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简《日书》看牛郎织女故事之形成与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牛郎织女论文,故事论文,日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2－51－55
“七夕节”这个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近些年又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流传了千百年的“牵牛织女”故事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就学术研究而言，从1925年钟敬文发表文章《陆安传说》以来，国内对于牵牛织女传说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据学者施爱东调查总结，这八十余年间共发表了120余篇（不含七夕风俗类专题）相关文章[1]，其中有对牛郎织女故事类型的研究讨论，如1933年钟敬文发表的《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献给西村真次和顾颉刚两先生》、《牛郎织女故事与仙女下嫁穷汉原型新探》等，有对故事发源地之探讨，如《牛郎织女故事在太仓》、《牛郎织女传说源地探微》、《牛郎织女流变考》等，还有对牛郎织女神话演变过程的研究，如《牛郎织女神话形成的脉络》、《汉代牛女神话的世俗化演变》等等。
由于两汉之前的史料较少，对于牛郎织女传说起源初期的探讨并不太多，其论述零星见于一些学者的文章之中。上世纪70年代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有两条与牵牛织女相关的材料，但并没有引起牛郎织女研究学界的足够重视。这两条材料对牛郎织女故事形成之时间的推测、最初故事形态及起源地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更多的线索，本文将就这些问题结合出土文献秦简《日书》做进一步分析研究。
一、牛郎织女故事形成之时间上限
对于牛郎织女故事的形成时间，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ABC》中认为应在汉代初年，王孝廉认为至少“在史记时代，这个恋爱传说是还没有形成的。”[2]传说的具体形成当是在建安以后到南北朝之间，李立主张早在先秦时期便已经产生牵牛星和织女星的传说，因为此时牛郎与织女已经人神化，但二者并没有发生进一步的联系[3]。杜汉华甚至认为在先秦两汉时期还没有形成后世的牛郎织女传说，因为此时“牵牛星、织女星还只是民间崇拜的农桑之神，除了说织女是‘天帝之孙’外，尚未形成后世的牛郎织女传说。”[4]
《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睕彼牵牛，不以服箱。”中最早提到了牵牛星与织女星，研究者一般认为早期的“牵牛”、“织女”只是两个星座的名称，并没有人神化。不过有些学者根据这一史料推测牛女神话应该萌芽于先秦，如洪淑玲认为先秦时期已经含藏了牵牛织女神话的基因，应当是孕育牛女神话的胚胎期[5]，李立也认为虽然牵牛与织女两者在先秦还没有联系起来，但牵牛、织女符号形式内已经包含着“人”的形象内涵。
两汉期间关于织女、牵牛的线索很多，但都没有明确指出织女与牵牛的相恋关系，汉初《淮南子·真训》云：“若夫真人，则：……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这里说的是真人与织女的婚姻，与牵牛无关。东汉班固的《西都赋》云：“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张衡的《西京赋》中同样写道：“豫章珍馆揭马，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这也只是描写了西汉长安时的昆明池旁立有牵牛织女两座石像。直到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才明确了牵牛、织女二人的相爱相思，“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出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可见，由于证明牛郎织女相恋的史料直到东汉末年才出现，因此牛女相恋故事的时间上限只能划到东汉末年，学术界所提出的先秦说、汉初说、两汉说都只是推测，而苦于没有确凿证据来证明。直到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才提供了牛郎织女相恋故事形成的时间上限。
1975年冬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大批秦简，其中《日书》部分有两条与牵牛织女相关的材料，现摘录于下，材料一：“丁丑、己丑取（娶）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三弃。”材料二：“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6]《日书》是古代一种以时、日推断吉凶祸福的占验书，这两条材料均指明在戊申、己酉日娶妻是不吉利的，因为这是牵牛娶织女的日子。可见，牵牛织女相恋却又婚姻失败的故事在秦代已经广为流传，并成为卜筮者占卜吉凶的论词。
睡虎地秦墓墓主喜的下葬年代应为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根据竹简的成书年代早于墓葬年代的原则，《日书》的成书年代要早于此年。经学者研究认为睡虎地秦简《日书》应该成书于秦昭襄王时期[7]。因此秦简《日书》的这两条材料证明早在先秦时期，牵牛织女之间的婚恋关系就已经确立，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两个星座。因此牵牛织女相恋故事形成的上限至少可以划至战国末期的秦昭襄王时。
