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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史方面，人们写出的或明或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比公然宣称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去理解科学史的作品要多，而且要多得多”①，那么英国晶体学家贝尔纳(J.D.Bernal，1901-1971)则是少数公开承认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他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是“天然的、彻底的、充满争议的”②。贝尔纳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的先驱，是科学家社会责任运动的领导人物，曾在数百家委员会和众多科学及政治组织中任职。2005年，一部关于贝尔纳的新传记——《贝尔纳：科学圣贤》(J.D.Bernal:The Sage of Science)问世，传记对贝尔纳科学方面的贡献大为赞赏，对他的哲学和政治学则不以为然。《科学》(Science)上一篇对该传记的评论写道：“尽管作者同意贝尔纳的科学和共产主义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但还是把政治的那面视为‘赝品’，最终不能很好地理解贝尔纳。”③其实，这种“一分为二”的态度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贝尔纳的看法。2005年，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北京召开，次年，普林斯顿大学和伦敦科学博物馆联合举办了1931年国际科学史大会75周年纪念会，这两次会议再次引起人们对贝尔纳及其同时代人所留下的文化遗产的讨论。
贝尔纳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际遇
贝尔纳曾是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和民族主义者，立志将科学应用于战争，以便把他的家乡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一切在他就读于剑桥大学之后彻底改变了。1919年10月，贝尔纳来到剑桥，感到整个剑桥思想活跃，十分解放。1919年11月7日，时逢十月革命两周年纪念日，他聆听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演讲者名叫迪金森(H.D.Dickinson)，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在《科学的社会功能》序言中，贝尔纳向他的朋友和同事们致谢，感谢他们在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建议和批评，其中第一位就是迪金森。)当天演讲结束后，贝尔纳和迪金森交谈至凌晨5点钟，5年后他回忆当时的场景说：
迪金森用了几个小时简明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的伟大实验，一切都那么清楚，那么普世，那么吸引人。我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显得多么狭隘，我的军事计划显得多么荒唐和反动……人民将把所有那些我憎恨的东西一扫而空，并带来一个科学的国度……我看到我的整个人生是多么空虚，我要永远打破它，迪金森带给我新的光亮和生命，使我的宇宙灰飞烟灭了。④
自这次交谈后，贝尔纳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多部著作，并受之鼓舞积极投身政治运动，他1923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6年动员支持了英国工人的大罢工运动。1929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爆发，原本笃信科学研究是为人类谋福的人们发现科研成果被大规模用于有害于社会的目的，造成了大量的失业和更加残酷的战争；另一方面科学家感到自己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很不协调、杂乱无章，到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极其无效率的体制”⑤。当时，世界已经分裂为两种经济制度、两种社会关系体系，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世界经济严重萧条之际取得了实际的成功，英国科学家为寻求出路表现出对苏联组织和利用科学问题的极大兴趣——“苏联的成功对科学家尤其有吸引力，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克服目前科学应用过程中难以置信的混乱状态的方向。”⑥
《自然》(Nature)上的一篇评论写道：“1930年代，贝尔纳变成了一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拥有如此强大分析能力的人是如何妥协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它似乎是一种取代天主教的信仰活动。”⑦在贝尔纳的这一转变中，苏联思想家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在英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趣真正开始于1931年举行的国际科学史大会”⑧。贝尔纳受到苏联思想家的影响，进而又帮助扩大了他们的影响。
1931年，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伦敦召开。以布哈林(N.I.Bukharin)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的发言强烈地震撼了贝尔纳，他感到，相比于其英国同事对哲学和社会事务的冷漠态度，苏联科学家表现出完整、统一的哲学观念和明确的社会目的性，尤其是赫森(B.Hessen)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说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科学，可以而且正在为理解科学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提供丰富的新概念和新观点”⑨。苏联代表团发言当天，英国代表团的左翼知识分子与他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两边都因这次交流而非常激动，布哈林、赫森和其他几位代表甚至在数学家霍格本(L.Hogben)家中呆了一个晚上，之后英国科学记者克劳瑟(J.G.Crowther)带领布哈林和赫森参观了剑桥大学。⑩
