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扭曲神道”与极端民族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道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4)04-0129-22 神道起源于日本先民原始自然信仰，是一种民族宗教。不过，自从神道出现以来，就不间断地吸收外来宗教和思想文化，并不断变换民族信仰与外来文化的组合。宏观而言，至日本战败为止，神道经历了原发的“土著神道”、与外来宗教以及文化交融而变得思想丰富的“融合神道”、剥离所有外来文化之后被扭曲的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神道三大历史阶段。第三阶段极端民族主义的“扭曲神道”，即是本文所论述的主题。 本文所使用的“扭曲神道”，是指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共同特征的日本近世出现的复古神道和近代以后形成的国家神道，它们迥异于之前的传统神道。如所周知，神道源于日本古代自然崇拜，其后虽然天皇家族为证明其统治日本的合理性而编制出神皇一系的神话传说故事，但鲜有抵制外来文化的诉求。相反，传统神道还不断吸纳佛教、儒家思想等外来文化，丰富了神道文化精神的内涵，形成了神道融汇外来思想的传统。而扭曲神道是对上述传统神道精神的激烈反拨。扭曲神道以复古神道为开端①，把传统神道中的外来思想文化作为“异己的他者”进行了非理性、全方位的攻击和排斥，并试图以此建构以神国史观为内核的日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使传统融合神道被彻底扭曲而陷入恶性排外、唯我独尊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泥沼。扭曲神道发展到国家神道阶段，不仅承袭了神国史观等复古神道的诸多思想观念，而且将其具象为以忠君爱国和天皇崇拜为核心理念、要求全体日本臣民无条件遵从的国家意识形态，并将其运用于不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暴力民族主义的行动。简而言之，如果说复古神道尚属于民间学者对内宣扬的文化思想意识，那么国家神道还体现了国家对外扩张的政治意志。 近些年来，国内有关日本神道的研究颇有升温之势，与本文论题相关的著述也不在少数。②诸多论著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或多或少地触及本文论题中的某些局部问题，对笔者多有启发，并成为本文写作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这些论著尚未把复古神道和国家神道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放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框架中进行系统研究。日本学界也基本处于这种状态。有鉴于此，笔者以为，以“扭曲神道”这一概念为依托，来探求从复古神道到国家神道的异常生长机理，或可开拓新的研究路径及研究课题。 与复古神道和国家神道相对应，本文将近世以来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分解为文化民族主义和暴力民族主义。学界对这些概念众说纷纭，褒贬各异，笔者无意参与这种理论性探讨和论争，而是旨在通过这些概念更清晰、深刻地认识扭曲神道由复古神道异化为国家神道的性质的异同和内在逻辑。为避免陷入概念论争，在此仅对本文语境下所使用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暴力民族主义的含义稍加说明。 大而言之，所谓文化民族主义是指反映在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即“注重的不是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侧面，而是民族主义的文化侧面”③。中国学者概括指出了文化民族主义的若干特性：“把文化民族主义等同于极端复古主义，并带有原教旨主义倾向。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基本属于一种自我封闭的民族意识……它是一种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做出的被迫的反映式的民族主义。”④日本学者也给出了相近的界定：“所谓文化民族主义，是指民族的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缺乏、不稳定，在受到威胁时，通过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的创造、维持、强化，争取民族共同体的再生活动。”⑤上述界定中的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自我封闭的民族意识、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等诸多要素，基本反映了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内涵。此外，上述界定都提及了外部压力对形成文化民族主义的刺激作用，诸如“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受到威胁时”，这里的压力显然是指政治、军事压力。但是，在复古神道形成之初，外来的压力和威胁似乎还没有那么严重，至少在国学家们的著述中鲜有反映，因而如果要谈论复古神道与外部因素关系的话，可以表述为：通过对外来文化的“超越”来建立日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关于“暴力民族主义”一词，是仅在本文语境中使用的与文化民族主义相对应的用语，顾名思义，即暴力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可以理解为民族主义的暴力化。简而言之，如果说文化民族主义是依靠“极端复古主义”式的对外来文化的“超越”来试图实现日本民族文化认同的民间文化思想的话，那么，暴力民族主义就是通过宣扬神国思想来建立日本军国主义武力霸权的国家政治；如果说文化民族主义是为应对外部强势文化压力而被动抵抗的思想意识，那么，暴力民族主义则是为建立军事帝国而主动对外施加暴力的精神支撑及其行动。 