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王安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中国小说来讲，上海无疑是一个闪光的名字。从“五四”以来，在这座城市生活过中国最优秀的两位作家——鲁迅和张爱玲，也曾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直到今天，上海依然是一个在文学上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城市，在这个城市有当代最有影响的两份杂志《收获》和《上海文学》，有实力雄厚的作家队伍和文学批评家阵容，也有像王安忆这样的广为人知的作家。关注上海的文学创作现状，研究像王安忆这样的受人关注成绩斐然的作家的创作，尤其是探讨她的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应当被视为一件对改变上海文学乃至全国的文学写作中一些消极现象，都是很有必要的工作。
一、欲望化写作和小资情调
——《小城之恋》《我爱比尔》及美女文学
在王安忆的写作生涯中，影响或争议最大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小城之恋》，该作品于1986年发表于《上海文学》第八期。《小城之恋》用幽默和心理分析的手法，刻画了歌舞团的一对舞蹈演员分分合合的情爱故事。这部作品的用词和技巧非常讲究，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几乎挑不出毛病。这部作品距今已17年，但是读来仍然刺激过瘾，让人在压抑中体验欲望的力量以及时代对人性的压抑。作品的几处读来非常精彩：“其一，男女主人公在练功时，男主人公帮助女主人公开胯：她躺在他的面前，双腿曲在胸前，再慢慢向两侧分开。他喘着粗气，因为极力抑止，几乎要窒息，汗从头上、脸上、肩上、背上、双腿内侧倾泻下来。他虽然身体长得小，但完全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心了；而她虽然发育丰满，但头脑却简单得像一个孩子。其二，她新换了一套肉色的练功服，领口开得很低，背后裸到腰际，裤头是平脚的，绷得过紧，深深地勒进大腿根部，他们一起练习托举的一个动作，她扮演老红军，他扮演小红军，小红军要爬到老红军的背上，而且要反复排练。他的胸脯感觉到了她厚实的脊背，那脊背裸在低低的后领外面，暖烘烘，湿漉漉。舞蹈已成了机械性的动作，分不散他丝毫的注意力，他负在一个火热的身体上面，一个火热的身体在他身下精力旺盛的活动着，哪怕是一丝细微的喘息都传达到他最细微的知觉里，将他的热望点燃，光和火一样喷发出来。这光与热传达给了她，她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觉得背上负了一个炭盆似的燎烤，燎烤得按捺不住。可一旦等待下去，燎烤消失，背上又一阵空虚，说不尽的期待，期待他重新负上背来。她像是被一个巨大而又无形的意志支配着，操纵着，一遍一遍动作着，将他负上身，又将他抛下地。她忽然轻松起来，不再气喘，呼吸均匀了，正合着动作的节拍。躯壳自己在动作。两具躯壳的动作是那样的契合。他每次跳上肩背都那样轻松自如而又稳当，不会有半点闪失，似乎这才是他应有的所在，而在地上的跳跃全成了焦灼的等待。当他负上背时，她才觉心安，沉重的负荷却使她有一种压迫的快感。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连接在了一起，如胶似漆，难舍难分，息息相通，丝丝入扣……”(注：王安忆：《岗上的世纪》，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从技巧上看，王安忆绝对是炉火纯青。但为什么这样的作品不能感动人和震撼人呢?问题出在哪里呢?
