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行动与中美关系的解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罗论文,中美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已经多年。然而，两国走向接触的许多重要环节，长期以来并不为人们所完全了解。本文根据可靠的史料，力图准确再现中美关系解冻的背景和基辛格“波罗”行动的曲折历程。
一、尼克松主义的战略构想
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美国由于“帝国战线过长”，特别是因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而元气大伤；（2）苏联的实力则迅速增长，加紧了与美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3）美国同西欧盟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加深；（4）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不断壮大。
中美关系依旧处于对峙状态。然而，美国社会对华舆论却发生细微的变化。理查德·尼克松于1967年10月在《外交》期刊上发表的《越南之后的亚洲》便是其中的一例。文章谈到：“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负担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各国的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七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①a]无论尼克松出于何种动机，其文章中却包含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这就是美中关系的僵局并不是没有被打破的可能。[②a]此情况，如文后所示，引起了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注意。
尼克松之所以在此时要特别想到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份量在增强。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表示：在美国所寻求的“开放的世界”中，各国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③a]此时美国国内反对中美接近的保守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在1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当回答有关联合国席位问题时，尼克松仍然表示了其对台湾当局的支持。[①b]
2月1日，即尼克松入主白宫第12天，他就指示基辛格探索“与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在基辛格主持之下，美国政府智囊团经过反复研究，起草了一份编号为“NSSM—14”的文件，为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建议。此时，基辛格头脑中“联华制苏”的“三角政治关系”的概念已经基本成形。[②b]然而，美国官方关于缓和美中紧张关系的公开“信号”还是“低调”的。[③b]中国方面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并不十分清楚，但仍准备与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然而，2月初发生的中国驻荷兰临时代办寥和叔叛逃美国的事件，使中方决定推迟原定于20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第135次会谈。[④b]
此后，美方通过多方渠道传递信息。1969年3月，尼克松对戴高乐表示他有意改善美中关系和结束越战。7月下旬，美国又放宽了对美国人来华旅行和贸易交流的限制。1969年7月，尼克松出访亚洲途中在关岛发表了讲话，谈及两点：（1）美国将“恪守”其“条约义务”；（2）但“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问题，美国期望“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负责”。美国这一新亚太政策随即被媒体称为“尼克松主义”。[⑤b]在其7—8月份出访亚欧过程中，尼克松又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向中国传递口信，称美国希望同中国对话。[⑥b]
此时，中苏关系又出现更大的波折。继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美国一直在密切注意中苏关系的发展。7月，基辛格就主持制定了编号为“NSSM—63”的中苏关系分析报告。[⑦b]8月份中苏边境发生的新的流血冲突，加速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成型。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指出：“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苏联在同中国的对抗中得逞，那将“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美国对华观念这一战略性的转变，基辛格称之为美国外交政策理论上的一次“革命性”的发展。[⑧b]
二、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调整
此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也在进行着重大的战略构思。尼克松在1967年的文章所包含的微小变化，当时就被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了。毛泽东还请周恩来等人阅读此文。1968年11月，尼克松大选获胜三周后，毛泽东就批准了中国向美国的一个主动表示。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致函美国驻波兰大使，建议双方于翌年2月20日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①c]
此时，中苏争议已经远远超出意识形态范围。苏联霸权主义恶性发展，直接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②c]中国安全形势实际处在建国以来最为不利的状况：在东侧，两岸关系紧张；在西部，中印关系尚未缓和；在南边，中国承担着援越抗美的重任；而在北面，中苏关系又处于严重的剑拔弩张的局面。为了应付四处威胁，中国当时的军队总员额高达600余万人，军费和直接的国防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4。此数字还不包括三线建设和人防工程等间接费用。[③c]此时，美国向中国伸出的橄榄枝，给中国扭转“应付四面八方”的局面带来了机遇。