本文旨在对扭曲神道做一番梳理分析，厘清其由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古神道思想为开端，经“暴力民族主义文本”阶段，最终恶性膨胀为以国家神道为引导的暴力民族主义行动的演化过程，并对战后国家神道意识的复活做扼要的解说。这条历史线索不仅有助于破解近代以来“日本帝国”自我膨胀、与邻为敌、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基因，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战后日本右翼人群的思想根源。 一 复古神道的起始：文化民族主义的生成 文化民族主义是世界各国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即在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排斥别国文化甚至与别国为敌，就会异化为一个国家的精神毒瘤。复古神道即是此类典型的历史标本。 复古神道也称“纯神道、古道神道、国学神道、神道复古派”⑥等，是江户时代一些著名国学家为对抗中华文化及所有外来文化而创造的一种宣扬日本神皇一体、优于世界万国的神道理论。因而，作为复古神道理论的第一步，就是要颠覆自古以来长期吸纳外来文化而形成的传统融合神道理论及思考路径。宣扬复古神道的国学家们为剔除长期沉淀于神道理论深层的所有外来文化，对《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神代卷》(先后成书于公元712年和720年，合称“记纪神话”)等遵照皇室意志编写的日本古代神话传说做出了随心所欲的演绎。在这个演绎过程中，为确立复古神道核心内容的神国日本的绝对性，一些国学家对影响神道颇深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点诋毁和排斥。为此，国学家们索性把神话当作史实，臆造出以神皇一脉相承的神国、皇国史观为依托的日本国至高无上的复古神道理论。这个理论不仅要矮化以中国思想为主的外来文化，而且还要论证由举世无双的神国日本来统治全世界的“原理”。 复古神道由江户时代兴起的国学派生而来。国学本来是一场文学复古主义运动，国学先驱契冲(1640～1701)认为，神儒佛三教可以融合于和歌之中，“记纪神话”也都是文学作品。但其后继者荷田春满(1668～173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平田笃胤(1776～1843)等国学家们，则逐步把国学引向发掘日本民族精神的哲学意义上的论说，“记纪神话”也被他们奉为日本精神之源的“学术经典”。他们认为建立日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就必须树立日本精神，以消除“外来文化的污染”。由此，曾作为日本文明启蒙助力的中国思想文化首当其冲，成为国学家们主攻的“不能忘记的他者”，这些国学家也异化为复古神道学家。 荷田春满将《日本书纪·神代卷》作为复古神道的原典置于至尊地位。在他看来，“神代卷”记录着原汁原味的日本风情与大和精神，所谓“本朝之道，简化于神代上下卷者也”⑦。因而，荷田面对江户时代儒佛思想在日本知识界居于主流地位的状况忧心忡忡：“今也洙泗之学(孔学)随处而起，瞿云之教(佛教)逐日而盛……神皇之教陵夷，一年甚于一年。国家之学废坠，存十一于千百……复古之学谁云问?”他认为，正是上述现状导致神道被儒佛所污染而面目全非：“今之谈神道者是皆阴阳五行家之说，世之讲咏歌者大率圆钝四教仪之解，非唐宋诸儒之糟粕则胎金两部之余沥，非凿空钻穴之妄说则无证不稽之私言。曰秘、曰诀，古贤之真传何有，或蕴、或奥，今人之伪造是多。”在荷田看来，当时的融合神道理论已经完全被儒佛吞噬，背离了日本“古贤之真传”，而且多为伪说，因而，造成了日本原始“土著神道”的衰败。为此，荷田立志排儒佛之教以复归日本古道：“臣自少无寝无食以排击异端为念，以学以思不兴复古道无止。”⑧荷田还预设了复古神道“学说”的结论，即“日本乃神裔所存之国，胜于万国，教亦胜于万国也”⑨。可见，他最早发现了通过诋毁中国文化而抬升日本精神的“彼消此长之法”，因而成为兴古道而排儒佛的鼻祖，也为其后继者定下了思想基调。 荷田春满的弟子贺茂真渊，遵循乃师预设的思想路径而“言复古之学”，并将“神皇之道”作为其学问的重点。贺茂为论证“神皇之道”的至高无上而著书立说，其著述涉及建国神话、古文献、语言、和歌、文章等诸多领域。他把“日本古语”问题作为其论证古道的切入点，将纯洁“日本古语”作为排除“汉意”的首要条件。他认为，汉字的传入阻碍了日本文化精神发达的进程，是导致日本人忘却自身原乡文化的根源所在：“古时虽用唐字，但只用其表音”，其后又“使用表意汉字”使日文“犹如汉字之奴”，继而使日本受汉字影响而成“其国之奴”。⑩在贺茂看来，用汉字书写的日本记事也势必会因浸染“汉意”而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奴婢。 基于上述认识，贺茂甚至认为以汉字成书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全书充斥着“汉意”，因而要予以否定，并认为只有《古事记》、《万叶集》等少数文献才是“纯粹皇朝之文”(11)，也即原汁原味的日本古书古义。此论与主张以《日本书纪》为国学原典的荷田春满相比，变得更加“纯净”。贺茂真渊发现《万叶集》才是日本古语的源头，所谓：“以古歌……可推知古代之世事……可推想神代之神事。”(12)他解释说，通过《万叶集》之和歌可知“大和国营造宫殿之际，皇威显于外，宽和成于内……民也一心尊皇”，而后“唐风盛行，民不尊上，而显奸猾之心”(13)。尤其是“中古以后……贵文而贱武，于是吾皇神之道衰微，人心不直矣”(14)。为此，贺茂要恢复“唐风盛行”以前日本传统的统治秩序，即“遵循在天神祖之道，天皇以庄严雄壮为表，臣下专于武勇正直”(15)。此即贺茂真渊设计的神皇一统治理日本的“古道”，也即日本精神的根基。 依据日本“古道”，贺茂剑指儒家思想：“儒教有所谓道……说在唐国以此理治世，皆属虚言。”观贺茂真渊之论可见，其对于中国文明的态度是不加区分的全面否定。其逻辑是：因为日本“神皇之道”是儒佛之说传来之前就已经自然生成的理想世界，而“人为虚伪之儒佛”的传入，淹没了“日本古道”。为此，贺茂极力宣扬“神皇之道”的神圣性，并以此作为清除儒佛等“汉意”的有效工具，只有清除“汉意”，才能复归“日本古道”。不难看出，贺茂在反复自他(日本和中国)评判的文脉中，试图将原本已然融于神道之中的“汉意”人为清除，并做出了“贵日本古道而贱外来儒佛”的硬性文化选择。