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的英国城乡关系_英国生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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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可以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这种文化当然是以经济和社会为基础,但与此同时也会对现实产生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在英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和城市相比,乡村无疑处于弱势,这在文化上同样可以体现出来,因为乡村的文化属性和价值一般是由那些脱离了农业生产活动的人来定义的。乡村被刻意地塑造为城市的一种对立物,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对立当中,乡村找到了自己的重要价值,即作为一种平衡和纠正城市文明的力量。在英国,这种文化定位一方面阻止了城市对乡村的全面侵蚀,另一方面也让乡村以特有的文化价值全面融入到城市文明当中,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

       一、想象中的乡村

       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乡村,一种是真实的乡村,是农民生活、工作的场所;另一种是虚构的乡村,是文化的产物。与现实的乡村不同,人们所想象的乡村是伊甸园式的,那里没有劳作与贫困,有的只是动人心弦的田园风光和闲情逸致。赫伊津哈指出,“幻想着回归自然的怀抱,憧憬着牧羊人式的纯真生活,这一梦想最为强烈也最为持久。”①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段,总会有人厌倦了日常生活的繁琐,想要回归到之前无忧无虑的纯真年代。这种愿望代表了人类的一种普遍情感,并且通常要借助文学和艺术来实现。②这很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在英国却表现得尤为突出。

       牧歌(Pastoral)和浪漫主义都曾经对西方人的文化审美施加了重要影响。牧歌是西方最古老的文学样式之一。赫西俄德曾在《工作与时日》中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时节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但牧歌这种文学体裁的公认奠基者是公元前三世纪的古希腊诗人忒奥里托斯(Theocritus)。之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文学体裁,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牧歌诗人。文艺复兴之后,包括牧歌在内的古典文化再一次点燃了人们的热情。在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著名诗人西德尼(Sidney)和斯宾塞(Spenser)复兴了牧歌传统。这种传统在接下来的17世纪和18世纪得以延续。牧歌将淳朴、恬静的乡村生活作为赞颂的对象。这类诗歌往往将乡村生活理想化:乡村是美丽、安详的,而居住在其中的人们也是快乐、安逸的。这是一种为精英阶层服务,并满足他们审美需求的艺术形式。在这个过程中,辛苦劳作的农民被刻意地忽视了。“具有审美愉悦的田园风光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把农业过程、农业劳动者,甚至整个村庄从视线里清除出去,留下无人的、如画的风景,使特权观赏者能够观赏纯粹的画面。”③

       然而,在18世纪,英国的田园诗出现了新的动向,越来越注重描绘乡村生活的真实场景。劳动作为乡村生活的必备元素也成为诗人们歌咏的对象。例如,18世纪中叶的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便将乡村生活描绘成令人辛苦劳累的,但与此同时,他又强化了另外一种固有观念——乡村是逃避城市生活的安居地。④

       浪漫主义文学也极大地推动了英国人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在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济慈和拜伦等浪漫派诗人的影响下,自然不仅成为一个被动的欣赏对象,而且成为一种塑造完整、健康人格的积极力量。⑤浪漫主义是对理性主义的必要补充,与之相应,乡村所代表的自然也是对城市生活和工业社会所代表的不自然的救治之方。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对城市生活的厌恶就仿佛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英国,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从很早便开始存在。双方的分野不仅体现在地理上的隔离、外部形态上的差异以及经济功能的不同,而且表现为文化上的分歧。在18世纪上半叶,一位法国评论家写道:“在过去的两千年中,诗人们一直在哀叹黄金时代的逝去。这种情感将会继续并永远存在……城镇的生活属于黑铁时代,因为那里聚集着诽谤、嫉妒、野心和背叛。除非受到城镇的污染,乡村不存在这些罪恶。……被恶念占据的人们将永远不会感知黄金时代的快乐时光。黑铁时代将一直伴随在他们左右。”⑥19世纪的英国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自然的乡村与不自然的城市这种文化范式的影响。这种文化取向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来诸多新的问题,这使得一些英国人将乡村和自然的一些优点理想化,然后借以抨击工业社会和城市生活的一些弊端。在飞速变化的工业与城市文明中,乡村成了平衡性力量。1846年,迪斯累利在议会所做的为谷物法辩护的演讲中说道:维持工业与农业的平衡是历届英国政府的执政原则,这里不仅有政治和社会因素的考量,而且还关系到民众的幸福和道德,以及国家的稳定。⑦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一方面要面对工业社会的种种挑战,这是一个财富急剧增加的社会,同时也是竞争激烈、节奏飞快的社会;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经营一个庞大的帝国,大量的英国人离开自己的祖国,远赴陌生的异国他乡。因此,面对这个充满陌生、变化、凶险和竞争的外部世界,英国人需要为自己的心灵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可以逃离外面的暴风骤雨。

       20世纪以后,随着城市化的程度前所未有,一部分人对城市的厌恶感也达到极点。1937年,英国诗人贝杰曼(Betjeman)甚至表达了让敌方炮弹抹平丑陋城镇的极端情绪:

