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学中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在西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0)10-14-10
虽然“可持续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一个概念和发展观，但是，作为把增长和发展问题当作其研究主题之一的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进程中不可能不涉及这个问题。由于西方经济学家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面临的主要经济条件和经济问题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因而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或同一时期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程度，所持的观点也不同。
一、古典经济学的论述
如果我们按照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古典经济学的界定，那么，古典经济学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乐观论和悲观论。乐观派对“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悲观派则对这个问题下了一个否定的判断。
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资源的稀缺程度与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关系。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资源”，主要是指人口、土地和资本。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等人更强调土地的稀缺程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重农学派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从生产过程中寻找价值或财富源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尽管他们的眼光只局限于农业生产过程。重农学派强调自然力的重要性。它的领袖人物弗朗斯瓦·魁奈之所以把他们这个学派取名为"Physiocrats"，就是要强调自然力在财富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Physiocrats来源于希腊文“自然”与“力量”。这与今天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自然和环境生态的重要性有类似之处。
重农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只有农业部门才能生产纯产品，才能真正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工业和贸易是不生产的，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魁奈甚至认为，土地的产品比人更重要。财富的增长可以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保障，人口的增长使得农业劳动力增加，农业劳动力增加又会促进农业生产扩大；农业的发展会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由此带来商业繁荣，工业兴旺；于是经济和社会可以持续增长下去。值得注意的是，重农学派所说的“土地”不仅包括可以耕种的土地，还包括草场、牧场、森林、矿山、渔场等。也就是说，重农学派的“土地”概念实际上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资源的概念，也包含一部分环境生态的含义。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亚当·斯密讨论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相应的收入分配问题。
他首先讨论的是一种“土地尚未私有而资本尚未累积的原始社会”，这时候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既无地主也无雇主来同他分享。（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58.）在这种原始状态下，由于没有资本积累，经济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表述，国民收入是人口规模的函数。因为土地资源充裕且可以自由利用，因此，人口不断增加，被开垦利用的土地面积也不断增加，从而国民收入也随之增加。人口增加一倍，国民收入也随之增加一倍，“劳动工资将随着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增大而增加起来”。由于产出增长和人口增加是同步的，因此，人均实际工资可以保持长期不变。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经济和社会可以保持可持续发展。这是一种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如图1所示，当劳动的数量为L[,1]时，生产可能性曲线所包含的两种产品X，Y分别为100和200；当劳动的数量增加到L[,2](L[,2]=2L[,1])时，新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所包含的X，Y分别为200和400。
显然，这种可持续发展的黄金时代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所有的土地都将被占用和开发，土地私有制将出现。“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就要求劳动者从土地生产出来或采集到的几乎所有物品中分给他一定份额。”（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59.）于是地租就产生了。随着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出现，土地上的劳动生产物中的一部分还要以利润的形式归农业资本家占有。
当土地成为稀缺的资源时，随着人口的增加，愈来愈多的劳动力将拥挤在既定面积的土地上，劳动的边际报酬将出现递减。土地、人口或劳动力和产出、工资的平衡增长将不复存在。那么，这时候还能维持可持续发展吗？斯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仍然是肯定的。
在斯密看来，分工和资本积累足以克服土地稀缺程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维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为，资本积累的增加可以增加被雇佣的劳动者人数，而分工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按照斯密的说法，“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随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63.）“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5.）分工的发展又会推动技术进步和新机器的发明与使用，从而引起报酬递增，这就克服了由于土地稀缺所产生的报酬递减。斯密认为，在一个大社会如同在一个单个的工厂内部一样，“劳动者人数愈多，他们的分工当然就愈精密。更多人从事于发明对各人操作最适用的机械，所以，这种机械就容易发明出来。由于有了这些改良的机械，许多物品能用比从前少得多的劳动生产出来。”（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0.）
