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力[1]2000年在《我国上市公司“壳”资源并购与重组研究》文中指出上市公司“壳”资源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对这种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国家、地区与企业实现资源重新配置的重要手段，对于上市公司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对上市公司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壳”资源所具有的收益性、稀缺性和虚拟性等特性；进而论文从融资、企业并购、知名度与政策等四个方面就上市公司相对于非上市公司的优势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同时，论文就证券市场上的“壳”交易的经济效益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利用“壳”资源的方法一资产重组的方式和特点。论文在对美国、我国上海地区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成功经验研究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启示，并就如何在西安地区利用“壳”资源来调整地区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构想。 本文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上市公司“壳”资源的价值剖析，利用“壳”资源的方式和作用以及西安地区利用“壳”资源的意义和方法。
刘娜[2]2014年在《上市公司壳资源重组及其绩效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转型期,地方政府在壳资源重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上市公司壳资源重组已成为非上市公司打开资本市场大门的重要途径。目前学术界对于壳资源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价值评估、重组绩效等方面,很少关注政府干预因素对其重组类型及绩效的影响。本文旨在将政府因素加入到壳资源重组行为的分析框架中,探讨政府干预的影响。根据壳资源的实际控制人性质将研究样本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类,进一步考察地方政府干预下不同产权性质壳资源对本地或异地重组的选择差异,并对本地重组绩效与异地重组绩效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地方政府的干预效果,最后得出结论与政策含义。壳资源重组过程中,地方政府干预主要体现在直接干预及地方保护等方面。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能够对国有壳资源进行直接干预,影响其重组行为及绩效；同时,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虽然不会直接干预非国有壳资源的经济行为,但政府竞争所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仍会对其重组产生重要影响。由此,本文在文献梳理过程中,重点关注了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的相关研究,并结合我国壳资源重组行为的现状,归纳总结了转型期壳资源重组的动因。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选取了2006-2010年间沪深A股发生的壳资源重组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对不同产权性质的壳资源重组及其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显著影响了国有与非国有壳资源对本地或异地重组类型的选择,且不同重组类型之间的绩效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国有壳资源发生本地重组的概率与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程度及地方保护程度均呈正相关关系,非国有壳资源发生本地重组的概率则与地方保护程度负相关,与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程度的关系不显著；而且,国有壳资源的本地重组绩效优于异地重组,非国有壳资源的异地重组绩效优于本地重组。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在国有壳资源的本地重组中扮演着“支持之手”,而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市场分割使得政府对非国有壳资源的本地重组呈现“掠夺之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会通过行政垄断来干预企业的经济行为,在支持本地国有企业获取优势资源之时,却阻碍了非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扭曲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杨沁[3]2017年在《基于不同动因的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壳资源并购形成于我国资本市场“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的企业上市准入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并购重组活动中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由于壳资源并购自始至终受到我国特有的制度约束,政府高度介入其间并对之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从我国实际出发,探讨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的效果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关于壳资源并购中政府干预效果方面的研究,只关注了政府干预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未能从政府视角出发去关注政府干预并购带来的社会效应,也未能考虑到不同层级政府干预的不同动机会带来不同的干预效果。