       来吧,友善的炸弹,落在斯劳市/它已经不再适合于人类栖居,/那里已无青青牧草/蜂拥而来吧,死亡!/……搅烂那被称为城镇的烂地方……⑧

       一些学者注意到,在20世纪,相对于其无足轻重的经济分量,英国乡村在文化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⑨尽管说英国乡村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大举进攻下全线后退,但其并没有失去所有的优势:和城镇相比,乡村被认为代表着更高尚的美感、更健康的人格和更强壮的体魄。⑩此外,相比城市的混乱,乡村更多地表现为秩序井然。当然,乡村的形象也不完全是正面的,其往往也被贴上单调、无知,甚至是缺乏教养的标签。然而,单调和无知难道不是可以被解读为某种“纯真”吗?总之,为了适应日益工业化、日益城市化同时也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英国人认为有必要在文化上达成某种平衡,为此,英国人转头向后看,将目光投向乡村,它仿佛成为一个变化的世界中的一种不变的力量,一个可以将美好的情感和回忆寄托的地方。

       除了文学之外,审美标准还借助其他途径向社会成员灌输类似观念,比如图画和旅游指南等。特别是风景画,它在大众审美方面施加了积极的影响。牧歌所传达出的田园美景不仅使人们沉浸其中,而且促使他们以绘画的形式表达出来。

       虽然关于乡村的艺术想象有着非常久远的传统,但在其产生之后,这种审美体验主要为一小部分精英阶层所垄断。“虽然如画运动把自身建构为一种对自然的不偏不倚的艺术赞美形式,但实际上它代表了一种对环境的精英主义式的占有。……参与这种如画时尚虽不需艺术天分和有原创精神的判断力,却需要钱。出国观光或到西部湖泊区游览不仅需要钱,还要有闲暇时间,而在家营造如画的风景还需有地产,有足够大的花园来容纳通幽之曲径和万千之意象。”(11)

       然而,从19世纪开始,这种对田园风光的热爱逐渐超出上层社会的狭小圈子,不断向下扩散,从中产阶级一直到工人阶级,最后乡村及其景观被公认为整个民族的共同财富。在英国,乡村美学的最早消费者和实践者当属地主阶级。他们在乡村修建私人宅邸,购买田园画。后来中产阶级受到前者的影响,也加入进来。社会学家斯宾塞厌恶地主阶级,但却热爱他们所拥有的东西。(12)这无疑反映了英国中产阶级的共同心态。在乡村美学从社会上层到下层传播的过程中,风景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康斯太勃尔是19世纪英国最负盛名的风景画家之一。他所描绘的英格兰乡村的风景画“产生了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和归属感”,众多移居海外殖民地的人们都带上他的风景画复制品离开英国,其《山谷农场》这幅画的“复制品遍布全世界,东西南北,任何说英语的地方……因此将英国的血脉带到全世界”。(13)对于离开祖国的英国人来说,“英国乡村风光独特而又无法言传的美丽构成了连接他们和祖国的最强烈的纽带。无论走多远,他们都将这份美景铭记于心”。(14)此外,剧场的舞台布景、杂志的风景插图以及全景画也为乡村风景艺术培养了大批新受众。在19世纪,英国有数百万人观看全景画,借此欣赏到了各地的山水风光。(15)

       乡村逐渐成为英国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湖区和英格兰南部乡村风光成为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民族风景。乡村代表着一种没有被工业化和城市化“玷污”的处女地,是英国人的民族性得以延续的地方。乡村而不是城市成为了祖国和家乡的象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一个参战的英国军官被问到为什么而战时,他的回答是:“英国的田野、小路、树林、氛围和美好的时光……”(16)这位军官似乎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象——农舍。这里当然所指的也是想象中的农舍。真实的农舍大多是简陋破旧,不适宜居住的。然而,想象中的农舍却完全不是这样,在这里,农舍象征着自然、母性、童年、永恒和安全,其舒适、美观,但不奢华,是城市中产阶级理想中家的模样。(17)农舍本身便是乡村景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相比高耸的城市建筑,简朴的农舍更像是从本国土地自然生长出来的“土特产”,因此也更具民族性。

       时至今日,乡村景观对于英国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世代相传的民族遗产,英国首相卡梅伦曾于2011年公开表示:其坚信美丽的田园风光是英国的国家财富,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这份财富应当得到珍惜与保护。(18)显然,这种乡村的观念已经成为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乡村景观与文化的破坏与保护

