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
赖 晨
在抗战期间，日伪在对我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的同时，抛出大量假钞，企图以此来降低根据地货币的信用，扰乱我金融市场，榨取战略物资，破坏经济建设，削弱军事实力，困死根据地的抗日军民。为此，抗日根据地军民采取多种措施，打赢了这场货币战。
假票猖獗
日军为了达成其破坏抗日民主根据地金融的目的，伪造了大批红色区域的纸币。他们至少在十二个城市分别设立了假币印制机构，它们是：天津、太原、安阳、徐州、集宁、邯郸、新乡、开封、济南、石家庄、邢台、武安。日本人在这期间印制多种假币。
根据正交设计方案对修复后相似试件进行了7 d 的抗压强度试验，试验结果见表2 ，由试验可知未加入微胶囊的相似岩石试件的抗压强度为2.957 MPa。
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仅1940年，在胶东就发现两种假票；1941年，鲁中地区又出现伪造“一纵队”印制的北海币的假票；1942年，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全面排除法币时，敌人又有计划有组织的制造假票，通过汉奸、破坏分子流入根据地内，企图欺骗群众，扰乱市场。一时间，山东各地假票肆虐，光假票种类就有四五十种，几乎每发行一版北海币就会有相应的假票出现，而且数量巨大。
北海银行货币
在晋冀鲁豫边区，1940年底，日寇对晋东南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扫荡和掠夺，太行区随即出现了壹元、贰元、伍元、拾元的假冀钞，总计达六千万之巨。1942年下半年，因不满根据地的大好发展形势，日寇加快了反制、侵略步伐，大量的假钞混入根据地市场。多地出现假钞混迹市场的情形，第五、第六专区最甚，漳德和武安都有造假机关，贰元票最多。其中，仅冀南区大名县以南的抗日根据地，流通中的假票竟达市场货币流通量的七成以上，流通中的伍角票大部分为假票。到了1943年上半年，日军制造假票越来越猖獗，他们在太原、榆次、太谷等地由特务机关——东兴公司印刷厂印制假票就达6000万元，分壹元、贰元、伍元、拾元等四种。
投假手段
日伪投放假票的手段狡诈多变，主要有以下几种：
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各个县的各区内部，设立了边币对照所。其任务除了兑换在使用中损坏的边币之外，还负责鉴别真假边币。边币对照所还广发票样到处张贴，提高百姓辨别真假边币的能力。边区政府还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反假钞的训练，群起反对假钞，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形势。
其五，技术打假。位于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总部的金融部门利用山西特产纸，在纸浆中掺入各种有色纤维，制造出防伪纤维土纸钞票，并打上水印，这些钞票全部是手工印刷的，导致日伪假钞制造机关根本无法仿制。此外，由于这种抗日民主根据地钞票上有密码和号码，纸张也不耐磨，一般流通七八个月之后便要更换新币。而更换的新钞票又由于颜色发生了变化，导致日伪更是无从下手仿造，由此，山西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秩序得到了较好的维护。
其二，通过公开强迫或秘密关系，把假票掺杂入真币内进入根据地市场流通。例如，在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敌人利用奸商在根据地边沿区高价收购粮食，在每千元中混入三四百元的假钞。
其三，利用奸商欺骗百姓使用假票。如，奸商们用假票到乡村购买汇票，这既可以大量推出假票，又因为不是在市场上买卖，不易被发现。
针对敌伪的阴谋，我根据地军民多管齐下，采取各种措施，开展了坚强的反假币斗争。
公众参与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既包括定性指标，又包括定量指标.对定性指标的取值通过专家打分法确定，而定量指标则是通过获取近5年青岛市政府工作报告相关数据、青岛统计信息网的资料得出.为了便于评价，将公众参与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评价等级分为高、较高、一般、差4个等级，各指标值如表2所示.