二、秦简《日书》提供的故事线索
秦简《日书》中与牵牛织女故事相关的两条简文在文字释读方面没有争议，但学者们对简文内容却有着极为不同的理解。
学者王晖在文章《出土文字资料与古代神话原型新探》中将简文155条：“丁丑、己丑娶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三弃”理解为“两人的姻缘没有白头到老”“织女被牵牛（牛郎）抛弃了三次”。“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理解为“牵牛娶织女时间不长便弃之”。这两条简文的意思大体一致，是说“牵牛、织女的婚期是戊申、己酉，但二人并未白头到老，不到三年，牵牛便抛弃了织女，如织女死去一般。”[8]
对于王晖先生的观点，李立先生在文章《云梦秦简“牛郎织女”简文辨证》中进行了驳斥。李立先生认为《日书》作为卜筮之书，其论词往往带有矫言的成分，根据简文与《易林》繇词所载神话相比较来看，繇词中既有神话的内容，又有缘于占验吉凶的性质和目的而形成的矫言成分，对简文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如果在“丁丑、己丑”或“戊申、己酉”这几个时辰“取妻”就会出现不成功或不顺利这样的结果，如若强之，则会出现“三弃”、“不出三岁，弃若亡”的后果，简文“三弃”、“不出三岁，弃若亡”诸语，当是针对求卜者而言，与牛郎织女神话没有关系[9]。
李立先生是通过《易林》繇词与《日书》两则与牵牛织女相关的简文进行对比得出以上结论的，笔者十分赞同这个结论，同时认为即使不与其他占卜书相比较，仅仅就《日书》本身的性质、体例来看，简文“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三弃”也无法得出王晖先生所认为的“两人的姻缘没有白头到老”“织女被牵牛（牛郎）抛弃了三次”的结论。
《日书》是古代一种以时、日推断吉凶祸福的占验书，掌握这种占术之人称之为“日者”，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以及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日书》竹简，为我们研究秦代社会人们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思想观念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睡虎地秦简《日书》应当是秦代“日者”所使用的择日手册，告知求卜者所卜之日的吉凶祸福。
秦简《日书》中的占卜基本体例为“某日，利于（祭祀、娶妇、入牲畜）”或“某日，不利于（家室、嫁女、行事），如：1、外阴日，利祭祀。2、执日，不可以行。以亡，必执而入公而止。3、结，是胃（谓）利以出货，不可以入。可以取（娶）妇、家（嫁）女。4、马良日，（乙丑、乙酉、乙巳等），牛良日（庚辰、庚申、庚午等）。总之，占卜某日之事，《日书》中必告知具体事情之吉凶祸福，占卜结果成为求卜之人行事之依据。
睡虎地秦简《日书》有几条简文与两种传说相关，其中两条就是上面提到的与牵牛织女传说相关的简文，另一条是与大禹相关的简文。王晖先生对这两个传说故事作出了基本一致的判断，认为这些简文记载了古代神话故事的最初原型。如牵牛织女故事“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应解释为：戊申、己酉，牵牛娶织女未终，两人姻缘没有到白头到老，织女多次被弃。对于禹娶涂山之女的简文（《日书》简3背壹条）“癸丑、戊午、己未，禹以取（娶）涂山之女日也，不弃，必以子死。”的解释为：“癸丑、戊午、己未三日是大禹娶涂山氏之女的日期，尽管涂山氏之女没有被禹抛弃，但必定因为生子而死去。”[10]由此推断：夏启之母在生夏启时化石神话的原型是涂山氏之女因难产而死。
如果王晖先生的推测成立，那么他的研究对这两则传说在最初流传过程中的形态问题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同时颠覆了这两则传说的传统认识。但是以王晖先生的理解，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相关简文则成为了相关神话故事的记叙性材料，而没有对于具体时日的吉凶预测，也没有了求卜人所卜具体事情的祸福判断，这不符合《日书》的性质，也不符合《日书》整书的内容与体例。
笔者认为，牵牛织女与大禹娶涂山女的传说故事出现在《日书》中，其目的是为了解释相关时日为何不吉的原因，而不是对两则传说的记载。牵牛织女和大禹娶涂山女都是婚姻悲剧，因此在《日书》中成为解释具体时日娶妻不吉的原因。其实这种体例在《日书》中比比皆是，如“此所谓艮山，禹之离日也……离日不可以家（嫁）女、取（娶）妇及人人民畜生，唯利以分异。离日不可以行，行不反（返）。”这则简文解释了艮山日不吉之原因，因为这是禹离开家的日子，在离日这一天不要做嫁女、娶妇、入人民畜生、出行等事情。又如“彻，是谓六甲相逆，利以战伐，不可以见人、娶妇、嫁女，出入货及牲。”这里解释了彻日利于战伐，不利于见人、娶妇、嫁女、出入货及牲的原因，这是由于彻日是“六甲相逆”的日子。同理，牵牛织女与大禹娶涂山女两则引入《日书》的目的也不是记叙传说，而是为了解释娶妻不吉之日的原因。
因此，对于简155、简3背壹条“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的正确理解是：“戊申日、己酉日，是牵牛娶织女不成功的日子，如果在这一天娶亲，婚姻不会美满，妻子会被多次抛弃。”“戊申、己酉日，是牵牛娶织女失败的日子，如果在这一天娶亲，不到三年，妻子就会被休弃，或者妻子离开丈夫逃亡。”“三弃”“不出三岁，弃若亡”应该是戊申日、己酉日娶妻会导致的不吉结果，而非指牵牛织女故事的早期形态。
