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冲突与互助：1936年《川行琐记》风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念论文,风波论文,冲突论文,地方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4)01-0076-11
国家由“地方”组成。故一般情形下，地方观念与国家观念并不截然对立，有时还可相辅相成。但遇到特殊情境，尤其是外患剧烈时，两者便常常发生严重冲突。但即使在后一种情形下，其关系仍呈现出不少复杂的面相，难以概而言之。
以近代中国为例。20世纪初，一部分国人因对清政府救亡能力失望及受西方“地方自治”的启发与鼓励，开始倡导通过“爱乡”来“救国”的思想。到了20年代，处在南北分裂夹缝中的几个地区提出了“联省自治”的主张，在看似“分裂”之中包藏着走向全国统一的目标。不过，其时也有人注意到“联治”思路确实存在着真正分裂的危险。因此，在20年代中后期，更强调内部整合的统一观念就在国内舆论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30年代，随着日本催逼日甚，中国的国家危亡迫在眉睫，国家观念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其思想说服力和社会号召力均大大增强，地方观念也越来越在国人的思想论说中成为一个负面形象[1][2][3]。或许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研究中，地方观念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少数的论述也把它作为国家统一的对立面而放在一个天然受批判的位置上。这种情形在近年虽有所转变，但总的说来，其成果还有限，对二者纠葛的复杂性尤需进一步探索（注：除已经提到的研究成果外，还有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王续添近年有一系列文章讨论相关内容，包括《民国时期的地方心理观念论析》，《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经济·文化·外力——民国地方主义成因探析》，《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收杨念群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第387-4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事实上，地方观念（感情）有时会成为刺激国家观念的一个重要动力。罗志田教授曾注意到，咸同以降，随着湘军的兴起，湖南士人心态大变，开始日益强调湖南人“对天下之责任”，表现出全国性的眼光[4]。不过，这种对于“天下”的责任感，又是与对“湖南人”这一地域性认同的强调分不开的。与此类似，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确立了建设西南的政策，“僻处西隅”的四川开始由一个边缘性的省份上升为“中华民族复兴策源地”，大大激发了川人对于全国的责任感，同时也增强了其地域性的自尊心。其间的吊诡之处，值得讨论。
本文拟以1936年夏陈衡哲《川行琐记》（以下简称“《川》文”）一文在省内外川人中激起的风波为例，对此问题稍做剖析。这场事件的参与者和关注者大抵以川人为主，持续时间不过20多天，即使从地方历史的角度看也只是转瞬即逝的小小浪花，但其意义却并不因此而微不足道。事实上，它提供了一个中央入川初期川人地方观念与国家观念多层面纠葛的事例。
一
1936年2月1日，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的夫人、新文学作家和历史学家陈衡哲给“住在北平、天津、上海、杭州、南京，以及华中各处的许多朋友们”写了一封“公信”，讲述1935年底任氏一家四口人从北平搬家到成都的经过。3月1日，该文以《川行琐记（一）》的题目发表在《独立评论》上。4月和6月，她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两篇同题文章，叙述她在成都的生活（注：陈衡哲的三篇文章分别见《独立评论》第190号（1936年3月1日），第14-20页；第195号（1936年4月5日）第14-20页；第207号（1936年6月28日），第15-21页。下引陈文，不再一一注明。）。
一开始，陈文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到了6月份，却在川人中激起了一场大风波。风波起自南京。6月2日，南京《新民报》突然转载了《川》文第二篇《四川的“二云”》，并用大号字加上了“她说四川女生不以作妾为耻／她说四川的鸡蛋没有蛋味”的副标题。据编者说，这是因为该报收到了一位川籍读者的来稿，对陈文表示不满。转载陈文是为了“方便读者理解陈女士观察四川的错误”。之后，该报又连载了《川》文其他两篇，并连续发表批陈文章。
