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发展论文,经济学论文,学科论文,人口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1-0062-05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进展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7年在调整研究生专业目录时，在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下面设立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二级学科。该学科设立八年来，很多学者对这一学科的科学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学科，关键就在于它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的特殊性。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不少学者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由于受该学科形成时间短的限制，对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对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三大要素及其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保证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1]；有的学者把该学科界定为“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稀缺性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的经济学分支学科”[2]；有的学者则认为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以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三大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3]，还有的学者认为是“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总体与全过程”[4]。研究对象的模糊和不确定，说明该问题还远远没有在学者们中间达成共识。
2.学科体系不严谨。虽然我们把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统一到了一个学科门下，但是在具体进行分析的时候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割裂了三者的相互联系，只是“对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而治之’的研究”[3]，并没有把三者统一到一个科学严谨的分析体系之内，而一个学科在体系上成熟的标志之一应当是其体系的严谨性。
3.分析框架不完善。既然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也必须遵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目前国内该学科的研究依然处于从传统研究方法向现代研究方法的过渡阶段，主要表现在对该学科所研究问题的分析依然是以逻辑分析为主，很多研究成果定性分析多，而缺乏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的科学严谨的实证分析。
综合来看，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探索中，既有将其研究对象和内涵限定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倾向，也有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过分泛化，无限扩大或引申到其他领域，包括工程与自然科学领域的趋势。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则有过分强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特殊性的一面，没有注意凝练其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共同性方面，因此在经济学应有的研究规范和体系结构方面存在不足。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全球化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更加强了我们转变增长方式、走新兴工业化道路的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都需要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有更大的发展。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溯源
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大致都要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表面到深入、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则是通过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多个学科整合在一起，不断交融、深化的过程，学科发展，存在多源头特征。
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中，人口经济学是较早起步、其理论和方法比较完备的分支之一。它构成早期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由马尔萨斯开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口自身的增长以及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给的相互关系，由此形成现代人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在马尔萨斯所处的年代，英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产业革命，机器大工业代替了以手工为主的作坊工场手工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的大变革，机器大工业排挤了工人、小生产，造成大批工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陷于贫困、破产境地，大批失业人口流落街头，社会矛盾十分突出。马尔萨斯把这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归因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正常比例被打破，是所谓“人口法则”在发挥作用，并认为在“自然条件”下食物产量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口过剩是“绝对过剩”。因此对人口增长和人类前景持悲观态度。对这种悲观主义的“人口决定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人口发展经历了若干重要的变化，20世纪40-50年代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引发了新一轮对人口增长前景持悲观态度的理论思潮；而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下降，使人们能更加理性地分析自身的繁衍行为；战后日益加强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趋势，则为人口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总的来看，从二战以来的半个世纪是人类对自身发展高度关注的年代，也是人口经济学走向成熟的阶段。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断地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了人类自身生存的生态环境。人类不得不面对日益突出的资源消耗和环境问题。这使得人类将对自身发展前景的关注从单纯的人口与经济关系扩展到人地关系、资源的稀缺性和有效利用以及环境问题等。在人类对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关注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浪潮，每次浪潮分别集中于不同的主题，如表1所示。
表1 资源环境问题的三次浪潮
波次
一般话题具体问题
第一波：20世纪40-50年代有限自然资源食物生产的不适应
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
杀虫剂与化肥使用、垃圾处
第二波：20世纪60-70年代生产和消费的副产品 置、噪声、空气与水体污染、放
射性与化学污染
第三波：20世纪80-90年代全球环境变化气候变化、酸雨、臭氧层破坏
资料来源：Ruttan(1993)
第一波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自然资源(如土地、淡水、能源供应)能否维持经济增长以及食物增长能否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这些问题和马尔萨斯的关注点是相似的。
第二波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增加了另一个焦点，即环境对现代技术副产品的吸收能力，如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石棉、杀虫剂、放射性废弃物、生活垃圾等。激发第二波的原因，部分可以归结于工业化国家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的提高，既增加了对产生有害副产品的商品的需求，又激发了对环境质量的需求。
第三波，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又增加了新的焦点：全球性变化问题，包括酸雨、全球变暖、臭氧减少等。第二波和第三波的问题涉及到公共商品(public goods)——空气、水、大气，这些都有被过度消耗的倾向。1997年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会议就指出，第三波的问题尤难解决，因其涉及到国家之间平等使用公共物品的问题。
此外，由于人类活动范围扩大，生态系统破坏导致的动植物物种绝灭、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挑战的问题，以及环境污染而可能导致的生物性病理变化，都可能构成若干年后环境问题第四次浪潮的内容。
事实上，从马尔萨斯开始，人口经济学就开始关注人口—资源关系，特别是人口与土地、粮食等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各国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发展中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全球弥漫着浓厚的悲观主义气氛，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出现在发达国家的一系列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震撼了各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环境污染和治理成为热点问题。如果说皮尔逊和哈珀(Pearson,Harper,1945)合著的《世界的饥饿》还只是马尔萨斯论的翻版的话，福格特(Vogt,1949)的《生存之路》则开始关注工业化以来的若干重要消极后果，他认为由于人口增长和滥用自然资源，世界人口增长正在超过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承载力，人类面临生存危机。卡逊(Carson,1962)用通俗笔调描述了环境污染的“寂静春天”，其影响之深远，被认为是一个新的“生态学时代”的开始。在1972年问世的颇有争议的报告《增长的极限》通过运用多种宏观模型模拟人口增长对资源消耗的过程，预测人口高速增长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给不顾生态环境代价而沉溺于经济增长的传统理念敲响了警钟，使长期支配人类的单纯的经济增长观受到怀疑与批判，曾一度成为当时环境运动的理论基础。总体上看，这些理论大多对资源约束和环境恶化条件下人类的发展前景持较为消极的态度。最典型的是一些更为悲观的理论则鼓吹“零增长”，从理论的悲观色彩上看，他们和马尔萨斯是一致的。尽管这些悲观的理论和预测大多失败了，但是他们在警醒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方面无疑是推动者。
