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平等互利：冷战结束以来的中澳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等互利论文,冷战论文,中澳论文,走向论文,结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的结束给国际关系的格局带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同时也给中澳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一度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许多人对世界民主化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一个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化的时代正在到来。（注：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前国务院官员佛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较好地反映了这种情绪和看法。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cnal Interest,Summer 1989.）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澳大利亚则采取了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对外政策，台湾当局不失时机，加强对澳经济和政治攻势，一时间，中澳两国间的矛盾与冲突激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国家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实使有关世界民主化的幻想破灭，中国实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使其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并使其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迅速上升。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开始积极推动面向亚洲的发展战略，这些情况改变了中澳两国的利益以及双方对彼此关系的看法，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走向现实和理性。在21世纪来临之际，中澳关系呈现许多积极迹象：政治关系走向合作，经济关系快速发展，文化交往日益增多。与此同时，两国间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分歧，其中有些是结构性的，短期内无法消除。在这种情况下，两国能否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和分歧将影响到下一个世纪中澳关系的走向。
一、历史回顾
从历史的角度看， 冷战结束前的中澳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1、1949年以前，两国关系相互关联度较低阶段；2、1949年至1972年， 两国关系敌对阶段；3、1972年至1989年，两国关系发展阶段。
1、关联度较低阶段
中国人是最早到达澳大利亚的海外移民之一。早在18世纪中叶，澳大利亚就已有中国人在那里谋生。1848年第一批中国苦力抵达澳大利亚，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涌入澳大利亚去寻求他们的掘金梦。和许多欧洲移民不同的是，那时中国移民大多是作为苦力前往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和其他外来移民一起，对澳大利亚的早期开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澳大利亚政府在19世纪后期实行了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禁止华人移民澳洲。在此情况下，中国在澳人数逐年减少，从1901 年的3万多人减至1945年的7000人左右。（注：A.赫克：《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校刊，1996年。转引自陈闽：《中澳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第4卷第7期， 1993年7月， 第4—5页。）
这一时期的中澳关系主要以民间关系为主，两国关系中共同利益不大，彼此之间没有多少了解，而且也没有多少好感。二战期间，中澳两国成为战时事实上的盟友，彼此的关心有所增加，但由于两国相距甚远，双方对对方在战争中的贡献感受不大，这种同盟关系也没有给两国间增加多少亲近感。
2、关系敌对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政府实行了不承认的政策，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导致中国和西方阵营的敌对。作为西方阵营的成员，澳大利亚曾派兵参加了朝鲜战争，中澳两军一度成为战场上的对手。在此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将中国视为战略上和意识形态的对手。1966年出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澳大利亚与台北建立“外交关系”。（注：Gary Klintworth, "Australia-Taiwan: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Gary Klintworth ed.,Taiwan in the Asia-Pacific in the 1990s,Australia:Allen & Unwin,1994,p.269.）6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政府曾派兵支持美国打越战，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外部军事威胁。（注：J.D.B.米勒，《在澳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1933—1983》，《澳大利亚瞭望》第37卷，1983年，第140页。转引自陈闽：《中澳关系的回顾与展望》，第5页。）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还一直追随美国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
在这一时期里，中澳两国关联度较前一时期有所增加。从冷战的角度出发，50年代双方分别认定对方为外部安全威胁的一部分，中国视澳大利亚为美国战争政策的帮凶，澳大利亚则认为中国是苏联军事扩张政策的追随者。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中澳敌对关系并没有立即得到缓解。相反，澳大利亚继续视中国为扩张主义国家和对外防范的重要对象。 （注：Stuart Harris,"The Role of
China
inAustralia's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Jonathan D.Pollack & Richard H.Yang eds.,In China's Shadow: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Ministry Development,Rand,1998,p.128.）
3、关系发展阶段
