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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今年3月份以来，中央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政策效果初步显现，经济形势正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的调控力度，由投资拉动的本轮经济扩张有可能在今年年中基本结束，经济发展进入稳定增长期。
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
去年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在今年年初一度表现得更加突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骤然加速，货币信贷投放反弹，煤电油运供求关系更加紧张，物价上涨速度加快。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进一步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严控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坚决遏制投资规模。同时，努力增加粮食生产，强化经济运行调节，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第二季度，经济形势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开始初步显现。
农业生产形势出现重要转机，大大稳定了粮食价格。去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降低农业税税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我国夏粮生产扭转了自2000年以来连续4年减产的局面，夏收小麦亩产比去年提高10公斤以上，总产量增加25亿公斤左右，增长约3％。截至5月底，全国春播粮食面积7.76亿亩（含早稻面积），比去年同期增加近3000万亩。夏粮丰收和春播面积增加对粮食价格产生了稳定作用。5月份，粮食、油料市场价格比4月份小幅回落，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势头减缓。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明显遏制，生产资料价格回落。进入新一轮扩张期后，房地产、汽车、钢铁、水泥、电解铝、纺织等行业投资增长过快，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摊子铺得太大，引起煤电油运供求关系紧张，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升，消费与投资比例严重失衡，影响了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1～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高达53％，创11年来的最高水平。面对这种形势，国家加大了土地管理力度，加强信贷投放管理，提高了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严格政府投资管理，全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这些措施对投资过快增长起到有效抑制作用。3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回落到43.5％，4月份降至34.7％，5月份投资仅增长18.3％，如果按照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升7.5％计算，5月份的实际投资仅增长10％，基本回落到正常水平。城镇新开工项目第一季度同比增长21％，4月份同比增长5.9％，5月份同比减少15.7％。随着投资降温，钢材价格大幅下降，其他建材价格也有不同程度的回调，流通环节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5月份比4月份下降1.4％。
货币信贷规模明显收缩。去年下半年，在调整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窗口指导等政策引导下，货币信贷增长偏快的势头曾经有所收敛。但今年1～2月份，贷款增速明显反弹，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21.3％，增幅同比高2.5个百分点。第一季度贷款累计增加9131亿元，同化多增加596亿元；全年新增贷款2.6万亿元的年度指标，第一季度已经使用了35％。为了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中央加强了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协调配合，采取多种措施调整贷款规模和投向，如再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以及再贷款浮息制度；对金融机构实行窗口指导，限制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的贷款；银监会严查过热行业、地区的贷款，全面清理金融机构对在建、拟建项目已发放或已承诺发放的固定资产贷款的使用等。5月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和货币供应量增长偏快的态势明显减缓。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19％，比4月末低1.4个百分点。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7.5％；比上月末低1.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增长18.6％，比上月末低1.4个百分点。
工业增速稳中趋降。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5％，增速比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这是工业增长在今年3月份达到19.4％的顶峰、4月份小幅下滑至19.1％之后，连续第二个月回落，且回落呈加速之势。从分行业数据看，回落的主要行业是生产资料行业，粗钢和钢材分别增长13.3％和14％，均比第一季度增速下滑50％；水泥增长17.1％，比第一季度增速下滑28％。与此同时，原煤、发电、铁路运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煤电油运供求出现一些缓和迹象。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生产资料行业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投资增速下滑对抑制工业快速增长发挥了积极效果。
经济增速呈现回落态势
根据对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个拉动GDP增长的因素分析，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估计，今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同比将超过11％，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在去年同期低基数基础上取得的。如果剔除非典基数影响，第二季度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约为9.2％。下半年，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的调控力度，经济增速会回落到8.5％左右，全年经济增长约9，2％，与上年基本持平，今年经济增长速度将呈现逐季回落的态势。
从消费需求看，中央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农村居民收入可望稳步提高，有助于增加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城镇消费继续稳定增长，预计全年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2％，实际增长9.5％左右。从投资需求看，目前遏制投资过快增长的措施明显显效，新开工项目得到控制，投资回落已成定局，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速度可以控制在20％以内。从进出口需求看，世界经济形势继续好转，国际贸易更加活跃，我国对能源、矿产品、投资设备需求依然强劲，出口退税政策落实情况明显好于往年。我国对外贸易大进大出、贸易顺差继续缩小的局面不会改变，预计出口增长20％以上，进口增长25％以上，净出口对经济拉动作用减小。