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不同层级政府干预的研究新视角,以不同层级政府的不同干预动因为研究出发点,提炼出一个描述政府对壳资源并购的干预行为和干预绩效的综合研究框架。随后选取351家壳资源并购样本,采用建立在面板数据基础上的双重差分(DID)模型、Logistics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对照检验的方法,对相关假设进行了验证。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基于不同干预动因下政府干预行为产生的效果,完善了政府终极产权理论,而且为壳资源并购中政府的干预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及创新性工作如下:(1)修正了政府终极产权理论,提出了基于不同层级政府干预动因的差异性来研究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的新视角。目前学术界对壳资源并购中不同层级政府行为目标的差异性缺乏关注,仅依据政府终极产权理论提出的政府私利动机来评价政府干预绩效,无法保证绩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客观性。本文从政府规制理论出发,结合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政府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等典型特征,构建了不同层级政府的目标函数,并建立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对政府终极控制权理论进行了修正,探索了政府介入壳资源并购的根源与动机。结果表明中央级的上级政府更具公共利益动机;地方一级的下级政府更具私利动机。木研究依据政府规制权、终极控制权乃至政府终极控制权的逻辑推演,从内在根源上分析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的依据及动机,提出了政府干预绩效研究应考虑不同层级政府干预动因差异性的研究新视角,这是对“政府终极产权理论”的丰富与拓展。(2)构建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检验的整体理论框架。鉴于现有研究缺乏对政府干预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作用机理的探讨、缺少整体性理论框架的问题,本研究以壳资源并购中的政府干预动因作为研究切入点,遵循“政府控制(动因)——干预方式(行为)——干预绩效(结果)”的分析框架,在修正的政府终极控制权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的干预动因、干预方式与干预绩效的双通道机理模型,即“不同层级政府基于不同动因、采取不同干预方式继而产生不同干预效果”的机理模型:中央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动因,对其控制的中央企业壳资源并购实施了跨区化、相关性并购等干预方式,带来了相应的干预效应;地方政府基于个人及利益集团私利动机,对其控制的地方国有企业壳资源并购实施了本地化、多元化并购等干预方式,带来了相应的干预效应。这不仅厘清了不同层级政府对壳资源并购的影响路径问题,还将政府干预动因、干预方式与干预绩效有机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政府干预的理论框架,解释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的内在机理。(3)研究了不同层级政府干预下的并购方式与并购模式的选择。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基于不同动因的政府介入壳资源交易的方式及并购模式的选择进行了研究。在壳资源交易中,两级层级政府干预动因不同,导致其干预方式具有差异性,既有财政补贴、贷款担保等资金支持,以及要素投入、资源调配、政府兜底等政策支持;也有跨区并购、本地化并购、同属化并购、多元并购等干预方式,进而形成相应的并购模式。实证检验证明,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更多采取了本地并购和多元化并购模式,中央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的壳资源并购多采用异地化并购,本地化特征并不明显。政府的行政协调方式的直接干预和市场化替代方式形成的以本地化/异地化、多元化/同属化的并购模式,并成为政府干预动因与干预绩效之间的中间变量,证实了概念模型中“政府终极控制权(基础与根源)——政府干预(动因)——直接干预和并购模式(方式)”的传导路径。(4)研究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利用的企业微观绩效。本部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壳资源并购的典型特征,通过分析壳资源并购中重大环节涉及到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及政府不同的干预动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利益相关者绩效的影响,在理论上提出了政府干预对企业绩效影响模型并运用DID模型、多元回归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从企业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政府干预对壳资源并购产生的绩效不仅包括对并购双方股东绩效的影响,还包括对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绩效的影响,且受到政府干预方式的调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干预对并购双方产生了显著的政府干预效应,短期内政府干预对并购双方股东均有支持作用,对债权人有掠夺效应;但长期来看,政府的干预对企业产生了掠夺效应,而且地方政府的干预对地方国企产生了更大的掠夺效应。