这种文化对立的评判，已经隐含着厚此薄彼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意愿。 可以说，荷田春满和贺茂真渊是复古神道的奠基者，他们完成了复古神道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立意和“文化布局”。 二 复古神道的归结：极端文化民族主义 本居宣长被认为是复古神道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延续乃师贺茂真渊等前辈的思考路径，还展开了大规模“追根寻源的考证研究”，力图将复古神道思想作为一种“强迫观念”，占据日本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地位。然而，作为日本神道之无与伦比的“原典”依据，也即文献学上的考证对象，他仍然毫无新意地选择了《古事记》，并将其所记神话传说当作事实来加以演绎：“世上所有事物，皆由产巢日神(包括高御产巢日神和神产巢日神——笔者注)之灵而生成。皇祖神伊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乃由此创始，世间一切事物，皆从此二神而开始。”而天皇的绝对统治，则是由开辟天地的“祖神所定……因天照大神(伊耶那岐命洗左眼时所生)之命，无论天皇之善恶，均无伺机从旁篡夺皇位者”。(16)故尔，所谓神道乃是“天照大神之道，天皇统治天下之道，且广及四海万国”(17)，此即“我国神妙之道，较外国所有之道远为纯正高贵之凭证”(18)。 本居宣长的“溯源考证”已然荒唐，而其要证明的结论更是充满臆测。他首先用“道”和“教”将国学家的神道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截然分断。所谓日本的“道”是自然生成之日本神道，包括“不依德，而惟依血统”(19)的天皇家天下制度都是至善之道，而中国的儒家思想则是人为的说教。他对两者做出了褒贬分明的价值判断：“神道无教典，乃真道之证也……以教为宗旨者，人造之小道也。”(20)简而言之，在本居宣长看来，虚无缥缈的“日本之道”是自然形成的朴实大道，而中国古圣先贤之“教”则是违背自然的人为小道，并认为，“(中国的)圣人之道本为治国而作，反成乱国之根”(21)。 其实，本居宣长所说的“自然生成的日本之道”除神话传说之外无凭无据，是名副其实的“人造之道”。正是这凭空想象的“道”，在本居宣长那里，成了日本至高无上的依据，所谓：“高天原(日本众神所在的天上的世界——笔者注)者，万国所同戴之高天原。天照大神者，乃治天之神，宇宙间无与伦比……四海万国无不蒙其德光所照，无论何国，亦不能一日片时脱离大神庇荫而可自存者。”(22)可见，在他看来，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日本都是永恒的世界主人。 对本居宣长来说，击败贯通日本历史的中国“圣人之教”，是炮制“日本之道”的必要前提。为此，本居必须强行截断中国思想的渗透，把融合神道变为忠实于日本传统的“纯洁”的复古神道。他不容置疑地宣称：“今之神道家皆以支那儒道来理解吾邦神道，故而大失神道之旨，愚不可及。”本居批判融合神道的力度之大，甚至殃及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日本书纪文章多造作，且悉汉文书写，故多失古语之意。”(23)可怜《日本书纪》仅仅因为用汉文写成，而遭此不白之冤。他之所以对作为正史的《日本书纪》弃之不用，反将《古事记》作为论证“日本之道”的“正史”，是因为担心《日本书纪·神代卷》以外的记载会成为其所论“日本之道”的反证。这种“弃正史而信神话”的“考证研究”和唯我独尊的排外思考路径，凸显出复古神道思想极端文化民族主义的虚幻自恋情结。 如果说本居宣长侧重于论“道”，那么自称本居宣长弟子的平田笃胤的复古神道理论重心，则在于“完善”日本祖神创生宇宙的理论，以确立日本祖神之哲学意义上的世界本体地位和日本优于万国的神国—皇国史观。其实，平田的所谓宇宙生成论不过是通过对“记纪神话”的随意加工而来，其目标在于论证神国史观的绝对性。《古事记》中并没有言及创世神话中最初出现的“造化三神”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的功能，而平田笃胤却解释说：“天之御中主神寂然无为而主宰万物……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分天之御中主神之神德而生天地万物并主宰之”(24)，从而使“造化三神”获得了哲学本体的地位。 平田解释说，天之御中主神乃“阴阳混沌之神体……生皇产灵神之男女二柱神，以二柱神之产灵生成大虚空中难以言状之物，由此分成天日与大地，此乃天地初分之时”(25)。平田以如此轻而易举的思辨就杜撰出宇宙初生，天地始分的过程。那么，在这个天地衍生过程中，日本被置于怎样的位置呢?据平田的说法，日本处于天地始分前连结“天地间的蒂之处”(26)。天地生成后，最初的国家便是三柱神之嫡系后裔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柱神所造之日本，所以日本“位于万国之东头”的太阳初升之地，由于日本是“神所生之国，与万国乃天壤之别……确实为神国”，并称此为“宇宙之公论”。(27)此等荒诞无稽的日本神国论，就是平田笃胤论证无与伦比之万世一系皇国史观的原始依据。 平田在确立了日本的神国地位之后，接下来便是建立神皇一脉相承的天皇万世一系统治日本的皇国史观。他在论证日本“确实为神国”之后，又从神皇交接节点的天孙下凡，一直讲到19世纪初期：“自皇孙迩迩艺命(天照大神之孙)，至今文化年间(1804～1817)之天皇，共一百二十代之皇统延绵不断，自世界之初至今，乃如一世……历代天皇乃统治八隅之大君，统治八隅即统治全世界。”(28)由此，平田描绘出神皇一脉、万世一系、国祚无穷的神国—皇国史观。如此悠长的历史推衍，只不过是为了得出事先预设的结论：因为“我天皇是天照大神之后裔”，所以是“现人神”。(29)不仅如此，还因为“皇国即天地之根源，所有事物均较万国为优”，所以“日本之天子实为统治四海万国之真天子”，“世界万国都要服从皇国是不言而喻的”。(30)这就是平田创造的“日本统治世界的原理”。 要使日本优于万国之论站稳脚跟，平田还必须搬掉一块“绊脚石”，那就是要推翻一个自古以来的历史常识，即日本是通过不断摄取中国文化的养分而逐渐演进为文明社会的。为此，平田又开始编造天方夜谭的故事了。其方法可谓简单易行，即把中国上古传说记事一律收归日本所有，于是中国人的祖先都被变为“记纪神话”中的日本神了。