斯密看到，由于农业生产要依靠自然力，并且农业生产又具有季节性，所以农业中分工的发展程度总是低于工业中分工的发展程度。但是，由于工业中分工的发展和资本的大量采用，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从而经济是不断发展的。这样，由于制造业中的分工从而劳动生产力的差异，就有了富国和贫国之分。“在农业方面，富国劳动生产力未必都比贫国劳动生产力大得多”，“但是贫国在制造业上不能和富国竞争”。（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8.）
与斯密的乐观论不同，被马克思称作英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的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经济能否长期持续发展抱怀疑态度。
根据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一书中的分析，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必将不断增加，而土地的数量又是固定的，由此将出现两种趋势：一是人们将不得不耕种肥力和位置愈来愈差的土地；二是在原有的土地上不断追加投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将发生作用。作为主要资源的土地的稀缺程度不断提高必将导致以下的经济和社会后果：(1)愈来愈劣等的土地投入耕种加上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农产品的价格必将愈来愈高；(2)随着农产品价格上涨，一方面引起地租不断上涨，另一方面引起工人的名义工资不断提高，因为维持工人生存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3)由于工资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上涨，工人新创造价值中归资本家占有的部分（利润）随之减少。(4)因此，随着土地的稀缺程度提高，工人与资本家、资本家与地主在收入分配上的矛盾会愈来愈尖锐。人口增长、土地稀缺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坐享其成的地主阶级有利，对资本家阶级不利。
关于经济增长的前景，李嘉图认为，虽然工业生产中由于分工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而存在报酬递增，但是，在所有的土地资源都被利用了以后，资本积累率从而对劳动的需求下降，农业中的报酬递减趋势将会压倒工业中的报酬递增趋势，于是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放慢，直至进入人口和资本增长停滞和社会静止状态。李嘉图的这种悲观结论使得卡拉尔(Thomas Carlyle)有理由把经济学称作“忧郁的科学”。
比李嘉图小4岁的马尔萨斯则对“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持十分悲观的态度。马尔萨斯认为，随着社会人口增加，土地愈来愈稀缺，人与资源的矛盾愈来愈突出，社会经济状况愈来愈恶化，直至劳动者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生活水平。
马尔萨斯分析的是以以下两个前提为出发点的：“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注：马尔萨斯：人口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4).）在这两个前提下，如果没有自然的或人为的障碍，人口将会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生活资料之所以按算术级数增长，是因为土地或资源的数量是有限的，且存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按照今天的可持续发展理论，马尔萨斯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由于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人们对生活资料从而对收入的需求也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但是，资源的供给从而生活资料的供给是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这样，无论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率多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资源的需求必将超过资源的供给（如图2）。因此，人类将面临着一个黑色的未来；如果不能控制人口的增长，不断增长的人口将会耗竭我们这个地球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
马尔萨斯的论断和预言，今天常常被可持续发展理论家们提及。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并因撰写了第一本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著名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能否可持续增长”的问题上基本上是追随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
继马尔萨斯之后，穆勒在他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中，补充和发展了李嘉图关于在土地或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实际工资和利润率同时下降，直到它们各自的最低点为止的分析。穆勒在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一书中认为，在人口和资本都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工人在预期到资本积累率将要下降时能够做出推迟结婚和减少生育的决策，资源需求和资源稀缺的矛盾可以得到缓解，实际工资并不像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必须下降到仅能勉强糊口的水平，也不必通过减低工资率来迫使人口增长率和资本积累率相适应。但是，在穆勒所处的19世纪中叶，英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都比较快，这引起穆勒对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在穆勒看来，当资本积累把经济增长推向一个高水平阶段时，出于土地资源稀缺加上人口过快增长，经济将进入停滞状态。穆勒认为，工资率提高导致的利润率下降实际上比李嘉图所论述的还要快，因此，停滞状态也就更早到来。
不过，穆勒所说的停滞状态与他的两位前辈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所说的停滞状态不同，穆勒所说的停滞状态实际上是一种零增长的平衡状态。他认为，这种资本和人口的停滞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进步的停滞状态。在这种停滞状态下，精神文明以及道德的和社会的发展，会和以往任何时候有同样多的机会；也有同样的机会可以提高“生活的艺术”，并且得到提高的可能性比以往大得多。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论述