本研究对收购方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群体的绩效进行了衡量,克服了以往研究中未能结合壳资源并购特征研究的不足和仅考虑股东利益的不足,是对现有研究仅关注股东利益的突破与拓展。(5)研究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利用的社会宏观绩效。本部分通过分析政府不同的干预动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财政收入与就业的影响,在理论上提出了政府干预对社会绩效影响的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从社会绩效视角出发,政府干预对壳资源并购产生的绩效,不仅包括对企业的影响,还包括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且受到政府干预方式的调节。为了获得准确的不同层级政府干预效应,采用了 DID双重差分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的研究方法,并将样本分组进行两两对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的壳资源并购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应,带来良好的就业效应。这说明仅从收购方利益的视角出发,认为壳资源并购产生了“成功悖论”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当我们从企业微观效应与社会宏观效应的综合视角来看,政府干预下的壳资源并购具有良好的综合效应,企业在追逐自身利润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政府干预的政策效应。本研究从财政收入效应、就业效应角度衡量社会宏观绩效,是对目前研究仅关注企业绩效评价的突破,不仅修正了并购的“成功悖论”之说,也是对“政府掠夺之手效应”和“政府支持之手效应”的验证与开拓。
吴骥[4]2016年在《上市公司壳资源价值评估研究》文中指出上市资格一直以来是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所享有的一种“特殊”的权利资格,具备这种资格的公司便可以获得垄断收益。当上市公司由于经营不善亦或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落”成为壳公司后,在市场上便会失去融资的优势和投资的价值。然而当壳公司被经营业绩良好或具有融资需求的非上市公司重新利用之后,便会为利用者带来巨大的收益。考虑到IPO时间成本和发行成本较高以及相应的政策限制,越来越多非上市公司希望通过借壳完成自身企业的间接上市,从而引发了投资者对壳资源的追捧和媒体的炒作。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不够完善以及壳公司数量的稀少,壳资源定价和交易的公允性一直有待商榷。自2013年开始国家陆续推出了诸如借壳上市标准化、退市制度等相关政策试图规范壳资源的上市程序和交易价格,但由于市场追捧和资金炒作,壳资源市场仍然存在着大量时间套利、监管套利的情形,尤其在借壳上市之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买壳方可能仅仅存在一种潜在的心理预期但无法对壳资源的价值进行有效的评估。2016年开始随着IPO审核速度的逐渐加快,壳资源市场炒作情绪有所降温,多数投资者从对壳资源的追捧改为观望态度,壳资源的市场价值有待重新评估。因此,如何结合当下环境的变化对壳资源的进行重新定价同时为借壳上市前借壳方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了上市公司壳资源的价值以及上市公司壳资源的评价方法和影响因素研究;之后分析了壳资源的价值构成和壳资源的期权属性,表明了实物期权定价模型在壳资源价值评估中的适用性,为后文的实证和案例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本文分析了当前实物期权定价模型中的难点,就此难点提出了对实物期权定价模型中执行价格的重新考量方法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实物期权定价模型当中的各参数在壳资源当中的含义进行解释和说明。最后,结合现实当中ABC公司借壳上市案例说明实物期权定价模型是如何运用到企业借壳上市的估值当中的,为拟进行借壳上市企业提供目标壳资源的价值参考依据。
朱林[5]2012年在《基于ST壳资源价值重组利用的绩效研究》文中提出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逐步恢复活力,我国资本市场方兴未艾。进行壳资源价值重组利用的企业在世界掀起了重组浪潮。国内外经济学家对发生壳资源价值重组利用事件的研究,要追朔到发生在20世纪的美国的并购浪潮。我国证券市场从90年代开始发展,从最初的摸索阶段,直到21世纪方走向成熟化、规模化发展的道路。同时我国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深化调整无一不与资产整合利用紧密相连,因此研究资产重组事件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我国证券市场股份分为流通股和受限流通股。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流通,属于非流通股,这部分非流通所占比例较大,企业上市不易,退市更难,使得我国上市公司壳资源价值推高,影响到我国资本市场资源有效分配。