平田笃胤言之凿凿地说：“汉土盘古之后有三皇五帝。三皇者，天皇即天皇大帝或天皇上帝，即日本神典之伊邪那岐命；地皇即伊邪那美命；人皇即速须佐之男命(天照大神之弟)。又以伏羲氏为东王父，当神典之大国主命(与高天原相对的地上之国苇原国的主神)；女娲氏为西王母，当须势理毗卖命(大国主命之妻)。”而“盘古氏实即皇产灵大神，燧人氏实即大国主命大神”。(31)平田的这些故事虽然荒唐，但可以从根本上颠倒中日两国文明发生的顺序，如果连中国人的祖先都是日本的神，那么日本文明怎么会来自中国呢? 由上述可见，平田笃胤之论将复古神道理论进一步神秘化、随意化、“体系化”。如果说本居宣长的话语还“有据可考”的话，那么平田笃胤的说法就是随心所欲的编造了，从而使复古神道变得完全无视学术和理性，走向文化民族主义的极端。 上述历代国学巨头们的复古神道理论虽然各有侧重，但他们的思想路径是一致的，那就是站在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以日本民族之伟大和中国文化之不堪为论题，反复两相比对，从而编制出以“大日本而小中国”为主题、以日本优于万国为结论的极端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古神道体系。及至明治政府建立，复古神道理论终于被天皇制国家全盘继承，幻化为统治整个日本民族精神的国家神道。 三 复古神道与国家神道之间：暴力民族主义的文本 在从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古神道转向暴力民族主义的国家神道的过程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桥段，即“暴力民族主义的文本”阶段。这个“文本”的目标已不仅仅是志在“超越外来文化”的民族文化认同，而是附加了颇为具体的对外武力征服的方案。之所以把这个“文本”看作一个历史桥段，是因为它与复古神道思想相比增加了对外实施暴力的欲求，而与国家神道相比还停留在民间学者的文论阶段。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近代以后，国家神道统驭下的日本军国主义国家不折不扣地贯彻实施了这个文本。 这个暴力民族主义文本的作者，就是江户时代后期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佐藤信渊(1769～1850)。尽管前述国学家们对日中两国文化进行了非理性的褒贬，但毕竟还停留在日本优于万国的精神层面的民族自恋，而佐藤信渊不但堂而皇之地用西洋近代科学思想诠释其荒谬的神国史观，而且还赋予神道对外武力征服的功能，越过了学者本应严守的底线。然而，在关于扭曲神道的研究中，“佐藤文本”作为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迄今为止一直是个盲点。为此，有必要考察佐藤信渊由文化民族主义导出暴力民族主义的“佐藤文本”体系。 佐藤信渊曾随平田笃胤学习国学和神道，并兼通以近代西洋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兰学，而最终把复古神道作为其学问根基。可见，佐藤的学问体系集科学和迷信于一身，这也使其思想显得颇为诡异。佐藤用他所掌握的科学天文学理论，在《天柱记》中论证了他的神国史观和日本中心主义：“近来读皇国神代诸纪，始知旋转天地发育万物而为造化之首者，皆系于我皇祖产灵神搅回之神机矣……于是乎，就天地之运动而推自然之定理，发现皇祖天神溶造天地之规则，有一大纲四定例，为盘古不易之天纪也。一大纲者，乃太初产灵大神搅回之一元气，赖此运动之妙机，重浊早脱行走至远之城，轻清迟分止于至近之郭。四定例者：一曰运动，二曰旋回，三曰迟速，四曰形体。此一大纲四定例者，乃产灵大神天地溶造之规则、天文历数之基础、万物化育之本原也。”(32) 上述宏论不乏近代早期天体物理学之理论，但是其所述之“天纪”的主要依据却只不过是“太初产灵大神搅回一元气”(33)。此说不过是以日本天神的宇宙神创论替代了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在西洋，近代科学天文学是击败了基督教的神创论才得以健康发展的，而佐藤却又将西洋近代科学天文学抛回到遥远的“神代”。他对于复古神道理论的“创新”，不过是为强迫人们信奉神国观念的真实性而绑架西洋近代科学而已。“大地之成就最初，天孙之天降以来，皇祚连绵无穷，与天地共悠久，实万国之基本……外国皆为皇国形成之后，渐渐潮泡凝结而成土地，因之其国开辟晚，自不待论。”(34)至此，佐藤的日本优越论跃然纸上，与其前辈国学家们的“宏论”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他的前辈们把日本传统神话直白地说成事实，佐藤则是用西洋近代科学理论将神话论证为事实。 接下来，佐藤便开始仿照平田笃胤，为贬低中国的历史地位而改编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支那国之说曰，太古之初，有称盘古氏之神造此天地，日月即盘古之双眼。此应为对我伊奘诺(即伊耶那岐)大神禊袚之时双目生日神(天照大神)、月神之古说之讹传。有称女娲氏之女神为世界之王，有称共工氏之神与其相争，战不能胜而自以头触撞不周山而死……此乃天照大神与须佐男神事之讹传。”(35)佐藤还不容置疑地提出，世界上所有具有悠久文明史国家的创世神话都不足取，总之：“天地开辟之说，任何国皆荒唐，唯皇国之古传有实证为据。故而，予祖述于此，以为穷理学之根基……其他人世之经济、日用之要务，皆会朗然自明其理。”(36)可见，佐藤之论颇有日本是世界和人类本体的意味，只要理解这个本体论，则所有日常经世致用之学就会“豁然开朗”了。 佐藤信渊之论，对其前辈之说肆意生发，以至于把日本祖神创生论看作“穷理学之根基”，使其上升到自然科学和哲学本体的高度。看来，佐藤似乎意识到其前辈们“论证”的神国史观缺乏说服力，所以征用自然科学的话语来强化日本神国史观和神国日本天下独尊之谎言的“真实性”。按照佐藤的逻辑，既然神国日本处于至高无上的绝对优越地位，那么由日本统治全世界也是“自明之理”了。随着这条“思考路径”的进一步延伸，终于生成了由神国、皇国之日本武力侵夺满蒙、征服中国、统治世界的“宏大战略”。 佐藤所著《混同秘策》开篇即云：“皇大御国(日本国)乃最初形成大地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全世界悉应为郡县，万国之君长皆应为臣仆。”该“宏大战略”首先剑指中国东北：“经略他邦之法，应始于弱而易取之地。