6月20日，主要的“讨伐战场”转到了成都。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新新闻》的专栏作家“棉花匠”首先对陈衡哲发难：“陈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才到四川不久。以一个妇女来到四川，而且又拖儿带女，奉行的是贤妻良母的职务，要想在短时间内，观察四川的社会情形，以至于天文地理。我觉得陈先生似乎草率了一点”。他的愤慨主要针对陈衡哲所谓的“二云”（陈说四川有“二云”——天上的乌云和人间的鸦片烟云），尤其是鸦片烟云：“四川的烟民自然很多。可是，据我们知道，陈先生来川的时候，四川的烟民，已经在减少了。陈先生偏要以过去的事实，以短时间的天象，来罗织四川的罪状，使外省人得到了一个黑暗地狱的印象”。他表示，“陈先生看不惯四川的现象，一定不能再往下去了”[5]。“棉花匠”虽然批评陈衡哲的文章，但把主因归结为陈太“草率”，措辞尚算温和。他也承认陈所说并非虚构，但强调那都是“过去的事实”。他并指出，之所以不满意那篇文章，是因为陈的描述使“外省人”对四川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此后，直到7月中旬，陈衡哲成为以《新新新闻》为主的一些成都报刊的重点讨伐对象，每天都有相关文章或消息发表，“批判”程度也不断升级。据《新新新闻》7月5日宣称，“本报接到对陈衡哲女士污辱全川质问文，直到昨夜，已达五百七十余件”[6]。可知反响之“热烈”。不少论者异口同声指出，陈写《川》文距她来川时间甚短，就“妄下断语”，表明她原本就对川人心存偏见。高中生萧参写给陈一封公开信，说：“你之尽量搜□四川的坏处，未始不是□叫人‘改过迁善’的意思，但却言中有刺，处处都在讥刺着四川。这却叫我怀疑你的叫人‘改过迁善’的态度，而想着你是在嫉恨着四川，对四川没有怀着‘友好’的意思”。既然是带了有色眼镜，也就处处见到不好的一面。”[7]一位署名“两极”的作者摘抄了陈文的一些段落，证明陈对四川的“花”、“鸡蛋”、“孩子”、“西药房”、“浴室”、“阳光”、“云”、“社会”、“文化”、“女生”、“成都人”乃至“四川两字”“都不满意”，可知陈偏见极深。“两极”并特意强调陈的文章发表在“外省出版的《独立评论》上”，暗示陈不是四川的诤友，本是存心诋毁[8]。陈文提到四川有“女生作妾”的现象，尤令妇女界反感。不少作者都要求陈衡哲“拿证据来”。7月8日，华阳妇女协会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川》文已经构成了“诽谤罪”，并致函各县妇女协会、各校女生参加诉讼[9](1936-7-9-10)。
如果说一开始的言论还带有“对事不对人”的色彩，用语也还客气的话，后来的论者既已认定陈衡哲心存偏见，话题也集中在陈本人身上，措辞更是变得刻薄起来。6月26日，《新新新闻》的另外一位专栏作者“乡坝老”也加入进来，说《川》文的第二篇“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以为陈女士完全不是写的四川，却□□把他自己活活描写出来了。描写出来他是一位天人”，“再换一句话来说，他是未来中国的代表女性，要等到物质享受发展到最高峰的未来中国出现的时候——不管美国来发展，日本来发展都可以——他才能够移住”[10]。此处所说1-4节大致内容是，到成都后，陈衡哲生了病。“在生活安定的情形下，你只要吃一片安斯辟零，洗一个热水澡，裹着棉被睡一夜”就好了。可是在成都，除了安斯辟零之外，其他几件事是“做不到的”。好不容易买了个在北京早已过时的小火炉，又没有匠人会安，而阳光又特别稀少。
比起后文的有些文字（“坏事全国都有，四川来得特别”），这几段其实算不上什么。“乡坝老”很有可能当时只看到了这几节。他表示：“《独立评论》敝老看过它创刊的几期后，便赌咒永远不看了。”因此本没看过陈文。但是“南京的读者，写信来责问敝老，为甚么不将陈女士的大作痛加批评，词语严厉，并随时个剪附南京《新民报》转载一篇（原文如此——引者），教我细读”。而6月2日的《新民报》只登了这里所说的四节。即是说，如果陈衡哲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四川的话（陈的确可能有先入为主之见，但也不像人们说的，是来成都一个多月就做出的判断。1922年她随任鸿隽到四川住过半年时间，当时的印象就不太好[11]），“乡坝老”一样戴着有色眼镜。他是先听说陈衡哲侮辱川人，然后再来读陈文的。因此还未读到值得生气的地方，就已经发现了陈的“人格”有问题。
像“乡坝老”这样的先由耳食得到一个印象，再来读陈文的人还不少。“乡坝老”说，他在成都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没有找到《独立评论》。畅销报纸的专栏作者尚且如此，一般人更可想象。多数成都读者是在7月5日《复兴日报》或6日《新新新闻》开始连载陈文以后才读到全文的。因此，多无机会了解陈在第一篇文章中对四川的赞美之词。如说重庆“许多机关真能现代化”、“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子，在四川的教育界中——自重庆到成都一例都如此——似乎能不成问题的以她自己的资格来与社会相见”，而“这一层在中国许多大都会中，却似乎还不能，或不愿做到”，以及四川“无论高山低谷，都是水肥土润，田陌整齐”，并因此想见了“四川农民的辛勤”。若他们是从头读起，愤怒或不至太深。更重要的是，《新晚报》的大字副标题已经改变了陈的原话：“再说纳妾。这自然是中国的一个腐败制度，决不是四川所独有的。但四川的情形却另不同。在别的地方，妾的来源不外三处，那便是：丫头、娼妓，和贫苦的女孩子。在四川，有许多阔人的所谓‘太太’却是女学生，而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做妾为耻。”“有些”二字要紧。但是，批评文章都受了《新晚报》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个关键词。