由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发轫，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其研究重心已经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资源的稀缺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而他们关心分工、组织和制度问题；而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在资源稀缺或资源数量一定的条件下，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配置资源使得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资源稀缺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被降低了。
从总体上看，新古典经济学在“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持乐观态度。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可以解决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从而可以避免马尔萨斯陷阱。他们提出的理由如下：(1)科学技术的发展足以提高土地和其他资源的生产率，从而克服报酬递减趋势；或者说，在资源数量一定的情况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动，从而使社会总产出增加，这个效果和亚当·斯密当年所说的人口增长带来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是类似的。(2)价格会对资源的稀缺程度做出灵敏反应，一种资源愈稀缺，这种资源的价格就愈高，使用这种资源的成本就愈高。由于经济行为人的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资源稀缺程度提高本身就成为技术和使用资源行为变革的动力。随着稀缺资源的价格不断上升，一方面，人们会寻找和发明节约这种资源的新技术。例如，当石油价格上涨时，人们会在汽车上使用节油装置（如使用每公里油耗更低的发动机）。另一方面，人们会寻找这种稀缺资源的替代品。当石油价格上升时，会刺激人们去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和原子能。(3)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倾向于选择缩小家庭规模的决策，这会引起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由此会缓解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的矛盾。
我们来看看新古典经济学大师级人物马歇尔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见解。
马歇尔在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1890年）一书中开宗明义把经济学定义为“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他的意思是说，经济学一方面要研究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要研究人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可以消除贫困和愚昧。根据他的观察，19世纪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世纪：蒸汽机减轻了工人许多费力和有害身体的工作；工人工资提高了；教育已经改良而且已经比较普及；铁路和印刷机使一个国家不同地方同一行业的人能够易于联系，并且使他们能够从事和实行远大的政策方针；对智力工作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使技术工人迅速增加，并且他们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非熟练工人；一部分工人所过的生活已经比即使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大多数上等阶级所过的生活更为美好和高尚。（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5.）
与古典经济学强调土地肥力递减从而报酬递减不同，马歇尔强调人类改变土壤性质的力量。他相信人类依靠机械和化学方法，可以“把土壤肥力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他写到：“靠了充分的劳动，人类能使差不多任何土地生长大量作物。人类能从机械上和化学上使土壤适合于下一次要种植的任何作物。人类也能使作物适应土壤的性质，并使作物互相适应：……人类甚至采用排水的方法，或是混合两种土壤以补充成分不足的方法，就能永远改变土壤的性质。”并且，“这一切变革到将来可能比过去更为普遍地和彻底地实行”。（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5.）因此，李嘉图所说的由优等地到劣等地的耕种次序和土地的自然赐予会逐渐耗竭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变了，李嘉图对报酬递减律的说法是不精确的。因为，生活在19世纪早期的李嘉图“不会料到有很多的发明，而这些发明准备开辟新的供给源泉，并且依靠自由贸易的帮助，还可以革新英国的农业”。（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82.）
作为经济学家，马歇尔不会否认报酬递减律的存在。那么，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类会不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呢？马歇尔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人口的增长会引起市场的扩大、贸易的发展和产业组织的发展，因此，“虽然报酬递减律发生作用，但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在很长时期内，仍可为开辟新的供给范围、铁路和轮船交通的低廉与组织和知识的进步所遏制。”（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85.）马歇尔当时乐观地估计，农业技术进步可以使得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被遏制为时大约200年。（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9-200.）
但是，马歇尔认为，人口增长必然会产生另一类问题，这就是“在人口稠密的地方，获得新鲜空气和阳光以及——在某种情况下——新鲜的水的困难日见增加”。还有名胜之地的天然美具有不能忽视的直接货币价值。（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85.）
由此我们看到，马歇尔所说的“资源”内涵已经比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资源”的内涵大大扩展了，并且，马歇尔不但讨论了资源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而且关注环境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马歇尔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的基本理由是：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如：知识的进步；教育的普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机器新方法的采用；市场范围的扩大等）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28.）报酬递增倾向会压倒报酬递减倾向。因此，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是可以持续发展的：“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常发展新的欲望和满足这些欲望的较为高价的新方法。进步的速度有时是缓慢的，而且偶尔甚至也有很大的退步；但是，现在我们正以一年比一年迅速的快步前进；我们无法推测将在何处停下来。在各方面，进一步的机会是一定会发生的，这些机会都会改变我们的社会和工业的生活之性质，使我们能利用巨额储存的资本来提供新的满足，并将它用于预料遥远的欲望来提供节省人力的新方法。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使人相信：我们已接近静止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会有新的重要欲望要得到满足，把现在的努力有利地投于防备将来不会再有机会了，而且财富的积累也不再会有任何报酬了。”（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28、239-240.）