今年物价的峰值将出现在年中，6、7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有可能接近5％，只要政府不出台大的调价措施，下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完全可能回落到3％以内。首先，从居民消费价格变动趋势看，去年受非典影响，从3月份开始，价格月环比连续5个月负增长，6、7月份价格涨幅处于全年最低点，直至去年8月，居民消费价格开始出现环比上涨，第四季度同比涨幅达3％。低基数将使今年6、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提高，第四季度翘尾因素基本消失，物价不可能大幅上升。其次，从引起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粮食价格来看，虽然夏粮已经丰收，但夏粮增产量不大，粮食价格还不会大幅度降低。随着农业支持政策、耕种面积扩大等影响，秋粮增产希望较大，会一定程度减缓粮食涨价因素。再次，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减慢，生产资料缺乏投资需求的支撑，其价格回落不可避免。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
当前，投资过快增长势头得到初步遏制，物价上涨压力减小，宏观调控措施已取得成效。在控制总量初见成效后，下一阶段宏观调控要加强结构调整，既要抑制体制性无效投资反弹，又要大力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投资项目顺利推进；既要控制部分过热行业过快增长，又要支持农业和服务业加快发展；既要引导固定资产投资逐步降温，又要促进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升温。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应进一步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防止投资反弹；财政政策应趋于中性化；货币政策重在提高有效性，经济工作着力点应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
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防止投资反弹。我国投资过快增长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财政分灶吃饭和以经济增长作为地方领导政绩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关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关注自身的政绩，利益驱动的结果使政府主导投资不可避免。全国范围的城建热、房地产热、汽车热、钢铁热等的背后，都能清晰地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地方政府行政性主导的投资项目往往具有非理性行为，市场调节和货币政策对抑制此类投资效果不理想，运用控制贷款规模、控制新开工项目、控制土地征用、清理拟在建项目、严肃处理投资过程中的违规责任人等法律、行政手段就是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易于操作、见效快，对抑制行政性投资过热效果十分明显。但行政手段一旦放松，已经停工的项目就会开工，投资有可能出现反弹。这就要求进一步落实好中央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加强土地管理和信贷管理，防止投资反弹。
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自去年9月份以来，我国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共1.5个百分点，并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以及再贷款浮息制度。同时，对金融机构实行窗口指导，限制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的贷款；银监会严查过热行业、地区的贷款，全面清理金融机构对在建、拟建项目已发放或已承诺发放的固定资产贷款的使用。货币当局见势快、动手早，紧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总的看来，货币政策对遏制投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究其原因，首先，从微观机制上看，我国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对投资失误没有硬约束，贷款成本的高低并不影响其贷款需求，国有商业银行为加快改制，在盈利性与风险性选择中更多地趋向盈利性，增加贷款降低不良资产比例、增加当期利润动机增强。其次，从宏观政策上看，经济理论早已告诉我们，在开放经济中实行固定汇率体制，货币政策对抑制投资增长没有作用，这是因为紧缩货币供给将提升利率水平，吸引外资流入，为维持固定汇率，中央银行必须购进外汇，投放基础货币，从而使紧缩货币供给的做法失效。我国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但外资仍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流入我国，2003年至少有450亿美元不明资金流入，今年1～5月，外汇储备增加额比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外贸逆差额之和高出390亿美元。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大、央行不能有效控制外资流入的情况下，不论使用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其政策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再次，即使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其货币政策的效果也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一般来说货币政策发挥影响的滞后期为6个月至1年。
在固定资产投资和部分过热行业生产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遏制、货币信贷增幅明显回落的情况下，进一步观察已经出台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必急于调整利率，不宜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允许市场和企业对货币政策信号有一段消化调整期；在不改变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外资的流入，减少外汇占款渠道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积极财政政策向中性政策转变。在我国现行的汇率体制下，财政政策对抑制或扩张投资作用很大。前几年为了克服通货紧缩趋势，我们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拉动需求，使国民经济走上了上升轨道。随着2002年下半年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投资出现过快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应逐步淡出，转向中性。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松有紧、松紧适度的政策。今年下半年原则上不再新开工政府投资项目，适当减少今年长期建设国债的实际使用规模，加大向下一年结转的规模。
加快体制改革步伐，消除投资膨胀的体制性根源。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根本问题是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要在宏观调控中更多使用经济手段，减少行政手段的成分，让经济手段发挥有效作用，必须建立有效的微观经济基础，以价格信号引导投资主体作出选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这就要按照党的十六后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加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出台经国务院批准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合理划分中央、省地市之间的合理界限，建立国有资产经营和监督责任制，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消除财政分灶吃饭的弊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完善政府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加快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使政府真正成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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