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因哲学的理性精神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理性论文,哲学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蒯因(W.V.Quine,1908-)，曾被艾耶尔誉为“继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后影响最大的在世哲学家”。他的哲学以一阶逻辑为标准框架，以自然主义语言观和行为主义意义论为理论基础，运用发生学的经验研究法，试图回答下述中心问题：我们是如何在“贫乏的”感觉刺激的基础上产生出“汹涌的”输出即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丰富理论的？由此派生出一系列其他学说，如翻译的正确定性，整体主义知识观，拒斥“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经验论的逻辑哲学，约定主义的本体论等。因此，蒯因哲学是有统一主题和以一贯之脉络的严整体系。并且，蒯因在其哲学研究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洞见、富有启发性的思想以及独特新颖的论题，从而对现代哲学和后世哲学已经或将要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我认为，对于中国哲学工作者来说，最有价值的不是蒯因自然化认识论的各种具体命题或结论，而是贯穿于他的全部哲学工作中的理性精神，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1)对于科学的尊重；(2)对于语言的关注；(3)对于现代逻辑的成功运用；(4)不承认任何终极意义上的绝对真理，始终面对反例和批评。我坚信，这些品质或信念，也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家必须严肃对待并认真加以消化吸收的。
一、对于科学的尊重
蒯因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科学意识的哲学家。他尊重常识，尊重经验，尊重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他曾强调指出：“……自然科学成就非凡，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它的各种假定。”（麦基编：《思想家》，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5页）蒯因总的说来是一位具有鲜明的唯名论倾向的哲学家，但他却承认数学的类或集合作为抽象实体而存在。在解释如此做的原因时，蒯因指出：
“理由在于，它们对自然科学作出了非直接的贡献。当我们谈到动物学上的种和属时，它们已经以某种方式对分类作出了贡献；它们还以更复杂的方式对此作出了贡献。我们都知道数字对于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而数学的作用以及其他抽象的数学实体也是同样重要的，世界的科学系统没有它们就会崩溃。数学家在过去数百年中已经证明，类或者集合足以达到这些目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承认集合的原因：即满足我们的自然界体系的数学需要。”（同上书，第253页。译文有改动）
蒯因对于科学的尊重，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力图把认识论自然科学化，使哲学成为整个自然科学事业的构成部分。王浩所指出的蒯因哲学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是‘科学的’，而且不存在先于自然科学的第一哲学（自然主义和自然经验论）。”（王浩：《超越分析哲学》，英文版，第159页）关于这一点，王浩解释说：蒯因哲学在许多方面都是科学的，特别是依据他自己关于何谓科学的看法。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以科学为典范且作为专门学科的哲学目前所关注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它的目的还在于获得确定的累积性进步。它也被说成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心理学的一章，因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与当代大多数哲学不同，蒯因哲学在体系的意义上同时也是科学的。他的体系甚至揭示了科学的一个新分支，其专门任务要发现：在理想化个人的历史上，科学是如何得到发展和被学习的。对于他的特殊探索来说，神经生理学、学习心理学、语言和逻辑具有特殊意义。