其六，低价倾销假票。1941年在晋冀鲁豫，内邱、临赞等县出现过百元假钞兑换真币三、四十元的事例。
当地民居以合院为主，包括四合院、三合院、L形院、沿街独栋几种基本形制。由于用地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并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民居院落在基础形制的基础上又演化出了变异型及多进、多路的组合型。规模较大的院落多分布在沿河两岸，气派的能达到三进院。在朝向上，民居院落一般不取正南正北，通常以西、北为正，或以山为正，背山面水或面向开阔的河谷、沟道，便于接受更多的日照（图8）。
多管齐下
其四，利用奸细伪装我执法人员收真币发假币。日本特务组织派人假冒我执法人员，在市场上以稽查假币为理由，专门没收真币，推行假币，导致我红色边区在物资上、经济上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冀南银行货币
其一，颁布各种带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制定政策，严禁假票流通。在山东根据地，面对日伪用心险恶的假票，北海银行和抗日民主政府通过颁布各种文件，给予假票以沉重打击。1941年北海银行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反假币斗争的文件：《对付假造本币的办法》（《北海银行总行推出新钞宣传大纲及三个附件》中的附件三）。办法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二是揭破伪造本币者的阴谋；三是假票之处理及奖惩办法；四是识别假票的办法。山东省边区政府还颁布了《处理伪造及行使北海币案件暂行办法》，规定：对制造假票犯，处以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对贩卖及行使假币的，根据数量处以死刑、有期徒刑及罚金，对举报假币的给予奖励。
在晋冀鲁豫根据地，面对假钞在根据地的肆虐，边区政府和冀南银行对此十分重视，对反假钞斗争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并且制订了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开展反假钞工作。1942年8月13日，冀南银行总行颁布了《冀南银行总行关于对付假票等工作的指示》，对反假钞工作做了详尽的规定。其中规定：发现假票后，要加盖“假票”章或刀剪角（剪去一角）；主要在各代理兑换辨认所普遍进行，切不可随便放任假票混流，对可疑者要严格跟踪追究。1942年9月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关于目前金融货币工作的几个问题给各专县工商局的指示》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对付假钞的办法。
其二，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如采取举办晚会、组织宣传队、乔装打扮到游击区演讲、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来宣传假币的危害。在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于1940年8月3日颁布了《严防假法、本币流行》的通令，并附发了真假法、本币的鉴别表及其说明。鉴别表列举了假币和真币在纸料及正反面花纹、花边、风景、字迹、冠字、号码、图章、颜色等方面的区别，供各团体和百姓在鉴别真假法币、边币时对照使用。
其三，成立许多假币识别组织。众多的假币识别小组（边币对照所）在边区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严密的缉拿、检查，对流入边区的假钞进行严防死守。
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各地方纷纷成立纸币识别所，帮助群众辨别真伪；对携带假票以谋利的，五元以上一旦查实即以扰乱抗战金融论罪；奖励查获假票和抓捕使用假票者；明确并宣传假票的识别机构和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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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利用劳工推行假钞。在山东，1943年大扫荡中，日伪发给抓去的劳工大批的假北海银行币，并假称“皇军不白使用人”。
其一，利用奸商携带假币到我根据地购买物资。在1943年，日军肆无忌惮地在抗日根据地周边地区开设推行假钞的联络机构，还秘密派遣大批汉奸冒充商人，向边区抛出假钞，收购根据地内的山货、药材、土特产、土布等物资。敌人还利用汉奸找关系，专门在根据地内的粮市、布市上行使假票，利用农民不认识假钞、喜欢新票的心理，大力抛出。
其四，集中消灭假币。边区政府组织人员在布市、汇票市、粮市等假钞泛滥成灾的地方进行巡回检查，基本做到了发现一起，曝光一起，发动群众，追查到底，争取人赃俱获，就地消灭假币。
柳冠中和李乐山是中国工业设计界两名德高望重的前辈，对工业设计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对两人进行单独的研究，并未对他们的设计思想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实际上，柳冠中和李乐山看似独立的设计思想中有许多共性，即“和而不同”。对柳冠中和李乐山设计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让人们深入全面地了解他们的设计思想以及两人对中国工业设计所做的伟大贡献。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初期由于条件艰苦，印制北海币的机器简陋，印制的北海币很容易被模仿伪造，出现了许多假票。开始时为了方便识别真伪，北海银行在印制北海币的时候会在票版或印币的纸上做暗记，如在北海币中加入一两根毛线或在印制时对某个字体做出变动，另外也充分发挥工人的才智，尽量印出高品质的纸币。这样一来，在同样的机器条件下，真正的北海币质量优于假票；在日伪机器设备比北海银行好时，其印制的假票要比真的北海币精美许多，也比较容易辨识。
挫败阴谋
经过各根据地政府一系列的清查和整治，假币泛滥的势头得到了遏制，尤其是在广大根据地人民中树立了反假币的观念，此点特别重要；同时，挫败了敌人的假钞攻势，维护了边币的信誉，保证了抗日根据地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
在晋冀鲁豫边区，边区政府在边沿地带和游击区进行严密的检查和查缉，破获了多起假钞案。1942年，南乐县张果屯有一个奸商从敌占区安阳贩来很多假的冀南票，根据密保人提供的情况，县局带领县大队的一个武装班去搜查现场，结果查出了成捆的假钞，立即把人犯和假钞一起带走，交县政府审查处理，后将假钞没收销毁，假钞贩因为罪大恶极，在张果屯集的村外，被枪决了。
1943年7月初，榆次县李成元等四个汉奸携带7000元假冀票，在根据地内故意哄抬物价，扰乱金融秩序，在群众的检举揭发下，当地抗日政府把假票全部没收，并且召开公审大会，把李成元等人依法处以极刑。
1943年9月，邯郸县郝村53岁的村民胡金龙，由邯郸郭振江处用伪票240元，购得2000元的假冀钞到八特村换买伪票400元，从中获利伪票160元。后来，他又携带假冀钞1990元到八特兑换行使，经四区政府工作人员查获被押送到县政府。很快，他被磁县抗日民主政府刑事法庭判处死刑。
反对敌人假币的货币斗争，是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组成部分之一，为了巩固独立自主的抗日根据地银行发行的边币和边币市场，稳定根据地的物价，借以保障生产的发展，对抗日战争的支持和民生的改善，就必须对制造、贩卖假钞的行为进行斗争。在这场持久的假币战中，根据地军民制定的各种反制措施，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印制、推销假钞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抗币的信誉，挫败了敌人利用假钞扰乱根据地金融秩序的阴谋，有效地维护了根据地军民的切身利益，从而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6例术后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12～36个月，平均(22.6±3.41)个月。全部病例末次随访时均能正常参与日常运动，未发生再次脱位。全部病例未出现关节内或浅表感染、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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