但是，马歇尔当时所谈的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像今天的可持续发展理论那样把视野放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上。单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同的。从单个国家来说，它可以通过对外贸易从其他国家获得资源来保证本国经济的发展，它也可以通过把污染转移到其他国家来保证本国环境和生态的稳定。马歇尔所讨论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当时英国的可持续发展。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它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依赖外部世界。所以，马歇尔有理由认为，马尔萨斯和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过高地估计了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所产生的压力，因为他们“不能预料到海陆运输使用蒸汽的巨大进步，……这种进步是现代的英国人能以比较小的费用，得到世界上最肥沃土地的生产物”。（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9.）
总体上看，除了马尔萨斯等少数经济学家，18世纪和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们大多对“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抱以乐观的态度。
三、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论述
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产生的标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流行使得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再度发生转移：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它包括价值（价格）理论、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则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或就业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建经济、扩大就业和提高经济增长率成为发达国家的首要任务，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夏皮罗后来所说：“从（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没有比国家的增长率更受注意的问题了。”（注：爱德华·夏皮罗.宏观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552.）于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顺理成章地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一个国家的经济由非充分就业水平提高到充分就业水平的短期分析，长期、动态的经济问题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因为凯恩斯本人奉行的是一种“长期我们都将死去”的短期哲学。这就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太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失业问题虽然一度有所缓解，但是，通货膨胀和滞胀问题又先后折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于是又随之出现了打着“反通货膨胀”旗号的货币主义和为滞胀提出诊断和对策的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这些经济学流派主要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没有纳入他们的研究范围。并且，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R Solow)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大大超过劳动、资本这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似乎暗示着资源和环境不再构成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约束条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甚至认为，经济增长“不可能受到自然资源绝对缺乏所阻碍”。（注：转引自：Nafziger,E.Wayne(1997),The Economic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Prentice-hall,Third Edition,p.331.）另一位英国学者的观点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是颇有代表性的。他认为，自然资源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重要的，但是资源本身不大可能发动起一个不断累进的发展过程；现代经济的主要特点，不是它的物质资源，而是它掌握技术的能力。“发展作为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依靠不断注入新技术，依靠产生和吸收技术变化的能力。”“自然资源的富有并不能保证迅速的发展或最后的繁荣。”（注：阿列克·凯恩克劳斯·经济学与经济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51、14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也似乎说明自然资源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日本、瑞士、新加坡和韩国都是一些资源贫乏的国家，但是他们却很快发展起来了：而赞比亚、玻利维亚、毛里塔尼亚、圭亚那等国自然资源相当丰富，但是发展却相当缓慢。
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宏观经济运行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旋律，可持续发展问题没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正题。