于是1998年推出特别处理制度即ST制度,规定了对满足一定条件的上市公司实施特别处理警示和特别转让制度,加强了我国对上市公司退市的执行。为了保壳保配,ST公司纷纷进行资产重组,提高经营业绩,走向摘帽之旅。企业的经营绩效又能被重组事件怎样的影响呢?能否提高公司经营利润?对政府制定资本市场法律法规有何借鉴意义?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对ST公司的资产重组绩效问题展开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样本选自A股证券市场中已经对壳资源价值重组利用行为完成改造的2007年的ST公司,研究方法分别采用了事件研究法、财务研究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发生资产重组行为事件只对暂时性经营业绩有改善作用,从长远时间来看,企业的资产效能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赵朝锐[6]2016年在《借壳上市中壳公司的价值增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人们对市场规律的不断理解和对资本市场的驾驭能力的不断增强,壳资源的利用也将得到不断发展和创新,这一重要的资产并购重组方式也将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回报。即使像美国这样证券市场发达的国家,壳资源的使用也在持续。在中国,壳资源的使用不会因新三板的推出而退出,相反,新三板的推出将进一步促进壳资源的利用。本文的内容主要由以下六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为绪论,是对本文的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二章介绍了借壳上市的有关理论。包括公司并购的相关理论和壳公司与借壳上市的含义；借壳上市的主要特征；借壳上市的原因和壳公司的选择原则。第三章是壳资源价值的理论分析,内容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第一是对壳资源与相关范畴进行了辨析；第二部分是对我国近年来借壳上市市场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然后介绍了借壳上市中存在的相关风险以及应对这些风险的对策,第五部分介绍了上市公司壳资源利用的作用。第四章是本文的主要章节。主要是介绍了壳公司价值的构成,然后介绍了各个构成部分,最后介绍了壳资源价值的估算方法。第五章是案例分析与壳资源增值分析。主要内容是介绍了艾迪西和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以及本次借壳上市交易的具体方案,然后,通过对借壳上市前后壳资源价值的测算,分析案例中壳资源的价值是否发生了增值,并进一步分析其原因。最后一个部分是结论与启示。本文在对借壳上市的相关理论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得出了壳资源价值的计算公式,然后结合真实的案例,通过比较借壳上市交易前后的壳资源价值,得出壳资源价值发生了增值的结论,接着对增值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试图为借壳上市的交易做一点有意义的探索。
王皓[7]2013年在《我国A股市场企业借壳上市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经历了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了全流通时代。随着全流通后新股发行制度的不断改革完善,中国企业通过上市登陆A股资本市场的热潮在政府、企业和投资者等多种市场主体的推动下已经持续了数年的高速发展,其间经历发审制度的变革和金融危机的冲击都未能改变这一趋势。截止到2013年3月,我国A股市场共有上市公司2,494家,总股本达38,632.64亿股,市场规模极为庞大。而且目前在证监会排队等候发行上市的企业达到了800多家,还有大量企业正在以各种方式努力登陆资本市场。在一级市场如此向好的环境下,我国企业取得上市地位的途径一般有两种,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IPO)和借壳上市(RTO)两种。IPO作为股票发行上市的主流手段,对企业的经营业绩和其他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很大部分企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不符合首发上市的条件。特别是,目前我国还面临着经济危机、海内外IPO市场几近枯竭的宏观环境。从2012年11月至今,我国A股一级市场出现了IPO审核“空窗期”,新股发审停滞。在这种大背景下,借壳上市作为取得上市资格的另一条途径,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青睐,近年来借壳上市交易数目逐年攀升且壳资源价值愈来愈高。但是另一方面,借壳上市涉及利益主体众多,交易过程复杂,不确定因素众多,因此方案设计和实施中往往出现较多问题和不同风险。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交易方案设计不合理导致交易成本过高重组方净收益不能最大化和未能妥善解决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盈利能力与业绩承诺、中小股东保护等问题,这些都可能导致重组方重组成本过高和交易审批障碍。由于以上的种种问题,证监会对借壳上市的审核趋于严格,审核标准趋同于IPO。所以在这种借壳上市市场需求较大和借壳上市审核趋严的双重情况下,研究重组方如何规避各关键环节的风险、优化借壳上市方案设计从而获得净收益最大化,对我国现在的资本市场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研究我国借壳上市中所涉及到的会计、税务等专业技术法律准则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证券市场监管机构颁布的行政监管法规两个层面的制度,结合借壳上市市场现状和现行市场中重组方面临的交易风险,从借壳上市交易的各个环节出发,探讨如何在各环节中规避和解决前述风险,优化交易方案设计并取得最大收益,并辅以典型的案例进行说明。