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白色污染控制的误区_白色污染论文

走出白色污染控制的误区_白色污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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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来,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白色污染,经由一系列沉重的消息,再次冲击着人们的视听:

新华社记者日前在湖北省应城市黄滩镇艾堤村调查发现,近年来,该村先后有7人患癌症身亡。今年10月以来,有两人先后被确诊患癌症。此外,该村得肾结石、皮肤病、不育症等怪病的人数也急剧上升。村民们认为,这与白色污染有关。

重庆儿童医院魏光辉博士近日研究发现,日益加剧的白色污染导致更多男婴女性化。目前,全国每年均有10万余名女性化男婴出生。

在青藏高原,游客随处丢弃的塑料袋被牧人称为“塑料杀手”——许多羊吃下塑料袋后长时间滞留胃中难以消化,被活活饿死。

在铁路、公路几成“白色走廊”之后,白色污染正由城市向农村“推进”,由城乡向旷野“推进”,囊括了长江、黄河,直指雪山、海洋,连远在大西北的塔里木河也遭受重创,当地生态岌岌可危!

白色污染,就是塑料袋、一次性餐盒和农用塑料大棚的薄膜等塑料制品在用后被人丢弃而造成的环境污染,是目前全球环境最大公害之一。我国年消费塑料600万吨以上,年塑料废弃量在100万吨以上。

我国政府自1997年起大力治理白色污染,1998年以来,全国各个地方先后制定了许多法律、政策,采取了许多治理措施。为什么数年过去了,治理白色污染的呼声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大,但是污染却仍在加剧?

有关专家学者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有必要对这些年来我们治理白色污染的对策进行反思,走出观念的误区,“校正”治理的方向。

发泡餐具遭禁,是否应该

在白色污染物中,发泡餐具随处可见。正因为此,1999年1月22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布“6号令”,要求从2001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止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6号令”是政府治理白色污染的第一记重拳,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拳并未收到预料的效果。全国性禁止一次性发泡餐具的推广使用已经有4年多了,现在市场上一次性发泡餐具依然到处可见。

治理白色污染的专家、北京凯发环保技术中心董金狮主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6号令”收效不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定该令的前提——对一次性发泡塑料究竟有何负面影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等问题,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

董金狮指出,一次性发泡餐具用聚苯乙烯制作,质优、洁净、卫生、价廉,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方便,而且杜绝了因消毒不严而引起交叉感染事故的发生,长期以来一直是快餐业优选的包装容器。但由于其在使用后不易在自然环境中自行降解,加上管理不善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淡薄,其废弃物被随意丢弃的现象相当普遍,给市容景观、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人们对一次性发泡餐具的“声讨”不断升级,由最初被指责为白色污染上升到“比核电站事故或是石油泄露还严重的环境灾害”,而后又从环境灾害,升级到其在65℃以上时会放出强致癌物质二恶英并含有多种有害毒素。

“对一次性发泡餐具做定性应该有充足的科学依据!”董金狮指出,一次性发泡餐具在国内外已经盛行了30多年,目前世界发泡餐具的产量仍在不断增长。如果它真的含有毒物质,对于如此重大的关系到人们健康的问题,各国卫生部门和世界卫生组织怎会置若罔闻?

“说一次性发泡餐具会析出二恶英是无稽之谈!”董金狮说,二恶英产生的可能来源:一是以微量杂质存在于含氯芳烃产品中;二是在热反应过程中生成,当焚烧物中含有石油产品纤维素、煤炭等,在300℃左右高温和含氯、苯环化合物及金属催化剂同时存在时很容易生成二恶英。一些聚氯乙烯塑料在燃烧后可能产生二恶英,但发泡塑料餐具的原料是聚苯乙烯、滑石粉、硬脂酸钙等,根本就不含产生二恶英的物质;而且快餐盒的发泡剂也早已换成丁烷发泡,并非氟里昂,所以发泡餐具在生产过程中和二恶英绝无关系。除此以外,作为与食品直接接触的容器,对一次性发泡餐具的包装、储藏和运输等都有严格的要求,餐具成型后立即用塑料薄膜袋包装后再装入纸箱中,因此是不会与外界环境接触的,即使环境中有微量含氯化合物存在,也不会被污染。使用过程中是现用现打开包装,在盛热饭菜时,温度也超不过100℃。可以这样说,一次性聚苯乙烯发泡餐具不会产生也不可能沾染会产生二恶英的物质。中国各级卫生防疫部门以及产品质量检测部门,均没有关于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检测报告或试验数据。

基于上述原因,对于是否应该将一次性发泡餐具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刀切、一禁了之的做法,学术界、企业界一直存在许多争议。近年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提出,应该重新审视“6号令”。

董金狮指出,一次性发泡餐具的真正危害,是产品本身降解腐烂困难,同时由于消费者随意丢弃,容易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和视觉污染。在目前还没有理想替代品的情况下,对一次性发泡餐具宜疏不宜堵,要兴利除弊——既肯定其方便生活之利、允许人们合理使用,同时加强对其废弃物的回收利用。这才是治理发泡餐具白色污染的关键。

技术尚不成熟,“环保”餐盒危害更大

一次性发泡餐具遭到禁止后,市场上开始了对其替代品的研究与开发,可降解技术逐步浮出水面。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6号令”颁布后不久,国家有关部门即出台了《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通用技术条件》、《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一次性餐饮具)》两个国家标准,对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替代品进行了规范。但是,由于两个标准的出发点不同。(前者重在降解,而后者规定回收率大于75%,产品即可获得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因而在应用中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可降解餐具技术在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就被确定为一次性发泡餐具的替代品,开始在市场上兴起一股可降解的风潮。

不可降解是白色污染问题的核心。可降解技术真的能给深受白色污染之苦的人们带来福音吗?