而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易攻之地，无如支那之满洲者……皇国征服满洲，虽不知何时可得，但终为皇国所有，定而无疑。夫不啻得满洲，支那全国亦由此而衰败……继而朝鲜、支那可图。”他还具体制定出以中国东北为基地吞食全中国的策略：“以皇国人之食余抚育彼鞑夷，驾驭调练其精锐，渐使其成为令支那、印度等国臣服(于日本)之基础……破灭支那者，常出自鞑靼部。察于此，由鞑靼制支那甚为便捷，自不必论。”佐藤甚至还提出了利用汉人反清复明意识统治中国的险恶谋略：“立明室之子孙朱氏封上公……专心抚育支那人……支那全国可完全平定。”(37) 在佐藤信渊看来，征服中国和世界简直就是易如反掌：“皇国征伐支那，只要调度得法，不过五、七年，必可使其土崩瓦解……故而皇国开拓疆土，必自吞并支那始……支那既人版图，诸如西域、暹罗、印度及侏离鴃舌衣冠诡异之徒，岂能不慕德畏威稽首匍匐以为臣仆乎?故而，由皇国混同世界万国并非难事。”他的“抱负”可谓表露无遗，虽然深恨生不逢时，但他坚信其身后必有“混同世界”野心的后来者，并对“后来者”寄予厚望：“窃有囊括六合之意，怎奈家贫年老。于是笔录此书，题名混同秘策，聊记垂暮之郁愤，固封以留与子孙。嗟乎，后来之英主，有志于鞭挞宇内者，先熟读此编，思过半者矣。”(38) 后来的“子孙英主”们没有辜负佐藤信渊的期盼，有百年后的“田中奏折”为证：“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39)“田中奏折”的对外侵略扩张步骤与“佐藤文本”如此雷同，似乎在向人们证明扭曲神道的历史延续性。 “佐藤文本”为近代日本提供了以神国—皇国史观为“理论依据”和精神依托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完整战略方案，国家神道的出现已经是“万事俱备”，只待天皇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了。 四 国家神道：暴力民族主义的实施 国家神道直接承袭了复古神道和“佐藤文本”的衣钵，但又具有新特征。一般认为，国家神道是“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为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宗教，事实上的日本国教”。战后占领军制定的“神道指令”中指出了国家神道的强制性：“本指令中意味之国家神道用语，乃是指依据日本政府的法令，区别于宗派神道或教派神道的神道之一派……非宗教的国家祭祀的神道之一派。”(40)有中国学者认为，日本国家神道体制“是一种兼具政治与宗教双重性的国教制度，亦是君权与神权、政权与教权合二而一的政治制度”(41)。我们可以从以上各家的解释中窥见日本国家神道的实质，即国家神道与其说是一种宗教，莫如说是一种由国家法令强制推行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 国家神道与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宣传和行动形影相随，对日本臣民实行精神愚民统治，从而把为天皇制国家献身变为日本臣民的自觉，并最终将数以百万计的臣民推入无休止的战争深渊。可以说，近代以来表现为歇斯底里地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暴力民族主义是依赖国家神道这一精神兴奋剂来实现的，因而有必要厘清国家神道的历史及其蛊惑民众的精神统制机理。 1853年美国舰队前来“叩关”，日本社会陷入剧烈的政治动荡，被武家政权压抑而赋闲约六个半世纪的天皇再次被推上政治舞台。经“大政奉还”和“王政复古”而建立的明治政府，于明治元年迅速发布了一系列树立天皇权威的政令。 明治元年(1868年)3月13日宣告重建古代天皇制的祭政一致统治体制，恢复与太政官相并列的神祇官制度：“此番据神武(‘记纪神话’所记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创业之基王政复古，诸事一新，恢复祭政一致之制度。首要乃于再兴、组建神祇官，以逐次复兴诸祭典。此旨布告五畿七道，复归往古……普天下之诸神社神主、祢宜、祝、神部等，此后皆附属于神祇官。”(42)毋庸赘言，此布告的主旨在于复古，它是在宣示“王政”要掌控全国所有神社乃至民间神道信仰。3月14日，睦仁天皇率群臣祭告天地，宣示以“大振皇基”为最终目标的《五条誓文》。3月15日，太政官发布《五榜告示》，其中规定“严禁天主教”。3月17日，神祇事务局公布“神佛分离令”：“此番全国之大小神社需废止神佛混淆之现状，别当、社僧之辈，须还俗而为神主、社人，以侍奉神道。”(43)由此，由国家政令强制实现了几代复古神道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纯洁神道”的夙愿。 同年10月，睦仁天皇参拜冰川神社，诏书曰：“崇神祇，重祭祀，乃皇国之大典，政教之基本。然自中世以降，政道渐衰，祀典不举，遂致纲纪之不振，朕深慨之。今方更始之秋……亲临视政，将先兴祀典，张纲纪，以复祭政一致之道。”(44)这道诏书乃告慰中世以来饱受压抑的历代天皇，可谓明确复辟天皇制统治的宣言书。 明治政府为切实树立天皇的权威，还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以国家权力推行的“大教宣布”运动，旨在恢复幕府统治以来被淡忘的天皇正统地位，其宣传主题不过是确立天皇万世一系的神格，灌输神皇一体的皇国思想。1870年1月发布的“大教宣布”诏书中宣称：“朕恭维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继之续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然中世以降，时有污隆，道有显晦。兹者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宜明治教，以宣扬为神之大道也。”(45)同年3月专门设立了管辖全部神社和佛教各宗派以及民间宗教的教部省，并于翌年制定了《三条教则》：“应体现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46)1872年，太政官公告将神话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1月29日(1873年改为2月11日)定为“纪元节”，由此进一步强化了天皇绝对权威在日本臣民心中的位置。 