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东亚安全的区域治理——基于公共物品外部性理论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美国论文,区域论文,物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7-0036-15
[修回日期：2010-06-13]
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安全状况既存在传统的国家间“安全困境”，又面临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跨国犯罪、海盗、公共卫生、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安全威胁的多元化不仅导致了东亚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上升，而且也造成了安全公共物品的匮乏。作为东亚安全的主导国，美国广泛介入到地区安全事务并提供了相应的安全公共物品。美国安全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给模式是以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为核心，以多边安全机制为补充的“管制”型安全模式。虽然双边军事同盟在维持地区均势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东亚权力结构的变迁以及大量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美国不再愿意、也不再有能力承担首要责任，而是有选择性地提供安全公共物品，从而导致国际公共物品局部供给不足①并呈现出明显的负外部性。东亚能否发展出一种新的区域性安全治理模式以弥补现有安全模式的缺陷，增加区域性安全公共物品的供给，从而减少公共物品的负外部性，确保东亚的持久安全与和平等议题日益成为当前东亚安全中亟待破解的难题。
一 东亚安全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与外部性
公共物品概念来源于经济学。丹尼斯·缪勒(Dennis C.Mueller)将公共物品定义为：“能以零的边际成本给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同等数量的物品”。②公共物品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受益上的非排他性，二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③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才能称为“纯公共物品”。但是在国际安全中，“纯公共物品”极为稀少，因为一方的安全往往意味着另一方的不安全。人们所说的公共物品一般指俱乐部产品和公共财产资源等非纯粹的公共物品，或称之为“准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特点决定了其具有的外部特性。从理论上说，一种公共物品不能排斥任何人消费该种产品，任何消费者都可以免费消费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外部性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基于公共物品的特有属性产生的外部性，其主要表现为“搭便车”行为，但这会导致公共物品提供者的生产成本与收益不一致，削弱公共物品生产者为之付费的动机，进而由此产生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二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过程中所产生的外部性。由于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不可能将每个消费者的意见集中起来而出现政府失灵状况，进而导致外部性的产生。简单地说，外部性就是一种溢出效应，它针对的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对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强加了成本或赋予利益的情况，表现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公共物品的生产者不但获得了收益，而且也给他人带来好处。假如生产者在自身获得收益时却对他人造成了伤害而没有支付成本(或将成本强加于他人)，其行为就具有负外部性。④可见，负外部性是公共物品供应中产生的消极溢出效应。如果负外部性的成本由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全部承担，那么其外部性就“内部化”了，⑤这也就意味着负外部性得以避免。在国家内部，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和管理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负外部性。
在国际社会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与国家政府相对应的机构或体制，因此国际公共物品常常面临供给不足的问题，⑥其负外部性也很难避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学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提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需要某个国家来承担“公共成本”。这一观点后来被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发展成“霸权稳定论”。该理论认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各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霸权国家，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体制、开放的贸易体制、可靠的安全体制和有效的国际援助体系等国际公共物品，来获得其他国家对霸权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认同，从而实现体系内的稳定和繁荣。⑦吉尔平进一步指出，国际公共物品虽以一个霸权国为主导，但可以依靠国际协调共同提供，即在国际组织的协调下，由各国达成集体行动，制定约束相互行动的准则，一起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⑧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国际公共物品的两种不同模式，即霸权稳定论和国际机制论。美国在战后成功地将其霸权体系与国际机制相结合，形成了所谓的“制度霸权”，降低了美国“霸权护持”的成本，有效解决了国际社会的“搭便车”行为。⑨
