、教育学32人、文学12人、历史学42人、理学8人、工学17人、医学1人、管理学26人。在总数为375人的现任博士生导师队伍中，学科背景情况为：哲学102人、经济学13人、法学158人、教育学29人、文学5人、历史学32人、理学7人、工学7人、医学1人、管理学21人。学科背景的多元，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科交叉、形成多学科碰撞交融的集成优势，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如果原有学科背景与现实学科方向的关系处理不好，则不仅难以形成多学科交融的优势，还将出现实际学科建设中边界不清、方向庞杂等问题。这种担忧，多年来不少学者都曾撰文分析。应当说，这种担忧，并非多虑。据统计，现任博士生导师队伍共发表学术论文12 406篇，其中“中国知网”归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论文仅为1 104篇，仅占论文总数的8.9%。②这一数据中，不排除由于论文所涉问题的多学科性、论文标题的综合性及“中国知网”论文分类时的技术问题等原因而带来的误差，但从中我们仍可印证多年来不少学者所表达的学科忧虑。在坚持广阔的学术视野、广泛汲取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同时，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边界，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自性，在本学科领域形成精品力作，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应当切实解决的现实课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队伍应当不断增进的学科自觉。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学科归属与定位，决定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性的本质要求。在此前提下，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自性，需要我们同时关注思想、关注政治、关注教育。这里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为核心内容，同时也包括经由了人类的文明历程所反复筛选的优秀思想成果。这里的“政治”，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里的“教育”，体现为科学的思想理论、先进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文明成果内化为个体的素质、转化为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品格。这些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建设及人才培养，对“教育”这个落脚点踩得很紧，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内容的“思想”、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直接指向的“政治”关注不够的现象。其实，没有“思想”、离开“政治”，思想政治教育学就会空壳化，就会演变为一门没有方向的“教育技术学”，自然也就背离了它的学科自性。我们应当基于对学科自性的深入思考和自觉坚持，从而在新的学科进程中，进一步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特色、政治特色和实践特色，进一步开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新未来。 ①关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宏观视野等问题的具体分析，可参见拙文《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初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年第12期。 ②详细的数据分析可参见《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4-2015》，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