蒯因的相当极端的科学主义当然是不足取的，特别是他提出的哲学的科学主义纲领几乎可以肯定说是无法实现的。但是，蒯因对于科学的尊重，所具有的健全的科学意识和深厚的科学素养，却是值得中国哲学家甚至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所仿效、所学习的。中国传统思维缺乏明显的科学意识，对于科学技术缺少必要的尊重，而将其视为“奇技淫巧”、“斜门歪道”，科学技术迄今尚不十分发达。在中国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本来特别需要科学意识的彰显以及科学技术本身的繁荣。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神秘主义文化正以弘扬传统文化之名，以谋取商业利润之实沉渣泛起，卷土重来，目前已充斥于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图书市场以及公共场所，堂而皇之地挤占了大雅之堂。这其中包括各种巫术、占卜、风水之类书籍的出版，各种伪气功、伪医术的纷纷出笼，以及封建迷信活动兴风作浪，等等。据报载，西安新近还成立了一个电脑算卦公司，主要为各种公司择定吉日良辰和预测生意吉凶。更为可悲的是，某些“知识分子”或“文人”还披挂上阵，为神秘主义文化的勃兴推波助漾。这突出表现在《周易》研究中的非科学倾向：不只是肯定《周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意义和广泛深刻的影响，而是正面肯定《周易》本身的科学价值，并试图从中发展出某些新学问，如“周易预测学”等。这究竟是民族的不幸还是科学的悲哀？或二者兼而有之？
我并不否认，神秘主义文化的泛滥有其社会学、心理学、认识论以及科学技术目前状况等方面的原因。首先，当代科学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确实有许多未知的领域等待它去探索，有许多奇异现象它仍不能解释。这就为各种前科学、准科学和伪科学的解释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其次，社会大众几乎都有一种猎奇心理，希望在平凡的、世俗的、有众多限制因而不太自由的生活中，有某种超越一般局限的事情或奇迹发生，以获得精神的满足或心理的平衡，这又为各种前科学、准科学、伪科学解释的出笼提供了社会基础。再次，科学家们由于学识和职业习惯，对于各种奇异现象，除非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不加以否认；对于各种新的理论或解释，除非有明确的反例，一般不加以反对和拒绝，而是让它们留待以后的科学实践去检验。有些科学家甚至会投身或鼓励从事此类研究，例如，历史上曾有许多科学家去研究炼丹术等。由于科学家在社会中的权威形象，他们的默许、鼓励甚至参与就等于给神秘主义文化的泛滥发放了特许证，甚至作了广告。最后，传播或从事神秘主义文化还能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或能取得某种特殊的社会地位，这就为某些别有用心之徒提供了动力机制。凡此种种，促成了神秘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大泛滥。
我认为，尽管当代科学还有许多局限，不能对许多现象提供合理解释。但是，当代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于许多问题已有确定的答案，如永动机不可能造出来，人不能长生不死等，对于现代科学已提供确定解释之处，不能再允许神秘主义文化猖獗。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蒯因学习，尊重科学，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培养健全的科学意识。我们甚至有必要重提“宣传科学、破除迷信”的口号，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抵御神秘主义文化的泛滥。
二、对于语言的关注
研究表明，语言是蒯因思考和处理哲学问题的基本维度，语义上溯是他最基本的哲学研究策略，“从语言的角度看”是蒯因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特点之一。王浩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蒯因哲学的第二大特征是：“哲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就是将注意力集中于语言（从观念到词，从词到句子，再到句子系统）。”（王浩：《超越分析哲学》，英文版，第159页）蒯因哲学兴趣的中心在于自然化认识论，即实际地说明我们是如何在贫乏的感觉刺激（观察）的基础上，达到关于世界的丰富的科学理论的。蒯因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可以采用发生学方法，去研究理论语言是如何被学习的，因为观察和科学理论之间的证据关系实际上是体现在学习行为中的。因此，“我们这里有充分的根据认为，语言理论对于知识理论是至关重要的。”（蒯因：《自然知识的本性》，载《心与语言》，英文版，第74-75页）蒯因偏爱语言而不重视其他材料，这一点还得到了他将私人经验统一地翻译为公共语言的证实。在蒯因看来，摆脱观察主观性的途径“在于既不谈论感觉也不谈论环境，而是谈论语言”，“我提议，我们不再谈论观察，而代之以谈论观察句”，并且“观察句恰好用来挑选出见证人能够一致同意的东西”（《经验论的两个教条》）。除此之外，自然主义的语言观和行为主义意义论，在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中还处于基础地位。