在东亚安全领域，对于美国是否已经建立起“制度霸权”还存在不同观点，但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凭借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以及广泛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在东亚安全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成为该地区安全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美国相信，它可以通过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为地区国家提供安全保障，⑩以此获得其他国家对其领导权的支持和认可。(11)而且，只有为其他国家提供足够的安全公共物品，才能保证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中的主导权。(12)为此，美国建立了以双边军事同盟为基础、多边安全机制为补充的安全体系，但这种安全体系已无法适应后冷战时代东亚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东亚日益增长的安全公共物品需求，而且出现了一系列负外部性。
二 排他性：美日同盟及其负外部性
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美国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只吸纳了少数东亚区域内国家，其他国家无法分享其排他性的“俱乐部产品”，而只能被动地接受其建立的秩序和有限的安全公共物品。这种排他性的安全体系已经无法适应东亚变化的安全环境，呈现出明显的负外部性，其成因和消极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下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该地区面临的主要挑战。近年来，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严峻，成为东亚国家面临的共同威胁。由于非传统安全所具有的超越国家安全范畴的跨国性和地区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域内传统的军事同盟也无法有效应对。(13)虽然冷战后美日同盟进行了相应调整，但仍没有摆脱冷战的思维模式和以军事为中心的战略取向，缺乏对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关注和投入。同时，美日同盟的排他性也决定了美日两国无法在双边同盟框架内开展同其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这一方面不利于东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削弱了美日同盟在东亚安全体系中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第二，由于日本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安全自主性的提升以及中国的快速崛起，地区权力结构正在加速转型。封闭性、排他性的美日同盟已经越来越难以在“包容”中国的崛起与日本的“大国化”进程之间保持平衡。(14)美日同盟的功能定位和角色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因素。据美国预测，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主导性军事大国，届时，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将面临新的挑战。(15)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东亚正在努力适应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16)有学者认为，东亚的变化即使不是由中国主导的，也是由中国推动的。(17)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国，会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即使不对美日两国构成威胁，也会给美日带来更多的问题。(18)对待崛起的中国，美国的本能反应是通过加强双边联盟(尤其是美日同盟)和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来维持均势。(19)为此，美国通过在日本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进一步增强了日本的军事能力，不断推动日本转变成为一个积极的地区安全行为体。美国认为这种转变可以鼓励日本在安全方面的积极性，是防止由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而导致地区均势遭到破坏的一个有效途径，(20)同时也可以将日本纳入其全球战略框架。(21)而日本将其在美日同盟框架内的地区安全角色视为所有亚洲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22)西方学者认为，在后冷战时代安全形势不确定的条件下，美国的军事存在对于平衡崛起的中国力量和限制日本的重新军事化是有价值的。例如有分析家认为，美日同盟解散的直接后果是日本与中国的军备竞赛以及日本重新回归“军事大国化”的道路。(23)从中短期来看，美日同盟这种既在战略上“防范中国”，又在政策上“看管日本”的双重角色不会消失。(24)但是，随着东亚权力变更的发展，单纯依靠势力均衡无法为本地区提供充足的安全公共物品，也不可能真正保障东亚持久的稳定与繁荣秩序。
第三，由于美日同盟越来越难以适应地区权力结构变迁的现实，从而导致美日同盟的内部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尤其是在履行相互同盟义务方面，日本担心美国“靠近中国”的倾向会使其面临被“抛弃(abandonment)”的危险；而美国也担心同盟义务的扩展有可能使自身“卷入(entrapment)”本地区错误的冲突或战争。这就产生了一种同盟间的一般性理论困境：担心被抛弃的国家无法制止盟国的行动；拒绝卷入的国家则担心盟国失去对自己的信任，转而寻求更可靠的合作伙伴。(25)例如，日本担心中美两国走向“G2”(中美共治)模式，在日本鸠山政府上台以后，极力宣称要推动“东亚共同体”(并暗示这一共同体不包括美国)，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醒美国不要同中国走得太近，否则将与中国联手推动东亚一体化。与此同时，美国也担心由中日共同主导的东亚一体化进程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因此，美国的奥巴马政府明确反对日本鸠山政府提出的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任何形式的“东亚共同体”倡议。随着东亚权力结构转型的加速，日美同盟内部战略互信的问题会更加突出。