       英国的乡村景观是一种文化产物,是自然与人的劳作以及想象力相互交融的结晶,从中能够读出英国人的审美体验。如上文所述,这种“美”一直为英国人所珍视,并被看作是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和国家认同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城市化如滚雪球般向前推进,乡村景观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城市的不断扩张意味着占用越来越多的乡村土地,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来的田园景观也处于危险之中。从19世纪开始,英国出现了所谓的“郊区化”(19),这里的郊区主要是指城市外围的住宅区。最先是伦敦的商人在通往伦敦的公路旁修建豪华别墅,然后到19世纪中叶,新的定居者——中产阶级开始涌入,最后到19世纪末,工人群体也加入到向郊区迁徙的人流。(20)郊区化不只限于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在英国,甚至很多小城镇都开始有自己的小郊区,城镇中心则被办公楼、商店和旅店所占据。(21)郊区化无疑反映了人们对乡村生活的向往。托马斯·夏普(Thomas Sharp),一位作家兼城市规划师,在1932年写道:“人们已经在城市阴晦的街道上生活得太久了。他们在肮脏的城镇里看不到草木……他们想要在房前屋后拥有自己的花园,并要求和邻居的房子留有一定的距离。”(22)这里具体展现了英国民众所期望的居住条件,低密度、大空间、花园、绿色和隐私是其中的关键词,而乡村是实现以上要求的理想场所。英国民众对公寓怀有一定的偏爱,他们更喜欢独门独户的房子。(23)上面只是讲到了促使城市居民迁往郊区的一般因素。但对个体来说,其更多的是从自身的情况出发权衡利弊。比如说,有孩子的家庭为了子女的健康成长着想一般会选择离城市尽量远的地方居住。(24)一些母亲表示无法接受让自己的孩子在城镇长大,一位艺术家在和家人从城市搬到乡村居住之后,发现乡村环境对孩子们施加了有益的影响,他们变得更加沉稳、温和而懂礼貌。(25)

      

       郊区化引来了不少批评的声音。有人认为,郊区化的本质是自私。这些在郊区居住的人尽管从城市获得收入,却拒绝履行相应的义务。他们的离开使得市中心丧失了活力,市政当局的财政收入也因此枯竭,并且,这种依据阶级来划分居住地的做法也进一步瓦解了共同体精神。(26)一般来说,在英国郊区化的进程中,都是富人们首先从城市撤离,随着城市的扩大,当原来的郊区也变为城区时,这些富人们一般选择再次逃离,到离市区更远的地方居住。

       郊区的发展必然会占用城市周围大量的农田,并破坏原有的田园风光。在郊区的开发建设中,最广受争议的做法是所谓的带状发展(ribbon development),也就是沿着一条交通要道修建房屋。反对它的人认为,道路两旁的住户出入会阻塞交通,并带来安全隐患。不仅如此,借助公路,这些房屋得以深入到乡村内部,破坏了原有景观。因此,无论是从美学还是从实用的角度,带状发展都会带来危害,并被其反对者看做是对乡村破坏性最大的城市扩张方式。(27)

       城市的扩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处于缺乏政府管控的状态。据估计,在1908年之前的15年间,英国大约有50万英亩的农业用地被用于城市和工业建设。(28)在20世纪以前,尽管很多人已经注意到贫民窟、公共卫生状况较差等诸多“城市病”,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以改善,但这些措施仅限于住房政策,英国始终没有出台过城市规划法案。19世纪末,霍华德(E.Howard)提出了田园城市(garden city)的构想,并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各方的推动之下,英国第一部《住房与城市规划法案》于1909年出台。该法案提出的标准是:健康的家居环境、外形美观的住宅、愉快惬意的小城镇、庄严高贵的大城市和清爽宜居的郊区。(29)法案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力来限制城市开发对乡村土地的侵占。1919年,英国又颁布了第二部《住房与城市规划法案》。然而,在限制城市对乡村的扩张方面,这两部法案的效果十分有限。不仅如此,1919年法案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郊区化。因为该法案较之前的一个主要发展就是由中央政府出资支持各个地方为工人修建公共住房。并且,在此时,为工人修建的住宅也要遵循新的较高标准,住宅占地面积也相应增加,那么到城市周围的空地修建这类公共住房便成为合理的选择。(30)所以,城市扩张继续在缺少管控中快速进行着。1932年,英国颁布了《城乡规划法案》(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1932),这是首部规划法案在标题中明确地包含了“乡村”(Country)一词。这部新法案与前两部法案的一大不同之处就是强调了在城市开发过程中对过去一些遗产的保护。所谓遗产则包括建筑物以及一切有历史、艺术、自然生态和美学价值的事物。(31)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由于自身的一些弊端,这部法案没能很好地实现其“保护”职能。从1920年到1939年,英国的城市面积大约增加了50%,与城市扩张相伴随的是公路网络的不断延伸,于是房地产开发也沿着公路深入到乡村地区。(32)1935年,《限制带状发展法》(Restriction of Ribbon Development Act,1935)出台,上文已经提到,带状发展被广为诟病,被认为是最具破坏力的城市扩张方式,而这部法案,顾名思义,就是要对这种开发方式予以限制。1938年,英国又颁布了《绿带法案》(The Green Belt<London and Home Counties>Act,1938)。在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中,城市之间的绿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在这部法案颁布之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在城市的周围规划建设绿带。总之,在二战之前,英国政府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来遏制城市的过度发展。但是,这些措施的有效性遭到了普遍质疑。1947年,城乡规划事务大臣西尔金(Silkin)在议会的发言中坦承:自1909年第一部城市规划法案颁布之后,城市对乡村土地的侵占要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严重,大量优质农田丧失,从1927年到1939年,英国每年损失的农业用地面积平均达到6万英亩。(33)