作为主流知识分子圈中的核心人物，陈衡哲一向以救国为己任，决想不到自己对四川物质条件的批评被人视为“洋化”。一位曾在重庆二女师读过书的旅京女生讽刺陈“真不愧是在外国去跑了一次，学了点洋皮毛的女人”，是在“当阔太太闹洋架子”[12]。另一位作者则批评陈“数典忘祖”，“炫耀我坐飞机，我乘过汽车，我住的洋房，我用的外国火炉，我又呼仆而使侍”[13]。萧参说：“四川再‘原始性发达’，国是最爱的！尤其是爱用国货的。”而陈给四川人“开的药方”，“五样中就有两样系外国货”（注：陈文为川人开的“药方”包括：掘除鸦片烟苗的铲子、销毁烟具的大洪炉、太阳灯、鱼肝油、真牌社会工作人员。）。一位作者尖锐地说：“十分洋气的陈博士，对我们国家民族的贡献就是要中国洋化”，可是，“像这样的洋化，只有殖民地化”[14]。
陈文表彰了一些“四川有知识有地位的人”，如省建设厅长卢作孚、毕业于北大法学院的新都县长、几位川大教职员，也常常征引几位“四川朋友”的话为佐证。这篇文章又是以给“朋友们”“公信”的名义发表在同人刊物上。这都不免使人觉到陈带有“圈子”气。而这又使不少无法进入这一“圈子”的非主流或非上层的读书人感到“你们”和“我们”的分界。一位自称“军人”实际上是军校学生的旅外川人程天杰评论说，陈衡哲的话，“只有”胡适才相信，还把它刊登出来[15]。“乡坝老”自称根本不看《独立评论》，也表示对胡适、陈衡哲这些上层知识分子的不满（注：另一方面，上层知识分子也存在着很明确的“‘我们’意识”。参考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力网络》，《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在“义愤”之下，有的作者开始在陈衡哲的私生活上做文章。当时社会上传说陈爱的是胡适，因嫁不成胡，才嫁了任。“乡坝老”将此事拿了出来，暗示陈是“恨乌及屋”：“或者因不喜欢与某川人结合，待木已成舟，然后向全川父老昆弟姊妹泻愤耶？抑别有所指欤！”四川省立女子职业学校（下简称“女职校”）初级化工科学生胡季珊在《新新新闻》“中学生”版说：“老实说，要吃够甜味的水果，有蛋味的鸡蛋，嗅香味浓的兰花，这才是姨太太闹的臭架子。我总不相信吃了海水的人，也会崇拜偶像。想做白话文祖师（指胡适——引者注）的如夫人，祖师看不起，又出让给冒牌许由（指任鸿隽——引者注）。自己却做了玩物，还来骂人，丑死，羞也不羞？”[17]关于陈、任、胡的关系，社会上虽有很多流言，但成年人语多避讳，“中学生”因“童言无忌”，用语便极刻薄。不过，胡文字虽俗却辣，似非中学生手笔，背后当有“高手”参与。文章发表后，事件再起波澜。7月5日，《新新新闻》以外的成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一篇署名胡季珊的“启事”，称文章是被人“借名”所作。但《新新新闻》却说女职校“派其事务主任施某来本报强迫声明胡季珊女士文系窃名”，复“于今日在本市报纸刊登抹煞胡女士人格不惜一并包办之声明启事，其自外于川人，漠视该校学生，莫此为甚”[6]。
6月底始，就不断有人威胁要以“侮辱川人”的名义将陈衡哲告上法庭。进入7月以后，事情越闹越大。7月7日，《新新新闻》再次报道川省法律界人士正在研究《川》文违法之点。名律师谢伯川主张提起公诉，并自愿作为发起人，各留省学会也纷纷发表宣言反陈。在这种情况下，7月8日，任鸿隽一家离开了成都[18]。
7月5日，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复兴日报》也加入了批陈的行列，开始连载《川》文。其编者按称：“陈衡哲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川行琐记》后，颇引起省内外川人的反感。然而，陈衡哲这篇文章却为《独立评论》增加了销场，许多想一读《川行琐记》的人们，不免有向隅之感。我们认为以陈衡哲的地位发出那样的言论，是有加以批判的必要。特将陈之原作移载本报，使大家得以按其原文逐一批评。”[19]此后，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诗文，较《新新新闻》更是“积极”。其中不少文字极为下流，显系小报。该报在成都首载陈文，显然是出于“商机”的考虑，也反映出这一风波影响之大。
当时还有人传言任鸿隽在陈的催促下，要求四川省政府和公安局查封报馆，一时之间，批判陈衡哲破坏言论自由立刻成为不少文章的主题。这对陈这样一个西化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重大打击。《复兴日报》的专栏作家“佛公”评论道：“我想，这事竟出之于与胡适之派的自由主义者论战中，是充分暴露了所谓民主政治者，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独裁，是实用主义学者的思想统制。”陈文“是一篇有力的反动的文化批判。因为《独立评论》是宣传美国资本主义的好人政府的喇叭。换言之，陈衡哲的《川行琐记》，不是湖南女子眼中的四川，而是美帝国御用学者眼中的中国”，也就是“文化领域中的汉奸”[20]。这段话总结了不少人文章中的内容并加以系统化和“升华”，故“佛公”很是得意，在接下来的两篇文章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倘若是检讨陈衡哲的社会的和民族的底意识，那旁及于其‘朋友们’，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认为，批判陈衡哲就应该批判《独立评论》。因为，他们是一个思想的集体。”即不把进攻目标局限于“湖南女子的陈衡哲个人”，而是要批判“《独立评论》派的陈衡哲之徒”。然而，很遗憾的是，从当时的大多数文章看，“我们的确是以四川人的立场在回敬陈衡哲。这就成了四川人与陈衡哲个人的法律问题”[21]。但是，此事“不仅是陈衡哲个人的没落，而是胡适派实用主义者的哲学破产”[22]。