秦简《日书》与牵牛织女故事相关的两条简文由于过于简单，没有透露出更多的故事线索，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从这两条简文可知，牵牛织女的婚姻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已是婚姻不幸的象征，这使我们可以肯定：战国末年，牵牛织女已经由星名转换为故事中的人物，二人的婚姻悲剧故事已经成型并得到了广泛流传。
三、牛郎织女传说起源地之探讨
对于传说起源地的探讨是牵牛织女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年来，河南鲁山、山西和顺、江苏太仓、山东沂源等地对“牛郎织女故事”的起源地称号进行了激烈的争夺，但这恐怕不能靠各地的宣传，而要靠基于史料的学术探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民俗学家对起源地的探讨多以田野调查为主，如对庙会活动、某些遗迹的历史渊源、相关民歌民俗等进行走访调查[11]，以证明某地为传说的起源地。地方历史工作者则多从本地的方志、口头传说或古建筑等方面着手，为本地是传说发源地寻找更多的证据[12]，但是方志中的历史记载多为唐宋时期的相关记录，古代建筑最早也不超过唐代。这些研究思路并不能解决牵牛织女故事的最初起源地问题，因为早在魏晋时期，牵牛织女传说就已经不为一地所特有，而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广泛流传。从文物遗存来看，在山东、河南等地都出土了相关的石画像[13]。在传说早已遍布神州的情况之下，以后代之遗存、记载来证明某地为传说之起源地，这只能出现十几处纷争不休的局面，他们都有证据证明本地与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认为对起源地问题的探讨，应该从时间最早的史料入手，认真分析合理想象。
牵牛织女传说起源地诸说之中汉水说影响较大。学者们主要以男女主人公被隔绝于“云汉”两岸的史料为依据。汉代班固的《西都赋》中：“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这描写了牵牛织女二人被隔绝于银河两岸的情景。在先秦时期，银河也被称为“汉”、“云汉”或“天汉”，如《诗经·小雅·大东》中有“维天有汉”、《左传·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牵牛织女虽为天上的神，其生活原型却是地上的人，因此当人们对地上牛郎、织女的尊崇转到天上的时候，便将地上的汉水转移成了天上的“云汉”。牵牛织女被云汉隔绝，成为汉水起源说最大的证据。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与牵牛织女相关的简文为汉水说提供了更为有利的依据。
睡虎地秦简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秦墓，因云梦县睡虎地地处汉水流域，这为传说起源于汉水流域提供了更多的依据。1985年，甘肃天水放马滩也曾出土与睡虎地秦简在年代内容性质等方面大致相同的《日书》，但此《日书》中并无牵牛织女相关简文。虽然两部《日书》的相关性与共同点大于它们的差异性与不同点，但两部《日书》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放马滩秦简《日书》出土于秦故地，代表了传统的秦文化，而睡虎地秦简《日书》更多地呈现了楚地文化的特点。这是林剑鸣、何双全等学者经过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如林剑鸣先生对两部《日书》的特点比较研究后发现：“《睡》简有较多的礼制影响和较浓的神秘色彩，反映了楚文化的特点；《放》简则相反，显得质朴而具体，因此少有礼制、道德以及鬼神的影响，反映了秦文化‘重功利。轻仁义’的特点。”[14]睡虎地云梦秦简《日书》中记载的与牵牛织女故事的相关简文或可说明：此故事在战国末年只是楚地汉水流域之地方传说，还没有流传到其他地域。
赵逵夫先生据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这两条简文却得出了织女故事形成于天水的结论。他的依据为秦人发祥于甘肃天水，而“‘天水’是汉代以前汉水（今之西汉水、东汉水的合流）的发源地。‘天水’之得名，同其地在汉水上游有关。”因此织女故事起源地应该是天水。从地理历史沿革的考证来看，确实能找出“天水”与古“汉水”的相关的证据，但这并不能说明秦简《日书》中记载的就是天水的故事。
睡虎地秦简《日书》虽然出土于秦国小官吏喜的墓葬之中，但《日书》更多地呈现了秦楚文化杂交融合的特质与现象，如在甲种《日书》中就分别载有秦、楚纪月对照。出土于天水的放马滩秦简中没有牵牛织女的相关记载，而睡虎地秦简中却发现了两条与此相关记录，显然这是独特的楚地文化对《日书》的影响，牵牛织女故事应该是较早流传于楚地汉水流域的民间传说。
我们可以想象，战国末年的楚地“日者”在日常的占卜活动中，为了说明为什么某日不吉，于是便将流传在汉水流域的牵牛织女故事写入《日书》中，以证明这一天确实是个不宜嫁娶的日子，牵牛织女在这两个日子结婚却得到婚姻失败的结果，奉劝求卜者千万不能在这个日子娶妇嫁女！
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出土是研究牵牛织女传说的早期流传情况的珍贵史料，为故事的形成时间、早期故事形态和故事起源地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就目前而言，利用秦简材料来对牵牛织女故事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还不多，希望此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以引起学术界对牵牛织女传说形成期研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