一部好作品的意义永远在版本之外，对技巧和形式的研究无法洞察其真正的价值，构成作品高贵品质的一切，是主人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美妙的光泽。正如尼采所说：“为艺术而艺术意味着：‘让道德见鬼去吧!’不用多久就产生一个后果，道德滑坡和人性趋恶，最后艺术就成了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蛔虫。如果对艺术削弱价值评说，艺术就会成为雕虫小技和细枝末节。”(注：尼采：《偶像的黄昏》第70—7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周国平译。)艺术的意义是生命的热望和兴奋剂，如果单纯歌颂欲望，会放出仇恨、厌世和邪魔的眼光，使人误入歧途。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一个表达的天才，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或巨大的不幸和种种令人恐惧的问题，要有战胜的勇气和情感的自由。在悲剧面前，我们灵魂里的战士庆祝他的狂欢节；艺术是苦难者的救星，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是求生的伟大诱因。对此，高尔基通过一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宣告说：“上帝派人到这个地球上来，为的是叫人做善行并且以欣悦的心情去珍爱生活；可是艺术家们把那种生活弄成了什么样子?”(注：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7月版，满涛、辛未艾译。)为什么非要把男女主人公的身材和头脑故意颠倒?为什么练功时偏要穿肉色的训练服?黑暗放出的是魔鬼，光明才能滋养美与善的使者。具有兽性的人才把女人视作玩物，男人天生的能力是对女性的爱和美的欣赏，那时灵魂才能放出人性的光芒。因此，当有人盛赞高尔基使他的人物发挥高贵品质时，托尔斯泰耸耸肩，淡然地说：“我在高尔基之前早就知道乞丐也有灵魂，否则就是伪艺术品。”(注：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7月版，满涛、辛未艾译。)此外，《小城之恋》中所谓的幽默也是人为的幽默，是伪幽默，是作者故意而为之，反差的目的是为了制造魔鬼。真正的幽默是生活本身的荒诞，没有半点虚构的痕迹。契诃夫就是一位天才的幽默大师，《在理发店里》他写道：亚果夫朵跑到追求他女儿的玛卡尔的小理发店去揩油理发。当玛卡尔把亚果夫朵的头发光光地剪完半边后，发现做女婿无望，于是心碎，无心再剪另外半边，决定明天再剪。次日，玛卡尔一本正经，坚持给钱才剪，可是亚果夫朵不愿意用血汗钱去理发，拒绝付钱——结果在女儿结婚那天，他只好半边长发半边光头去跳舞。契诃夫的作品中，毫不客气的嘲笑人们，剥掉人之假面具，再后来则化为悲恸、容忍与怜悯。就仿佛一位伟大的智者，从那些呆闷无聊的人们身旁经过时，瞧瞧他们满含沮丧和忧郁的苦笑，以温和而含意良深的责备口吻，悦耳且诚恳的声音说：“先生女士们，你们的生活过得很糟!”(注：引自《契诃夫幽默作品集》，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王健夫、路工译。)
把王安忆的“欲望化写作”推向极致的另一部作品，是她的中篇小说《我爱比尔》。(注：王安忆：《我爱比尔》，南海出版公司。)中国文坛进入市场化时代，王安忆赶上了这趟文化高潮的早班车。“《我爱比尔》的女主人公阿三，是一名学美术的大学生，身材苗条，很中国、很典雅。在一次画展中阿三认识了英俊潇洒的美国驻沪领馆的文化官员比尔，两人初次印象都非常良好。比尔爱中国，中国饭菜、中国京剧、中国人的脸，阿三则爱美国式的酒店、酒吧和文化。刚接触一两回，比尔就吻了阿三，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神秘和阿三嘴唇的神秘，感受到温柔的冲击。几天后，阿三回到学校后，审视了一番自己的身体，信心大增，决定以充满中国文化的肉体去迷倒洋鬼子，于是画了一幅画，画上是没有面目的女孩，头发遮住了脸，阴部却盛开了一朵粉红的大花，取名为‘阿三的梦境’，并把比尔叫到宿舍，向他展览杰作。比尔说，我理解这画是关于性，那么，你对性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对性的态度不是这个样子。紧接着，阿三为了证明中国人的性观念，向他用身体和睡袍来展示，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人战胜了美国人，比尔同她上床了。