在解释采用语义上溯策略去研究哲学的原因时，蒯因指出：
“哲学的问题经常向我们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挑战。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不可能轻易地使自己脱离旧有体系，而考虑对手的另一种设想。我们体系的基本结构是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思维方式中的。因此，讨论就有可能蜕变成狡辩，每一方都会顽固地重申自己的基本原则，而有待裁决的正是这些原则。但是我们能靠交谈我们的理论，亦即句子的系统，来摆脱这种因境，商讨这些句子而不仅仅是顽固地维护它们。我们可以从结构简单的角度，比较对方的句子系统。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句子是否能靠术语意义的重新规定变成另一个句子，指出它们隐藏着的同义。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在此之上来融通问题，而不是各执一端，强词夺理。这是哲学家们谈及语言的一个原因。为了深入了解我们的概念系统，我们的世界系统，我们应该努力去考虑它是怎么获得的：个人怎么学习懂得它，整个民族又是怎么发展了它。个人主要是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获得了对系统的了解。同理，我们的基本概念体系的发展同语言的演变有密切关系。哲学家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去深入研究语言的适用情况。”（《思想家》，中译本，第259-260页）
这就是说，通过语义上溯，我们暂时撇开哲学立场方面的实质性差异，将注意力集中于语言，就可以避免许多空洞的、无谓的、永无结果的争论，避免论战中的强词夺理，从而摆脱哲学研究的困境，这样反而有助于弄清哲学立场方面的实质性差异，并使哲学研究深入进行。
应该说，蒯因的语言观还有欠深刻，他仍把语言看作是“载道”的“器具”，而不是“道”和“道体”本身。而按照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观点，语言具有本体论和世界观的理解，人以语言理解世界就是在把握真理。并且，语言还是对于一个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因此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一种文化承诺：当人透过一种语言的棱镜看世界时，他所看到的“世界”已是该种语言所分割整理了的世界。当然，语言仍然是思维与交际的载体与工具，人的内在思维只有凭借它才能得以进行，并且得到外化、固化与深化。正因如此，包括蒯因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一般都特别重视对语言的哲学研究，把语言当作哲学研究的直接入口处甚至是主要对象，关注语言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特征。
中国哲学（包括近现代中国哲学）一直把语言视为形而下的“器具”，几乎从未将其视作形而上的“本体”，也许先秦时期的哲学是个例外。因此，中国哲学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缺乏对语言问题的真切关注，甚至从未认真思考和琢磨语言“载道”（表达思维）的工具功能，从未认真把这个“工具”当一回事，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建国以来哲学写作方式的“教科书化”，我将其称作“教科书文化”的大泛滥。哲学文本的写作，从布局谋篇、起承转合，到遣词造句等，几乎形成了固定的程序与模式，有一套固定的概念用语。不同的哲学工作者写出的哲学文本，从思想观点到概念术语再到写作风格都大同小异，就像工人在一条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产品，哲学家个人在先天禀赋、学识见解、气质风范等等方面的特点与差异统统不见了，哲学家个体也似乎成了一个个“标准人”。实际上，语言的苍白与呆板是哲学思维的肤浅与雷同的外在表现。当前，我们在呼唤哲学研究深化的同时，也应该呼唤哲学文本写作方式的改变，应该力戒“教科书文化”的全面肆虐。我们呼唤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献身学术、充满创意的哲学家，也同样热切地呼唤思想新颖独特、表达独具魅力的哲学文本。
三、对于现代逻辑成功运用
