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直接投资论文,海外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跨国公司的国际一体化生产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和一国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愈来愈表现为少数大型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经济形势，我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已经明显地滞后了，不仅投资规模和发展速度未能反映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海外投资的竞争能力也与我国已经具有的整体经济实力不相适应。当务之急，是要唤起人们对振兴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紧迫性的清醒认识，冷静地思考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比较优势，探索重建我国海外投资比较优势的可能性，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寻求道路。
一、振兴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紧迫性
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对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的紧迫性的认识。许多同志认为，面对国内市场异乎寻常的国际竞争，我国企业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国有企业还处在机制转换的过程之中，矛盾和困难层出不穷；加之我国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还不具备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相竞争的实力，因此，当前我国企业应该立足于国内，首先搞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待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且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之后，再考虑跨国经营问题。
这是一种普通的看法。然而这种看法本身的正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这种认识仅仅重视国内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忽视了当前企业竞争所具有的全球性质。90年代国际竞争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各国市场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市场的组成部分，国内外市场已经融合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市场的全球性迫使企业必须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上与对手展开竞争，同时也必须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获取资源，以构筑自己的竞争优势。当今竞争，已经集中地表现为各国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带有明显的战略性质，如果我国企业仅把目光局限于国内市场，必然错失获取国外资源和扩大海外市场的竞争机会，在外国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最终也会丧师失地，以至威胁到我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其二，这种看法显然没有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随着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极限状态，过去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廉价资源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开始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产业升级已迫在眉睫，并成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首要的问题是要获得发展高新产业的技术资源。这实际包括两条途径：一是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以引进和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二是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直接打入发达国家技术发明的中心，以跟踪国际新技术发展的方向，控制和掌握一部分急需技术。由于发达国家控制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跨国公司又千方百计地保持其对关键技术的控制和垄断，因此，相对于第一条途径而言，第二条途径往往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办法，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要实现产业升级，传统的、逐渐丧失竞争能力的产业怎么办？这就涉及到产业的对外转移问题。我们不必象纺织业砸锭那样，把传统产业的机器设备统统砸掉，而应该考虑采取对外投资的方式，使这些产业焕发活力并产业效益。其三，这种看法对我国经济已形成的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明显认识不足。我国经济20年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面临着国际市场变化的严峻挑战。在当今国际市场复杂多变，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不断增强的形势下，高度依赖出口贸易的经济增长必然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所形成的贸易保护主义，使我国出口市场面临巨大压力，因此，我国政府和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国际市场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与威胁，及早采取措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以绕过关税壁垒，开拓海外市场，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比较优势
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的紧迫性，不等于我国企业具有对外投资的可能性。这实际是我国企业是否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企业既不具备先进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又缺乏巨额的研究与开发投资，企业的现有技术，大多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成熟技术（有些甚至是过时技术），然后经过我国企业的消化、改造和吸收而逐渐形成的。这种技术当然不具有垄断优势，而且生命周期较短，很容易被复制和替代，因而，从根本上讲，这种技术是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竞争的。这确实是客观事实，不容含糊，也不容否定。再加上我国企业经营机制上的先天不足，投资规模较小，融资能力较差，而且缺乏对外投资的基本经验，在这种状态下发展海外投资，谁能保证不会归于失败呢？
这确实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它理应成为分析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现实起点。然而，另一方面的事实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那就是同样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亚洲“四小龙”和南美的阿根廷等国家，在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许多第三世界的跨国公司已经走过了对外投资的初始阶段，开始将自己的竞争目标瞄准发达国家市场，比如韩国的三星集团分别在英国、德国、匈牙利拥有11家子公司。新加坡的创造技术公司（Creagive Technology ）在标准型个人计算机音响产品市场上霸占了世界市场60%的份额。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迅速崛起，不仅改变了世界国际直接投资的格局，而且也对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提出了挑战。
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经过海默（Stephen Hymer ）、 巴克利（PeterJ Bucklley）、卡森（Mark Casson）、邓宁（John Dunning）等人的贡献与发展，逐渐形成了著名的三优势分析模型，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分析模型。其理论的核心即在于垄断优势。显然，这一理论主要是用于解释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的，对于缺乏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则缺乏解释力。在三优势模型中，发展中国家一般是作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投资东道国，其本身是不考虑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
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海外投资的可能性作出理论解释的，首推美国经济学家威尔士（Louis T Wells）， 威尔士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经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经济浓家拉奥（Sanjaya Lall）提出的技术地方化理论，更进一步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不论是威尔士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还是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的竞争优势不是绝对优势，而是相对优势。理解相对优势，是理解发展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这种相对优势主要是“相对”两方面而言的：一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拥有更加适合当地市场条件的生产技术，因而，在同类型发展中国家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相对于欠发达国家的当地企业，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又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因而具有竞争优势。我国企业发展海外直接投资正是具备了这种相对优势。如何把这些相对优势用好用足，是发展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课题。