出于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经济学、环境科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们从不同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广泛开展了对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自身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资源经济学，严格地说，自然资源经济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它主要研究资源有效配置问题，以及资源配置决策的收入分配效果。正如它的名称所表明的，资源经济学主要研究自然资源方面的政策问题，例如土地、森林、水资源、大气以及生态系统等方面的问题。资源经济学力图分析这些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优化配置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它着重研究各种选择方案、政策和工程项目的效益和成本，以及这些效益和成本的影响范围，包括地理方面、经济部门之间、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以及动态趋势。资源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包括贴现、价格、成本，以及个人偏好等，在其基本分析中，个人偏好是价值的主要指标(兰德尔，1989)。
环境经济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兴起，而且在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的范围划分方面也存在多种意见，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人们可以认为具体的环境也是一种自然资源，反过来，自然资源又是整个环境中的一部分。在环境经济学之前相当长的时期中，绝大多数人错误地认为没有必要专门对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学研究，在他们看来，自然资源的供给与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无须专门研究，而作为废弃物排放场所并具备自我净化能力的人类生存环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无须纳入研究稀缺性的经济学领域中。
环境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发展及其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学科。关于其研究对象，一般认为它至少包括环境的污染与治理，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与恢复。有争议的是，环境经济学的内容是否应充分拓展，以将全部生态问题都纳入自身研究范围之内。在环境经济学和自然资源经济学之间，也存在两者之间从属问题的不同主张。较多的学者将环境经济学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作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平行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厉以宁等，1995；张帆，1998)。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同样源于现代经济学，它为环境分析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和分析工具，并可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的、有效的工具。环境经济学通过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等途径来评价环境变化的经济价值，探讨环境恶化的经济原因，最后设计经济机制来减缓乃至消除环境的恶化(张帆，1998)。
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
传统发展观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核心，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财富增加和人类文明福利。因此，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及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成为终极目标。这种发展观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具有无限性，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在数量上是不会枯竭的，因而对它的开发可以不受约束；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具有无限性，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不至于对自然环境构成非可逆性破坏。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在世界工业化的进程中，先是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都基本上是把经济增长建立在无限索取自然资源、大量地消耗石化能源的基础之上，使工业文明建立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自然环境容量的毫无顾忌地利用的基础上的；同时，传统发展观又片面地强调发展的速度和发展的数量，并严重忽视对资源的节约利用和保护增值、忽视对污染的认真防治、忽视自觉地调整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生态的协调关系，这就使得人们的发展行为和发展方式越来越脱离人、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的轨道。
在传统经济体系中，衡量社会总福利最常用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NP)。但这种衡量标准存在一系列问题，在短期内，GNP可依靠开采不可再生资源或过度使用再生资源而增长，而在计算中却没有一个补偿资源消耗的项目，因此可以说GNP只是一种衡量生产量的尺度，根本不能反映生产和消费中的经济性以及经济福利的净变化状况(兰德尔，1989)。由于GNP是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所以它也不能反映那些不通过市场的商品和服务的变动情况。更重要的是，自然资源和环境舒适度的价值不能在市场上反映出来。
由此可见，传统发展观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忽视了现代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要维持自然生态财富的非减性，否定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即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的有限性，违背了经济不断增加和物质财富日益增加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的法则。所以，传统发展观已经完全不适应当代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与它相对立的可持续发展观便应运而生。
可持续发展观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辩论中逐渐萌芽和形成的。布朗(Brown,1981)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通过阐述“我们不是继承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的观点，为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作了理论和定义上的准备。1987年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1987)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在世界各国掀起了可持续发展的浪潮，它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基本形成。
四、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展望
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存在着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的差别，但是三者之间也有着共同点。首先，三个学科的分析框架都是属于现代经济学的范畴，其次，三者关注的都是本学科研究对象对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基本上都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对所研究对象的影响，或者即使考虑到了，也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科学技术飞跃发展、人类生产力和控制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但另一方面世界人口快速增长、资源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类逐渐发现依靠单独的一门学科已经无法解决新产生的各种问题，只有综合各个学科的优势，把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对学科进行整合，实行跨学科研究，才能对新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解决的方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的。它在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三个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上，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主线，正在形成自身的学科体系和特色。
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形成初期，人们还没有形成本学科的分析体系，对于其假设、研究对象及分析方法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在论述这个学科的时候，自然或者不自然地偏向了其中的某一学科，把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综合起来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分析的不是很多。甚至有的学者否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分支的存在。
在认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性质和内涵的问题上，我们一直认为，首先，不应该过于限制其发展空间，如果过于强调新兴的学科的独立性和学科特色，刻意割裂其与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的传统联系，将直接限制这门学科的发展空间；其次，不能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过分泛化，无限扩大或引申到其他领域、包括工程与自然科学领域，应该认识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二级学科，它应该具有经济学的属性，沿用经济学的话语系统与研究规范，而不是将其他与经济学学科相距甚远的知识体系任意戴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帽子。新兴学科的过分泛化，将直接影响学科整合的有效性，量的扩张无法转化为质的提升。
对学科性质的理论探讨，从根本上讲，离不开丰富的现实世界。当前，我国正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重要的机遇。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新兴工业化道路，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政策化，提供了现实的选择。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节约型社会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立新兴生产、消费模式的发展方向。类似以上这些问题，还有许多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研究解决，而这类研究，不仅可以满足现实社会的急迫需要，也必将丰富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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