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缓和导致国际关系格局出现重要变化，同时也改变了中澳关系的内涵，两国从过去战略上的对手成为事实上的战略合作对象。意识形态分歧依然存在，但防范和抵制苏联扩张主义成为两国特别关注的共同利益。在此背景下，1972年，澳大利亚断绝了和台北的“外交关系”，并与北京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两国建交后，双方关系得到全面发展。首先，战略关系得到进一步明确。1974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将澳大利亚列入第二世界，澳大利亚正式成为中国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活动中联合的对象。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弗雷泽政府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反苏政策，更为重视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注：克林·麦克拉斯：《澳中关系》，《澳大利亚和亚洲》，〔澳〕格里菲斯大学校刊《亚洲中心研究报告》第10号，1980年，第28—29页，转引自陈闽：《中澳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第6页。）其次，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建交后头三年，中澳贸易就增加了几倍，70年代中，部分地受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两国贸易经历了三年徘徊，1977年又恢复了快速增长的势头。此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中澳经贸关系的发展。到80年代末，中澳贸易额已从70年代初的1亿美元增加到80年代末的14亿美元。 （注：《中国经济年鉴》，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p.v244.）
战略关系转换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导致政治关系的加强。1983年，中国总理赵紫阳访问了澳大利亚，1984年，澳大利亚总理鲍伯·霍克回访了中国，198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出访澳大利亚，这一系列双方首脑互访极大地推动了两国政治关系，显示出两国对对方前所未有的重视。80年代中期以后，经贸关系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的基础。1988年中国总理李鹏访问澳大利亚，受到澳政府的热情接待，两国关系进入高潮，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甚至将两国关系称为“举世无双”。（注：“中国总理访澳之行”，《澳大利亚外事记录》，第5卷第11号（1988年11月）， 第509页，转引自陈闽：《中澳关系的回顾与展望》，第28页。）
二、走向理性的政治关系
1989年中国爆发的“六·四”事件使进入蜜月时期的中澳关系骤然终止，两国关系急转直下。澳大利亚政府公开谴责中国政府，并于1989年7月宣布了一系列对华制裁措施， 其中包括：大幅度降低与中国的关系，中断两国间所有政治性访问，无限期终止高级国防事务访问和所有国防贸易，推迟考虑两国间核技术合作方面的建议，支持国际金融机构推迟考虑新的对华贷款等。与此同时，澳政府还明确排除了近期内恢复两国关系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两国自80年代发展起来的经贸关系，已不可能使中澳关系再回到1972年以前的敌对状况。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一年后，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强调要维持与中国发展长期合作关系的承诺。（注：Colin Mackerras,"China",in R.Trood & D.McNamara,Asia-Australia Survey 1996-97,Melbourne,1996,p.124.Quoted inStephen Sherlock,"Australia's Relations with China:What's theProblem?" Current Issues Brief 23,1996-1997, Dept. of the Parliamentary Library of Australia.）到1991年， 除军事领域以外的所有中澳官方交流限制都已被取消。但基廷政府同时强调，中澳关系是“现实的，商业般的关系”而非1989年以前的“特殊关系”。（注：ibid）1993年6月，基廷总理实现了访华。毫无疑问， 这次访问突出的是两国间的经贸关系。
正当中澳关系逐步进入正常化轨道的时候，1996年3 月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它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又采取了一系列令中国政府无法接受的行动，使中澳关系再起波澜。首先，在台湾问题上，澳大利亚不仅率先声明支持美国将两艘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而且还在同年8 月就向台湾出售铀的可能性开始与台湾进行谈判。9月， 澳大利亚工业部长率领一个商业代表团访问了台湾。上述行动使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一个中国”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其次，在中美关系处于冷战结束后最低潮的时期，霍华德政府却于同年7月与美国签署了《美澳21 世纪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扩大了美澳军事合作范围，美澳军事关系进一步升级。在中国看来，澳大利亚的这一行动并不是孤立的，它不仅表明澳大利亚重又回到强调同盟重要性的传统，而且还与日本共同构筑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三角安全架构，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两只锚”。（注：《人民日报》1996年8月6日，第六版。）第三，1996年9月， 澳大利亚当局允许达赖访澳，霍华德亲自接见。中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应，认为澳大利亚的这一决定不可避免地将影响中澳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注：Age,27 Sept.1996,p.3,quoted in Stephen Sherlock,op.cit.）总之，1996年是中澳关系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成为中国舆论批评的主要目标。（注：ibid.）
然而，1996年11月，两国首脑在亚太经合组织马尼拉会议的会面使中澳关系出现了转机。这次会面既为1997年4 月霍华德总理的中国之行打开了大门，也为中澳关系的改善铺平了道路。自此，中澳关系进入了理性化的阶段。这种理性化的政治关系用霍华德总理的话可以概括为：“实用的”或“互惠、互利、互相尊重”。（注：Asia Online,April5,1997.）
综观冷战后中澳关系逐步理性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双方经贸关系的扩大是推动两国政治关系走向理性化的现实基础。正如在亚太经合组织马尼拉会议上与霍华德会面时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的，中澳关系的第一个特点是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贸易额持续大幅度递增，双向投资明显增长；第二个特点是两国在经贸合作中的互补性很强，双方在许多领域中的合作潜力巨大，存在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注：《新华月报》1996年12月，第147页。 ）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五大贸易伙伴，1995／96年度双边贸易额达59亿美元。1996年头9个月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38%。 而双方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具体表现为澳大利亚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需要澳大利亚的资源。在投资方面，澳大利亚是中国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截止到1995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实际投资超过16亿美元。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投资约10亿美元，协议投资超过35亿美元。（注：理查德·史密斯：《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当代亚太》1997年第2期（总第32期），第17—18页。）可以说，一个稳定和理性化的政治关系符合中澳两国经济利益的需要。