1931年大会之后，英国出现了一批关于苏联科学实践和以马克思主义视角讨论科学技术史的书籍，比如克劳瑟的《苏联的工业和教育》(1932年)、《苏联科学》(1936年)、《科学的社会联系》(1941年)；生物学家赫胥黎(J.Huxley)的《一个科学家在苏联》(1932年)；霍格本的《为了公民的科学》(1938年)；生物学家霍尔丹(J.B.S.Haldane)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1938年)；莱维的《现代科学》(1939年)；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Needham)和戴维斯(J.S.Davies)的《苏联的科学》(1942年)，等等。贝尔纳更是直接称赞赫森的论文是关于牛顿的漂亮工作，是辩证分析的典范，公然表示要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他生活中的指导思想和行动中的最有力因素(11)，随后《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年)和《历史上的科学》(1951年)相继问世。沃尔斯基(G.Werskey)认为相对于没有固定教室、没有校园、没有围墙的“无形学院”，这群30年代的左翼科学家年龄相仿，同在剑桥大学教学和科研，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同时又都关注社会问题，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并且在政治上同情英国共产党或工党左翼，形成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学院”。(12)
贝尔纳和他的同事们可谓“自然哲学”传统的最后践行者，他们在科学研究之外对哲学和史学保有广泛的兴趣，《科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上的科学》即是贝尔纳以业余爱好者身份从事哲学普及工作的产物。在对贝尔纳工作的评价中，赞同的声音认为“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贝尔纳在研究科学时坚定地把历史放在其研究的中心”(13)；批评者则责怪他“过多地受到早期马克思主义狂热分子特有谬论的影响，陷入了非常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窠臼”(14)。
贝尔纳的科学哲学植根于恩格斯传统，他认为恩格斯自然观念的核心在于视自然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的作用是阐明和统一科学各分支与其他分支的联系以及与其他人类活动的联系，并且指示可能在未来产生进一步成果的思考方向。他宣称辩证唯物主义是当下最强有力的知识潮流，是最适合科学的哲学，它不仅为革命性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基础，也为增进科学提供了基础。它是从科学中提炼出来的哲学，又为科学带来秩序和前途，照亮科学前进的道路。它不是科学的替代品，不是知识的捷径，不是从外部施加给科学发现的教条，而是一种整理科学实验结果并指示新的实验道路的方法，一种从科学自身发展中得来并随着科学发展而发展的方法。他甚至坚称如果辩证唯物主义在科学界得到更广泛的认知，那么相对论、量子物理、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理论基础都将在不久的将来被发现。(15)遗憾的是，贝尔纳并没有尝试以自己的科学研究为例，说明辩证唯物主义是如何在其工作中发挥作用的。
贝尔纳对苏联科学组织模式的辩护
贝尔纳在伦敦大会结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即随英国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团出访苏联。在那里，贝尔纳又一次会见了布哈林和植物遗传学家瓦维洛夫(N.I.Vavilov)，他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实践大加赞赏，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种新的精神，即科学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正在注入到政治和工业中去”，而这个“合理计划本身，就是应用科学方法于人类事务，它需要纯科学在这种社会中处于一种非常广阔而又特殊的地位”。贝尔纳等人还注意到苏联最近召开了多次关于科学规划的会议，认为在苏联，科学规划之所以可能，主要是源于一种对科学的全新理解，科学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方向和成就并不是从与世隔绝的天才人物的头脑里蹦出来的，而是由那个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所决定的”(16)。这正是赫森在1931年科学史大会上所表达的主要思想。
1949年，贝尔纳比较详细地谈到他对赫森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的理解，他认为赫森的工作由两条线组成：第一条线是对实际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牛顿的科学发现作历史分析，证明牛顿的思想首先有赖于他那个时代的根本性技术问题，如航海学、弹道学、冶金学等。第二条线则是证明，在苏联的计划工业中，科学与技术是密切相关的。在这种相关关系中，科学与技术双方面相互受益：工业从科学中得到的好处是，采取新流程，提出合理化建议，迅速解决自己的问题。而科学从工业得到的益处，则是在研究课题上的巨额投资，一贯到底的组织系统，以及在大规模工厂生产线上从事实验活动，这种实验活动，绝大多数是在实际生产中提出的，而且是由工人参加的智力协作。(17)
从这段评价来看，贝尔纳把赫森的工作首先看作一种“历史分析”，只不过贝尔纳用“有赖于”这种相对较弱的措辞代替了赫森那里的强因果联系。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史家或科学哲学家，作为科学家的贝尔纳从这种“历史分析”中首先引出的不是史学方法或哲学意蕴，而是表现出对苏联科学组织模式的浓厚兴趣，认为赫森的工作是关于科学与技术之间应然关系的一种阐述，并相信在苏联的计划工业中，科学和技术已经很好地实现了这种互动：“密切相关”、“相互受益”。贝尔纳还细致地描绘了这种互动在苏联实践中的具体操作，苏联“在问题与解决办法之间存在有来有往的交流渠道”，即工厂实验室以精确方式提出工业上的问题，交给了技术研究所，凡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现有技术知识范围之内的，便在那里予以解决，如果事实证明人们对大自然的机制缺乏某种较为基本的理解，便把问题交科学院处理。这样工业就可以向科学界提出新的和根源性的问题。同时，大学或科学院有了任何基本发现，也立即把这种发现转告工业实验室，使一切有用的发展尽快用于实践。(18)
对待苏联实践的态度一直是贝尔纳饱受批评的领域之一，他在这方面的确缺乏一种基本的批判精神。他对苏联科学和科学哲学的印象格外深刻，以至于经常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给予有利判决。(19)随着时间的推移，贝尔纳发现了一些困扰他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关系到苏联科学家命运的事情，但在冷战的气氛下他从未公开批评过苏联。