阿三的身子糅进了比尔的身子，演绎了一场异国春宫图。此后，阿三为了撩拔比尔，就千方百计营造气氛，花样百出，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弥补身体发育迟缓的不足。他们做爱的地点也神出鬼没，学生宿舍、宾馆、浴室、棉被底下，不久，阿三自己租了房子，退学了也再所不惜，继续迷醉洋鬼子，继续与比尔乱搞。这使比尔也大感惊讶，他说，虽然你的样子是完全的中国女孩，可你的精神却更接近于我们西方人。阿三神秘地回答：中国人重视的是‘道’，西方人则将‘人’放在了首位。阿三就用《秋江》这出戏为例，讲解中国的“道”和小尼姑如何思凡，下山投奔民间。比尔听得出神，然后赞叹道，这故事好象发生在西方。阿三就嗤之以鼻：好东西都在西方!此后，比尔开始真正喜欢阿三了，在感恩节，在酒店，同比尔嬉戏着，宛如置身于曼哈顿、曼谷、吉隆坡、梵蒂冈，撒着佐罗式的娇，做出卡门的姿势，进行击剑和斗牛。为了进一步光大中国文化和迷醉比尔，阿三就在怀旧上大做文章。她给自己买了一件男式的缎子晨衣，裹在身上，比尔手伸进晨衣，说，我怎么找不到你了。他们在柔滑的缎子里做爱，时间倒流一百年似的。她用咖啡壶煮着小磨咖啡，用老式唱机滋滋啦啦地放着老调子。美国人最经不起历史的诱惑，半世纪前的那点情调就足够迷倒他们了。很快，比尔回国，这场游戏终于结束，阿三用无聊和寂寞打发着时光，到酒店点蜡烛听老爵士乐会朋友，或在家里洗澡睡觉用纸牌算命，坐吃山空。后来又先后同法国乡巴佬马丁，以及另外几个美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演绎过拍拖或床上游戏。之后同一名比利时人上床了。在比利时人的公寓里，阿三迷醉于厨房洁白的瓷砖墙上排列整齐的平底锅，洗澡间白漆柜里整洁干净的浴巾和洗衣房柳条筐盛着等熨烫的衣服……她的大胆和主动让许多腼腆和羞涩的外国人大吃一惊……她留宿在马丁的房间，‘请勿打扰’的牌子从傍晚挂到次日中午。马丁说，阿三你是我的梦。阿三说，马丁，你是我的最真实。马丁，带我走，我也要去你的家乡，因为我爱它。阿三，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一个中国女人在一起生活。
我认为，正是《我爱比尔》开了“美女文学”之先河，况且王安忆比之卫慧、棉棉们，她绝对是她们的“教母”。王安忆最“嫉妒”同时也有些瞧不起的女作家也许是张爱玲了，因为张爱玲是最早对上海生活和殖民地文化的阐释者，只有倒张，才能获得文化地位和话语霸权。她在“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说：“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她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注脚，并使世俗气在虚无的照耀下变得艺术了。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注：王安忆：《茜纱窗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这一番批判，真正显示了王安忆的思想水平，但令人生疑的是，依王之水平，连张爱玲都瞧不起，怎么能对那么多三流女作家撰文大加赞赏呢?对于一个严肃作家，不是嫉妒又是什么呢?张爱玲无论如何是“旷世才女”，《倾城之恋》和《金锁记》无论如何是经典之作，其情节和人物对话真实而生动，无任何胡编滥造的迹相，而且人物的对话精彩之极，直逼人心，其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都是有灵魂的，其命运有个人沧桑感，虽不明亮，但能嗅出哲学的味道。王安忆对她的批评，只能表明自己的肤浅和嫉妒，也是自己对自己小说的自我评价。文学创作是一个审美过程。透过王安忆的创作，不仅看不到美，只有丑，而且只有对愚昧和欲望的赤裸裸的展示，更看不到作家对丑恶的批判和对人物命运悲天悯人的情怀，只有心灵的黑暗和欲望的魔鬼穿行。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作家爱默生认为，世界是一种秩序、和谐的美，包含了爱，对自然的爱和社会的爱。美有三个层面：首先，是对自然形象的感知，是一种快感；其次，完整的美中蕴含着一种更为高级的因素，那就是一种精神，崇高的美是超越感官快感之后的人的意志的体现，是上帝置于德行的一种标记，美是理性生灵的自然体现；再次，世界的美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作为心智思维的对象来观察。