通过上述法令和“大教”教化运动等步骤，将被重塑的天皇权威逐步植入了日本人的精神信仰生活，可以说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制度上，国家神道已经初步形成。其后，“大教”虽然在自由民权运动的社会政治氛围中有所淡化，但是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最终确认了作为国家神道核心的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第一章第一条和第二条明确载明：“大日本帝国乃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部近代公布的宪法虽然不得不提到“信教自由”，但第二章第28条又规定：“限于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以及不违背作为臣民义务之情况下，有信教之自由。”第31条规定：“本章所列条规在战时或国家事变的场合，不得妨碍天皇大权之施行。”(47)上述条文实际上是赋予了天皇可以随时取消信教自由的权力，为国家神道的一统天下提供了宪法级别的保障。此后所有宗教相继受到限制，包括民间神道信仰最终都成为国家神道的“翼赞宗教”。 确立天皇的绝对权威之后，1890年又颁布《教育敕语》强制推行忠君爱国(忠于天皇、热爱皇国)的思想理念，并以此作为规范全体日本国民行为的准则：“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尔臣民……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斯道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48) 《教育敕语》是公认的日本近代“教育宪法”，其中所称“国体之精华”就是以皇祖皇宗为肇始的神国、皇国观念，因为天皇是神的后代，所以全体臣民不但要克己尊皇，还应“义勇奉公”(御用学者井上哲次郎明确将此解释为“为国捐躯”)。这种愚民教育是从小学开始的，在校师生每天课前都要一起诵读《教育敕语》，并齐唱颂扬天皇千秋万代的《君之代》，教室里还必须悬挂天皇和皇后像。近代以来，天皇制国家之所以能随心所欲地把日本臣民投入战场，就在于日本的学校教育把学生培养成毫无独立人格、唯皇命是从、甘愿“义勇奉公”的“机器人”。如果说国家神道有教典的话，那么，要求臣民灭己奉公的《教育敕语》就是最可怕的教典。 其实，国家神道并没有超越江户时代复古神道的新鲜理论，因而也只有不断重复子虚乌有的“国体精华”，以将其注入日本臣民的血液之中，变成人们的“自觉”。除此之外，就是建立举行国家神道活动的象征性的实体设施。早在1869年，东京就建立了招魂社，“祭奠自幕府末期以来死于内战的‘官军’，也就是明治新政府军3588名阵亡者”(49)。招魂社于1879年更名为靖国神社，之后凡是为天皇国家“义勇奉公”而死的“英灵”都被祭奉在这里，靖国神社遂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的祭坛。1906年又规定军人出征和凯旋时必须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成为激发“大和魂”的魔域和蛊惑对外侵略战争的暴力民族主义的心脏。 1931年日本武力吞噬中国东北之后，国家神道更是恶性膨胀，肆意鼓吹神国必须武力统治世界的“大和梦”，并不断将其变为战争暴力行动。有如日本学者所言：“旨在征服世界的圣战正当化占据了国家神道教义的中心……随着大日本帝国开始侵略亚洲大陆，就发展成了所谓日本拥有征服、统治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神圣使命这种可怕的教义。”(50)1940年是所谓神武天皇即位2600周年，日本政府借机将天皇崇拜推至顶峰，以支持“圣战”。神祇院曾诠释了发动征服世界之“圣战”的原始根据：“大日本帝国乃我皇祖天照大神肇造之国……历代天皇均常与皇祖为一体，身为现世神而治理圣世……施于中外而不悖者，惟神之大道也。”(51)而作为“施于中外而不悖”的历史依据，竟然是莫须有的神武天皇诏书中所说的“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于是，“八纮一宇”成为神国日本的“神圣抱负”，即不仅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更要由天皇代表神国日本来统治全世界。在军国主义国家政权的恶性炒作之下，日本臣民也将此变为一种自觉，忍受着战争带来的生活困苦和妻离子散的精神剧痛，前线士兵在这些痛苦之上，还要展现他们对敌的“勇敢”和惨绝人寰的杀戮。他们认为这是在建立皇国伟业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这种末日景象足以证明日本臣民在精神和肉体上，完全成为国家神道驱使下的精神奴隶和战争暴力的机器。 至此，在国家神道的引导下，大日本帝国几乎完整地实现了复古神道和“佐藤文本”的目标设计，然而故事的结局却是“神国日本”一败涂地。这大概是复古神道学家们不曾想到的结局。 国家神道无疑是一次逆历史文化发展方向的反动，就连一贯倡导思想自由的美国人也明确地提出：“把国家神道看作是必须根绝的敌人。”(52)战后，盟军总部(GHQ)发出“神道指令”，废除国家神道，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颁发诏书称：“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纽带，始终依互相之信赖及敬爱联结，并非单凭神话和传说而产生。亦非基于以天皇为现世神，且将日本民族视为优越于其他民族之民族，进而具有可以统治世界命运之架空观念。”(53)此即宣布日本天皇走下神坛的“人间宣言”，凭空杜撰的国家神道思想不攻自破。1946年2月2日，神祗院被正式撤销。1947年5月3日实施的《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统治日本80年的国家神道体制寿终正寝。 五 战后国家神道意识的复活及“扭曲神道”的史鉴 以上，对日本扭曲神道的历史三部曲，即文化民族主义、暴力民族主义的文本、暴力民族主义的行动做了扼要的梳理分析。然而论题至此还不能结束，因为虽然作为制度层面的国家神道体制已不复存在，但其魂魄犹存，所以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战后以来，日本各界人士对那场战争进行了痛定思痛的反省，作为战前国家神道核心观念的忠君爱国等“日本式爱国心”已为日本社会所不齿，加之《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做出放弃战争的保证，日本与各受害国人民达成了一定的和解。