三 私物化：美国的多边行为及其负外部性
在坚持双边军事同盟的基础上，美国通过广泛参与东亚区域及次区域的多边安全合作来努力维护其在东亚区域安全中的利益和影响。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强调在巩固双边同盟的基础上，推动多边机制建设，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寻求与亚洲国家的广泛合作，尤其是与中国等地区大国的合作，以此来改善美国形象，加强对东亚安全的介入，以便更好地维护与巩固美国在东亚安全中的主导地位。有美国学者认为，如果多边主义被有效运用，美国就能重建在国际社会的威望，从而为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和行动提供更大的合理性。(26)但是，美国在东亚进行的一系列多边安全努力，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了改变由美国单独承担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义务的局面，(27)并通过美国主导的制度化合作，让其他国家分担更多的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责任，维持和扩展美国的霸权与战略主导权。(28)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就直言不讳地表示，单靠美国无法解决最为紧迫的问题；但没有美国，世界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我相信世界一向需要美国主导，而且现在仍然需要”。(29)美国在东亚的基本安全利益和目标并没有改变，它创建或参与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也已被“私物化(privatization)”了,(30)成为美国谋求地区主导权的工具，导致东亚地区性的多边主义和多边机制难以发展，同时也使得亚洲的多孔化更加明显。(31)通过分析美国在六方会谈和东盟地区论坛中的多边参与行为可以看出，美国将地区多边机制“私物化”的做法导致了安全公共物品的负外部性。
(一)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六方会谈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有效机制,但从2003年第一轮六方会谈至今,该会谈机制取得的实质性进展较小,其主要原因是国际社会在要求朝鲜弃核的同时并没有给予朝鲜足够的安全保证和公共物品。尤其是美国把朝鲜弃核作为关系正常化的前提,这是朝鲜不能接受的,也是朝鲜不断试图改变现状的原因。对于美国来说,朝鲜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威胁,美国更为担心的是朝鲜“拥核”后的核扩散问题,尤其担心扩散到恐怖分子及所谓的“流氓国家”、“无赖国家”以及“失败国家”。美国认为这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因此,美国的首要目标是促使朝鲜弃核而不是急于与其改善关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曾表示：“美国将利用其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一切军事能力继续保持(对朝鲜的)威慑。”(32)
笔者认为，从短期来看，朝美双方的相互敌视政策很难发生改变。目前，朝鲜“拥核自保”政策构成了六方会谈的重要障碍。这一政策背后的信息是对抗性的、而非和解性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对朝鲜的核政策也十分明确，即继续坚持有条件的接触政策，坚持在六方会谈的框架下解决问题，坚持朝鲜无条件弃核的原则。正如2009年年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所提出的，“朝鲜需要明确表示重返六方会谈”和“永久放弃核武器”，美国才同意与朝鲜进行双边会谈。显然，这一表态已经明确拒绝了朝鲜“有条件回归”六方会谈的建议，强调的是朝鲜必须“无条件地”回归六方会谈，而且回归六方会谈后的解决方案只能是朝鲜“永久放弃核武器”。但早在2006年，朝鲜就强调“半岛无核化”不应该是单方面的核裁军，而应是解决“朝美之间敌对关系、从朝鲜半岛和其邻近地区撤除一切核武器”的无核化。(33)从长远看，美国能否调整对朝鲜的敌视政策将是影响朝核问题的决定因素，而朝鲜能否改变拥核政策则是建立东北亚安全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可见，美朝之间的对抗性政策导致六方会谈机制无法为东北亚提供有效的安全公共物品，而美国在六方会谈基础上推动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政治意愿与能力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潮。美国对朝政策在总体上仍是不作为、以拖待变。笔者认为，美国奥巴马政府很有可能利用朝核局势的长期化和复杂化来实现巩固东亚同盟体系、甚至利用朝核危机来制衡中国。
(二)东盟地区论坛
安全始终是美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利益。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一方面继续领导双边防务体系，但另一方面它只是作为普通国家参加多边安全活动(主要是东盟地区论坛)。(34)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之后，非传统安全议题成为美国和东盟安全对话的重点。(35)