事物不但跟道德有关而且跟思维有关。理智寻找出上帝心目中一切事物的不受感情影响的绝对秩序。神圣的事物总是不朽的。丑可以带来恶，善才能诱发新的善。自然的美在心灵里重新形成，不是无所作为的顺其自然，而是为了创造。艺术品的创造能启发我们理解人类的神秘。灵魂的美是人类生命的终极目标。文字能致人死命，精神才能使人新生。显而易见，王安忆们对美的理解只停留在第一层面，即对快感的描绘，离精神和理性的创造还差得很远，其结果只能导致死亡和恶行，是不完整的。真正的艺术品必须由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
加缪说过，诞生到一个荒谬世界上来的人，惟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反抗和自由。如果人类困境的惟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路径是通向生命和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无止尽地忍受寒冷。通向阳光之路，是靠我们微弱的力量和智慧铺成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不存在，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这就是艺术的真谛。而王安忆们则不同，他们的创作中人物是机械的、平面的、本能的，缺乏灵魂的。
哪里有自由?哪里有反抗?哪里有阳光?永远忍受着无尽的寒冷……我期待着春天的来临，也渴望着玫瑰花的绽放。
个人小悲欢和虚伪的艺术
——对《长恨歌》的审视和批判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是《长恨歌》，它因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引起海内外读者和文化界的广泛认可。最可怕的是李欧梵等一大批海外学者亦“色”迷心窍，大肆吹捧王安忆的海派文化和殖民地文化，并扬言要推荐王安忆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长恨歌》继承了王安忆从《小城之恋》和《我爱比尔》中形成的一贯风格，将欲望化写作和小资情调推向极致，创伪艺术水平之新高。故事开始于40年代左右的上海，作者由一条弄堂写起，到流言、闺阁、鸽子，然后再到上海的女儿王琦瑶，字字华美，声声婉转，句句细腻，于黑暗中见腐朽。
王琦瑶是一名俏佳人，和丑陋而粗心的中学同学吴佩珍是好朋友。吴佩珍带她到电影制片厂玩，通过吴的表哥结识导演，再由导演推荐给爱好摄影的程先生，在程先生和同学蒋丽莉的鼎力包装下，她上了《上海生活》的封面，并被誉为“沪上淑媛”，又在1946年的“上海小姐”大赛中获得“三小姐”的荣誉，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在程先生、蒋丽莉和王琦瑶的“三角恋”中，王琦瑶无缘无故的侧身而退，委身于一个政治投机人物李主任，成为藏污纳垢的“爱丽丝公寓”内的睡美人，专门等待和陪李主任睡觉。淮海战役后，李主任在一次飞机事故中不幸丧生，王琦瑶成为寡妇。为了散心，王琦瑶到苏州乡下外婆家的邬桥镇小住，在这里她邂逅了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阿二，经一段朦朦胧胧的小恋后，阿二也无缘无故的消失了。说是在上海等她，却从此杳无音讯。返回上海后，王琦瑶开起了一家小小的注射诊所，借以渡日。闲暇之余，以麻将为娱乐，结识了牌友严师母、毛毛娘舅康明逊和萨沙。萨沙是革命后代，高大英俊，混血儿，很快就与王琦瑶发生了性关系。二人的床上游戏快乐无比，不知不觉，王琦瑶怀孕了，萨沙误以为是他惹的祸，其实康明逊早已先下手为强，孩子是他的。王琦瑶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本打算去医院流产，但阴差阳错没有成功，康明逊失踪了，萨沙也逃脱了。关键时刻，深爱王琦瑶的程先生出现了，他默默地承担了一切，不仅拒绝了多年来一直追求他的蒋丽莉的爱，而且耐心细致地照顾王琦瑶生下了孩子，从此背上“黑锅”。从1960年到1965年，这是艰难的岁月，他们最终没有熬过来。蒋丽莉因病而死，程先生则因照相被怀疑为身怀绝技的情报特派员自杀身亡，王琦瑶苟活着。后来，王琦瑶终于培养出了自己的替身和仇敌女儿薇薇，并且和薇薇一块沐浴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一同享受，一同穿旗袍，一同赶时髦，像姐妹一样争风吃醋，不仅和女儿同学的情人长脚、时髦青年老克腊一块游戏，同时轮流和这些年轻人上床。在昏暗的房间中，她拿出了一个珍贵的雕花木盒，乞求老克腊陪她度过最后的时光。老克腊挣脱她冰凉的手，有一种死到临头的感觉，赶紧逃跑了。王琦瑶最终死于长脚的谋财害命。她是被长脚用手在脖子上卡死的。