上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白色污染治理对策研讨会”上,众多环保专家质疑可降解塑料餐具。

按照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产品的原料分类,可分为:纸浆模塑型、植物纤维型、光—生物降解型、纸板涂膜型和食用粉模塑型五种,其特点各有利弊:

纸浆模塑型餐饮具外观好,易成型,产品的保温性能、耐折性能及耐压强度较好,原料的来源可再生,废弃后可自行降解。但是这种产品不易长期存放,高温潮湿环境下容易霉变,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也有较严重的污染,成本高且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也有待研究;

植物纤维型餐饮具成本低,生产过程中无污染,但是外观、卫生指标和降解性能较差;

光—生物降解餐饮具生产过程中无环境污染问题,强度好、外观好,易于回收,但是其降解性能并不十分理想,受阳光、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制约较多,在光源不足或是无光情况下降解时间较长甚至不降解;

纸板涂膜型使用性能和外观都较好,易于规模化生产,但是生产过程中有环境污染,不易回收,且产品价格较高,平均每只0.3元以上;

食用淀粉型的价格较低,易于成型并回收利用,但是产品的制作工艺复杂且质量不稳定,使用性能和卫生指标也较差。

董金狮指出,可降解餐具有其特定的应用领域,并不能完全取代原有的不降解或不易降解的餐具,更不能视其为解决污染的良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过于期待用可降解餐具来解决发泡塑料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视觉污染,是不明智的。

北京市城市建设研究院环卫所所长徐海云指出,要理性对待可降解塑料的使用,目前推广使用可降解塑料所具备的条件并不成熟,存在很多问题:可降解塑料技术是在塑料的生产过程中加入了一定量的添加剂,当其废弃在大自然中暴露一段时间后,就被降解为小的塑料微粒,但是永远不可能像植物纤维那样还原成水和二氧化碳。降解后的塑料分子依然会与土壤结合,使土壤的微生物减少,造成土壤板结、沙化、农作物减产。说到底,可降解塑料实际上只是使塑料提前老化、裂化或粉化,让人眼睛看不见而已,最多也只是减少了视觉污染。不但难以回收,更是加重了治理“白色污染”的难度。将可降解塑料推广应用于同食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显然还不具备成熟的条件,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很少这样使用。

据北京环保餐具联合组织与国家环保产品质量监督中心等部门对北京市一次性餐具市场进行的抽查表明,北京市每天要消耗大约200万只一次性餐盒,其中约有120万只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这些劣质的产品既不符合卫生标准,也达不到环保要求。经国家技术监督部门多次检测,产品的蒸发残渣严重超标,特别是醋酸残渣的超标将给人体的健康带来一定影响。从去年开始,市场上还出现了一些原料中加入废工业塑料、塑料农药瓶、医用塑料针管、药瓶等制成的塑料餐盒,这些垃圾餐盒不但会传播疾病,而且里面含有镉等重金属,被人体吸收后,会对肾脏等器官造成损害。

另外,一些中小企业为了迎合市场,盲目改变可降解塑料配方,在原料中加入大量的碳酸钙、滑石粉等矿物质,有的甚至加入石蜡和废塑料;在生产过程中还添加一种叫偶联剂的物质,像钛酸酯等。这些有害的物质随着食物进入人体内,轻者会造成人体消化系统、肝脏的病变,严重的会导致胆结石、重金属中毒,甚至是癌变,特别对儿童的智力发育有严重影响。

白色污染让位“杂色污染”,以纸代塑不可行

不易分解的塑料被认为是造成“白色污染”的罪魁祸首。近年来,人们普遍认为,治理白色污染的根本出路,在于用新的环保材料代替塑料生产人们需要的产品。在此种背景下,经过比较,社会上以纸代塑呼声逐渐高涨,并有许多企业开始生产纸袋、纸餐具。

以纸代塑,是以纸浆为原料,在模具中成型、烘干,生产出的一次性制品。纸制品的主要原料是木材,木材本身含有氯离子,在对纸浆进行消毒漂白时也有氯离子存在,而氯是导致二恶英生成的主要条件之一。日本有关资料已经证实,造纸制浆过程以及纸张制品中,已经检测出二恶英物质的存在。除此以外,纸制品前期的制浆工艺对环境污染较重,后期产品生产时,对质量的控制以及防油防水助剂的质量要求都很严格,否则极容易出现溶出物超标等质量问题。在价格方面,纸制品的一次性设备投入成本较高,年生产3000万只餐盒,投资在300万元以上,大部分为间歇式生产,成品率较低。合格产品的成本至少要在0.3元/只,是一次性发泡塑料产品的3倍左右。最重要的是,纸制品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还有待进一步论证。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添加了防水防油的物质助剂,而且废弃的餐盒一般都会残余少量饭菜和油污。虽然在理论上造纸厂可以回收再利用,但一些纸厂反映,还需要加大投资、添加新的设备才可以完成。