我国经过近50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掌握了以电子技术和人造卫星技术为代表的一批高新技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量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已经在纺织、玩具、制伞、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很强的竞争优势，并逐步取代亚洲“四小龙”，成为这些产业在世界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产品供应者。我国80年代的一批“幼稚产业”，比如洗衣机、电冰箱、电风扇、空调器等产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迅速成长、壮大，现已成为具有很大生产能力的技术成熟产业，我国彩色电视机产业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也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可见，我国企业并非完全缺乏竞争优势，问题是我们还不习惯从相对优势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更为重要的是，目前还缺乏一种有效的方式把我国企业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竞争能力。
三、国家在振兴海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
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对国家干预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认为，国家干预会使市场信号发生扭曲，并最终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因此，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应该由企业自主抉择，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现代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般从企业角度分析跨国公司行为，而很少从国家或产业层次考虑对外投资问题。这既可以看作是现代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特色，也可以看作是其理论上的不足。从本质上看，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背景之上的，其分析的对象，也是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它们一般具有很强的垄断优势，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进入东道国市场，实现其全球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国家干预对它们而言是不太重要也不太需要的，相反，它们更多地强调各个国家应该实行开放的投资、贸易政策，减少国家干预和保护，为国际投资活动扫平障碍。
如果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结论可能完全不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比较落后，企业缺乏技术的垄断优势，并且其规模较小，竞争力较弱，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与世界大型跨国公司竞争的；即使利用其相对优势，避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锋芒，投资于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但这种跨国投资仍然属于“拾遗补缺”型的对外投资，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生产的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的落后局面。所以，发展中国家要想改变其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不利地位，就不得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方式，扶持一批重点跨国企业，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正是振兴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需要特别强调的地方。在我国，国家干预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从根本上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其利润的最大化，而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不仅包括企业的利润目标，而且还包括国家的宏观目标。就其重要性而言，国家的宏观目标比企业的利润目标更加重要。因此，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其实质是发展战略型投资。
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起飞和产业结构转换的重要阶段，为了确保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需要扩大海外投资以获取重要的自然资源和关键的生产技术。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赶超”压力，使我国海外投资具有浓厚的宏观战略色彩，这非常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发展海外投资时的情形。日本和韩国实施的政府主导型对外投资战略，对于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中的做和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总结。
中国对外投资的战略性，决定了国家参与的必要性，但这并不等于说需要国家包办企业的具体事务。我国传统企业政企不分的种种弊端，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因此，决不能把海外投资企业办成传统企业和管理体制向海外的延伸。提高海外投资企业的竞争实力和经营活力是国家参与活外投资活动的一条重要原则。因此，国家在振兴海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应主要集中在产业协调、企业功能优化以及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方面。具体来讲，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以产业整合为中心，重建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比较优势。为了克服我国海外投资企业零星分散，规模较小，竞争力差的突出弊端，使中国企业的海外竞争实力能够体现我国相应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政府急需采取产业整合的措施，把在“放权”、“松绑”过程中形成的众多细小的独立核算企业，通过产业和资产这两大纽带重新联系起来，以形成能够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相抗衡的跨国企业集团。当今各国经济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少数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外国跨国公司纷纷通过兼并和联合的方式向外扩张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只有实行以大对大的战略方可取得立足之地。从产业角度看，我国钢铁、煤炭、化工、建材以及彩电等主要产业，其生产能力已经名列世界前茅，其他如计算机、通讯、生物工程等高科技产业也具有了一定的竞争实力，可以在一些主导产业中，以若干大型企业为中心，组建一批具有较大的资产规模和合理的专业化分工的跨国企业集团，使其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坚力量。通过这些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的发展，可以为我国企业的技术更新和研究开发能力的提高创造条件。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转换，需要政府高度重视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的组建，我国统一的国有企业产权，为政府参与组建跨国企业集团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政府也应高度重视海外投资企业的经营机制问题，应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将跨国企业集团建设成为股权多元化的现代公司制企业，以确保企业具有竞争活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二）促进银企联合和工贸联合，健全海外投资企业的综合功能。海外投资企业不仅要实现专业分工基础上的大型化，而且应该具备很强的综合功能，这是增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综合化的核心内容是要实现对外投资中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融合，使海外投资企业具有生产功能、金融功能和贸易功能。因此，对于跨国企业集团应该赋予相应的对外金融权，允许企业按照国际惯例在海外市场筹措资金、发行债券和股票；对于具备条件的跨国企业集团，可以成立自己的财务公司，以强化金融服务功能；在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还可以允许企业拥有自己的跨国银行。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加快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步伐，为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在贸易功能方面，可以考虑赋予海外投资企业自营进出口权，鼓励工贸联合，支持贸易企业发展海外投资，并通过海外投资带动出口贸易的扩大。
（三）建立激励淘汰机制，引导海外投资企业在追求自身经营目标的同时，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国家对海外投资企业的鼓励和扶持应充分体现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政策和地区政策。对于能够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并对我国产业升级具有直接促进作用的投资项目；对于能够提供国内经济发展急需的短缺资源或原材料的投资项目；对于能够显著地扩展海外市场，带动对外贸易的投资项目；对于利用我国成熟技术，带动设备和中间产品出口的投资项目，国家应制定特殊优惠政策，尤其是在提供低息贷款、信用担保、用汇、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国家可以有重点地选择一批跨国企业集团，集中在高新技术、短缺资源和扩展海外市场方面对外投资，并规定获取政府支持的规模条件和业绩标准，以促进海外投资企业的兼并联合和相互竞争。对于达不到规定条件的海外投资企业，则应坚决取消政府的特殊支持，以鼓励新生力量进入海外投资领域。通过建立激励和淘汰机制，就可以利用有限的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一批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竞争实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这些企业将作为中国企业的代表，在国际市场上与国外跨国公司展开竞争。一大批跨国企业集团的成长和壮大，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为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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