东盟地区论坛确实可以帮助美国实现一些诸如传递政府意图、增进相互了解和培养安全合作习惯等软性目标，却不能如美国所愿去解决诸如朝核问题和中国崛起等硬性问题。为此，美国试图对东盟地区论坛进行改造，包括提出新的议题、加快合作步伐、努力推动制度化进程乃至要求分享主权等。例如，东盟地区论坛成立后，美国一再要求东盟放弃对论坛的主导权，要求把论坛建成一个尽可能独立于东盟之外的机构，使其最终成为美国亚太安全网络的组成部分。(36)再如，考虑到东盟地区论坛是“广泛的(成员)”但“浅层的(成员的承诺)”,(37)美国及其亚洲盟国力图通过推动东盟地区论坛(ARF)预防性外交，将东盟地区论坛建成类似欧安组织的地区安全机制，增强对地区安全问题的介入能力，解决在“一个大集团中容易产生的搭便车和公共物品供给不足”(38)的问题。它提出的建议和措施包括：建立早期预警机制、成立事实真相调查团、提升东盟地区论坛主席的调停作用、成立地区危机预防中心等。但是，不少国家担心开展预防性外交会损害“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合作安全”模式，在某些问题上还可能侵害国家主权。(39)可见，“东盟方式”是地区国家间合作的基础，改革这一原则将会削弱东盟的团结与统一。(40)美国等西方国家力推的预防性外交议程无疑会在协商一致的东盟决策程序下被阻断。(41)
美国虽然参与和支持东盟地区论坛，且较为忠实地遵守和执行包括建立信任措施在内的相关活动，但一直将它置于边缘性地位和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安全手段。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东盟地区论坛在帮助解决美国所关切的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能力和效用较低。相比之下，美国更偏好于建立一些针对特定安全问题的功能性多边安全安排。(42)东盟担心美国迟迟不做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对地区安全多边主义的承诺，可能会导致地区内的某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寻求同美国更加正式的双边安全联系。(43)这势必会导致东盟某些国家对多边主义承诺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亚安全地区主义进程。总的来说，美国参与并支持东盟地区论坛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其前提是强调美日同盟在亚太安全架构中的核心作用，其本质是通过介入东南亚安全事务，为美国持续介入亚太安全事务提供某种框架，(44)是一种“工具性”参与，而非“规范性”参与。
四 减少负外部性：东亚安全的区域治理模式
在东亚地区缺乏一种完整的具有利益分享性的“霸权稳定”体系和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情况下，一方面，“霸权国”无法提供充足的安全公共物品；另一方面，本地区也难以独立开展有效的集体行动进行自我公共物品生产，从而造成了地区安全公共物品的短缺。(45)美国所提供的安全公共物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东亚的安全与稳定，但从本质上讲，美国的安全公共物品供给是一种以美国为中心、以双边军事同盟为基础、以多边机制为补充的“管制”型安全模式。这种建立在冷战军事思维和权力政治之上的缺乏制度创新的公共物品供应，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地区安全需求，地区安全公共物品的匮乏和负外部性越来越明显。东亚有必要通过制度创新，发展一种新的区域安全“治理”(46)模式(见表1)，弥补现有安全模式的不足，提高地区安全公共物品供给，减少公共物品的负外部性，促进地区持久稳定与和平。
2010年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发表演讲，宣布美国将“重返”亚洲并“留在”亚洲，并提出了美国关于亚洲地区架构的五点原则意见，即美国双边安全同盟是基石；地区制度应推进共同目标的实现，包括政治、安全和经济等领域的目标；应提高地区制度的效率；地区架构要有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的议题形成不同的核心小组；在各种地区制度中，应突出最主要的制度。(48)我们可以将美国所乐见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归纳为：在双边安全同盟基础上的多中心、多层次、多领域的灵活与高效的地区安全制度建设。这为东亚地区发展一种多层次、多中心的安全治理模式提供了契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和东亚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在美日同盟双边框架下，加强中美、中日双边及中、美、日三边安全互动与协调，缓解三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塑造地区新均势，并对地区安全议题进行共同治理。东亚地区安全进程无法排除美国，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双边军事同盟是东亚地区安全的一个重要基础。尤其是美日同盟，两国的经济规模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40％，军费总额占据世界军费开支的57％，(49)依然具有崛起中的中国所无法匹敌的权力优势。从总体上看，美国依然能够在东亚地区扮演着战略平衡者(或是离岸平衡手)的角色。美国领导的地区均势体系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秩序也将继续存在。(50)但是，美日同盟自身面临着一定的困境，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日同盟的封闭性导致其无法适应由于快速崛起的中国带来的地区权力变迁。能否重新定位美日同盟在亚洲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减少其负外部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能否与中国建立起一种稳定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与协调机制，从而在东亚塑造一种建立在权力和利益分享基础上的新均势，真正实现与地区安全进程的良性互动。这种制度性互动的结果是有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均势，与传统的均势状态(51)有所不同，新的均势更多体现了合作与协商，而非制衡与对抗，并与大国之间权力平衡的变化相适应。(52)