比起一般的“批判”来，“佛公”的立意确实要“深刻”得多。但是，此事本起源于乡土观念，最容易打动人、最快见效的办法还是站在“川人的立场”上说话。“乡坝老”在报纸上对省女职校的批判就强调该校当局“屈服强权”，自外于川人：“我们到底不知女职校是四川办的呢，抑是陈女士私有？是用四川人的钱呢，抑是陈女士自掏腰包？是以四川教育厅为上司呢，抑当奉陈女士为上司？”[23]而《复兴日报》同期发表的不少批判文章，用字下流，格调极低，其实也只是满足了出自“川人的立场”上的“自尊心”。
“佛公”把批判的焦点由陈衡哲一个人扩大为整个“《独立评论》派”，确是一部分参战者心态的反映。首先被卷入其中的“《独立评论》派”成员当然是任鸿隽。7月7日“乡坝老”在文章中“声明”：“本报之批评，之质问，完全是对事不对人，而且只是对文，只是对《川行琐记》而发挥意见，始终没涉及陈女士令夫任君。……本报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是值得大家认识的。”[24]所谓“值得认识”者，是因为其时已经出现了“涉及任君”的言论。事实上，就在同期《新新新闻》上发表的李思纯（哲生）《评〈川行琐记〉》一文，就将二人相提并论。
李首先质问：“陈女士所指诸短处，为四川所独有，而各省除四川外，有完全无短处可指耶？则我固有证据，以明其不然。陈女士何以独苛责四川？”李说这是因为陈具有“殖民地中仅受肤浅欧化之洋奴故态”。即是说，陈虽处处显得“洋化”，其实只得其表皮而已。这里另有一层背景：李思纯是法国留学生。欧洲人一向认为美国文化“肤浅”，中国的留欧学生也受此影响，看不起任、陈这样的留美学生。
李进而开始质疑陈的“学者”地位：“平心论之，陈女士生平仅而［有］高中历史教科书一部。若编教科书者便为学者，则上海各书局之学者遍矣。”“即陈女士尊夫任先生，其《科学家列传》与《科学通论》，今之教员学生，凡中英文精通者，皆能为之。任先生若为学者，亦尚须更有较高深之贡献，社会乃承认，遑论陈女士耶？”[25]若仅从学术本身的角度看，李对陈、任学术水平的质疑，或非毫无道理。任和陈确实属于因“时势造英雄”而“暴得大名”的一群。不过，李思纯质疑陈、任的学者身份，意在瓦解二人在学术界与教育界的影响力，与当时一般社会人士的关注点显然有异。一个重要原因或是李接近“《学衡》派”，与任、陈所属的新文化一派在思想上本有差异，而李与成都教育界渊源甚深，恐怕反映的不光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注：关于李思纯的文化观，参考李德琬《鱼藻轩中涕泪长——记李哲生一九二六年晋谒王国维先生》，《学术集林》卷11第27-2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记陈寅恪遗墨》，《学术集林》卷13第1-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吴宓与李哲生》，《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2期。1923年李思纯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时，任鸿隽为该校副校长，李译述法国学者郎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初版，1931年再版）一书，尚由任氏校订。二人关系是否在此以后出现了问题，待考。不过，双方在文化观念上的不同，却是不争的事实。）。
平心而论，《川》文确使一部分外省人对四川产生了不良印象。陈自己就说：“有几位他们的太太不在成都的朋友们近来对我说，‘我们的太太看了您的第二公信之后，不肯到成都来了，这怎么办？’”不过，四川形象不佳，实是久已有之，并非陈衡哲的几篇文章要负责任的[26]。另一方面，作为新知识分子，陈衡哲与中国的普通社会也存在着不少隔阂。据任以都先生回忆，陈回到北平后，说起四川，给任以都的印象是“落后闭塞得不得了”。举出的证据是，“他们刚到成都，便有许多不认识的人一窝蜂跑到他们住的地方来，说要来看博士，问他们看什么博士呀？他们就回答说要看女博士。家母看到这个场面，觉得啼笑皆非，因为她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算拿到了，女博士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诸如此类的事情，使她深深感到四川的文化实在太落后了”[27]（89-90页）。这就是陈衡哲不了解中国内地普通社会的一面。“女博士”者，是报纸上的介绍。而当时的报纸和社会上又常喜欢给知名人士戴“博士”帽。20年代的舒新城就说自己多次被人“授”予从“学士”到“博士”的各种学位，这并不奇怪。因为“现在到过纽约、巴黎、东京的文人学士，回国不常被人称或自称美国、法国、日本某某博士硕士吗”[28]？