贝尔纳毫无保留地赞扬苏联的科学组织模式，认为相比于“目前西方科学和工业脆弱而混乱的体系”，苏联科学、技术与工业能够如此相得益彰，就在于它是“根据一个计划来发展的，而这个计划本身则仅是范围更大的物质和文化发展计划的一个部分”(20)。贝尔纳还表达了效法苏联计划科学的坚定决心：“除非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工作加以规划，科学工作就无法进展。”(21)这一提议立即招来批判，牛津大学的动物学讲师贝克(J.R.Baker)把贝尔纳的学说冠以一种“主义”，以“强烈抗议贝尔纳主义”为名发表书评称：“那些声称只有具有合适目标的科学研究才能服务并保护人类的学说认为，研究工作者应该被组织成一伙并被告知去发现什么，那么为了知识本身而去追求知识就与解字谜游戏的价值相同了。”他还预言，如果贝尔纳主义者被授权实施他们的科学计划，那么科学发现就将停止。(22)对此，贝尔纳回应道，单个工作者思考和活动的自由是科研事业的最终依托，但在不损害它的前提下，科学可以组织起来，也必须组织起来。(23)紧接着，曼彻斯特大学的物理化学教授波兰尼(M.Polanyi)也表达了与贝克相同的看法，他对贝尔纳的书做了批判性评述，明确反对贝尔纳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当允许科学自由地去追求它自身的精神目标时，它才会慷慨地施恩于人类，但如果一定要求它服务于社会需要，它就会萎缩荒芜”(24)。波兰尼和贝克素未谋面，但共同的抨击对象使他们结成了特殊的友谊，一年后科学自由协会成立。
贝尔纳的论敌们认为他完全忽略了科研事业的特殊性，但事实上，贝尔纳对此是有意识的：“比起任何种类的生产计划来，科学工作计划具有的确定性是属于另一种性质的”，它包含太多出乎意料的因素，无法在事前估计出会有什么新发现，或者有没有可能得出成果来，并且把科学事业组织起来就有破坏科学进步所绝对必需的独创性和自发性的危险。(25)但他最终认为这些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在于：“在苏联，最新的事态都表明，在科学组织工作中把自由和效率结合起来还是可能的。”(26)
贝尔纳的科学政治学：作为共产主义的科学
学界对赫森论文比较集中的批评在于其具有意识形态科学史的某些特质，即把特定的政治制度描述为在发展科学方面特别优越，以此为这种政治制度的合法化辩护。格雷厄姆教授指出，在赫森提交论文之后的多年中，许多对科学史感兴趣的学者承认他们或多或少都从赫森那里学到了一点东西，但很少有人接受他的政治观点，“在伦敦很少有人会倾心于他对无产阶级具有‘真正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的断言”(27)。贝尔纳就在这少数人之列，并且很大程度上，他的主要作品《科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上的科学》扩充和延续了赫森的上述观点。(28)
贝尔纳生活在大变革的年代，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贝尔纳在分析科学是什么的时候，坚定地把历史放在中心，“要全面地看到科学的功能，就应该把它放在尽可能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观察”(29)。他追溯了15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产生和现代科学诞生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过程，认为“虽然资本主义使科学第一次具有实用价值，因而对早期科学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科学对人类的重要性在任何方面都超过资本主义的重要性，而且事实上，充分发展科学为人类服务和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是不相容的”(30)。
贝尔纳几乎全部是在两种制度的对比之下谈论科研事业的相关问题的。他多次提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科学与社会关系截然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科学的头等大事是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以造福人类，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取决于那些为利润进行生产的人们的需要。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科研事业中存在的问题，苏联几乎都不存在或者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比如，英国大学和工业科研之间的隔阂，在苏联大体上不存在；它的科研经费比其他国家充足，管理也更加得法；科学教育制度比其他国家优越；科研选题上比别国独创；群众参与科研的热情比其他国家高涨；政府科研工作和技术研究所的作用比别国发挥得充分，等等。进而，贝尔纳把共产主义视为科学的必然结果，认为科学和共产主义具有特殊同一性，这在《科学的社会功能》的最后小节——《作为共产主义的科学》中得到着重阐述。虽然有人批评贝尔纳把科学和共产主义视为特殊同一是对科学共同体过于天真的理解(31)，但也有评论认为，“不得不说，科学的确是沿着贝尔纳描述的做法，发展为一个公共和社会的活动，它的传播手段已经变成了科学期刊、组织和会议”(32)。
相比于《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紧凑，《历史上的科学》视野宏大——“专业科学史学家，即便完全不赞成贝尔纳，也钦佩他书写全球史与综合史的勇气和先见之明”(33)——但显然要松散得多。人们感觉到《历史上的科学》像是两本书装订在了一起，其写作目的和处理方式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34)1955-1969年间，《历史上的科学》发行了4版，其前五部分——从旧石器时代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在随后的版本中几乎没有更改过。在这五部分，贝尔纳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提供了公正而坚实的材料，保证了作品的学术品质。但随着该书进入第六部分——《我们时代的科学》，上述特点开始失势，贝尔纳着力阐述自己关于科学和政治的看法，且不同版本的改动很大，从赞扬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科学发展到对社会主义的系统辩护。
有学者中肯地评价道：“不是说不能批评资本主义国家和它们对科学的赞助和利用，也不是说社会主义科学没有值得称颂的特点，但是人们有权利期望批评和称赞是建立在对事实的理解基础上的，并且这些事实是按照现代学术标准确定的。但贝尔纳似乎更加热衷于争辩，而不是对20世纪科学的发展和当今世界中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做冷静的分析。”(35)“《历史上的科学》是用于强化那些已经热衷于对世界进行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人们的信念……但是对于那些怀疑马克思主义适用性的人来说，该书就不是那么鼓舞人心了。”(36)