通过研究发现，逻辑特别是一阶逻辑是蒯因哲学体系的背景框架，“从逻辑的观点看”体现了蒯因哲学的渊源、路径、方法与特色之所在。蒯因利用这种逻辑工具去研究本体论，区分了本体论事实问题与本体论承诺问题，并论证说：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既不是由名称、也不是由谓词作出的，而是由量词与变项作出的：“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项的值。”蒯因根据这种观点，主张在研究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时，先用一阶逻辑对其进行语义整编，即将其翻译为用一阶逻辑作背景框架的一阶理论，然后看其中哪些真命题的变项被量词所约束，它们便是该理论的本体论承诺。这样便清楚地揭示了该理论的本体论立场。此外，蒯因还利用一阶逻辑的工具，提出了一个本体论承诺的认可标准：“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用它去鉴别何种本体论承诺不可接受，保种可接受。最后，逻辑在蒯因的认识论研究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把认识论的研究主题归结为语言学习，而后者最重要的又是获得指称外部对象的语言手段，它们是一阶逻辑中变项与量词的类似物，如代词、关系从句、复数词尾以及日常语言中的量词与断言句等。对于现代逻辑的成功运用，给蒯因哲学带来了许多特别突出的优点：明晰、精确、严谨、细致，他的许多哲学文本如《论有什么》、《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等，从写作方式和写作风格的角度看，几臻完美，是堪称典范的哲学论文。王浩也指出了蒯因哲学运用逻辑特别是一阶逻辑这一特征。
实际上，运用逻辑即现代数理逻辑不只是蒯因哲学的特征，而整个分析哲学运动的特征。蒯因自己就指出了这一点：“约在一百年前，形式逻辑在戈特洛布·弗雷格手里完成了它的复兴，而成为一门严肃的科学。在随后的年代里，科学的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日渐增多地使用这个强有力的新逻辑，这有助于洞察的深入并使问题及其解决方案鲜明突出。”（蒯因：《理论与事物 》，英文版，第191-192页）分析哲学家把严密的逻辑技术引进哲学，带来了双重的好处：“首先在风格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如今，哲学的思辨形象已被大大地改变了。诉诸逻辑技术的积极后果是：哲学的推理过程变得清晰了，那些被不合法引入的前提被暴露出来，漫无限制的狂想和随意性受到抑制，各种观点的可批判性大大提高了，整个研究因此而更加富于成效。此外，从实质上考虑，技术性对分析运动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因为对语言结构的考察首先是一个技术性课题，离开了逻辑学，分析哲学也许根本不可能提出它的那些主要问题（意义问题、指称问题、模态与真理问题等），更不用说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张盾：《作为一个话语系统的分析哲学》，载《吉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6期）。当然，逻辑技术与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作用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它归根结底要建立在深刻的洞见与领悟的基础上。因此，逻辑方法只能是哲学研究中的一种辅助方法。
我认为，熟悉和运用逻辑特别是现代逻辑，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是一件特别需要的事情。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长于神秘的直觉、顿悟、洞见，以及笼统的综合和概括，但拙于精细的分析与严密的论证。这从留传下来的哲学文本也可看出：鲜有围绕单一主题进行严密论证的专门著作，而更多的是作为未经严密论证的观点集成的“语录”。所以，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把中国变成《毛主席语录》的海洋，这一做法在中国实在是源远流长：作为中国文化精典的“四书”、“五经”，很多只不过是孔孟语录汇编，因为孔子讲究“述而不作”，于是只好由其弟子将其言行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以传给后人。中国古代哲学疏于分析与论证的传统，在当代中国仍大有舆论 。反观时下的某些哲学论著，几乎有一个通病：缺乏论证性，其中充满了新名词、新概念、新材料，云山雾罩，而遇到一些十分关键的思想和问题，却轻描淡写，几笔带过。并且时常可见内容混淆、重叠甚至冲突之处。无论怎样辩解，上述弊端绝不是一个好的哲学理论所应当具有的。马里奥·邦格曾指出：“大多数唯物主义哲学家都只说日常语言——从而必然只能以一种不精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很少考虑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法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他认为，“哲学研究应当系统地、精确地和科学地进行，而不能采用文学的描述方式”。（《科学的唯物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我认为，马里奥·邦格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哲学的本性在于爱智慧，它是说理的，理所当然地应当加强论证性，使其逐步精确化、严格化。