这话说于20年代，到30年代也不过时。盖“博士”头衔本有吸引力，更何况是“女博士”，又在内地耶？陈衡哲在北平的上层知识分子圈子里呆惯了，固可不以为然，但内地的一般人觉得稀罕，也在情理之中（注：陈衡哲出生在上流社会家庭，可说对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形一向不甚了解，但她自己并不清楚这一点。罗志田、葛小佳先生曾注意到，赛珍珠的小说《沃土》出版后，江亢虎和陈衡哲都曾批评赛书“未能反映中国的真实”。“实则他们所指责的所谓不真实，多是城市知识分子不甚了解的农村情形，今日当过知青的读书人会发现赛珍珠的描述是颇接近真实的。倒是赛珍珠书中有些安在中国农民头上的西方观念，受西潮影响的江陈二氏反能安然接受，并不指摘”。罗志田、葛小佳：《形象与文化：换个视角看中国》，收《东风与西风》第35页，三联书店，1998年。）。
双方观念不同，自然难以融洽相处。在来看“女博士”的“他们”来讲，这未尝不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但在被围观的人，便觉很不自在（注：指责这一情况表明了四川文化的落后，也反映出陈内心深处作为“先进分子”的优越感。）。同时，陈衡哲“又是心直口快的人，言语间常常透露出对四川的不满，可以说她是不太喜欢四川的”[27]（90页）。爆发冲突是早晚的事。
二
1936年夏的《川行琐记》风波固是围绕陈衡哲文章发生的。但至少对一部分参与者来说，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任鸿隽也。盖任1935年8月经国民政府简任为川大校长，在川大施行了一系列旨在推进学校“国立化”和“现代化”的改革。改革涉及学校体制的诸多方面，也引发了各种矛盾[29]。其中，有关教师的聘任，尤其引发了一部分人的不满。
从1935年8月任鸿隽刚刚接受任命起，成都的舆论界就猜测他会在人事方面做出大的调整。虽然由于时间仓促，保留了大多数人的职位，但他决定废除旧的延聘规则，对教师一律重新加聘，却使很多人产生了危机感（注：《成都快报》1935年9月10日剪报，存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8卷。）。事实上，任鸿隽一直在外物色人选。1936年6月，任鸿隽从北平、南京接洽校务回来，在总理纪念周上宣布，他在武汉、杭州、南京、北平等地联系了一批新教授。但是“因为本校现状下的设备太不够，要真正的专家学者到此地来，非常感觉困难。这次请好几位先生，诸位在报上大概也看到过。其余的各位先生，到了相当时候，再向诸位发表”[30]。按其字面意思，这是说聘选教授的困难。但很多人却从中听到了更多的信息。
7月18日，在风波中一直保持沉默的《成都快报》报道，任鸿隽“本届暑期”决定在省外新聘大量教授，一部分旧教授得知后“颇感恐慌”，“乃开秘密会议”，商量应付方案。不意有一参加会议的教授向任告密。“任意更决，乃索性将曾经参与此项协商会议之教授，除告密者外，一体淘汰”。为了防止消息泄露，任于赴京前将延聘名单密封起来，待其启程之后，始行开封。未得到聘书者，占原教授数目的四分之三[31]。
20日，该报又发表了川大某教授的一封信，否认了被解聘教授开秘密会议的说法，但证实川大确要更换大批教授。他指出，自从任鸿隽决定废止旧的教授待遇规则后，就使不少人自认为属于任氏心中的“将去之客”，存有五日京兆之心。他提出，川大旧教授的资格事实上并不低。“即以此次之被辞退者而论，亦多数在省外有［之］各大学执教多年，前届校长多方罗致方延聘到校者。其中更不乏著述宏博之士”。一旦被解聘，“本省教授，尚可另外辟蹊径；外省教授，则何以堪”[32]？此文大概代表了不少人的意见。任鸿隽提到的“真正的专家学者”使川大旧教授中那些自认的“将去之客”极有意见。联系到李思纯对任鸿隽、陈衡哲“学者”身份的质疑，恐怕这一不满不是解聘事件之后发生的，大概早已在私下流传了。
《新新新闻》也很快做出了反应。“棉花匠”讽刺说：任鸿隽废除教授待遇条例，“使教授们对于饭碗知有今日不知有明日”，“这，我们不能不佩服任校长之威风，足以祸福群儒，大有雷霆不测之势”。“任校长宣布即将新聘大批‘真正学人’，决心除旧布新，淘汰旧聘的‘冒牌学人’。任校长此举对于四川教育，实已尽其敬恭桑梓之能事，我们不能不受宠若惊了！四十余位被解聘的教授，谁叫你们不做几部教科书，不到美国去逛逛，不先在平津著名大学去教教书，真是活该！”[33]
这里“敬恭桑梓”四字，其实原不在任鸿隽的考虑范围之内（或有也不占太大分量），对任并无杀伤力。不过对报纸的读者（四川人）来说，却可起到不小的提示作用。其实，聘任新教授亦是“敬恭桑梓”也，何以用讥讽的口吻说出？可知“棉花匠”的主要意图是刺任“去旧”，而非“迎新”。任鸿隽解聘的教授中，自然有外省人，但其时川大教师中外省籍人士本来就少，被解聘的人当然以川人为主。更重要的是，解聘是在《川行琐记》事件后发生，很容易使人认定此举系与川人为难。
更重要的是，此风波背后也有四川地方军政势力的运作，而这又与其时四川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的暗斗有关。盖自中央军入川后，即积极在四川推行“地方中央化”政策，引起了地方派的不满。针对此，四川社会上乃有所谓“川人治川”之议[34][35][36][37]。“任鸿隽长川大后，除了被主流知识分子们称为“四川杰出人物”的建设厅厅长卢作孚以外，与地方上其他官员接触甚少。更重要的是，任从20年代起就不断地批评四川军人拥兵自重，缺乏国家观念。1933年，任还在一篇文章中明确建议国民政府“用国法军法”，对“四川军阀”“严格以惩”[38]。