当前，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共同威胁的增加使得和平与安全政策的外部性在东亚地区日趋突出。安全的负外部性不仅体现在不安全和发展落后的紧密联系上，还表现在一国的不安全会影响到地区并妨碍整个地区的发展政策，(53)从而在整个地区结构中引起一种负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美、日三边开展合作对地区安全进行治理是保证地区安全公共物品供给的必要条件。治理的议题不但包括军事安全和核不扩散等重要问题，而且需要更加关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54)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制度化互动是东亚安全公共物品的重要来源，也是增加安全公共物品正外部性和避免冲突的必要条件。正如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所指出的，为新兴强国拓宽空间的综合性战略可以保证它们和平崛起，遵循推动国际机制的路线，冲突完全可以避免。(55)
第二，中国须积极推动六方会谈的机制创新，增强六方会谈在地区安全公共物品供应中的正外部性。朝鲜半岛在地缘上与中国联系最广，在安全和战略上联系最深。因为中朝接壤，一旦朝鲜半岛出现混乱或战事，首先它会威胁到中国东北地区的边境安全。因此中国的一贯政策是强调朝鲜半岛稳定及无核化，支持并坚决执行联合国相关决议，积极推动六方会谈这一多边外交进程，支持朝美在六方会谈框架内展开双边会谈，避免因朝鲜发展核武器或导弹试射而引发半岛紧张局势。可以说，中国支持了一切有利于无核化和地区稳定的决议和议案，同时也坚持了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保证了中朝边境的贸易正常化和边境安全。中国与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就朝核问题保持着良好而有效的沟通，在维持地区稳定和推动无核化进程中发挥了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中国来说，现实的选择是，通过赋予六方会谈新的任务，即增加安全公共物品供给，缓解美朝对抗的负外部性，推动六方会谈的制度化进程。新任务的重点首先是帮助朝鲜实行经济改革与开放。中国目前已经与朝鲜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其中也包括技术与教育援助。“中国模式”对于朝鲜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朝鲜的开放和改革是朝鲜弃核的有效途径之一。(56)同时，加大力度让朝鲜经济开放，也是中、美、日、韩、俄对朝政策的重要共同点。在六方会谈的多边外交框架内，五方共同制定切实可行的路线图，推动朝鲜进行国内经济改革与开放，促进朝鲜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加强同外部世界的联系，逐步融入地区经济网络，缓解其安全担忧，把以军事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上的变化会促进朝鲜的和平转变，从而能够为其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并以非敌对方式与别国交往。(57)需要指出的是，中、美、日、韩、俄五方应共同承诺为朝鲜提供安全保证，才有可能促进朝鲜的上述积极变化。
朝核问题的本质是东北亚地区安全与半岛和平问题，现有六方会谈的议程虽然不能满足美朝双方的愿望，但它仍是对朝核问题进行管理的有效途径。(58)有学者指出，增强六方会谈机制的制度化建设，是引导和带动六方会谈实现三大任务——朝鲜半岛无核化、有关国家关系正常化和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基本出路和战略保障。(59)在目前六方会谈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恐怕只有中国才能找到不同立场之间的结合点，打开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僵局。(60)为此，中国应当在不放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动六方会谈成为东北亚国家建立信任与合作的框架，(61)并进而促进整个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与东北亚地区安全进程的发展。六方会谈在架构上包容朝美会谈、并优先于朝美会谈，客观上符合朝鲜的利益，也有助于美朝对话的深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启动朝美对话与恢复六方会谈应该是一个平行的过程，是一个彼此促进、相辅相成的过程。通过六方会谈带动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最重要的是通过各国合作解决朝核问题为突破口，创立区域内各国在危机问题上合作的习惯、程序和信念，培养和建立起一个相应的合作规则和合作意识，明确多边合作机制在应对区域安全冲突中的“路径选择”。(62)
第三，鼓励并支持东盟地区论坛在规范建构和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东盟地区论坛第一次把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同时拉入了对话席，这种以松散的、对话型方式推进的亚太地区安全合作进程，是现阶段本地区安全治理的主要特征。尽管东盟地区论坛的“清谈馆”形象以及“协商一致”的非约束性原则经常受到置疑和批评，但它所体现的包容性、预防性、渐进性和灵活性等原则充分照顾了各方的“舒适度”，得到了各国的广泛认可与支持，成为相关国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建立联系、加强沟通、增进理解和建立信任的重要机制和渠道，保证了其成员国“将在未来的多次合作中再次相会，以此来增强地区安全合作的吸引力。”(63)尤其是在地区安全问题的信息共享、促进信心建设以及提高透明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4)“清谈”虽然无法解决棘手的安全问题，但它能够提高战略透明度，减少战略误判，同时也是成员国观念与规范互构的过程。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它是权力因素、制度因素和认同因素的综合，是一种平等的而非等级的治理结构，更准确地说，它是“被多数接受的一种规则体系”。(65)正如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ya)所指出的，“东盟方式”是“一个地区内互动的进程”，(66)这个进程需要培育某些习惯，如自由裁量权、非正式性、协商一致以及非对抗性的讨价还价等。(67)而且，“东盟方式”从东南亚地区向整个亚太地区扩展，(68)证明了小国集团主导的东亚多边主义是有效的。(69)