       1947年《城乡规划法案》(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1947)为战后英国规划政策奠定了基石。这部法案的宗旨主要是源于1942年的《斯考特报告》(The Scott Report)。该报告建议政府支持和鼓励农业发展,同时对工业和城市的扩张予以一定的限制,使得乡村能够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维持自身的特色和繁荣。尽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1947年法案被修改了很多次,并不断有类似新的法案出台,但其基本原则一直得以保留,正因为如此,“对英格兰的农村地区来说,1947年以后,相关的规划政策一直都遵循如下两条基本原则——控制城市和保护乡村免受开发”。(34)

       除了城市化之外,二战之后,另外一个对乡村景观的破坏性因素也日益凸显出来。它来自于乡村内部,即现代农业的迅速发展。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政府决定在二战之后奉行鼓励增加国内农业产出的政策。1947年《农业法案》的出台便是其政策产物。在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之前,这部法案一直都是英国农业政策的一个基石。法案保证了英国农民享有一个稳定的农产品市场和价格,农民的收入也由此得到保障。在政策的激励下,英国农业产出实现了持续的增长,食品自给率也不断地提高。然而没过多久,人们便注意到了现代农业的一些负面作用,特别是其对乡村生态和景观的破坏。就生态而言,农业活动的一大负面影响就是农药和化肥对周围环境的污染。除此之外,农业活动还使得乡村的动植物种类减少,一些自然栖息地也遭到了破坏。就景观而言,现代农业活动减少了乡村风景的多样性,提高产量和效率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单调和乏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英国人对于以上这些负面影响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晰。传统的看法认为农业与自然是一对和谐的关系,农业活动是营造乡村景观的一个积极的、不可缺少的力量。比如,《斯考特报告》认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田野景观是人的物质和审美需求之间相互依存的典范……美丽的乡村是农业耕耘的结果,在实用和美观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35)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二战后农业增产的大背景下,其他目标相应地受到了忽略。80年代以后,随着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再加上英国逐渐抛弃了鼓励农产品产量最大化的政策,乡村的生态和景观保护便被正式提上了政府日程。此后,英国政府和议会出台了一系列法规,致力于保护乡村景观不被破坏。1949年,英国通过了《国家公园和共享乡村法》(National Parks and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Act,1949),在此之后,从1951年到1957年,共有十个国家公园被批准设立,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湖区和峰区。此外,该法案还在国家公园之外设立了“自然美景地”(Areas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在英格兰和苏格兰,38个自然美景地的总面积接近9000平方公里。(36)1986年,英国又出台《农业法案》(Agriculture Act,1986)推出了环境敏感区计划(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reas Scheme)。该计划将保护乡村景观也纳入了政策范围。为了维持某种景观特征,英国政府会给予农民相应的资金补助和奖励。1997年,英国政府还制定法规保护乡间的树篱。一直以来,树篱都被认为是英国乡村风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装饰。相比一大片开阔的农田,有树篱点缀的农田被认为更具层次感和美感,更不用说树篱本身还是一些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现代农业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以及增加农场的面积等目的将大量的树篱砍掉,这在一些英国人看来是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变化。于是,1997年通过的《树篱管理细则》(Hedgerows Regulations)便被用来保护这一重要的乡村景观,其规定凡是超过20米的树篱都要事先经过相关机构的批准之后才可以被铲除。

       除了政府之外,英国很多民间组织也加入到保护乡村的队伍中来。比如说1895年成立的英国全民信托(The National Trust),还有在1926年成立的“英国乡村保护运动”(Campaign to Protect Rural England)。这两个机构的职责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保护。“英国乡村保护运动”,顾名思义,其保护的对象是英国乡村,主要是致力于避免城市化对乡村景观的过度破坏,1947年《城乡规划法案》的通过便有它的一份功劳。相比而言,全民信托的活动范围要更大一些,其宣称要保护英国的自然、景观和历史,尽管如此,乡村仍然是其工作的一个重心。

       二战之后,尽管英国乡村景观日益受到城市化和现代农业活动的侵蚀,但是在政府和民间人士的保护之下,乡村景观在大体上得以完整保留下来。变化是存在的,但不变成为主要特点,所以有人说即便是60年前的英国人也不会对今天的英国乡村面貌感到陌生。(37)

       除了外在的土地和景观之外,与乡村有关的其他一些文化遗产和特色也逐渐被纳入到保护范围。以位于诺丁汉郡的小村庄莱克斯顿(Laxton)为例,它是目前英国唯一还保留敞田制的地方。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确保残留的敞田制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英国政府出手购得了村庄的土地,农业部成为了村庄的地主。(38)现在,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莱克斯顿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遗迹”被保留了下来,值得强调的是,这个“遗迹”不是只能供人参观欣赏的标本,而是一些农场主们生活和工作的真实场所。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拯救和复兴传统民谣和民间舞蹈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推动者是塞西尔·夏普(Cecil Sharp)。他记录和整理了大量的英美民间音乐和舞蹈,并将它们结集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城市化对乡村的扩张不仅表现为有形的土地占用和景观破坏,也表现为无形的文化入侵。到20世纪中叶,有人注意到,乡村的年轻姑娘们都涂抹口红和指甲油,或者是烫发,这让她们看起来和城市的姑娘们没什么两样。实际上,乡村与城市在文化上的分歧只表现在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们身上,他们还在刻意地抵制城市文化的影响。(39)城市在文化上的很多影响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也有一些影响被认为是超出了底线,危害到了乡村生活方式本身。比如说,在2000年发布的《我们未来的乡村》白皮书中,英国政府表示将致力于使乡村免于遭受噪声和光污染。宁静的环境、璀璨的夜空是乡村一直以来的区别于城市的重要特征。因此,保持这两个特点对于保护乡村的生活方式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追求宁静并不是要消除一切声音,源自农业活动和自然界的声音不属于“噪音”行列,它们是乡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其他的声音来源,如工业活动和机动车等,则属于噪音。为此,英国政府准备利用新的修路技术消除路面噪音,打造“安静的公路”。(40)