在王安忆琐细的叙述中，她不仅对旧上海的殖民地文化和腐朽文化津津乐道，而且为所有人物的命运都蒙上一层阴影，宛如一间没有光亮的屋子，看不见人的面容，更看不见人的心灵。为了加深这种艺术效果，她不止一次地再现屋子的色彩：公寓里暗沉沉的，有些看不清，待到开了灯，却是夜晚的光景。只有窗外的鸟叫传进来，才告诉她这是白昼的下午。李主任将他的头发揉乱，然后解开她的扣子……在那最后的时刻来临前，她还来得及惋惜，她想她婚服倒是穿了两次，一次在片场，二次在舞台，可真正该穿婚服了，却没有穿。老克腊身上的热退了，泻下一头冷汗，还是打战，嘴里说着梦呓般的话。王琦瑶百般抚慰他，把他当个孩子般地哄，他要什么都依着他，曲意奉承。他有几次发急，想做什么，又不知该做什么，都是王琦瑶手把着手帮他。他还哭了几声，哀哀的，为着什么万念俱灰……两人都做了许多噩梦，发出压抑着的惊叫，呼吸粗重，眼睛酸涩。这一夜过得真累，仿佛千斤重担压在身上似的。房间里拉着窗帘，近中午的阳光还是透不进来，是模模糊糊的光，房间里有一股隔宿的腐气，叫人意气消沉……
人的命运和生命的状态难道真的如此吗?难道只有窗帘和压抑吗?王琦瑶所有的命运都是自己的选择，宛如一场游戏一场梦，李主任也好，康明逊也好，萨沙也好，长脚也好，老克腊也好，都是游戏和肉欲的结果。在这一间没有光亮的屋子中，没有激情，没有血性，没有时间的倒错，没有季节的变换，没有时代的变迁，只有梦魇和夜晚。尤其是王琦瑶，无肝无肺、无情无义，稀里糊涂的上床，无缘无故的做爱。叙述的语言表面上细腻，其实是白头宫女说闲话，没有一句生动，没有一个人物有灵魂。尤其是在后半部分和女儿薇薇的关系中，既没有写出60年代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贫穷时代母女相依为命的艰难，也没有写出苦难中母女的亲情，更没有写出王琦瑶因遭际和私生女所带来的后果，他们如何能在时代的大劫难中幸存呢?仅写了一些无聊的争风吃醋和虚假的上海文化，宛如在一间非常豪华、现代的公寓摆上了灵堂，26岁的小伙子怎么能轻易和老太太上床呢?一个无血无肉的木乃伊怎么能有那么大的魅力呢?最值得描写的，也就是全书中最明亮的人物，是阿二和程先生，但阿二不明不白的失踪了，程先生却是一个没有个性不男不女的空心人。并被残酷地赋予一个悲惨的结局。真是太可怕了。
在《长恨歌》中，即没有人物追求生命尊严和崇高的悲剧意识，也没有历史残酷无情破坏的沧桑感，更没有激活生命和给人以启迪的生机勃勃的力量，有的只是弄堂、闺阁、照片等死尸的标本，散发着腐朽的气息，更找不到玫瑰、爱情和希望，所有人物的命运都是作者精心编织的谎言，纯属个人小悲欢，和时代无关，和历史也无关。
《长恨歌》存在的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为在外观上，无价之宝和恶劣的赝品几乎是一样的。黑格尔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唤醒各种本来睡着的情绪、愿望和情欲，使它们再活跃起来；把心填满；使一切有教养的或无教养的人都能深切感受到凡是人在内心最深处和最隐秘处所能体验和创造的东西，凡是可以感到和激发人的最深处无数潜在力量的东西，凡是心灵中足以满足情感和观照的那些重要的高尚的思想和观念，例如尊严、永恒和真实那些高贵的品质；并且还要使不幸和灾难、邪恶和罪行成为可理解的；使人深刻地认识到邪恶，罪过以及快乐幸福的内在本质；最后还要使想像在制造形象的悠闲自得的游戏中来去自如，在赏心悦目的观照和情绪中尽情欢乐。艺术没有一个确定的形式和目的，但其拿来感动心灵的东西却可好可坏，既可以强化心灵，让人高尚，也可以弱化心灵，把人引到最淫荡最自私的情欲。这就是真艺术和伪艺术的区别。无疑，《我爱比尔》和《长恨歌》都在弱化人的灵魂，撩拔读者最淫荡最自私的情欲。况且，王安忆塑造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木乃伊，不说不具备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人物灵魂的自我拷问，连一般意义上的责任、尊严和命运挑战的勇气也谈不上，纯属伪艺术，迷倒和欺骗了多少“痴情少男”。对此，犹太哲学家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篇叫《艺术的教育价值》的文章，文章强调指出，要分辨艺术品的价值，一定要有一套标准，按托尔斯泰的观点，这个标准只能是道德和宗教的标准。