加强非传统安全治理是东盟地区论坛能力建设的关键。随着地区安全环境的不断变化，东盟地区论坛所涉及的领域和范围也不断扩展。东盟地区论坛在2008年外长会议上通过的回顾文件中指出，虽然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占据中心地位，但论坛应当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发挥作用，重点推进反恐、跨国犯罪、减灾、核不扩散和裁军、海上安全以及维和行动等关键领域的合作。(70)需要注意的是，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同样应坚持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71)
东盟的主导作用是东盟地区论坛有效性的基础。近年来，学界出现了很多质疑东盟主导能力的声音，但是东盟主导仍然是目前东亚最现实、最有效的选择。《东盟宪章》的颁布标志着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东盟的规则、组织结构、价值观以及决策程序，有可能推动东盟发展成为一个更强大、更统一和更有效率的地区组织。(72)可以预见，东盟将继续通过加强其在东盟地区论坛中的领导地位，在亚太安全合作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五 结论
新的治理模式要求美国的双边同盟体系更加开放，更多关注体系外成员的安全关切；东盟地区论坛在保持其论坛性质的基础上，应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推动的六方会谈机制化建设应当成为现有安全架构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潜在挑战。这种治理模式最大的优势是有助于实现权力的分享、制度的创新和规范的建构，并形成不同领域的治理中心，对各种竞争性甚至冲突性的安全议题进行区域治理，从而最大限度度地减少安全公共物品的负外部性。
在美国结构现实主义者看来，安全区域化进程会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现有秩序构成威胁和挑战，(73)并寻求地区安全的替代模式。(73)因此，对于亚太地区的多边机制，美国的基本行为取向是尽量弱化它们的影响。(74)但是，新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不但不会挑战美国的现有秩序，而且能够厘清相关各方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不同角色与作用，有效化解地区安全合作中主导权的竞争所带来的信任缺失，增加地区安全公共物品供给，减少负外部性，实现地区安全的“善治”。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诸多建设性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周方银博士对本文修改提供的有益建议，文中疏漏由作者负责。
注释：
①杨国庆：《危机与霸权：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页。
②[美]丹尼斯·缪斯著，杨春学等译：《公共选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③有关公共物品理论的详细论述，参见Bruce M.Russett and John D.Sullivan，“Collective Good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5，No.4，1971，pp.845-865；张建新：《国际公共物品理论：地区一体化的新视角》，载张建新主编：《国际公共物品与地区合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④李增刚：《全球公共物品：定义、分类及其供给》，载《经济评论》,2006年第1期，第131-147页。
⑤Patrik St
lgren,"Regional Public Goods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Regional Public Goods," Working Paper,No.2,2000,p.8.
⑥[美]英吉·考尔等编，张春波、高静译：《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管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⑦转引自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物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7-13页。
⑧杨国庆、黄帅：《西方地区公共物品理论及其政策意义》，载张建新主编：《国际公共物品与地区合作》，第13-14页。
⑨Mancur Olson,"Increasing the Incentiv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5,No.4,1971,pp.866-874.
⑩仇发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西欧与东北亚比较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11)[日]山本吉宣：《亚太地区综合安全合作体系框架》，载王正毅等主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页。
(12)Thomas J.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Chain Gang and Passed Buck: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2,1990,p.168.
(13)倪建平：《美国与东亚一体化：地区公共物品的视角》，载张建新主编：《国际公共物品与地区合作》，第209页。
(14)G.John Ikenberry,"American Strategy in the New East," The American Interest,Vol.2,No.1,2006,p.90.
(15)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November 2008,http://www.dni.gov/nic/NIC_2025_project.html.
(16)Robert Sutter,"Assessing China's Rise and U.S.Leadership in Asia:Growing Maturity and Balance," Pacific Forum CSIS,Honolulu,January 29,2009.
(17)William A.Callahan,"How to Understand China:The Dangers and Opportunities of Being A Rising Pow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1,No.4,2005,pp.701-714.