最先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是西方的反增长论者和环境保护论者。他们反对把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也反对“资源和环境问题不重要”的新古典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必然要受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限制。这方面的早期代表作有：哈里森·布朗的《人类前途的挑战》（1954年），H·贾雷特主编的《一个增长中的经济的环境质量》（1966年），E·J·米香的《经济增长的代价》（1967年），J·哈特和罗伯特·索科洛主编的《耐心的地球》（1971年）。
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对全球经济增长潜力的一系列研究引起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普遍关注。由此掀起了“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大讨论的第一次浪潮。
197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D·梅多斯等人受民间的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的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
这个研究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这个世界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5个基本因素（或基本变量）：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5个因素有以下的共同特点：(1)它们都呈指数增长或几何级数增长。一个变量增长一倍所需要的时间称作倍增时间。计算倍增时间的简便方法是用0.7除以增长率。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年增长率为2%，那么这个国家人口增长一倍所花的时间就是35年。显然，一个变量的增长率愈高，其倍增时间就愈短。(2)这5个因素都是在各自的反馈环路中发生变动的。反馈环路分为正的反馈环路和负的反馈环路。正的反馈环路包含着推动这个变量增长的各种力量，负的反馈环路则包含有抑制这个变量增长的各种力量。例如，在人口增长的反馈环路中，出生率是正的反馈环路中的力量，死亡率是负的反馈环路中的力量。当正的反馈环路中的力量大于负的反馈环路中的力量，这个变量就会不断增长。(3)这5个因素是相互依从、相互影响的。人口增长离不开粮食的增长，粮食产量增加需要资本的增加，更多的资本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源，废弃的资源和工业的发展会造成污染，而污染又反过来妨碍人口和粮食的增长。
梅多斯等人根据1900年到1970年全球的增长趋势，就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对粮食生产、不可再生的资源和环境污染，从而人类未来生存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推算，其结论如下：
“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注：D·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2.6.）
这个结论比当年马尔萨斯的预言还要可怕，因为它等于宣告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人类即将大难临头，有什么解救之策吗？梅多斯等人提出，唯一可能的出路是在今后15年内停止人口增长和产量增长，达到零增长率的全球均衡。
《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虽然对“能否可持续发展”持否定态度，该书的结论不免过于悲观，后来的事实也没能证实他们的预言。但是，从以下三方面说，该书讨论的是全球或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1)该书是从全球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视角来讨论人类未来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该书研究的目的是“为我们本身和我们的子孙把地球这个行星保持得适于居住”。（注：D·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2.6.）(2)该书用系统动态学的方法把人口增长、工业化、粮食生产、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5个基本因素联系在一起，并从动态趋势上进行考察，而此前的学者们仅考察过其中一、两个因素。正如威廉·瓦茨在《增长的极限》的前言中所说，一些学者也看出了人类发展中的疑难问题，但是，他们不了解问题的许多组成部分的起源、意义和相互关系，因而不能做出有效的反应。“这种失败之所以发生，大部分是因为我们仍然是考察疑难问题中单独项目，而不懂得整体多于它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一项成分中的变化意味着其他成分中也有变化”。系统动态学的方法仍然是今天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所使用的方法。(3)该书对传统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提出全面怀疑，从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增长观和发展观提出严峻挑战，该书提出一种人口和资本的零增长理论。
《增长的极限》的出版很快在世界上掀起轩然大波，它所得出的结论引起世人普遍关注和忧虑。到八十年代中期，该书先后被翻译成近4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
但是，该书的出版并未引起西方主流经济学转向可持续发展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要么认为该书的结论过于夸大其词，要么对该书的结论不屑一顾，有的西方学者把该书作者指责为“带着计算机的马尔萨斯”。许多西方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相信，《增长的极限》所预言的世界末日不会出现，世界是可以持续发展下去的。经济增长的倡导者索罗认为，梅多斯等人的“末日模型是一个坏科学，因此也是公共政策的坏向导”。美国一本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增长的极限》的观点“同200年前英国18世纪牧师及社会思想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提出的观点相似”；该书提出的模型“忽视了生产技术抵消日益迫近的资源限制的能力”。（注：K·E·凯斯和R·C·费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550-551.）
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全球资源状况的好转也使人们似乎有理由怀疑《增长的极限》的结论。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价格上涨一方面减少了对石油的需求量，另一方面许多节油装置被发明出来并投入使用，这使得八十年代世界能源价格恢复到六十年代的水平。1976年世界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回落到1972年的价格水平。一些资源不是供不应求，而是供过于求。从八十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放慢。
罗马俱乐部也似乎不太相信《增长的极限》的悲观结论。1974年罗马俱乐部又提出第二份研究报告——《人类处于转折关头》（由美国学者梅萨罗维克和当时的西德学者佩斯特尔完成），这个报告并未得出除非停止增长，否则人类生存环境崩溃将不可避免的结论；它对人类未来的看法远比第一份报告乐观。此后美国政府和其他一些非政府机构提供的研究报告得出的也是一些比较乐观的结论。