然而，国家神道意识从来就没有被彻底肃清。就在战后初期的1946年，因日本共产党组织的游行队伍中打出了“维护国体天皇终日饱食，人民却饥饿而亡”的标语，日本统治当局居然判处当事人“不敬罪”，而该罪名是战前《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第74条的规定，换言之“不敬罪”被认为是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日本臣民信奉国家神道。之后，因为包括“不允许日本检察官以‘不敬罪’起诉被告”的“麦克阿瑟声明”的坚决态度而废除了维护国家神道的“不敬罪”。虽然该事件的结局是废除了“不敬罪”，然而事件本身却提示人们，战后日本统治当局并没有对国家神道意识进行主动的反省，这无疑是一个不祥之兆。战后“象征天皇制”的保留，更给日本国民一种天皇无罪的错觉，无意中为国家神道的复活留下了空间，“留下了一个注定要恶性膨胀的‘癌肿’”(54)。随着战争创伤的逐渐愈合，日本国民似乎已经遗忘了当年的战争伤痛，于是国家神道意识的阴影重现江湖。受篇幅所限，在此仅举出若干象征性的事件，以示关注。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试图重新将靖国神社与日本国家捆绑到一起，到60年代右翼分子终于按捺不住，挑起了靖国神社恢复国营化的事端。1962年，曾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的甲级战犯贺屋兴宣出任“日本遗族会”会长，抛出一份旨在恢复靖国神社国营化的文件《靖国神社国家护持纲要》，并要求国会通过。该文件明显违背战后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自然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然而，自民党却支持了这一违宪的无理要求，自民党内的“遗族议员协议会”甚至还成立了“关于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小委员会”，并提出“尊重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本质不变”的提案，虽然至今没有实现，但多年来这股势力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55)据统计，“从1952年第13届国会至1975年第76届临时国会，自民党共在18次国会上提出靖国神社法案，有关议案达49件，极力恢复靖国神社与国家的直辖关系”。(56)鉴于遗族会和自民党上述执着的政治活动，以及众所周知的甲级战犯合祀靖国神社和多届总理大臣参拜靖国神社的事实，加之下述佐藤内阁强行通过“建国纪念日”的实例，人们不得不担心有朝一日靖国神社会重新彻底恢复战前作为国家神道心脏的“历史本质”。 可以说，1967年“建国纪念日”的规定是具有国家神道死灰复燃象征性质的事件。1873年为“记纪神话”中的神武天皇即位而设定的“纪元节”(2月11日)是作为国家神道最核心内容的皇国史观的象征性节日，因而日本战败后被明令取消。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诸多右翼团体结成“纪元节奉祝会”，要求恢复“纪元节”。虽然这一要求遭到日本社会的普遍反对，但右翼团体并不甘心，经多年四处活动，终于在1967年由佐藤荣作内阁强行通过，将2月11日定为“建国纪念日”，恢复了曾作为国家神道象征性节日的“纪元节”。由此不难看出，试图复活国家神道思想的政治势力已经不容忽视。 进入21世纪，留恋战前大日本帝国的“爱国者”势力有增无减，他们不但拒绝反省战争罪行，甚而重温战前的皇国之梦。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作为新世纪“爱国者”的先导，已经表露出重建战前神国史观的意向。该书先是做出诱导：“在中国和日本，都没有记载大和朝廷始于何时何地的当时的记录。但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留下了如下的传承……”(57)之后便堂而皇之地大谈“记纪神话”中天照大神及神武天皇统一日本成为第一代天皇的故事。人们不会忘记，二战前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甚或日本学术界都是以所谓的神武天皇统一日本的公元前660年为日本皇国历史开端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更是将其著书直接名曰《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由此可以窥见，《新历史教科书》作者以神话传说入史的“曲折叙述”，是要告诉日本国民大和朝廷起源于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这不能不令人联想起战前充斥神国史观的日本历史教科书。 近来，更有一批右翼政要成为公开的“爱国者”，他们似乎在效仿当年颠倒历史的复古神道学家们，肆意否认日本曾经犯下的诸多反人类的战争罪行。他们把为侵略战争而战死的“靖国英灵”看作是日本的民族英雄，参拜战前国家神道心脏的靖国神社是他们否认侵略战争的“标准动作”。很明显，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宁可与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舆论为敌，也要召回战前日本臣民的“爱国心”。更有甚者，2013年4月28日在日本主权恢复日纪念仪式上，日本内阁首相及与会者齐声高呼久违近70年的“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就连在场的明仁天皇也颇显惊愕。人们不得不发问，这是否是在引导当代日本民众重温国家神道精神统治下的“大日本帝国的辉煌”?这股社会逆流无异于在试演国家神道的历史悲剧，不得不令人回忆起日本战败初期美国学者的警示：“在1945年的时点上，即使军国主义日本能够被征服，但支撑它的神道(此处指国家神道)依然是没有被征服之敌。”(58)看来，该论断至今依然有效。 行文至此，需对“扭曲神道”再做几点提示，或可为史鉴。 (一)扭曲神道完全背离了传统神道文化精神 正如有日本学者指出：“有一种对被说成是日本民族精神之类的观念，赋予‘神道’之名的倾向，其实完全是‘神道’一词的滥用。”