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理[1]2000年在《吉林省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分析与优化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镇企业在吉林省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中都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在对吉林省乡镇企业调查研究基础上，应用产业经济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相关理论，采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历史分析与横向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和地区差异等方面，分析了吉林省乡镇企业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以此为依据，从产业结构合理化等方面解析了吉林省乡镇企业产业结构优化的思路和对策。 实现吉林省乡镇企业产业结构优化，要在分析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条件下，遵循产业结构变动规律，并根据吉林省客观经济状况和自然条件，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正确选择主导产业，确定其发展规模和速度，并围绕主导产业建立起以主导产业为核心的各产业协调配套的区域经济系统，把握区域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积极扶植潜导产业，促进产业结构适时和顺利转换，使区域产业结构走向高级化。对吉林省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动态分析、工业产品部门结构分析、组织结构和地区差异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表现出以下特征：叁次产业中，第叁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工业行业以传统产业为主，食品饮料制造业成为工业支柱产业；产品结构层次低，以制造、建材等产品为主；企业组织以小规模的个体私营经济占主体；地区间乡镇企业效率绝对差异扩大；城市经济对乡镇企业的辐射作用明显增强；乡镇企业与农业的产业关联度较高。吉林省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总量偏小，布局分散，产品层次低，市场外向度低，产品市场弱。乡镇企业的地位和当前的产业环境要求吉林省乡镇企业要有较大的增长。吉林省乡镇企业产业结构状况不容乐观，因此，要对产业环境和市场有清醒的认识，充分利用优势条件，实现外部条件的内在化，立足传统产业，发展比较优势，同时规避劣势，保证乡镇企业的持续发展。针对吉林省乡镇企业产业结构的结论，要实现吉林省乡镇企业快速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扩大经济规模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优化的步伐；集中精力发展农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提高乡镇企业与农业的结合程度，培育龙头产业；调整第二产业，培养传统产业中的主导产业，适时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抓住农村城市化和国家区域开发的时机壮大第叁产业；面向国际市场、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调整产品结构，实现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
尚欣[2]2007年在《吉林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及仿生学分析》文中认为在国际贸易日益自由化和国内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背景下,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解决吉林省“叁农”问题。本论文沿着从农业外部到内部,从局部到整体的路线,对吉林省农业产业结构进行了分析:吉林省双重二元结构分析表明,解决吉林省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农业基础产业的分析表明,其有序度与畜牧业比重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分析了农产品加工业的主导产业地位,结合吉林省农产品加工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吉林省农产品加工业对策;利用系统的熵理论,对吉林省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进行了测算,提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机制体系。运用仿生学理论,将亿万年演化形成的生态体系作为研究农业产业结构的蓝本,运用生态学理论,提出了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仿生学分析,提出了基于生态因子的政府作用仿生研究、基于生态位的制度环境优化仿生研究和基于群落演替规律的农业产业链优化仿生研究。
马晓光[3]2005年在《吉林省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产业结构优化作为农村产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其目标不仅在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自身的发展，还在于通过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提高产业结构转换升级的能力。吉林省作为国家的粮食主产区，农村产业结构矛盾尤为突出，通过对本文的研究以期对推进吉林省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及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本文主要内容：阐述了研究的背景、目的及意义，提出了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依据，通过对吉林省农村产业结构现状的分析，并将吉林省同一些发达省份和产粮大省作比较，分别从纵向和横向研究吉林省农村产业结构，揭示了吉林省农村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吉林省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
滕星均[4]2009年在《区域叁农问题的系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叁农”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难点和关键。近几年来,“叁农”问题成了理论界和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经济学界在“叁农”问题上有着长久而热烈的探讨与争论,不管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策略如何各异,但对于问题本身的看法却是日趋一致的,那就是“叁农”问题已经趋近于一个国家可承受的极限值,并且直接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积极性和农村基层社区构架的稳定,从而诱发中央及各地政府积极探索和尝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叁农”问题受到了中央高层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依据区域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基础理论,以区域经济突破为主线,将区域创业环境、叁农问题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形成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纳入一个系统,对叁农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别从研究背景、吉林省“叁农”问题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吉林省“叁农”问题形成原因、吉林省“叁农”问题发展趋势分析预测以及解决吉林省“叁农”问题的思路与对策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系统地对吉林省“叁农”问题发展趋势及对策进行了研究与解答。
任萃颖[5]2016年在《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经济转型主要包含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两个方面,转型的方向是要实现一个优于当前经济发展形态的新的经济运行形态,而具体到县(市)层面,县域经济转型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摆脱传统的发展形态,建立一个符合在新常态下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全新模式。目前,吉林省县域经济已经占到全省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正在成为吉林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全面振兴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撑力量。但是,吉林省县域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导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要素利用效率低下、资源依赖性强、产业结构层次不高、空间布局不够合理的等问题,需要通过转型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活力。本篇论文以县域经济转型为研究对象,利用区域经济、经济转型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相关理论,综合运用比较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经验总结等方法研究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问题。