应该认识到，精确化、严格化不仅仅是组织观点与材料的写作方式问题，而是把哲学思考引向深刻化、正确化的途径和方法。这是因为：(1)严格化、精确化必须以哲学思考的周密化、细致化为前提，而周密、细致地思考的结果往往导致哲学思想的全面与深刻；(2)有些哲学思想泛泛而论可能十分动听、十分有理，但是一旦要使其严格化和精确化，充分揭示其概念、范畴、命题潜在的逻辑涵义及其相互之间潜在的逻辑关系，并使它与其他观点处于有机统一之中，往往就会发现它漏洞百出，有时甚至根本不能成立。纠正错误则有助于哲学思维的正确化。(3)严格化和精确化还有助于不同哲学观点的比较和辨识。当一种哲学观点以一种大而统之、简而化之的方式提出时，几乎不能与其他哲学观点比较，因为它不具有确定的形式，弹性较大。但一旦利用形式化方法使其精确化和严格化之后，就可以进行相互比较和相互批判，弄清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因此，中国的哲学工作者们实在有必要花一些时间与精力，去熟悉或掌握一些现代逻辑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其严格的理性精神，并学会使用一些定义与推理技巧。
四、不承认任何终极真理
这是蒯因整体主义知识观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他的科学主义态度的具体体现。因为科学态度至少包括两个关键性要素：实验与怀疑精神，后者必然拒斥任何不可错的绝对真理。既然经验对于理论的决定是不充分的，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是科学家主体在有限的感觉刺激下能动创造的结果，因此，该理论是作为整体面对感觉经验法庭的，经验内容和经验意义不能在其中的个别句子之间分配。在遇到顽强不屈的经验反常时，理论整体的任何一个陈述在原则上都可以修正，其中也包括逻辑数学规律，因为后两者也与经验保持着十分间接的关系。因此，不存在必然为真的先验知识，不存在没有经验内容，因而不可错的分析命题，也不存在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截然二分。蒯因就这样把一切知识真接间接地奠定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从而拒斥了一切先验认识，拒斥了一切不可错的终极真理，并因此使一切科学理论永远面对经验证据的检验，并永远对反常与批判保持开放，从而为科学进步腾出地盘，扫清道路。
尽管蒯因的上述思想中含有相对主义成分，但其主旨和意图却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反观自照，我们太容易给一个认识或一种思想冠以“真理”的美名，我们太习惯于给某种思想或某个人唱赞歌，并且是一哄而起，而不习惯于或不善于或不敢于找错或挑刺。在家里，作为家长，我们常常乐于显示自己的权威与正确，要求孩子听话与服从；在学校，作教师，我们俨然以真理的占有者与传播者自居，只想尽可能多地给学生以知识与真理，却很少注意培养他们向旧有知识挑战，自己发现新真理的能力。事实上，对于科学的发展与进步来说，真正需要的常常不是赞歌、服从与接受，而是怀疑、诘难、批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完善与发展。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成绩不说不会跑，漏洞不堵不得了。”根据控制论原理，一个系统如果不与周围环境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它就会一味正反馈而最终死寂。反之，如果它不断地与环境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时时面临新的挑战，就会发生负反馈，形成新的动态平衡，从而使该系统充满生机与活力。一个强者面临的考验越严峻，他的英雄本色越能得到充分的表现；一个科学理论面临着深刻危机，那就意味着科学革命的时代即将来临，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即将作出，许多更新、更具概括力、更正确的科学理论即将诞生，许多伟大的科学天才即将得到世人的认可。因此，自觉地持有蒯因那样的信念，即不相信任何不可错的终极真理，从而对任何已有理论都保持健康的一个国家，民族甚至个人的发展亦幸甚！
综上所述，尽管蒯因哲学的许多观点、命题、结论是可被诘难甚至就是不能成立的，但他抓住关键论题直入主题的理论洞察力，清晰、简洁而又严谨、细致的分析论证方法，贯穿始终的理性精神，某些极富穿透力和独创性的思想和学说，以及某些堪称典范的哲学文本，都是他对现代哲学的杰出贡献，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蒯因哲学，无论其成功与失败，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很值得中国哲学工作者玩味思考的，其中所隐含的现代理性精神，又是我们应该认真加以批判与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