事实上，强调“统一”是那时任鸿隽所属的那群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多属自由主义者，言论立场同中央政府时有出入，对中央和国民党批评甚力，但拥护国民政府的态度则极为鲜明。以“《独立评论》派”而言，从1933年底到1935年底，先后有吴景超、蒋廷黻、胡适、翁文灏、傅斯年等人参加到如何统一的讨论中来。虽然关于统一的具体途径，他们各有不同见解，或主武，或主文，但其拥护统一的态度则是一致的。同属自由主义派的《大公报》也在此一时期提出中央集权的建议[39]。而任鸿隽也的确得到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大力支持，蒋答应亲自“主持”川大的校舍改建计划，并在成都、南京数度接见任鸿隽。
任以都先生提到，任鸿隽在川大“一直受到地方势力的抵制，原先的那一派不满，以为家父是中央政府派来的、是蒋介石的人，称之为‘中央人’，因而千方百计，极力杯葛，明里、暗里都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和困扰[27]（89页）。”当时还在川大读书的吴天墀先生也说，蒋介石发表任鸿隽为校长后，表示在经济上支持任。因此，刘湘对任鸿隽有防范之心，二人的感情不融洽。任办事，刘不合作。刘湘亦认为陈衡哲的《川行琐记》是反对四川的（注：此是吴天墀先生于2000年10月31日下午接受我的采访时所说。吴先生在《吴天墀文史存稿》的《后记》中也提到，任鸿隽“和地方当局，特别是刘湘本人的关系不甚融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5页。）。
物理学家魏时珍曾向闵震东先生谈到：任鸿隽“正筹新建校舍，广招贤才的时候，不幸招致地方军阀、土劣的嫉视，适因其夫人陈衡哲对川中军阀暴政以及社会风气，时有指责，不留情面。于是上下纠结，动用小报文痞自称‘乡坝老’之类记者，利用成都《新新新闻》版面，连续多次登载短文，对任先生夫妇大肆攻击，甚至人身诋毁，近于下流。一个本地大学校长受到如此污蔑、揶揄，任先生十分气愤，但上面无人制止；地方当局的军阀刘湘正好以此报复任先生不向他低头拜望之耻，还在南京大施伎俩、鼓噪，说他纵容夫人陈衡哲侮辱四川，借此排挤、打击任氏。任先生才愤而辞职。事先，任校长一度邀请川大素称正直、公道的几位教授先生，如周太玄、李劼人、胡少襄、魏时珍诸人，请教办法，李劼人当即向任先生说：‘那个记者“乡坝老”是他们豢养的一条狗，你犯不着和他们理论！’当日几位先生都为之不平，但都是书生，手无寸铁，徒呼奈何！”[40]按其时李劼人并不在川大任教。不过，周、胡、魏几位都是川大的元老，李劼人则是四川文化界的名流，任鸿隽找他们商量办法是可能的。
在此风波中最为活跃的《新新新闻》自1929年创办起，即有刘文辉、邓锡侯的支持。30年代中期，该报虽已与CC派有了联系，但“对于地方实力派的原发起人，仍竭尽奉承之能事”[41]。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之间虽有摩擦，但当时已因“中央”这一外力的“侵入”而掩盖了地方各派的矛盾。因此，其对任鸿隽的“杯葛”并非偶然（当然，其商业“炒作”的动机也不能忽视）。同时，四川省政府的“机关报”《华西日报》虽因地位关系，自始至终未发一言，既不参与攻讦，也不表示反对，实际上是纵容的态度。
首先挑起风波的《新民报》对陈衡哲“形象”的塑造在后来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奠定基调的作用，而该报实有刘湘的支持。其发起人陈铭德、刘正华、余唯一及邓季惺都是四川人，另一位发起者吴竹似（邓季惺的丈夫。按即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生父）不是四川人，但和陈一起曾在属于刘湘系统的重庆《大中华日报》社工作。《新民报》筹办期间，陈铭德利用曾在《大中华日报》工作的关系，由刘湘的师长蓝文彬赞助开办费2千元。“《新民报》出版后，又通过刘的驻京代表傅常和财务处长刘航琛等人的说动，由刘湘按月津贴报社五百元。稍后，刘又每月给铭德个人活动费二百元”。这样，《新民报》实际上成为刘湘派的一份报纸：“《新民报》从创刊到一九三八年刘湘去世，和刘湘的联系一直难解难分。一九二九年《新民报》创刊时，刘湘还止于割据于川东，四川各派军阀混战正酣，还不知鹿死谁手。在这种局面下，他需要挟‘中央’以自重，从而在‘中央’所在地也需要有一份报纸来替自己宣传吹嘘。这时的《新民报》正适合了他的需要。举凡刘湘集团的扩张和‘文治武功’，《新民报》总是大登特登。刘湘的驻京办事处就有一位司员专司发稿的工作。《新民报》每隔三几天总有刘湘的消息，而且都登在显要地位”[42]。因此，该报首先发难，显非偶然。