通过使用指标权重线性加总的方法确定权重并利用和借鉴国家统计局关于《反映经济转型升级综合统计制度》当中的指标体系,从需求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要素结构转型等叁个方面构建县域经济转型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转型综合能力指数,以吉林省经济转型能力和长春、吉林等九个地区经济转型能力为参照系,对吉林省40个县(市)转型升级能力进行排序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能力整体水平较低,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县域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即：需求结构转型困难。县域农民长期内收入增长面临结构性调整的瓶颈制约、县级政府动员财政资源能力弱、城镇化进程缓慢等导致县域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协调,难以对经济增长实现有效拉动；产业结构转型困难。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缓慢,第二产业对县域经济发展支撑不足,对其他产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要素结构转型困难。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弱,资本要素产出效率低、资源要素利用水平低等问题,使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能力弱化。另一方面,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延吉市、敦化市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具有较强的转型升级能力；以公主岭市、通化县等为代表的中东部地区县域经济依托资源优势和科技创新,具备了一定的转型升级能力；以镇赉县、长岭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和以靖宇县为代表的资源枯竭性地区,由于受到生态转型和资源产业转型的压力,经济转型能力较弱。本文认为,要推动吉林省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一方面,从整体上推动县域经济转型要实现叁个方面的转变,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向依靠投资与消费协调拉动转变,强化收入分配；由主要依靠工业化向依靠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转变,强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依靠科技进步转变,强化要素支撑,推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转型,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要强化分类指导,将吉林省县域经济划分为率先转型区、利用东部地区纳入“一带一路”的区位和政策优势,率先实现县域经济转型,进而引领全省县域经济实现转型发展；转型跟进区,利用吉林省中部转型核心区有利条件,强化产业和要素支撑,加快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转型培育区,利用西部生态经济区的后发优势和国家支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政策优势,通过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接续产业发展培育县域经济转型的能力。本篇论文将经济转型的宏观研究体系,即：需求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要素结构转型纳入到县域经济研究当中来,系统全面分析县域经济转型面临的主要困难和解决途径,更能准确把握县域经济发展规律,客观看待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准确分析和利用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趋势性变化,从而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动县域经济实现转型发展。本文的主要结论,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同样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叁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推动县域经济转型还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基础、支持政策、产业优势实施分类推进。在本篇论文分析的基础上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分析,比如县域投资结构调整、投向有效性分析,投资产出效率提升的途径研究,县域城镇化发展质量与规模之间的关系,县域经济体制转型的形式、成效等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为了使本论文研究焦点更为集中,这些问题没有进行专项细化研究分析。
李闽榕[6]2006年在《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动态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属性和基本要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区域间的经济竞争，任何一个经济区域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具有能够占据优势的经济综合竞争力。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指一个省域对大区域中资源的吸引力和对大区域市场的争夺力，也就是对省域内外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力。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大力发展省域经济，不断提升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选择，是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迫切需要，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五个统筹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性举措，也是省级党委政府履行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抓手”。省域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水平，提升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问题越来越引起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者和理论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成为经济理论界、学术界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必须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论文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方法出发，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全方位、多视角地阐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评价、提升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充分借鉴国内外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科学界定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基本概念和内涵，深入分析当前历史时期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省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的特点、变化趋势及动因，按照科学性、客观性、系统性、公正性、可行性、可比性的原则，建立起比较科学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及数学模型。在此基础上，对1998至2004年间中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级区域的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全面深入、科学的比较分析和评价，并通过对北京市、福建省、黑龙江等典型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个案分析，深刻揭示不同类型和发展水平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特点及其相对差异性，明示各自内部的竞争优势和薄弱环节，研究追踪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演化轨迹和提升路径，为提升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对策。