同时，一个理性化的国家间关系同样也离不开彼此间不断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冷战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失控分裂到经济改善、政治停滞的中国，再到经济改善、政治稳定的中国的发展过程。同样，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美国的追随者到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过程。实际上，中澳关系长期受制于中美关系。这是冷战期间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外交政策的结果。那时，中国把澳大利亚看作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与此同时，中国也看到澳大利亚外交相对独立性的一面，包括在美国和中国没有任何贸易联系的50、60年代，与中国保持贸易关系；比美国提前6年，于1972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四”事件后不久，澳大利亚政府就恢复了与中国除军事外的其它官方交流；1993年和1994年，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反对美国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联系的政策。澳大利亚还支持中国尽快加入世贸组织，认为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有益于世贸组织。（注：Stephen Sherlock,op.cit.）可以说， 两国彼此间的这种不断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将有助于巩固两国政治和经贸关系。
中澳关系理性化的发展还离不开双方合作意愿的加强。在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实行建设性或全面接触政策的意见已经成为主流。与澳大利亚实现合作，在中国国内也成为舆论主导。马尼拉会晤时，两国领导人相互表达了合作的意愿。霍华德总理指出，澳中两国进一步密切友好关系，不管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来说，对澳大利亚都十分重要。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提高两国在各个领域中的合作水平，这是澳大利亚各政党的共识。他认为，由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但不应该成为中澳关系的障碍。他同时指出，中国积极参与本地区的事务非常重要，是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因素。江泽民主席说，只有站得更高一点，才能有更为广阔的视野。看到更为广泛的利益，才能把握住中澳两国关系的大局和大方向。他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澳方共同努力，把稳定良好的中澳关系带入21世纪。（注：理查德·史密斯：《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当代亚太》1997年第2 期（总第32期），第17—18页。）
总之，在冷战后不确定的亚太安全环境下，随着日本、中国、印度及东盟力量的上升，亚太安全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但双方已逐步认识到，亚太地区安全、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双方的合作。上述因素的合力把中澳关系带入了一个更注重实际的、平等互利的理性化时期。
三、矛盾与冲突
1、具体矛盾和冲突
我们必须清楚，在两国关系逐渐理性化的同时，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没有消失，这些问题和矛盾制约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在特定环境下还有可能起破坏性作用。首先在人权问题上，双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过去一些年里，这一分歧曾导致中澳两国关系的紧张，1992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放弃了公开批评和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做法，接受了中国政府关于人权问题平等对话的主张，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有所缓解。（注：Stuart Harris,op.cit.,p.135.）但是，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并没有消除，随着国际形势和澳大利亚内部政治的变化，不排除这个问题重新冲击两国关系的可能性。
其次，西藏问题也是中澳间一个突出问题。澳大利亚有相当一批人同情甚至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现在虽然澳大利亚政府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有新的动作，但澳大利亚内部同情和支持达赖集团的势力依然强大，不排除将来再次影响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阻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其三，台湾问题将继续影响中澳关系的发展。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中澳关系紧张、澳大利亚与台湾贸易和投资大于中国大陆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和投资时，台湾当局趁机加强对澳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澳大利亚对台湾的政策。虽然澳大利亚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对其对台政策作出了重要的调整，在加强与台湾发展非官方关系的同时，在官方层次也有许多接触。目前中澳关系改善，澳大利亚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但由于澳台经贸关系密切且政治理念相近，澳大利亚政府内外在台湾问题上态度暧昧，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描述的：澳大利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形式上的一个中国政策，实质上的两个中国政策。（注：Klintworth,op.cit.,p.291.）