艺术的价值和表现的方式，与表现的事物和描写的感情的性质有关。假如它表现的是单纯、善良、质朴的感情，那这艺术就是真艺术；如果它激起了放荡、激烈、杂乱的感情，那它就是坏的，是伪艺术。按托尔斯泰的观点，所有的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提法都不是健康的，是危险的，只不过是玩弄词藻和无意义的游戏。真正的艺术品不仅要揭示人的真实情感，更要改善人类的情感。决定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并不是感情的力度，而是它的内在质量。“文学既不是一种快感，也不是消遣或娱乐，而是一件神圣的大事。”(注：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6月版，于晓等译。)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及德谟克利特，都有相同或相近的观点，他们把批判的矛头纷纷指向享乐主义的艺术理论，即那种为艺术而艺术或把艺术的最高宗旨单纯的赋予特殊快感的观念。当然，艺术的教化或伦理作用不是图解生活或政治说教，而是自由的，是灵感与力量的化身。
另一位犹太哲学大师弗洛姆则站在人道主义伦理学的高度来建立评判文学艺术价值的座标系。他指出，艺术伦理学始终是与“社会批判”相结合的，文化艺术的最高目标是以探讨“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任务的，同时要揭示这些命题反方向的问题，这是判断一个健全社会的真正标准。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前提就是主张“为了识别何为善、何为恶，就必须懂得人性”。显然，文学的宗旨就是真正用生动形象来描述，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人性和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从而推动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时尚匠人和陈腐观念
——关于消极写作的误区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是和王安忆的文学生涯同步进行的，每一个文学潮流都有她的身影——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美女文学。她的聪明就在于，虽然她几乎没有领导过哪一个潮流，但她从来活跃于每一个潮流之中，说白了，她虽然没有得过第一名，但从来是第二名或第3名，并常常超出第一名。《雨，沙沙沙》、《叔叔的故事》、《小鲍庄》、《小城之恋》、《我爱比尔》、《长恨歌》，一部比一部精彩，一部比一部影响大，直到《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发行量几十万册，和池莉、铁凝等三人并称为“最畅销的女作家”。此所谓，一个人追逐一次时尚容易，难得的是一辈子站到时尚的前哨。
畅销的不一定有价值，有价值的不一定畅销。用别林斯基的论敌布朗贝乌斯男爵的话说：“你们有好书吗?——不，可是我们有伟大的作家。——那么，至少你们有文学?相反，我们只有书市。”(注：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第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7月版，满涛、兴未艾译。)纵观王安忆的创作生涯，有如下几点原因使王安忆“风韵”长存：
其一，对时尚的追逐，使她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人们怎么能忘记她呢?王安忆在一篇名为《我是一个匠人》的随笔中自揭奥秘：我的写作在猛写和猛歇之间有节律的展开，着意的是具体的东西，相当技术化。
其二，上海文化和小资情调。旧中国的上海是殖民地的重要码头，一直引导着中国经济文化的潮流，吸引着全国人民的目光，成为时尚的代名词。
其三，女性文学和欲望化写作的优势。
其四，文学赞扬家团体的追捧。