       三、一个全体国民共享的牧歌田园

       在乡村自身角色的塑造过程中,城市居民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那种乡愁式的、审美式的乡村很明显是城市的产物。英国的乡村最终成为民族认同的标志和全体国民的共同财富,在这个过程当中,乡村也不再只是地主和农民们的乡村,而是成为全体国民的乡村。

       或是追求自然、健康的生活,或是追求主观上的审美和放松,英国城市居民一直以来都有贴近乡村的渴望。上面所涉及的郊区化便是这种渴望的一种现实反映。除此之外,不少城市居民还到乡村旅游、度假,甚至定居。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范围展开,这种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

       英国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了在乡村漫游的风尚。所谓漫游(ramble),就是指自由地在乡野间步行游玩。这便涉及了乡村土地的进入权问题。因为经过持续而漫长的圈地运动,到19世纪,英国绝大多数土地已经被圈围起来,一些乡间道路也因此而封闭。于是,乡村的私人地主和漫游的城市居民之间就进入权的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博弈。市民们的要求很简单,即能够自由进入乡村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正当性源自古老的公用地使用权。而一些地主则想捍卫自身财产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拒绝市民的要求。为了争取和维护乡村进入权,人们成立了诸多民间协会,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漫游者协会(The Ramblers’Association)。时至今日,尽管这场“战争”仍然没有终止,但是漫游者们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诸多权利。早在19世纪上半叶,因圈地运动导致公用地减少而使得民众的运动休闲空间丧失的问题便已经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关切,为此英国政府也出台相关法令确保民众享有一定的户外公共空间。至于城市居民的乡村进入权问题,则要到二战之后才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突破。1942年的《斯考特报告》指出有必要为民众进入乡村和风景区提供便利。接下来,1947年的《城乡规划法案》和1949年的《国家公园和共享乡村法》进一步确立了民众的乡村进入权。1949年的法案通过设立国家公园的方式增加了民众接触自然和乡村的途径。

       包括漫游在内的乡村旅行只能让人短时间地欣赏乡村风光,而在乡村定居则可以使人永久地“拥有”某一处风景。在现代工业社会到来之前,乡村一直是英国人最主要的居住和生活场所。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开始不断向城镇聚集,这使得英国的城镇人口数量于19世纪中叶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在此之后,城镇人口的规模优势不断扩大,到1914年,五分之四的英国人居住在城镇。对于这些城镇居民而言,乡村最主要的作用在于提供农产品,但与此同时也为他们厌倦城市时提供了逃避之所。1992年,英敏特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50万英国人打算在五年内移居乡村,此外,850万英国人有相同的愿望,但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实现。(41) 这个调查结果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众多英国人想要到乡村居住的强烈愿望。和一切人口迁移活动一样,其出现也可以用“推力”和“拉力”来解释。推力当然就是一些人厌倦了城市生活,厌倦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环境脏乱、拥挤嘈杂、压力过大等等;而拉力便是乡村生活对于这些城镇居民的吸引力,相比城市,乡村的环境更加安静、自然、轻松。交通的便利也使得居住在乡村工作在城市成为可能。这种居住地点和工作地点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工业革命之后工作逐渐从家庭空间分离出来的总体趋势。家庭不再是人们工作的场所,而是人们工作之后休息和放松的地方。为此,人们越来越重视家的私密性和舒适性。正如上文所述,对于一些城市中产阶级来说,还有什么地方比田园农舍更能满足这些要求,并且更有家的感觉呢?

       城市居民在乡村选择房址时,周围的风景往往是最重要的参考标准之一。为了拥有一个优美的视野,人们不惜多花费数以万计的英镑。在这里,风景也成了一种资源和可买卖的商品,并是房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舍本身则代表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相互交融。尽管农舍的外部环境是乡村田园,而其内部则更多的是现代陈设所带来的舒适、便利。很显然,这些向往乡村的城市来客喜欢的只是外部的乡村风光,而不是简陋、破旧的农舍内部环境。一些人甚至将两个或三个农舍拆掉,并在其基础之上建造符合城市中产阶级居住标准的至少拥有三间卧室的独栋住宅。(42)

       根据2011年英国人口普查数据,英格兰总人口为5300万,其中930万居住在乡村地区,占总人口的17.6%。在这930万乡村居民中,只有3.2%的人从事农业活动,其余的都在第二或第三产业就业。(43)毫无疑问,从事非农职业的乡村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城市移民。结合该报告的其他相关数据,可以明显看到城市中产阶级移民对乡村人口和工作结构的影响:有9.6%的乡村居民在家工作,而依靠私家车前往工作地点的比例则高达68.6%;在乡村就业人口中,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高级官员所占的比例达到14%,非技术工人的比例为9.4%,前一个数字比城市地区的高了3.8%,而后一个数字则低了2.1%。(44)