张茗朝[7]2016年在《吉林省农民收入结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流动,农民从事非农经营活动收入和外出务工取得的工资性收入逐渐增加,农民收入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不仅有利于土地流转和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且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近年来,吉林省农民非农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小,非农收入的总量和比例均有待提高。如何为农民非农经营活动和外出务工提供更多的机会,进而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是吉林省农民持续增收的核心,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本论文以吉林省农民收入结构作为研究的主题,共分为八章。其中:第一、二章为论文的理论分析部分,提出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内容;第叁、四、五、六、七章为实证分析部分,第叁章分析了吉林省农民收入结构现状;第四、五章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视角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分析了吉林省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因素;第六章分别从粮食生产、非农就业、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等方面分析了吉林省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动效应;第七章对吉林省现行农民收入支持政策给予评价,提出了政策改革方向;第八章为对前面研究的总结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吉林省农民收入不论是增量还是增速,都经历了从低速增长向快速增长转变的过程,而且吉林省农民收入的非农化特征逐渐表现出来。但在吉林省农民收入的构成中,仍以家庭经营性收入为主,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第一产业占有绝大比重,第一产业的内部结构,种植业一枝独秀,特别是玉米种植业收入占比较大。从收入结构变动来看,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有下降趋势,但是下降幅度并不明显,农民工资性收入逐年增加,所占比重虽然有上升趋势,但是上升的幅度不大,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吉林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幅度不大,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一直较低,并且近年来呈现下降的趋势。随着国家支农惠农力度不断加大,吉林省农民转移性收入逐年增加,所占比重缓慢上升。(2)基于宏观视角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吉林省农民收入结构与“城镇化经济水平”、“非农资本活跃度”、“二、叁产业发展力”正相关。这与经验分析相吻合,城镇化发展可较好地推动农民到城镇和二、叁产业就业,农民收入结构也得到了相应的变化。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民非农就业,推动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第二、叁产业的发展趋势和速度,也就是其发展力,与农民收入结构变动有着密切联系。政府对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越大,越有利于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而促使农业生产规模和经营环境整体优化,资源配置更高效,这样会促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增加,导致农民对家庭非农经营性收入和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等非农收入的获取动机减弱。(3)基于微观视角利用截面数据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在外部环境一定情况下,农民非农收入会受到农民自身因素、居住地因素、家庭因素的影响。从农民自身因素来看,男性农民非农收入略高于女性;青壮年农民非农收入高于中老年;文化水平高的农民非农收入更高;未婚农民非农收入大于已婚农民。从居住地因素来看,离县城距离近以及居住区附近有非农企业,农民会获得十分有利的增加非农收入的机会。从家庭因素来看,家庭耕种土地越多,非农收入比重越小,而家务负担比较小的农民则因为其有良好的家庭后盾支撑,会勇于尝试非农方面就业,非农收入比重大。(4)对不同类型农民的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发现,一定非农收入有利于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但是当农民非农收入所占比重超过一定水平时,例如,非农收入超过50%时,农民土地利用的效率会出现下降的趋势,由此可以推论,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会给粮食生产带来一定的影响。(5)吉林省农民收入结构和农民非农就业的变化趋势相同,从实证结果来看,吉林省农民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冲击作用要大于吉林省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对吉林省农民非农就业的冲击作用。吉林省由于农民人均耕地资源较丰富,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并不能够让农民放弃农业经营。而且,随着国家支农惠农力度的加大,农业各种补贴也使得农民经营农业的积极性增强,导致农民放弃农业经营转向其他职业的机会成本变大,农民并不愿意放弃农业经营去转变职业角色。另外,近年来吉林省乡镇企业经营出现了衰退的现象,乡镇非农经济的不景气也让想放弃农业经营的农民失去了安全感,农民对职业转换的意图更加淡漠。(6)在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结构的影响方面,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基本消费支出的最主要收入来源,转移性收入对农民非基本生活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较大,尤其是对农民文化教育方面消费支出的影响处于四个收入来源之首。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农民医疗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较大,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交通通讯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最大。(7)实证结果表明,农民非农收入的变化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密切的关系。地区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农民非农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民务工收入的增长提供保障。农民非农收入的变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呈现正向影响,但是影响的幅度并不大,说明农民非农收入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地区经济发展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8)现行农民收入支持政策对于促进吉林省农民增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粮食支持政策、土地流转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仍有完善的空间,垄断式的收储政策制约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临储价格的实施也使得大量的生态脆弱区、湿地保护区变成了玉米种植区,破坏了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下游产业的高成本效应。未来,粮食价格保护政策的改革需要实施目标价格制度,推动玉米后续产业发展。粮食补贴政策实施以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了粮食产量,确保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但是实施普惠式补贴,难以激励种粮大户和种粮专业户。同时,补贴力度不足,偏重社会效益,忽视生态效益。未来应实施差异化粮食补贴政策,向专业种粮农民倾斜,促进土地流转,强化生态环境意识,重视农业保险补贴,降低农业灾害与市场风险。同时,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吉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与己有的研究相比,本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新探索和尝试:(1)在研究内容方面,本研究从农民收入结构这个新的视角分析吉林省农民增收,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分析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挖掘农民收入的潜在增长点,是对已有研究的有益补充。(2)在分析方法方面,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农民收入结构切入,对经济发展、城镇化、人力资本等与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密切相关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对农民个体、家庭和社区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采用累积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弥补了以往研究偏重定性描述性分析的不足,使研究更加科学合理。(3)本文通过研究粮食主产区、老工业基地这样一个背景下吉林省农民收入结构问题,对现行的农民收入支持政策给予评价,提出吉林省农民增收需要中央政府对吉林省区域发展给予政策支持。同时,应该改革玉米临储价格政策,推动玉米后续产业发展。实施差异化粮食补贴政策,促进土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对吉林省农民增收更加具有指导意义。