因此，《增长的极限》虽然掀起了一场不小的冲击波，但是它并未动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增长信念。我们看到，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联系最为密切的发展经济学，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都很少谈论“环境与发展”或“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以几本流行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为例：托达罗的《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到1997年已经出了7版，该书在1994年的第5版（从这一版开始书名改为《经济发展》）才增加一章（第10章）“环境与发展”；瑟尔瓦耳的《增长与发展》到1999年已经出了6版，该书在1994年第5版中才出现“发展与环境”一章（第9章）；印度学者加塔克的《发展经济学》直到1995年的第3版才有“环境与发展”一章（第14章）；吉利斯、波金斯等人的《发展经济学》直到1996年的第4版才新增一章（第7章）“可持续发展”。
“能否可持续发展”全球大讨论的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轮浪潮的掀起，是由于人们不仅对自然资源的逐渐耗竭日益担忧，而且对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恶化所造成的后果愈来愈担忧。工业化的发展使得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地球正在变暖；空气质量下降；无论是河水、海水，还是湖泊都在遭受污染，地球上的淡水储藏量在不断减少；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壤质量日益下降；酸雨广泛存在；大气层中出现愈来愈多的臭氧空洞；大量砍伐森林甚至毁灭巴西热带雨林这个“地球之肺”导致地球生态平衡；生物物种不断地从地球上消失，……环境治理愈来愈困难，所费成本愈来愈高。现实使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今天的自然环境对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影响已经超出当年马尔萨斯等人所说的自然资源对产出的约束。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可持续发展理论正式登上西方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舞台。正如一本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论文集所说：“‘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引人注目的话题”。（注：Arkinson,Giles et al.(1997),Mea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acroeconomics and the Environment,Lyme,NH:E.Elgar,P.1,p.3.）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在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注：WCED(1987).Our Common Fu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43.）可根据这个报告的进一步解释，这里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包括两个关键概念：一是“需要”的概念，特别是这个世界上穷人的基本需要应当优先给以满足；二是由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的环境潜力施加限制的思想。
这个报告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1)贫困会导致环境恶化，因为贫困饥饿的人们为了生存会掠夺性使用资源和破坏其周围环境。(2)要在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和社会得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可持续”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经济、生态和社会等方面发展的持续性(enduring)和耐久性(lasting)。（注：Arkinson,Giles al.(1997),Mea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acroeconomics and the Environment,Lyme,NH:E.Elgar,P.1,p.3.）
由于WECD的定义没有直接从生态经济学和社会组织的角度来界定可持续发展，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下列“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也同样很流行：
“可持续性是人类经济系统和更大的动态的、但是通常是缓慢改变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1)人类生活能够无限继续下去；(2)人的个性能够得到全面张扬；(3)人类文明能够得到发展；但是，在这种关系中，人类活动的影响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以便不要破坏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其功能。”（注：Constanza,R.(ed).(1991).Ecological Economies:转引自Faucheux,Sylvie(ed),(1998).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ncepts,Rationalities and Strategies,Dordrecht:Kluwer,p.4.）
通过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我们不难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发展观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如下的演变过程：50年代的发展观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60年代的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经济增长加上结构变化，但是增长仍然是发展的主要目标；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的发展观更加强调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和公平分配，经济增长本身被淡化了；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的发展观则强调可持续发展。正如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在1994年所总结的：“在过去10年里，经济学家们愈来愈认识到环境问题对于发展努力获得成功的重要意义。……因为解决各种环境问题关系到提高资源的生产率和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因此，在环境上获得可持续发展就与我们对经济发展的定义成为同义语了。”（注：Todaro,M.P.(1994),Economic Development,London:Longman,5[th]Edition,pp.325-326.）
收稿日期：200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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