中澳关系中存在的另外一个潜在的冲突因素是安全问题。前些年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盛行，在澳大利亚一部分人中也很有市场，如澳大利亚有不少人就公开鼓吹“中国威胁论”，并主张联合其他国家对中国施加压力，防范中国。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澳大利亚政府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联盟关系， 并和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军事合作关系。 （注：Stuart Harris,op.cit.,p.132.）虽然现在主张同中国对话和接触的人占了上风，但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在国际上地位的提高，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担心也会有可能上升，从而影响到澳大利亚的安全政策，并对中澳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2、缺乏了解和偏见
在历史上，由于地理、利益及资源等原因，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了解主要局限于政府内部和学术界，而舆论界、政客和一般老百姓对中国的了解极为有限。即使在学术界，真正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也只是少数。同时，中国方面对对方的了解和影响也略显不足，除了某些政府职能部门以外，专门研究澳大利亚的人寥寥无几，关于澳大利亚问题的学术文章极少，报刊上有关澳大利亚的介绍也不多。
这种情况，影响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看法。在许多澳大利亚人眼中，中国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经济上、社会及文化上都存在问题，批评和丑化中国遂成为一种时尚，连一些号称是中国通的人也持这种看法。这种看法使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表现出某种道德优越感。至于中国的国情到底允许何种改革则很少有人认真加以考虑。
中澳之间这种相互了解不够的情况对两国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十分不利。
3、导致上述冲突的结构性因素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两国的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制约两国关系的发展。从发展水平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都不成熟，另一方面，又面临很大的发展压力。这种情况给中国处理各种问题如提高行政效率、加强廉政建设、改善福利待遇、增加人权保障、加大环保力度等造成很大困难。在实现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中国需要重视政治稳定，因为只有政治稳定，其他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但是，为了维护政治稳定，中国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只能根据中国的国情，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做法。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澳大利亚有着自己的政治传统，面临的问题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大不一样，很难理解中国所处的境遇和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中国改革和发展问题上的看法上必然出现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
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也将继续制约两国关系的发展。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和澳大利亚实行的西方民主议会制度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实行的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久经历史考验的并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制度。但是，澳大利亚则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专制，不符合所谓时代发展潮流，因此希望中国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模式。
两国价值观念上的不同也将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两国都重视群体和个人利益，但在两者出现冲突时，强调的优先次序不同。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必然要反映在具体的政治问题上。如在人权问题上，中国更重视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权益，如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等等。而澳大利亚人认为人生来具有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任何情况下都不可牺牲。因此，澳大利亚人对中国政府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对某些政治自由的限制和对某些具体个人进行惩治的做法都觉得无法接受。
四、关系展望
80年代末以来，中澳关系经历了一些比较大的起伏。和中美关系相比，中澳关系的起伏主要也是由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变化造成的，和美国一样，澳大利亚也希望改变中国，但和美国不同的是澳大利亚的国力和利益都不允许它采取一个意识形态较强的对华政策。因此，即使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西方国家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因素最强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也显得相对务实，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要小一些。依此推论，务实将是两国关系今后发展的主要特点，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一些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1997年澳大利亚政府发表的外交和贸易政策白皮书中指出，与中国的关系将会继续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政策将继续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原则。澳大利亚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在此框架下发展和台湾的贸易关系。澳大利亚将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处理两国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产生的分歧。（注：In National Interest:Australia's Foreign and TradePolicy,1997,pp.63-64.）如果澳大利亚政府能够坚持上述政策， 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澳关系将会得到不断的改善和发展。
（作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对“冷战后中澳关系”课题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