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华[1]2000年在《论新时期纪实文学的自然主义真实观》文中提出新时期许多纪实文学作家、理论家坚持自然主义真实观 ,表现在 :强调实录生活 ;无需想象和虚构 ;不必遵循典型化的原则 ;在创作中主体不介入、无评价等。出现这种现象 ,固然与“纪实”题材和时代的“务实”、开放有关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自然主义的一些理论同样符合创作的基本规律
李华峰[2]2000年在《论新时期纪实文学》文中研究表明纪实文学在新时期的勃兴是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的崛起与发展不是一种偶然出现的文学现象，对其进行定位、定性、成就、问题的研究，作出客观的审美评价和理论概括，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第一，从纪实文学的自身发展规律入手，论述了它在新时期的发展过程和每一个发展阶段的主要表征。 第二，从时代特征入手，分析了新时期纪实文学崛起的时代原因和生存环境。 第三，用新的文学观念和思路进行系统考察和梳理，从整体上论述了新时期纪实文学的美学成就。 第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新时期纪实文学的弱点和不足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
蔡俐[3]2014年在《论岳阳新时期以来的纪实文学创作》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以来，湖南的纪实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成就，其中以张步真、陈启文、阮梅等为代表的岳阳作家群及其创作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学界对包括岳阳在内的湖南纪实文学的研究非常薄弱，因而，本文试以岳阳新时期以来的纪实文学创作为考察重点，结合湖南实际，探讨有关“文学湘军”与中国纪实文学的现状及其发展问题。其重点是通过代表作家作品的分析，总结岳阳纪实文学创作的发展流变、精神意蕴及风格特色等。论文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湖南文学在全国的地位及湖南纪实文学在湖南文学中的地位。通过比较，得出湖南纪实文学虽暂时落后于虚构文学，但二者渐趋平衡的结论。然后介绍岳阳纪实文学创作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研究方法等。第一章，概述新时期以来岳阳纪实文学创作的发展流变：第一节从创作主题的角度谈变化，第二节从创作体式方面谈发展。第二章，写岳阳纪实文学的题材选择。本章分为两节，通过考察岳阳纪实文学的“写了什么”，进而分析其题材的特点。第一节总结有关领袖伟人和普通百姓方面的创作，第二节归纳有关社会问题和旅行见闻方面的创作。第三章写岳阳纪实文学的精神承担。本章分为三节，从具体作品和创作主体人格出发，挖掘岳阳纪实文学所呈现出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人文关怀与慈母大爱、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等精神意蕴。第四章，考察岳阳纪实文学的风格特色。本章分为两节，分别从乡土气息和审美形式等方面探讨岳阳纪实文学的特色。其中注意将湖南其他地区的有关作品与岳阳的创作进行比较。第五章，探讨岳阳纪实文学的成就与不足。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从文学与地域、文学与艺术和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方面，总结其成就与影响。第二节则从文本呈现出的材料的堆砌现象和传记创作等方面，指出其局限与不足。结语部分，点出岳阳纪实文学与虚构文学间相互影响等现象，并反思“文学即虚构”等传统观念。
李冶陶[4]2001年在《论新新闻报道对当代中国纪实文学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无论承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学正呈现出一个令人激动的境况却是不争的事实;新闻,包括新闻观念、新闻采写技巧与手法,正向传统的文学领地迅猛扩张,并通过与文学的融合,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文学式样———纪实文学。尽管目前对此种相对于传统虚构文学而言是一种“离经叛道”的作
郭思文[5]2018年在《斯·阿列克西耶维奇战争题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文中提出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大罗夫娜·阿列克西耶维奇(Светлана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Алексиевич,1948-)是苏联和白俄罗斯著名女作家。她的“乌托邦之声”系列作品广受苏联及整个欧洲社会的关注,曾获苏联荣誉勋章(1984)、德国莱比锡欧洲图书奖(1998)、意大利赫尔德奖(1999)、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奖(2006),法国美第契随笔奖(2013)和俄罗斯大书奖(2014),其中《战争的非女性面孔》获苏联列宁共青团奖(1986)及波兰雷沙尔德奖(2015)。自201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在中国呈现井喷式传播态势,作家在国际文坛的影响力不容小觑。阿列克西耶维奇善于着眼历史大事件中的小人物,直击民族伤痛,以女性作家的视角窥探事实真相。纪实文学创作体裁,多声部的写作风格使作家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独领风骚。