马嵩[8]2016年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问题研究》文中认为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引起理论界与实践层的高度关注。国家提出的振兴东北“药方”是要靠改革激发东北的内生动力,尤其是切实消除民营经济发展障碍、形成民营经济发展新动力,是东北经济振兴的必然选择。本研究以我国经济新常态为背景,以东北经济下行为切入点,以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理论为指导,概述东北民营经济演进发展,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国内典型发达地区和全国整体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作用的差异或差距；在此基础上,基于新常态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要求,明确民营经济在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中的目标定位,尝试构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模型,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和动力机制,提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路径与对策。本研究包括七章。第一章,导论。在概述问题的提出及意义、研究内容及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的基础上,重点从经济增长动力、民营经济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制度约束及变迁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期对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理论及其实践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第二章,相关理论分析。通过对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民营经济发展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制度变迁以及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梳理分析,总结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即民营经济是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中的重要动力要素；同时,经济发展基础、市场发育程度、制度变迁等又是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动力要素。第叁章,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本章以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为时间划分基点,分析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趋势,论述了新常态背景下东北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方向,即制度和技术的创新驱动、需求结构协调拉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民营经济发展推动,进而提出了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求。第四章,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动力分析。从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入手,采用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民营经济增长贡献、就业拉动贡献以及税收增加贡献等指标,比较分析东北地区与环渤海、长叁角、珠叁角等发达地区以及全国范围下民营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差异或差距,揭示民营经济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中的发展潜力及动力提升空间。第五章,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选择。概述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形成要素,探讨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中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及其组合形成的动力机制。基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模型,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需要制度、政策、金融、技术、人力等动力系统相互作用。笛六音.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大战动力转换的障碍与对策探讨。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制度约束和非制度约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探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形成新动力机制的路径与对策。研究发现,“黑土地”文化、“铁饭碗”意识、“关系寻租”、市场化程度、资源环境状况、民营企业自身问题等,是障碍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改善民营企业融资机制等途径,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提升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第七章,研究结论。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表现在：一是理论层面,尝试构建民营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模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基于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需要制度源动力系统、政府外生推动力系统、创新驱动力系统与资源要素承载力系统的相互作用,形成“负熵流”,进而形成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提出新常态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即以产权制度、金融配置、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为动力要素的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二是实践层面,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讨。东北民营经济的经济增长贡献远不及发达地区显着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拉动就业的相关系数最低,税收相关系数显示其并没有成为区域税收增长中的倚重力量,揭示出民营经济制度源动力系统滞后、政府外生推动力系统动力不足、创新驱动力系统作用有限、低端生产要素提供的“负熵流”能级降低,引发系统走向无序,无法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叁是对策层面,提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目标及路径选择。在比较分析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长叁角地区和珠叁角地区民营经济贡献率的基础上,对四大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其结构进行比较,揭示了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以及动力结构转换的条件和规律；基于此,提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即通过规范政府行为、完善产权制度、鼓励技术创新、优化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配置,从实践层面构建民营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本研究的不足表现在：对于民营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整理和运用有待于进一步强化,经验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的方法运用不足,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构建和设计还有待于验证。
赵洪丹[9]2016年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区域经济的版图上,农村经济是重要的战略基点。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在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农村,发展农村经济是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然而,中国的农村金融不仅落后于城市金融,而且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也不相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更是不尽人意。为什么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设想在城市及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实现,而在中国农村却表现的十分迥异?不仅如此,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中国的农村表现的十分突出。发达地区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状况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那么,农村金融发展差异是否会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差异,还是相反?当前,世界经济处于缓慢复苏和深度调整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步入增长速度放缓和结构转型的“新常态”。面对国际和国内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尤为引人瞩目。这是因为,农村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既符合解决“叁农”问题的根本战略又能满足中国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要求;同时,国际贸易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的冲击日益加大,使原本脆弱的农村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被寄予厚望用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农村金融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在各种利益博弈下,农村金融发展状况令人堪忧,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体系残缺不全、农村金融创新动力匮乏和农村金融改革推进缓慢。