如果说经济危机、苏联的建设、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备战的加强是促发贝尔纳思考科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四个主要原因，那么，1931年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苏联代表团的发言无疑加速了这一思想的进程。贝尔纳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定位于一种方法和行动指南，而不是一个信条和宇宙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37)作为一名科学家，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学理探讨并不是他的全部兴趣所在，他把赫森的工作更多地理解为一种科学组织模式的启发，认为只有计划科学才能真正把科学置于社会中，并使科学为社会造福。当大部分人摒弃赫森工作的意识形态因素时，贝尔纳却高举旗帜，坚称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科学方面具有资本主义无法企及的优越性，共产主义则代表着科学共同体未来的秩序。
注释：
①[美]罗伯特·M·杨：《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史》，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专辑”，1993年。
②⑤⑥[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7、523、523页。
③S.de Charadevian,"J.D.Bernal—The Sage of Science",Science,2006,Vol.312,No.5775:849.
④D.M.C.Hodgkin,"John Desmond Bernal",Biographical Memoirs of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1980,xxvi:23.
⑦K.Holmes,"The Life of a Sage," Nature,2006,440:150.
⑧⑨(18)(20)(21)(25)(26)(29)(30)(37)[英]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23、523、326、323、437、323、28、542、544、550页。
⑩C.A.J.Chilvers,"The Dilemmas of Seditious Men:the Crowther-Hessen Correspondence in the 1930s",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2003,36(131):417-435.
(11)J.D.Bernal,"Dialectical Materialism",in H.Levy et al.,Aspect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London:Watts and Co.,1934.
(12)G.Werskey,The Visible College:A Collective Biography of British Scientists and Socialists of the 1930s,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1988.
(13)W.Mcgucken,"Freedom and Planning in Science-Society for Freedom in Science 1940-46",Minerva,1978,16(1):44.
(14)M.Teich,"Reflecting on the Golden Jubilee of Bernal's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History of Science,1990,28:4.p.415.
(15)贝尔纳在多处谈到其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如Aspect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Watts & Co(1934);"Engels and Science",Labour Monthly series,no.8(1935);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Modern Science",Science and Society,no.1(1937); The Freedom of Necessity(1949); "Marx and Science",Marxism Today series,no.9(1952)。
(16)J.Huxley,A Scientist among the Soviets,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Brothers Publishers,1932.pp.60-73.
(17)J.D.Bernal,The Freedom of Necessit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49.
(19)H.M.Sheehan,"J D Bernal:Philosophy,Politics and the Science of Science",Journal of Physics:Conference Series,2007,57:34.
(22)J.R.Baker,"Counterblast to Bernalism",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1939,XVII1,440:175.
(23)J.D.Bernal,"Professor Bernal Replay",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XVIII,441(5),p.211.
(24)M.Polanyi,"Rights and Duties of Science",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39,2:182.
(27)L.R.Graham,Science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A Short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145.
(28)赵红洲、蒋国华：《格森事件与科学学起源》(续)，《科学学研究》1988年第2期。
(31)R.Young,"The Relevance of Bernal’s Questions",Radical Science Journal,1980x:90.
(32)M.Teich,"Reflecting on the Golden Jubilee of Bernal's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History of Science,1990,28:4.p.414.
(33)L.P.Williams,"Review of Science in History",Isis,1957,48:471.
(34)(36)J.Ravetz,"Marx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Bernal Marxist Vision of History",Isis,1981,72(263):394,396.
(35)L.P.Williams,"Science in History by J.D.Bernal",Isis,1957,Vol.48,No.4.p.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