(18)Wang Jisi,"The China-Japan-United States Triangle:A Power Balance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CISS,Peking University,November 7,2009.
(19)[美]谢淑丽：《亚太地区安全：势力均衡还是大国协调？》，载王正毅等主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第197页。
(20)Daniel Twining,"America's Grand Design in Asi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0,No.3,2007,pp.79-94.
(21)Nick Bisley,"Securing the 'Anchor of Regional Stabil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East Asian Secur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0,No.1,2008,pp.73-98.
(22)Ralph Cossa and Brad Glosserman,"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Has Japan Become the Great Britain of Asia?" Issues and Insights,Vol.5,No.3,2005,pp.14-15.
(23)Thomas J.Christensen," China,The US-Japan Alliance,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4,1999,pp.5-38; Reinhard Drifte,Japan'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89:from Balancing to Bandwagoning? New York:Routledge,2003.
(24)朱锋：《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25)相关论述参见Glenn H.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6,No.4,1984；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Thomas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2,1990; Stephen M.Walt,"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Vol.61,No.1,2009,pp.86-120。
(26)Johanna Mendelson Forrnan Investing in a New Multilateralism:A Smart Power Approach to the United Nations,Wasinton,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January 2009,p.13.
(27)余建军：《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行为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页。
(28)时永明：《奥巴马的东亚政策与地区构建》,载《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1期,第31-36页。
(29)Hillary Clinton,"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Washington,D.C.,January 13,2009,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1/115196.htm.
(30)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物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7-13页；李巍：《霸权国与国际公共物品——美国在地区金融危机中的选择性援助行为》，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64-186页。
(31)[美]彼得·卡赞斯坦著，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64页。
(32)"Gates Pledges Nuclear Umbrella to Counter North Korea," http://www.nytimes.com/reuters/2009/10/22/us/politics/politics-us-korea-north-gates.html?scp=4&sq=north％20korea％20nuclear&st=cse.
(33)Korean Central Broadcasting Station and Korea Central News Agency,Statement of the DPRK Foreign Ministry,October 3,2006.
(34)转引自余建军：《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行为研究》，第246页。
(35)马孆：《奥巴马东南亚政策展望》，http://www.siis.org.cn/zhuanti-view.aspx?id=10003。
(36)徐万胜等：《冷战后的日美同盟与中国的周边安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页。
(37)[美]谢淑丽：《亚太地区安全：势力均衡还是大国协调？》，载王正毅等主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第189页。
(38)参见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39)Ralf Emmers and See Seng Tan,"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nd Preventive Diplomacy:A Failure in Practice," The RSIS Working Paper Series,No.189,December 7,2009.
(40)王士录：《“东盟共同体”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前景》,载《亚太经济》,2008年第2期,第13-18页。
(41)Sheldon Simon,"ASEAN and Multilateralism:The Long,Bumpy Road to Commun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0,No.2,2008,pp.264-292.
(42)余建军：《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行为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241页。
(43)Denald E.Wertherbee,"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Challenges for US Strategy," in Tellis and Wills,eds.,Domestic Political Change and Grand Strategy,Strategic Asia,Washington,D.C.: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2007,pp.234-265.
(44)Ralph A.Cossa,"Asian Multilateralism:Dialogue on Two Tracks," Joint Force Quarterly,No.7,1995,p.36；Ralph A.Cossa,"The Major Powers in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McNair Paper 51,Washington,D.C.:Institute Strategic Studie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August 1996,p.54.
(45)Vinod K.Aggarwal and Cedric Dupont,"Goods,Games,and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3,No.4,1994,pp.393-409.
(46)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等人将“安全治理”定义为由单个和全体行为体所认同的一种规则体系，其目标在于协调、管理和控制集体行动，应对各种安全威胁。这种规则体系主要建立在由政治权威认可的规范、实践以及制度基础上。参见Emanuel Adler and Patricia Greve，“When Security Community Meets Balance of Power：Overlapping Regional Mechanisms of Security Governanc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2009，pp.59-84。本文将安全治理视为一个权力因素、制度因素和规范因素的综合性过程和体系。
(47)有学者指出,安全从“传统”转向“非传统”，安全维护也将从“管制”转向“治理”。管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刚性的制度设计，治理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柔性的能力建构；治理同时也是体现强制、自愿以及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多种形式的合作；治理不是一种静态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参见崔顺姬、余潇枫：《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84-96页。
(48)Hilary Clinton,"Remarks on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Asia: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Honolulu,Hawaii,January 12,2010,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090.htm.