       城市居民大量迁往农村意味着人员和资金从城市向乡村地区流动,这毫无疑问有利于乡村的繁荣,从而避免了其因城市的过度扩张而凋敝。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发现,在一些主要依靠农业为生的村庄,年轻人口的流失非常严重,有些村庄的人口只剩下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随着人们的离去,整个村庄也丧失了生气与活力。(45)在威尔士中部的一些偏远地区,人口数量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峰值,此后便开始持续下降,然而到80年代的时候,由于城市居民的涌入,当地人口在过去一百年里首次出现了增长的势头。(46)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乡村的个人居住条件总体上好于城市,住房成本更低,无家可归的人更少。(47)一般而言,和城市相比,教育往往是乡村地区的短板。然而,根据这份报告,英国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质量基本持平,不存在明显差距,并且在18~20岁年龄段,乡村人口进入高等院校的比例要高于城市人口,此外在乡村地区,拥有各种技术资质的人口比例也比城市地区更高。(48)乡村人口的总体健康状况也优于城市地区,其表现在更长的人均预期寿命、更低的婴儿死亡率,以及遭受各种疾病的影响程度更低。(49)

       尽管说城市居民的大量到来为乡村注入了活力,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从城市迁来的新移民与乡村的本地居民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矛盾。文化的冲突是普遍现象。可想而知,原本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都与农民有所区别。一些村庄因此被撕成了两半,本地农民和外来者住在同一个村子的两端,这种居住空间上的隔离还伴随着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对抗和敌意。(50)这类冲突的最极端例子发生在威尔士。与英格兰相比,威尔士的乡村风情更加浓郁,因此引来大量英格兰人到威尔士乡村买房定居。然而,这些外来者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除了包含普遍的城乡差别之外更增添了一些微妙的民族因素。这些外来的英格兰人不仅在经济上更加富裕,而且在文化上也具有一定的优越感,因此他们不肯学习当地的威尔士语。(51)

       杰里米·伯查特指出,对英国城市来说,农业和农村有两个至关重要的职能,一个是生产农产品,另一个是提供审美对象。(52)然而,这两个职能在实现起来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因为想要扩大农产品产量就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多使用农业机械和化肥,这样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改变本来的面貌,使得一些具有美感的乡村景观消失。因此,这便需要在二者的重要性之间进行权衡。总体而言,二战结束之后的大约30年间,生产农产品的职能被置于相对优先的位置,但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全世界范围内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英国逐渐放弃了食品自给的政策,乡村的第二个职能凸现出来。农业生产活动开始受到一定的限制,以满足保护环境和景观的目的。

       具体到乡村,那些新迁来的城市移民与本地的农民在对乡村角色的认知上出现了分歧。前者热爱的是那种纯净自然的田园风光,这种热爱更多的是源于文化和审美的需求。然而,这些在当地的农民看来可能会有些不可思议。农民作为土地的直接耕作者较少有这种想象,他们更关注实际利益,土地所代表的更多的是朴实与实用,而不是美感。正如一位农场主兼作家所说: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乡村是他们的免费游乐场,与这个功能相比,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被置于次席;对于农民来说,商业性的盈利是农业活动的前提。(53)有时,农业活动会与这种审美需求发生冲突。例如,一位农场主修建了一座牛奶场,其正好处于一个城市移民的视野之内。为了避免破坏周围的美感,这位农场主已经在牛奶场四周种上了树木,然而这没能让后者满意,因为他认为原来风景的完整性已经被破坏,并且这些新栽种的树不是本地品种。(54)