(59)具体而言，复古神道背叛了积极摄取外来思想文化的融合神道的开放精神，从而变得与邻为敌，而国家神道与通过敬拜“八百万神”以祈福免灾求得身心健康的平和的民间神道信仰背道而驰，成为禁锢民众精神生活、实行愚民政策的工具，以及蛊惑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毒素。据此，需要人们把扭曲神道与日本传统神道区分开来。 (二)扭曲神道是对学术的亵渎 历史上，复古神道者们的诉说似乎在不断加强学术语境，诸如本居宣长的“索引考证”之法和佐藤信渊的“运动定例”之说等等，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植根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扭曲神道，因而注定了他们的结论总是与科学的理论逆向而行。幕末维新时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对本居宣长所著《古事记传》所作的评价，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国学家们的复古神道理论：“此书大意，怪妄迂谬，固无足论。予尝谓，孟子所云，诐淫邪遁，蔽陷离穷，宣长实兼之矣。然于名物训诂，引征该备，虽稍失之炫博，而本本原原，具有根据，亦非他人所及。”(60)简而言之，日本国学家们对古代日本名物的训诂考据无人可比，但所论“大意”则皆不足取。正是复古神道的“大意”阻断了他们正常的学术思维，不但抵消了“名物训诂”的成果，而且亵渎了学术，使他们的“学问”最终被后人异化为对外武装侵略的精神工具。可见，本应受社会尊重的精英学者与极端民族主义的苟合，将会给人类造成更加恐怖的灾难。它告诫知识界须臾不可忘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 (三)扭曲神道积累了反动的精神能量 扭曲神道从近世的复古神道到近代的国家神道一脉相承，不断聚积唯我独尊和敌视别国的“精神能量”。国家神道就是复古神道的国家意识形态化和基于“佐藤文本”的暴力民族主义的行动化，不仅具有复古神道的编造性和欺骗性，而且还凸显其奴役性和残酷性等诸多邪恶特性。日本臣民被剥夺了自然人性，被模造成天皇制军国主义国家的精神奴隶和战争工具。历史告诫人类，放任极端文化民族主义恶性膨胀会造成多么可怕的结局。这也正是笔者关注战后国家神道动向的原因。 (四)国家神道的反近代性 国家神道虽然形成于近代，但却没能与近代思想与时俱进，反而与历史进步渐行渐远，并决定了日本天皇专制国家政治反近代的封建性。可以说，诸如神国思想、国权思想、大和魂、法西斯主义、爱国心(热爱皇国)等极端民族主义的“日本精神”，都离不开国家神道的支撑。国家神道反历史、反人类的反动性，注定了“大日本帝国”非但不可能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和“八纮一宇”的迷梦，反而因疯狂的侵略战争而丧失了明治以来的现代化成果。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生活在21世纪今天的日本右翼群体和右翼政要们也正在逆历史潮流而动，使人们感到战前国家神道统制下的日本似隐约可见。上述右翼势力不仅试图召回国家神道精神而与邻为敌，更不遗余力地要修改和平宪法，推行军备扩张政策。这一切必须引起人们高度警觉，警惕国家神道统治时代日本帝国实施对外暴力扩张的历史悲剧的重演。虽然有战前的前车之鉴，而且尚不能断定今天的日本是否会回到战前，但为杜绝历史灾难的重演，不但日本国民不应忘却那段惨痛的历史记忆，整个人类社会都应牢记那场空前的历史浩劫。 至此，笔者以日本学者的真情劝诫来结束本文的议论：“对于错误的思想应当探明其错误的根源……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进行这种深入的探究，才能真正地以史为鉴。”(61) 注释： ①在江户时代并非复古神道理论的一统天下，诸多融合神道理论仍然同时存在。 ②诸如张大柘《当代神道教》(东方出版社，1999年)、牛建科《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王金林《日本神道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等；代表性的相关论文，如李秀石《从神道国教化到靖国神社》(《世界历史》1998年第6期)、牛建科《试论国家神道之思想理论渊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6期)、王海燕《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国家神道》(《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等。 ③铃木贞美：《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魏大海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④王春风：《文化民族主义研究综述》，《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有关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状况亦可参见该文。 ⑤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1～12页。 ⑥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集『神道事典』、弘文堂、2007年、442～443頁。 ⑦荷田春満「日本書纪神代巻劄記」、『荷田全集』第6巻、名著普及会、1990年、90頁。 ⑧荷田春満「創学校啓」、『日本思想大系』39、岩波書店、1972年、333～335頁。 ⑨荷田春満「日本書纪神代巻劄記」、63頁。 ⑩賀茂真淵「国意考」、『日本思想大系』39、岩波書店、1972年、380～381頁。 (11)賀茂真淵「邇飛麻那微」、『日本思想大系』39、岩波書店、1972年、367頁。 (12)賀茂真淵「国意考」、381頁。 (13)賀茂真淵「邇飛麻那微」、358頁、359頁。 (14)賀茂真淵「賀茂翁家集」、『賀茂真淵全集』第21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