在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创作旅程中,俄罗斯文学对其影响根深蒂固。本文以作家对俄罗斯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开篇,从创作题材、纪实文体和人物形象三个方面来探讨作家的创作特色。“女性”是阿列克西耶维奇着重刻画的群体,作家强调女性在苏联重要历史转折时刻的作用和地位。在以伟大的卫国战争暨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战争的非女性面孔》和以阿富汗战争为背景《锌皮娃娃兵》两部小说中,作家选取了数十位女性,从不同侧面描绘她们战时及战后的生存状态,并引导读者一起探索人性和死亡两大核心话题。本文以这两部中篇小说为例,对其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类、细化分析,总结战争背景下女性形象的矛盾统一性,最后阐述作家塑造女性形象的思想内涵,以期对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手段和特征有较为明确的认识。
彭淑君[6]2013年在《论新时期口述实录文学文化品格的嬗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期“口述实录文学”在文学辞典上又被称为“对谈实录自述体",它是创作者通过采访、收集、记录现实生活中相关人物的自述、并在文中完全重现采访人物话语的方式实现的文本创作。文体中出现的口述人物往往是社会各阶层的普通人物,口述内容是对相应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民众心理和情感等精神生活的描述,具有一定的新闻报道色彩和社会史料价值。新时期口述实录文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它的诞生是8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之下文学蓬勃发展、纪实文学思潮强势崛起的结果,也是国外口述史学学科建立、新闻与口述结合之下的新结晶。该体例在新时期首创于自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和此后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皇天后土》一起构成第一阶段的口述实录体文学潮,并逐步确立了自身的文体建构原则,这些作品对所处时代民众生态与心态、社会变迁和历史记忆的展现使之具备了鲜明的文化品格：90年代后期至今是口述实录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口述实录文学在主题内容上呈现多样化趋势、文本形式也发生新变。以私密话语、情感隐私为主导类型的口述实录文学被大肆生产和短期消费,私人话语在大众传媒时代无所遁形,文化精神品味的降低,映射了消费时代下都市群体与个体、孤独与狂欢的纠缠乱如麻。两个阶段、近三十年的口述实录文学的发展,文体结构和文本的文化意蕴都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后一阶段甚至发生异化。前后的优劣问题尚不可妄下定论,只是面对它存在的问题,口述实录文学的创作者必须思考：在失去虚构文学的想象和修辞之后,如何在众多质朴的声音中让人获得更高层次上的社会与个人、个体观念和记忆与灵魂拷问等关系的处理方法。
刘浏[7]2015年在《“非虚构”写作论》文中认为从写作文本与其所书写的对象世界的关系观照,文体大体上可分为虚构文体和非虚构文体。非虚构文体不是横空出世的文体类型,它是经历漫长的社会变革与书写文化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非虚构”是对20世纪虚构文学的反拨,无论是80年代兴起的报告文学热,还是90年代新写实主义小说等都昭示着传统文学的精神回归。进入21世纪,非虚构写作特别活跃,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促发了了非虚构热潮。《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和“人民大地”非虚构写作计划等,对非虚构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与此同时,也引发了研究者对非虚构文体的更多关注,有关“非虚构”的争议颇为热闹。“非虚构”写作不仅是一种建立在文本内容真实基础上的书写方式和文体类型,也指称着以一切的传播手法表达非虚构书写意义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模式。本文通过对新闻、报告文学、纪实小说、亚纪实小说、私小说、传记与日记文学等几类非虚构文学体的全面考察,结合现代文学理论、文化理论,深入阐述非虚构文体的范畴、性质和特点等,对“非虚构”写作做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对于“非虚构”写作的研究注意跳出原有“纪实”﹢“文学”的窠臼,致力于跨学科的协调观照论析,从传播学五个要素——传播者、接受者、文本、传播媒介、效果入手,分析文学生态中媒介与非虚构写作的关系。媒介技术发展至今,非虚构作品已经不再只能是以纸质出版物形式呈现,而是可以以数据编码形式等多样态表达存在于电视、电脑、手机等媒体之上。相对于传统的文学载体,在媒介融合之后,全球化和无实物化使得文学以全新的姿态绽放魅力。新的传播意识和传播价值的新的设计,使得非虚构写作重新回归文学传播的主流地位。如果说过去普通读者之于非虚构写作的关系是“接受式”的,犹如传播学中的“魔弹论”所形容——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那么,随着新媒介技术和大众文化的深入发展,受众对非虚构的信息获取、审美需求与作家创作初衷之间就变成了“互动式”的关系,即拉扎斯菲尔德所说的“有限效果”。父辈文化中非虚构的“文本——人”的传播关系变为了“文本——空间——人”的传播。媒介话语对非虚构“商品”有增值意义,使得非虚构文化逐渐倚重视觉、依赖技术和消费,完成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的过渡,但这也绝不是非虚构写作的终点。论文共分为绪论部分和正文部分。正文包含四章内容。