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旅京川人也始终与川内舆论保持联系。8月2日，四川旅京同乡会在中央大学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通过了一份“纠正陈衡哲，警告任叔永”的要案（注：《新民报》1936年8月3日，第5版。此条材料承赵灿鹏先生抄示，谨致谢忱。）。6日，旅京同乡会理、监事联席会又通过决议，委托傅况鳞、邓季惺两律师代表该会具控陈衡哲“侮辱川人之罪”[43]。四川旅京同乡会既包括了张群等在党内较为得势的国民党人，也有像杨沧白这样已经“边缘化”了的国民党人，与四川地方社会上层的关系密切。任鸿隽显然感到了这一点。1936年6月24日，在川大学生的毕业典礼上，他特意强调“四川大学不能说是四川的大学”，而是“中国的大学”，大约即是有感而发[9](1936-06-25)。风波发生后，陈衡哲未发一言。8月15日、8月16日，事件基本平息，任鸿隽连续写了两篇文章抒发他的感想。在《四川问题的又一面》中，他说：“我常常说，四川人尽管有许多短处，但排外不是他们的短处之一。但近来也觉得他们如其不积极的排外也许消极的排外，那就是说，于他们的面子或特殊利益有关的时候。”[44]在《关于〈川行琐记〉的几句话》中，他更是亲自出马，对各种批评做了一一回应，指出，这里边或有“误会”，这种“误会”“不是由于读者程度浅稚，有意或无意的不了解，便是由于奸人恶意的挑拨”。他认为，四川社会对《川》文反应如此激烈的原因，就是“四川的朋友们近来习闻民族复兴根据地一类的话，以为我们的一切一切都已尽美尽美，如其有人把我们的缺点拨弄出来，我们便非把他打倒不可”。他警告说：“这样讳疾忌医，正是民族复兴的大阻碍，真正以民族前途为念的，应当痛加革除才是”[45]。胡适把这两篇文章发在《独立评论》的显要位置，《四川问题的又一面》还放在头篇（三篇《川》文都是放在各期的篇末位置发表的），表明他对任、陈的支持。
《川行琐记》风波对任、陈打击甚大。由于陈衡哲的坚持，虽然有行政院、教育部和四川省政府去电慰留，胡适、王世杰、翁文灏、张颐等好友的“劝驾”，任最终还是在1937年辞去了川大校长职务。
三
《川行琐记》风波粗看仅属地方史上的小事，在历史上亦并未产生若何重大的影响，但其“时代意义”却并不可因此小视。盖四川因地处偏远，交通不畅，进入民国以后更在政治上处于半独立状态，不免成为一处国中的“异乡”[26]。傅葆琛说四川人“素来不去管外边的闲事。外边的人也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管四川的事”，可谓一矢中的[46]。这一状况到了3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大的变化。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川境，川军“抵抗”不力，不得已在1935年初打开夔门，中央军入川，四川的半独立状态被打破。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患箭在弦上，拥护国家统一以便一致对外可说是一时人心所向，1935年中央军入川受到了广泛的支持，自然也有不同的反应。张澜20年代末任成都大学校长时就提倡“打开夔门”[47]，但此时一变，提出“川人治川”之议[48]。盖张与国民党一向不睦，并与刘湘交好，此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势力在川扩张甚感不满，也有意无意中表达出四川地方军人的意见。不过，正是有为“军阀”张目的嫌疑，张的意见并未获得广泛的支持。而以“守旧”著称的徐炯，此时则力辩“今日大势，有国界无省界”：“若有英法俄日而治中国，当极端反对之，所谓有国界也。若山东、河北、浙江而治四川，当极端欢迎之，所谓无省界也。”盖“四川者，全国之四川，非四川一省之四川。以四川为一省之四川，此土司之见也。以四川为全国之四川，此春秋大一统之义也”[49]。据易劲秋说，徐文发表后，“赢得一般知识分子尤其大中学生的热烈回响”[50]。按徐文中有“岂谓诸葛武侯尚不如张澜乎”这样的话，可知其作文时心中本有一张澜在，因此不免私人意气的成分。但是，其见解“正大”，受到了趋新而不大喜欢徐炯的成都“大中学生”的欢迎（注：易劲秋是国民党，该文发表于80年代的台湾，或别有深意。不过，这并不影响本文所论事实。）。另一方面，徐炯以“春秋大一统”为理论依据表示支持统一，虽与新文化人有着观念上的差异，但“全国之四川”的表述实与任鸿隽所谓四川大学是“中国的大学”异曲同工。这些地方均表明统一乃是此时成都社会的强势话语。但如前所述，“地方中央化”给地方实力派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与他们有交往的一些“社会贤达”也对国民党的势力极为警惕。同时，政治上的统一并不能掩盖各地人们心目中本已存在的差异。因此，国家观念并不意味着消除地方观念，二者的冲突不仅仅表现在政治精英的权利斗争，也表现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任鸿隽这样的主流知识分子看来，“吾中国人自命为中国人足矣，于此中复自面为某省某县人，有何意义？”[27]（170页）任鸿隽屡次批评乡土观念，认为是与民族（国家）观念相矛盾的。但中国有着注重乡土情谊的传统，任的做法有时使人不解甚至不快。1936年，罗宗文先生曾以“桑梓之情”邀请任鸿隽担任重庆中学生运动会的裁判长，不意任一口回绝。后来他去找张伯苓，张很爽快地答应了。事隔多年以后，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此事仍是他对任鸿隽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注：2001年4月1日上午采访罗家文先生记录。）。任鸿隽有意识地淡化乡土观念，所作所为不免令人觉得“不近人情”。