董金狮同时指出,环保的本质不只是被动地防止环境污染,更要主动地保护自然、保护自然资源。我国目前森林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3%左右,如果提倡一次性纸制品,必然会消耗掉大量的林木资源。既使用其他原料造纸,都需要耗用大量的清水、烧碱和其他化学原料,同时产生大量废液。

专家指出,在经过严谨的实验和充分科学的论证之前,轻言以纸制品来代替塑料,有可能会转移治理“白色污染”的注意力,甚至造成新的“杂色污染”,给人体的健康安全带来隐患。

以收费促节约,防治白色污染要“减量”先行

专家指出,在替代品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我国白色污染防治的当务之急是“减量”——运用经济杠杆减少白色污染物的消费量。

如今在超市、菜市场、批发市场、服装店以及各类餐饮场所,到处都有免费塑料袋提供。记者日前在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的一家菜市场看到,一条鱼、几根黄瓜、几把青菜……,每个人在花十几块钱买菜的同时,也拎回了许多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塑料袋。虽然北京市政府一直在提倡市民多使用“菜篮子”和“布袋子”,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大量对环境造成长期污染的塑料包装仍然泛滥不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商家毫无顾忌的“慷慨赠送”;另一方面则源于市民较为淡薄的环保意识。

空军指挥学院李小溪副教授指出,由于技术含量低,再加上生产和流通环节缺乏有效把关,塑料袋的无序生产和非正确使用,尤其是超薄塑料袋的泛滥如不改变,解决“白色污染”问题将永无希望。

他说,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白色污染的治理,一些国家甚至完全禁止生产和使用塑料袋,如南非、孟加拉国、不丹等;有些国家则是对塑料袋实施收费制度,像德国、爱尔兰、荷兰、丹麦等。事实证明,对塑料袋收费是减少塑料袋使用量的非常有效的方法。韩国在1998年对塑料袋实施收费政策后,使用量骤然下降了80%—90%。根据我国国情,完全禁止使用塑料袋是不现实的,当前应针对免费提供导致塑料袋被大量使用的情况,运用经济杠杆——收费来进行调节。一旦实施塑料袋收费,使用数量定会锐减。同时只要塑料袋价位定得合理,少量使用也不会增加群众负担。

李小溪同时指出,治理由于塑料包装袋而造成的白色污染,特别是视觉污染,最主要的还是靠人们树立起正确的环保观念,要靠政府的政策支持、媒体的宣传和广大市民的自觉,同时行动才能够取得“减量”成效。

变废为宝,回收再利用是治污根本之策

白色污染是世界性的难题,各国的治理方法各不一样。我国治理白色污染已有20多年,有过禁止、替代、管理、回收、宣传等多种措施,都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专家指出,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来看,抓回收、重利用是治理白色污染的根本之策。

有专家介绍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白色污染的治理,对白色污染的处理主要有填埋、焚烧、回收再利用等方法,应用最为广泛的填埋和焚烧的方法处理塑料制品,不但会引起“二次污染”,而且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回收再利用,既有效地提高了资源使用率,又可以创造新的价值,是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一次性发泡餐具可以用来炼油,也可以重新制作成文具、磁带盒等物品。董金狮向记者展示了用回收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制作的直尺和笔筒。“4个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就可以做一个直尺;20个就可以做一个笔筒。这些文具又可以用10年。”“1吨废塑料再生利用约可制造出0.7吨汽油,废塑料的价格在每吨三四百元左右,而汽油的价格在每吨2000元左右,回收再利用完全有利可图。”

专家指出,对于人均资源稀缺的中国,一次性消费品的大量使用,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无论是一次性发泡塑料还是其替代品,都需要走回收的路线,建立回收系统并加以再生利用,使其进入良性的循环利用体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资源的回收利用,不仅要解决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相关法律问题、政策问题。对白色污染物的回收利用,仅靠行政命令效果并不理想,关键是要健全法规、政策。美、英、法等国出台的包装法规都要求减少填埋,鼓励回收。日本也相继规定了《容器包装法》、《家用电器循环法》、《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倡导资源回收利用。正是这些法规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了日本白色污染的蔓延。根据国外塑料废弃物的治理经验以及我国各地多年来的实践,要真正解决好各种废旧塑料造成的白色污染以及资源的浪费,必须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和科学发展观,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尽快制定有关包装废弃物治理的全国性法律、法规来代替简单的行政命令。限制人们对各种塑料制品的滥用行为,提倡“少用一点,回收一点,降解一点,替代一点”的消费方式,并最终形成“法规支持,市场运作,科学治理,人人参与”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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