       城市中产阶级的大量迁入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乡村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面的相对落后。以取暖为例,2010年,在城市地区,89%的家庭依靠天然气取暖,而在乡村地区这个比例仅为66%。(55)出现这个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不少乡村地区没有天然气管道。乡村居民不得不依赖更加昂贵的取暖方式,比如说燃油取暖,这使得生活成本增加。城乡的另外一个差距体现在宽带网络,因为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私人投资一般不会顾及。(56)总体而言,和城市居民相比,乡村居民要走更远的距离去购物、工作和学习,并且由于公共交通的相对缺乏,这些人不得不主要依赖私家车出行。(57)就目前而言,这些是想在乡村生活的人所必须忍受的一些不便。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和城市的贫民窟一样,乡村地区恶劣的住房和卫生条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1901年,著名的社会改革家霍华德指出:由于缺乏良好的排水和卫生设施,乡村地区自身所具有的自然健康的优势也丧失殆尽,一部分村民逃离了自己的家园,而留下来的人却又相互挤在一起居住,其程度与城市的贫民窟不相上下。(58)根据20世纪初的一份抽样调查,78个村庄中共有4179间农舍,其中有25%的农舍被评价为“差”或“极差”,60%的农舍没有壁炉。此外,乡村的住房短缺问题也十分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城镇。在122个乡村地区中,将近一半都存在住房短缺的问题。(59)对此,英国政府的应对办法是在乡村修建大量的廉租房。等到60年代,在一些村庄,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都居住在这类房子里。(60)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二战以后,英国乡村的住房和卫生状况得到了改善。也就是说,纵向比较,农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如果横向对比的话,那么在二战之后,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便凸显出来。这主要是由于大量中产阶级的迁入加剧了乡村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一端是富裕的外来城市移民以及一部分本地地主和农场主,另一端则是本地的贫困人口,主要是由农业工人构成。一些学者进而指出,随着乡村越来越中产阶级化,这种繁荣富贵的表象便掩盖了下面的贫困,使得人们忽视了乡村中存在的各种问题。(61)这的确说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以平均可支配收入而言,乡村比城市更加富裕,(62)然而也正是这种“富裕”遮挡住了乡村所存在的贫困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人便已经注意到乡村商店和酒吧等服务业迅速萎缩的趋势,(64)中产阶级的大量到来不但没有将其扭转,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种趋势。因为富裕的中产阶级一般选择驾车去更远的地方获取优质的服务。然而,对于一些没有私家车的乡村贫困人口来说,这种变化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贫困程度。此外,中产阶级还抬高了当地的房价,抢占了当地的房源,从而不利于穷人。根据1995年一项调查,在一些乡村地区,超过40%的20~30岁的年轻人不能购买自己的住房或是找到合适的租住房。这种挤出效应已经促使一部分年轻乡民离开了自己的家乡。(64)

       总而言之,城市中产阶级向乡村的转移是一个利弊兼有的现象。好处主要体现在促进了乡村的繁荣,增加了其活力,而随之而来的麻烦则是本地农民和外来者之间的各种矛盾。当然,这些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并且双方在利益上也有重合之处——他们都居住在乡村,因此当面对城市时,他们可以联合起来为乡村争取更多利益。1997年成立的乡村联盟(Countryside Alliance)就是这方面的一种体现。

       毫无疑问,城乡关系的发展方向是一体化,而一体化是指将城市和乡村的各自优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实现共享,而不是抹煞各自的特点或是把各自的缺点“传染”给对方。城乡一体化的真正目标,是让所有的公民,无论是来自城市或乡村,都可以既享受到城市所带来的机遇、财富和种种现代化的便利,也可以享受到乡村所提供的恬静、优美的田园风光。城乡一体化发展本质上还是城市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城市无疑处于主动地位,而乡村则处于被动地位。即便是那些被认为应当保留的乡村特色也主要是为了迎合城市居民的口味和需求。尽管如此,乡村的自身认同及其一部分文化、自然特质至少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保留了下来。并且在英国,这种特质进一步影响到城市的建设和规划,使得城市的外观和环境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乡村化”。以至于现在,英国城市和乡村的界限已经变得非常模糊。

       关于英国乡村的未来,英国政府在《我们未来的乡村》白皮书中确立了如下愿景:一个宜居的乡村,建设繁荣的社区,提供高水准的公共服务;一个工作的乡村,推动经济活动多样化,实现稳定和普遍的就业;一个受到保护的乡村,保证自然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一个充满活力的乡村,强化乡村社区,让乡村的命运掌握在其自身手里,让各级政府都能听到来自乡村的声音。(65)

       无论还有多少困难和遗憾,但相互融合中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英国人对未来的信念之一。相信这一点,也会逐步成为中国乡村未来的发展理念。

       注释:

       ①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刘军等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②John Goodridge,Rural Lif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Poet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3.

       ③温迪·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赵红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④Jeremy Burchardt,Paradise Lost:Rural Idyll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since 1800,London and New York:I.B.Tauris Publishers,2002,p.27.

       ⑤Jeremy Burchardt,Paradise Lost:Rural Idyll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since 1800,p.29.

       ⑥L’Abbe Le Blanc,Letters on the English and French Nations,London:J.Brindley,1747,pp.176~177.

       ⑦A.E.Bland,P.A.Brown,and R.H.Tawney,English Economic History:Selected Documents,London:G.Bell and Sons,Ltd.,1914,pp.709~711.

       ⑧温迪·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第179~180页。

       ⑨Brian Short,“Images and Realities in the English Rural Community:An Introduction,”in Brian Short(ed.),The English Rural Community:Image and Analysi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

       ⑩Brian Short,“Images and Realities in the English Rural Community:An Introduction”,in Brian Short(ed.),The English Rural Community:Image and Analysis,p.2.

       (11)艾丽森·比耶雷:《风景的用处:如画美学与国家公园体系》,《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第40~41页。

       (12)温迪·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第30页。

       (13)伊丽莎白·赫尔辛格:《英国的土地与国家的表征》,《东方艺术》2010年第23期,第120页。

       (14)Barry Reay,Rural Englands:Labouring Liv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172.

       (15)温迪·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第34页。

       (16)Brian Short,“Images and Realities in the English Rural Community:An Introduction,”in Brian Short(ed.),The English Rural Community:Image and Analysis,p.2.