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农村金融发展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并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破解,首先要深刻认识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基本关系状态,并结合中国改革实际深入分析其原因;其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特征明显,即使在农村,发达地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各自发展情况差异巨大,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难点和重点在于欠发达传统农业区,因此研究欠发达传统农业区的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具有特殊意义;第叁,资金瓶颈始终困扰着农村经济发展,在市场化改革的各个阶段,中国的农村资金供给方式和状态具有各自的特点,那么理解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与作用则十分必要;第四,即使农村金融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也未必一定会增加农民的福利水平。消费水平一般可以代表福利水平,而提高农民福利水平既是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因此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的情况下,讨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影响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五,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学术界往往更加关注金融对经济的反作用,而较少顾及经济对金融的决定性作用,农村金融发展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又是哪些,同时这些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区域差异?这无疑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围绕上述五个方面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试图揭开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问题之谜。本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负面效应;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农村存款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显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均具有负向影响。第二,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改革存在“路径依赖”;农村贷款和财政支农的相对比例较低,不利于农村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中央政府能够适时改变发展战略,愈加尊重市场的作用,使农村金融、财政支农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趋于协调。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逐步显现,且作用的力度不断增强;只有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相互配合,破除阻碍市场功能发挥的体制性和行政性障碍,才能破解农村融资难题。第叁,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具有重要影响。总体来看,农村金融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尤其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积极作用。农村金融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西部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不仅未能促进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反而由于农村金融风险积累、农村小企业贷款和农村储蓄存款分流了农村金融资源,使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受到了极大的抑制。第四,政府和市场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支出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作用存在收入差异性特征,即在农村高收入地区,政府支出对农村金融发展具有负向效应,而在农村低收入地区,政府支出对农村金融发展具有正向效应;农村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发展总体上表现为的正向效应,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提升将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和农村人均贷款水平,同时会抑制农村金融流出,但是可能会加大农村金融风险。第五,欠发达地区是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薄弱点。通过对吉林省的案例分析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并不是表现为农村金融结构的优化和农村金融效率的提升,而是因为缺乏有效的金融供给而导致的强制性储蓄。国有商业银行撤出农村,以及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滞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还未普遍设立,造成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农村资金外流问题突出,农村金融风险较大。农村贷款比率相对较低,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相对不足。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要坚持市场化方向,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破除行政性和体制性障碍;叁是要加快普惠金融实施步伐,增加农村金融供给;四是要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加强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本文共分为8章,分别是:第1章:绪论;第2章:文献综述;第3章: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第4章:农村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第5章: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第6章: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第7章: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分析——以吉林省为例;第8章: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马鸿佳[10]2005年在《运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吉林省农业发展的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是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吉林省如何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的发展”(2003005)的部分研究内容。在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对基于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发展的内涵及目标进行了研究;接着从自然状况、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叁方面,对用吉林省农业现状作了详尽的分析;然后分析吉林省农业产业结构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基于工业化思维吉林省农业产业结构机市场结构优化的对策,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文末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1]. 吉林省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分析与优化对策研究[D]. 甄理. 东北农业大学. 2000
[2]. 吉林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及仿生学分析[D]. 尚欣. 吉林大学. 2007
[3]. 吉林省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马晓光. 长春理工大学. 2005
[4]. 区域叁农问题的系统研究[D]. 滕星均. 吉林大学. 2009
[5]. 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研究[D]. 任萃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6]. 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动态比较研究[D]. 李闽榕.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7]. 吉林省农民收入结构问题研究[D]. 张茗朝. 吉林农业大学. 2016
[8]. 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问题研究[D]. 马嵩.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9].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赵洪丹. 吉林大学. 2016
[10]. 运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吉林省农业发展的对策研究[D]. 马鸿佳. 吉林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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