(49)Emily Parker,"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Facing a Rising Power,"Far-Eastern Economic Review,Vol.170,No.1,2007,p.71.
(50)Zhu Feng,"Security in East Asia:Regional Perspective and Emerging Trends," Paper Presented for "US-Japan-China T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CISS,Peking University,August 29-30,2009.
(51)传统均势理论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在缺乏绝对权威、限于安全困境并有可能引发军备竞赛和战争的情况下，由相互竞争性的权力中心根据各自能力做出安排所构成的国际体系。参见Emanuel Adler and Patricia Greve，“When Security Community Meets Balance of Power：Overlapping Regional Mechanisms of Security Governanc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2009，pp.59-84。
(52)[美]布鲁斯·琼斯等著，秦亚青等译：《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53)Daniel G.and Todd Sabdler，Regional Public Goods：Typologies，Provision，Financing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Stockholm：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2002；转引自张建新主编：《国际公共物品与地区合作》，第203页。
(54)Wang Jisi,"The China-Japan-United States Triangle" A Power Balance Analysis,"Paper Presen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China's Grand Strategy Thinking and Making: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US,"CISS,Peking University，November 7,2009.
(55)参见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美国参考》，http://www.america.gov/st/peacesec-chinese/2010/March/20100305161930dmslahrellek0.5963055.html。
(56)有关此观点，请参见Kun Young Park，“Preparing for a Peace Proces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Asian Perspective,Vol.33，No.3，2009，pp.183-207。
(57)"North Korea Inside Out:The Case for Economic Engagement," 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Task Force,Asia Society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October 2009.
(58)Victor D.Cha,"What Do They Really Want? Obama's North Korea Conundru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2，No.4,2009,pp.119-138.
(59)朱锋：《六方会谈的制度建设与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3期，第1-13页。
(60)朴键一：《朝核问题与中国的外交安全》，载李向阳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0)——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评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3-44页。
(61)Michael J.Green and Bates Gill,Asia's New Multilateralism:Cooperation,Competition,and the Search for Commun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p.27.
(62)朱锋：《六方会谈的制度建设与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3期，第1-13页。
(63)[德]多米尼克·赫勒：《东盟地区论坛对亚太地区安全的适用性》，载《南洋资料译丛》，2006年第2期，第13-28页。
(64)Ralf Emmers,"The Influenc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Factor with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3,No.2,2001,pp.275-291.
(65)[美]詹姆斯·N·罗西瑙：《世界政治中的治理、秩序和变革》，载[美]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66)Amitav Achaya,"Ideas,Identity,and Institutions 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Pacific Review,Vol.10,No.3,1997,p.319.
(67)David M.Jones and Michael L.R.Smith,"Making Process,Not Progress：ASEAN and the Evolv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1,2007，pp.148-184.
(68)参见[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著，王正毅、冯怀信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280页；陈寒溪：《东盟地区论坛的效力评估——一种理性主义视角》，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5期，第88-94页；魏玲：《〈第二份东亚合作联合声明〉与东亚共同体建设》，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60-67页。
(69)Victor D.Cha,"Powerplay:Origins of the U.S.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3,2009,pp.158-196.
(70)东盟共同体建设路线图明确提出：将在《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东南亚国家友好合作条约》、《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等现有东盟安全框架基础上，加深东盟军事互信，发展预防性外交与和平解决冲突机制，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参见ASEAN Secretariat,Roadmap for an ASEAN Community，2009-2015，2009，pp.5-6.中国始终支持东盟主导东盟地区论坛，倡导以信任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并推动其向维护综合安全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加强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作用。
(71)《关于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中方立场文件》，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zcwj/t4547.htm。
(72)Tommy Koh,Walter Woon,Andrew Tan and Chan Sze-Wei,"Charter Makes ASEAN Stronger,More United and Effective," The Straits Times,August 8,2007.
(73)Yong Deng,"The Asianization of East Asian Secur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Role," East Asian Studies,Vol.16,No.3/4,1998,pp.103-104.
(74)Jonathan D.Pollack,"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sian Security Order：Assessing China's Impact," in David Shambaugh,ed.,Power Shift: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339.
(75)王义桅：《美国亚太秩序观的新变化及其面临的挑战》，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3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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