       (17)关于英国农舍与文化的详细论述,参见Karen Sayer,Country Cottages:A Cultural History,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

       (18)“David Cameron:I promise to protect the countryside,”http://www.telegraph.co.uk/earth/hands-off-our-land/8777899/David-Cameron-I-promise-to-protect-the-countryside.html.

       (19)郊区存在的历史肯定不能以19世纪作为时间上限。它的源头十分久远,很可能在有城市时就有郊区了。

       (20)P.J.Waller,Town,City,and Nation:England,1850~1914,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45.

       (21)W.A.Armstrong,“The Countryside,”in F.M.L.Thompson(ed.),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1750~1950,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27.

       (22)Alun Howkins,The Death of Rural England: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ountryside since 190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96.

       (23)尽管英国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公寓,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明显偏少,并且其中有不少都是政府为穷人修建的廉租房。很明显,独门独户的房子并不适合所有人,而公寓自身也有一些前者所没有的优点,因此英国公寓数量明显偏少的事实很可能要归于文化上的因素。

       (24)P.J.Waller,Town,City,and Nation:England,1850~1914,p.152.

       (25)Alun Howkins,The Death of Rural England: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ountryside since 1900,pp.180~181.

       (26)P.J.Waller,Town,City,and Nation:England,1850~1914,pp.145~146.

       (27)Jeremy Burchardt,Paradise Lost:Rural Idyll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since 1800,pp.90~91.

       (28)“Sitting of 12May 1908,”Hansard,12May 1908,Vol.188,c958.

       (29)Barry Cullingworth and Vincent Nadin,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in the UK,thirteenth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15.

       (30)Barry Cullingworth and Vincent Nadin,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in the UK,p.16.

       (31)John Delafons,Politics and Preservation:A Policy History of the Built Heritage,1882~1996,London:Routledge,2005,pp.36~37.

       (32)Sydney Checkland,British Public Policy,1776~1939:An Economic,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376.

       (33)“Sitting of 29 January 1947,”Hansard,29 January 1947,Vol.432,cc949~950.

       (34)张城国、武廷海:《英格兰农村服务及设施配置研究综述》,《国际城市规划》2010年第4期,第38页。

       (35)Ministry of Works and Planning,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Land Utilisation in Rural Areas,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42,p.4.

       (36)John Martin,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British Farming since 1931,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0,p.170.

       (37)Jeremy Burchardt,Paradise Lost:Rural Idyll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since 1800,p.156.

       (38)J.D.Chambers,Laxton:The Last English Open Field Village,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64,pp.16~17.

       (39)W.A.Armstrong,“The Countryside,”in F.M.L.Thompson(ed.),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1750~1950,Vol.1,p.149.

       (40)DETR,Our Countryside:The Future,A Fair Deal for Rural England,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2000,p.111.

       (41)Karen Sayer,Country Cottages:A Cultural History,p.190.

       (42)Karen Sayer,Country Cottages:A Cultural History,p.176.

       (43)DEFRA,2011Census Results for Rural England,London,2013,pp.7,53.

       (44)DEFRA,2011Census Results for Rural England,pp.36~37,50.

       (45)W.A.Armstrong,“The Countryside,”in F.M.L.Thompson(ed.),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1750~1950,Vol.1,p.146.

       (46)John Martin,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British Farming since 1931,p.188.

       (47)DEFRA,Statistical Digest of Rural England 2014,London,2014,p.69.

       (48)DEFRA,Statistical Digest of Rural England 2014,pp.106~111.

       (49)DEFRA,Statistical Digest of Rural England 2014,p.121.

       (50)Alun Howkins,The Death of Rural England: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ountryside since 1900,pp.181~182.

       (51)Alun Howkins,The Death of Rural England: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ountryside since 1900,pp.178~179.

       (52)Jeremy Burchardt,Paradise Lost:Rural Idyll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since 1800,p.158.

       (53)Alun Howkins,The Death of Rural England: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ountryside since 1900,p.110.

       (54)Karen Sayer,Country Cottages:A Cultural History,pp.180~181.

       (55)DEFRA,Statistical Digest of Rural England 2014,p.105.

       (56)英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出台了一项宽带普及计划,主要面向乡村地区,通过投资10亿英镑带动宽带的建设,目标是在2017年之前实现2Mbps及以上宽带的100%覆盖,同时实现24Mbps及以上宽带的95%覆盖,从而使英国在数字化经济的发展中占据优势。

       (57)DEFRA,Statistical Digest of Rural England 2014,pp.61~65.

       (58)Paul Milbourne,Rural Poverty:Marginalisation and Exclusion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4,p.18.

       (59)“Sitting of 12May 1908,”Hansard,12May 1908,Vol.188,cc950~951.

       (60)Alun Howkins,The Death of Rural England: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ountryside since 1900,p.184.

       (61)Paul Milbourne,Rural Poverty:Marginalisation and Exclusion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p.19.

       (62)DEFRA,Statistical Digest of Rural England 2014,p.79.

       (63)Alun Howkins,The Death of Rural England: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ountryside since 1900,pp.184~185.

       (64)John Martin,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British Farming since 1931,p.188.

       (65)DETR,Our Countryside:The Future,A Fair Deal for Rural England,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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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下的英国城乡关系_英国生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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