首先,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借壳上市的研究文献并进行归纳和总结,同时对借壳上市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其次,总结了我国A股借壳上市市场现状,并发现借壳上市市场中重组方面临的诸多风险。再次,针对提出的风险点,在借壳上市各交易环节提出风险应对的措施和优化交易方案设计的思路。接下来,分不同模式对市场上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探究在具体案例中如何践行风险应对和优化设计。最后,对宏观层面的市场环境建设、政策监管和微观层面的会计准则、税务法规、中介机构功能发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通过本文的分析和论述,最终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借壳上市作为一种特殊的重组和上市方式,其相关制度不甚完善,交易各方尤其是重组方在交易方案设计和实施时要充分关注交易各环节中的诸多风险；(2)重组方和方案设计者需系统研究与借壳上市相关的现行会计、税务、评估理论体系,利用专业知识,降低交易成本；(3)重组方在方案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应预先解决证监会监管审批的关注点,保证方案顺利通过证监会审批,同时也可以使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经营更加规范、盈利能力更加突出；(4)随着相关监管办法的不断修改、行政许可事项的逐渐放开和配套融资手段的丰富,重组方在设计方案时应充分发挥能动性,根据每个案例的特殊性有针对的设计合理的方案,更加关注在法规和审批机制范围内,通过谈判安排商业利益,使交易各方利益最大化。
黄克立[8]2003年在《郑百文重组案例分析及启示》文中认为并购与重组已成为企业在全球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深化以及加入WTO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并购与重组也日益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上亮丽的风景线。然而不可否认，由于我国现实条件的限制，比如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割、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配套法规滞后、金融工具单一、专业化投资银行队伍不够成熟等，我国的企业并购重组水平还很低，仍处于“初级阶段”。这显然不适应我国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对企业并购重组的实践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郑百文重组案可以算得上中国证券发展史上极其经典的案例，重组方案所体现的复杂而又具创新意识的思路对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意义。论文运用管理学、经济学等方法，借助国外成熟的并购重组理论和惯例，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相关的背景资料对郑百文重组案进行研究。文章首先介绍了郑百文重组案的概况，说明郑百文重组的起因、经过以及重组方案的具体内容。其次，运用“壳”资源的价值理论对郑百文重组的价值进行分析，表明实质性重组既能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又能给重组各方带来实在的利益。接着对郑百文重组方案进行分析，分析了重组方案的创新性，并指出它的法律障碍。重组方案的创新性是本次重组引起争议的焦点，也正是重组方案的创新性赋予了本次重组不同寻常的意义。最后，对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并购法规提出具体建议。
甘益宁[9]2015年在《我国企业反向收购上市的绩效研究》文中认为反向收购上市已经有很长历史,是公司股票上市的重要途径。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国内乃至全球股票市值的大幅缩水,股票市场的泡沫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从而出现了大批低市值的上市公司,成为许多欲间接上市的公司的目标“壳”资源。而刚度过金融危机的企业也亟需上市来谋求恢复和发展,双方一拍即合,上市公司的反向并购热情高涨。然而,这些企业的间接上市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是否后续发展良好、反向收购是否确实是企业上市发展的捷径这一问题仍需考证。频繁的反向收购上市现象不仅提供了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必要,还为此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反向收购上市的动因与绩效的现有相关研究,介绍与分析了企业反向收购上市的动因、模式与风险,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并购重组基本理论与数据包络分析法相关的理论模型;而后针对2009-2011年三年间A股主板市场的44家典型的反向收购上市公司样本,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其中长期绩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得出了2009-2011年间我国A股市场反向收购绩效的结论。之后通过详细类比与分析得出这些并购企业的绩效与反向收购上市时间、地域分布与行业分布情况之间的关系。此后,为了验证这一分析判断,并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反向收购上市绩效的因素,本文对于反向收购上市后三年的平均绩效与“壳”公司(被收购前一年)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水平、利润水平、以及反向收购是否为跨行业与跨地区并购等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找出影响我国A股主板市场上市公司反向收购绩效的因素,并根据前文的分析提出企业反向收购上市相关建议。