不过，把国家与乡土区分开来，并不是任鸿隽自己的特殊关切，而是其时思想界的主流看法。如黄炎培1936年3月4日在川大的演讲中也希望川大学生，“就是做梦也要做国家的梦，不要做思乡的梦”[51]。这与本世纪初兴起的由地方自治以获得国家统一的思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地方观念的反面，就是陈衡哲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中国人民“向来缺乏”的“国家观念”。但她也同时指出，“眼前的大难或能使我们牺牲了小我，而为全体着想”；“使我们与我们的仇敌握手合作，同卫邦国”[52]。换言之，国难为统一带来了契机。同时，这也是陈衡哲批评四川的现实语境所在。她在写《川》文的时候，心中所想大概是要作四川人的“诤友”，好使四川这个“特别”的地方变得不特别。但“国家观念”既为大家广泛接受，同时也就意味着它成为人人都能拿来使用的工具，不免有虚悬象征的意味。
如前所述，曾有论者指出，若只是站在“川人的立场”批陈，并不能占到上风，必得转到“民族立场”才能稳操胜券。这一提示恰恰反证多数的批评者是站在“川人的立场”立论的。但从辩论技巧上看，只需把立论角度稍做调整，便可摆脱此一困境。7月2日，“乡坝老”就宣称，他批评陈衡哲，不是出于私心，而是态度正大：“当此国家危乱，举国共谋团结不遑之际，举凡地方观念，土酋意识，是我非他，入主出奴一类狭隘思想，均应力加祛除。”知识分子对此“尤应力行不背也”。《川》文实是“发泄畛域观念，挑拨地方情感，有背中枢统一团结之旨”[53]。法律界人士谢伯川也说：“在这国家多事的时期中，团结全国上下的同胞，一致协力对外，是刻不容缓的事。故调和全国上下的感情，是我们知识界应有的态度。所以现在各个同胞站在整个民族着想，是应把‘地方观念’进一步扩充到‘民族意识’来。”而《川》文“无异是挑拨民族内部的意见不统一”[54]。换言之，谢伯川认为《川》文对四川的批评恰表明陈衡哲抱着的仍是“地方观念”。而一旦扩充到“民族意识”上，《独立评论》派的美国“出身”就成为最致命的软肋。有一位名叫乔华甫的作者讽刺道：“帝国主义者想要征服中国，一面需要‘下人’，一面需要‘优秀分子’。陈衡哲却可在《独立评论》上写篇文章寄给外国朋友，说：‘我不是做妾。’”[55]
双方均以同样武器攻击对方，盖不如此就表现不出自己“政治正确”。不过，对陈衡哲的批评大抵聚焦为“侮辱川人”一项，可见背后起作用的其实还是“地方观念”。但，一方面，“国家观念”或“民族意识”成为“地方观念”合理化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如同任鸿隽的观察，川人的地域自尊心之高涨，又显然与“民族复兴策源地”意识的兴起有关，故陈衡哲说了与一些四川人差不多的话，却被认定不怀好意[26]。换言之，国家观念强化了地方观念，地方观念又借助国家观念的形式得以表达，二者相互纠葛，难解难分。
另外，这一事例也反映出上层知识分子和已经“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及知识青年之间的矛盾。此处所谓已经“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是指取得过功名或在晚清时候有过留日经历的学者。他们一度在民初的教育界和政治界比较活跃。其中又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治中国传统学术即当时所谓“国学”的，一般说来，传统人文素养很高。另一类是在日本学习政法的，通常带有速成性质，专业根底不强。任鸿隽来川大后，前一类教师在学校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后一类则多被排除。给《成都快报》写信的“某教授”大概即属此类。
至于大量的知识青年，一般说来，多拥戴上层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观念。任鸿隽初到成都时他们表示出欢欣鼓舞之态，从报纸上看（这批人是报纸的主要读者和作者），他们对任鸿隽的改革也多持肯定态度（注：有关报道参《华西日报》1935年8月15日；天骥：《新校长任鸿隽氏抵蓉后吾人对川大之希望》，《川报》1935年8月30日；《今后之四川大学》，《成都快报》1935年8月31日；万方：《川大复活的新机》，《新四川日报》，1935年10月22日等。此处报揭均为剪报，存“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8卷。）。不过，陈衡哲的文章显然刺伤了他们。他们从中读出了“洋”气和“富贵”气，这种气质和经验离他们的生活实在太远。《复兴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川》文“引起人家反感的”，不是陈衡哲批评了四川，而是“她那为文的态度”：“我们根本不认为陈衡哲的《川行琐记》是在批判四川人，她不过是在向她的朋友和一般不及她那样‘舒服’的人卖弄自己的华贵而已”[56]。换言之，上层知识分子和追随他们而不及他们那样“舒服”的知识青年之间产生了裂痕。前引乔华甫文说《川》文是陈衡哲寄给“外国朋友”的，当非无心之“误”，正表示出这一心理的距离。但实际上，不少在1936年夏天在报纸上大做其批陈和批任文章的人，与1935年秋对任鸿隽的到来感到欢欣鼓舞的人属于同一群体，他们态度的变化耐人寻味，揭示出“现代化”中蕴涵的“西化”意味与“中国人”认同之间的复杂纠缠。
［收稿日期］2002-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