第一章是对“非虚构”写作的全面体察,主要就近年来出现的“非虚构”热和学术界对非虚构相关问题的争论表述观点。对“非虚构”写作的历史进行梳理,对“非虚构”进行学理溯源。并且以典型文本为支撑对“非虚构”写作的范畴、类型、性质和意义等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第二章论述的是非虚构写作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征与个性,主要表现在非虚构的“非”上。通过对“非虚构”写作内部指向和外部表征的分析,得出该文体的两个写作面向以及“非”的三层含义,阐述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非虚构的非虚构性与虚构性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第三章中,将“非虚构”写作置于媒介融合的背景下考察其传播学意义。通过对传播者、接受者、文本、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等几方面的深入探究,考察“非虚构”写作与媒介的之间的深厚关联。同时,将“非虚构”写作两种表达方式——传统的书写文本与在媒介融合之后的大众传播文本进行比较,考察“非虚构”写作的传播速度、传播广度、传播维度等变化,为非虚构写作传播研究提供论据。第四章,是对“非虚构”写作媒介存在的论述,通过对以纪录片和影视政论片等典型的观察,论述新技术手段与非虚构写作联动后产生的新的文化样态和审美意义。
孙元元[8]2018年在《纪实与虚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世纪乡村非虚构叙事用一些纪实策略来营造真实感。这些策略包括:引入人类学、新闻学、历史学等学科获取事实的方法;利用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元文本等伴随文本进行真实性宣扬;运用叙述人称、叙述手段、叙述结构等叙述策略制造真实感等等。但无论这些策略的运用如何给人以真实感,非虚构叙事都不可能做到对真实的绝对还原,所以当我们拨开纪实策略的重重迷雾,虚构的痕迹就被暴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写作者的启蒙想象和文学想象对乡村的虚构;写作者以偏概全的“中国”抱负和偏爱表现贫困落后乡村的“苦难焦虑症”对乡村的虚构以及乡村基于排异性而进行的自我虚构三个方面。虽然它们并不违背叙事伦理,但却对表现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造成损害,暴露出这一叙事类型的种种不足,同时也为乡村这一言说对象带去污名,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无论从字面意义、真实性层面还是造成的影响来看,虚构都是新世纪乡村非虚构叙事的一个悖论。那么,尽可能地减少虚构,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就理应成为新世纪乡村非虚构叙事的题中之义。
彭在钦[9]1998年在《纪实中的非纪实性——论新纪实小说在报告文学中的衍生》文中研究表明纪实中的非纪实性———论新纪实小说在报告文学中的衍生彭在钦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热，每一次文学热都有自己的文学形式。文学形式如同生命运动的形式一样，有它自身的发展和繁殖、杂交和衍变的客观规律，进而产生出新的“物种”（文学样式）。当今国内外流行的纪实文...
吴娟[10]2009年在《悲壮之诗、历史之实与深邃之思》文中指出黎汝清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悲剧三部曲”是对中国当代小说“史诗”创作之路的继承与发展。《皖南事变》、《湘江之战》与《碧血黄沙》所呈现出的“悲剧”、“纪实”与“思辨”的审美艺术表明了黎汝清笔下的“史诗”具有与“十七年”革命战争“史诗”所不同的“新质”。相比“十七年”的“史诗”,作家不再追求“光明美好的结局”而转向对悲剧性革命历史题材的挖掘,选取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史上的“皖南事变”、“湘江之战”和“红军西路军”这三大悲壮历史题材,谱写了一曲曲悲壮之诗。对于历史事件的描述,作家本着历史要求真实可靠、文学需要艺术虚构的原则,用纪实与虚构并行不悖的审美艺术形式尝试了对“纪实”创作手法的体验。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作家并不停留于对“原始的历史”的重现,而是在事件中渗入无限的哲学思辨,把笔锋指向对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透析,从而引发读者对历史的现实意义以及人类的生命价值的反思。由此,作家开拓了新时期战争“史诗”的艺术新质,使“悲剧”、“纪实”与“思辨”艺术有机统一于“史诗”的文学样式中,为新时期战争“史诗”的创作提供艺术借鉴。
参考文献：
[1]. 论新时期纪实文学的自然主义真实观[J]. 张冠华. 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2]. 论新时期纪实文学[D]. 李华峰. 郑州大学. 2000
[3]. 论岳阳新时期以来的纪实文学创作[D]. 蔡俐. 湖南大学. 2014
[4]. 论新新闻报道对当代中国纪实文学的影响[J]. 李冶陶. 当代文坛. 2001
[5]. 斯·阿列克西耶维奇战争题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D]. 郭思文. 黑龙江大学. 2018
[6]. 论新时期口述实录文学文化品格的嬗变[D]. 彭淑君.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7]. “非虚构”写作论[D]. 刘浏. 苏州大学. 2015
[8]. 纪实与虚构[D]. 孙元元. 黑龙江大学. 2018
[9]. 纪实中的非纪实性——论新纪实小说在报告文学中的衍生[J]. 彭在钦. 求索. 1998
[10]. 悲壮之诗、历史之实与深邃之思[D]. 吴娟. 福建师范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