潘鸿[10]2006年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购并的动机和利益转移模式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世界各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并购重组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热点。总体而言,西方成熟市场已经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其中历史上最大的并购浪潮(1992-2000)刚刚结束。这些并购浪潮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周期基本保持一致,每次并购浪潮都表现出与当时经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合并方式,与当时的经济、金融、政治及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冲击有很大的关系。相应地,西方并购理论的发展一般也是围绕并购浪潮的现实条件和效应,侧重于解释其动因而展开的。然而,西方经典的购并理论中关于购并动因的解释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购并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在中国资本市场,特有的制度背景和企业发行上市的宝贵资源,使得“壳”资源价值在购并重组中居于一个重要的地位。“壳”资源价值理论表明,收购者发动针对目标上市公司购并行为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被购并上市公司原有股东转移过来的壳资源价值,而且当收购者在被购并企业中取得了决定性地位以后,便会以各种方式从其他中小股东处攫取利益转移给自己。因此,沿着购并过程中的“壳”资源价值的实现和利益转移为主线,考察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购并行为的方向和脉络,尝试解释中国上市公司购并推进的机理,探寻非正常利益转移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揭开上市公司购并“黑箱”最直接和最可行的视角。围绕上市公司购并而展开的壳资源价值实现和利益转移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方式:(一)内部交易,包括关联交易、抵押担保等方式掏空上市公司;(二)后续融资,即控股股东通过对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大量交联交易,短时间内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达到再融资标准,通过高市盈率增发或配股套取大量资金;(三)内幕交易、二级市场操纵,即控股股东和相关利益主体(内幕交易者)凭借内幕信息或者操纵市场从二级市场获取巨大的流通股差价利润。本文沿着“壳”资源价值实现及利益转移的脉络,对中国上市公司购并的动因进行了研究。综观全文,共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绪论针对国内外购并浪潮的特点和现实特点,总结了国内购并的基本形式和类型,对我国上市公司购并过程中呈现出的背离经典购并理论的表现进行了总结,并以“壳”资源价值为切入点,初步提出:我国资本市场存在许多实现大股东非正当获利的机会,获取“壳”资源价值是我国上市公司购并的基本动机。针对上市公司购并前后利益环节的分析发现,购并完成后大股东进行利益套取的模式主要有内部交易、后续融资和二级市场操纵三种。在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后续章节中将分别对这三种利益转移模式进行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探讨。第二章文献综述该章从微观角度总结了现有文献中关于企业购并动机、购并绩效的研究结论,随后从适用性角度总结了经典购并理论对中国资本市场购并行为的解释力度。结合中国上市公司购并的特点,发现现有经典的购并动因理论对中国的购并实践缺乏说服力。同时,有关大股东侵
参考文献：
[1]. 我国上市公司“壳”资源并购与重组研究[D]. 周力. 西安理工大学. 2000
[2]. 上市公司壳资源重组及其绩效的实证研究[D]. 刘娜. 山东大学. 2014
[3]. 基于不同动因的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研究[D]. 杨沁. 西安理工大学. 2017
[4]. 上市公司壳资源价值评估研究[D]. 吴骥.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16
[5]. 基于ST壳资源价值重组利用的绩效研究[D]. 朱林. 复旦大学. 2012
[6]. 借壳上市中壳公司的价值增值研究[D]. 赵朝锐. 云南大学. 2016
[7]. 我国A股市场企业借壳上市相关问题研究[D]. 王皓.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8]. 郑百文重组案例分析及启示[D]. 黄克立. 西安理工大学. 2003
[9]. 我国企业反向收购上市的绩效研究[D]. 甘益宁. 北京理工大学. 2015
[10]. 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购并的动机和利益转移模式研究[D]. 潘鸿. 上海交通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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