经常读书的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文坛，有两个人的出书量特别大，一个是贾平凹，一个便是王安忆。据笔者统计，在1986年到2002年短短的16年内，王安忆就出版了11部长篇，在1981年到2002年的20年内，王安忆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22部；在1988年到2001年的13年内，王安忆出版了散文集11部；文艺理论集4部，自选集6部，与母亲合著1部，共55部。不知重复选编的选本有多少，但保守估计，一年至少写两部书，量不可谓不大。
按文学批评家李建军的观点，王安忆、贾平凹们的写作实质上是一种“消极写作”。消极写作是对当代中国一种颇为流行的写作模式的命名：它的“基本性质是虚假和苍白，它的叙述策略上的突出特点是拼凑和编造，内容和人物是重复和自我克隆，它的写作对象是流行和时尚，它对读者和生活的态度是戏弄和游戏，是一种伪写作和伪艺术。”消极写作有四大特点：一、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性；二、把写作当作一种消极习惯，其写作动因不是来自于对生活的发现和激情，而是一种像抽大烟似的，不抽就难受的需要。其结果就是大量炮制文字垃圾和文学赝品；三、是一种缺乏积极精神建构力量的异化性写作；四、是一种订货会式的，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写作，即在最短的周期内完成最大规模的批量化生产任务。
重温一下当年别林斯基在俄国批评过的文学现象，对我们中国文学的建设大有裨益。别林斯基认为：“碰到一位名作家，我们总是只限于说些空话和滥美之词；不顾情面地说真话，我们就认为是亵渎神圣。如果这是出于真诚的信念呢?不，我们往往是出于愚蠢而无聊的礼貌，或害怕对方攻击为借批评出名。在西方，每一个作家的功过都会受到客观的评价；读者绝不会只满足对他们喜爱的作家的局部批评或赞扬，一定要批评家断定他们对于同时代或后代的影响，分析其作品总的精神，并判定其在整个文坛的地位和名望；分析作家的作品，是以审美精神和典雅法则为座标的，对精致的搔首弄姿之作和粗制滥造的作品必须毫不客气。创作的能力，是自然伟大的天赋；创作者灵魂里的创作动机，是伟大的秘密；创作的瞬间，是伟大的圣务执行的瞬间；创作既无目的又有目的，不自觉又自觉，不依存又依存：这便是创作的伟大法则；构思的朴素、十足的生活真实、民族性、独创性，这是创作的一般特征；耻于爱情，赶走思想，出卖自己的自由，在偶像面前低头，祈求金钱和锁链，这是创作者的通病；享乐主义、肉欲主义，迷恋于快感和技巧，排斥哲学和真理的追求，这是创作的最大敌人；精神是神思，是生命的源泉。物质是形式，思想没有形式就无法体现，没有思想，一切形式都是死的，二者互为依存，互为因果。消极写作是一个‘机灵的掌柜’，这个掌柜善于迎合公众的口味，用鲜艳夺目的色彩引诱着大众，把大批客人从邻近的铺子夺出来，千方百计、厚颜无耻地把自己的货卖出去。没有通过伟大而奇妙的艺术促进祖国的文明和进步，也不能使祖国的人民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自己的愚昧和丑陋，而是千方百计的教唆读者走向虚无、神秘、享乐、野蛮和自私，这是地地道道的道德败坏，其可耻的文字无异于图财害命；在我们这儿小品文作家已成倍的增加，而且，因为他们有责任经常在首都大报上评说彼得堡的天气很坏，就自认为是深刻的思想家和崇高真理的发布人，——他们是社会进步的敌人，他们千方百计的歪曲和丑化纯洁的语言，他们用哗众取宠来取悦时尚，用风花雪月来谄媚读者，用花言巧语来标榜爱情，用麻木平庸来宣扬糟粕，表面上新潮时尚，骨子里却是腐朽和反动，整天喋喋不休地发表着‘连篇累牍的沉闷的废话’。真正批评家的批评，绝不是简单抒发个人感情上的好恶，‘根据个人的遐思怪想、直接感受或者一般的信念，是既不能随意肯定任何东西也不能随意否定任何东西的：判断应该听命于理性，而不是听命于某些组织和个人；批评家必须代表全人类的理性和良知。’批评时简单地说‘我喜欢，我不喜欢’只有在涉及菜肴、醇酒、骏马、猎犬之类的时候才可能有威信，用于涉及崇高的文学艺术现象，无异于疯子和白痴的行径。”(注：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第4页、第19页、第20页、第33页、第146页、第682页、第687—699页，2000年7月版，满涛、兴未艾译。)别林斯基的话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当代中国文坛的现状，揭露了王安忆们创作的困境，也指出中国的“消极写作”者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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