1969年4月下旬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在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之下，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四位老帅接受了“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7月11日，老帅们向周恩来总理提交了一份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复杂斗争，得出了一个战略结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这一战略分析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此后，从7月下旬至9月中旬，四位老帅又着手研究一个重大课题，这就是：万一苏联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老帅们认为：借助外力，以增强己方地缘依托的案例，古今中外可以举出不少。如：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操”和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等。经过反复讨论后，老帅们提交了题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阐述了上述战略思想。[④c]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度同时受到两霸的威胁，腹背受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将这种情况形象地比作“夹肉面包”。[⑤c]然而，毛泽东毕竟是纵模捭阖、运筹帷幄的国际战略大师。在冷静观察和反复推敲之后，毅然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定，一举扭转了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严峻局面。用陈毅的话来讲，就是：毛主席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⑥c]毛泽东的决策，开拓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在历经了一个发展过程后，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反对霸权主义“一条线”的战略态势。[⑦c]
三、“解冻”信息与行动
1969年9月，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科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尼克松加紧了同中国联系的步伐。10月初，尼克松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传话，表示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解冻”，美国还作出了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军舰的姿态。此后，尼克松又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伺机同中国外交官接触。12月，美国斯托赛尔大使在华沙的一次展览会上与中国驻波兰使馆人员相遇，转达了美国政府关于恢复中美华沙谈判的意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注意到了美国的表示，决定推动中美关系。中方决定释放当年2月乘游艇误入中国领海的两名美国人。此后，中美两国代表商定，中美大使级会谈将在两国大使馆内轮流举行，而不是在波兰政府提供的梅系里维茨宫。会址的改动也反映了中、美、苏关系的微妙变化。[①d]
1970年1月8日，雷阳代办通知斯托赛尔大使，中国同意于1月20日举行中美华沙会谈。同日，美国国务院在宣布该消息时，首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2月，美国对外政策报告中又称：“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②d]2月1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中国驻波兰使馆举行。斯托赛尔大使首先表示美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并表示美国愿派代表去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讨论或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雷阳代办则重申了解决台湾问题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关键，同时表示对美方提出的任何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旨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议，中国都愿意考虑。双方讨论的方式，可是大使级会谈，也可以是更高的层次。第135次会议出现了前面134次会谈所未曾有过的缓和气氛。一个月后，即3月10日，中美第136次大使级会谈在美国使馆举行。中方进一步表示：如果美国派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特使来华，中国政府愿意接待。[③d]
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而被中方中断。在美国于1970年6月撤出柬埔寨后，中美双方重新向对方发出一系列信号。10月，尼克松对《时代》周刊记者谈话称，其“有生余年”一个愿望“就是到中国去”，如果他本人“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之后，尼克松又利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来美参加联合国25周年庆典之机，请他们向中国领导人传话。10月25日，尼克松在白宫向叶海亚表示：美国绝不会同苏联联合反对中国，并表示他愿意派高级使节密访中国，请叶海亚充当中介人，叶海亚欣然应允。次日，尼克松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尼克松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发出了西方所称的“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尼克松也请齐奥塞斯库向中国转达他打算派员访问北京的信息。[④d]
巴基斯坦首先将信息传到北京。11月10日，叶海亚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美国希望同中国走向和好，希望在更高一级进行秘密对话。尼克松还暗示，如果中国需要在官方一级会谈，他可以派基辛格前往。11月24日，周恩来正式答复叶海亚：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特使来北京商谈。叶海亚将周恩来的无抬头无签字的手抄备忘录转给了基辛格。此后不久，基辛格于12月16日答复：美国同意接受邀请，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北京的会谈将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是将包括旨在改善关系及缓和紧张局势的其他步骤。至于美国在台湾的驻军，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随着东亚和太平洋紧张局势的缓和，美国将减少在该地区的驻军。”[①e]
中国方面一直在注视美国政策的动向，也在向美方发出相应信号。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要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就必须同美国的当权派交谈。1970年8月毛泽东批准了邀请埃德加·斯诺访华计划。10月1日，毛泽东主席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但在当时的背景下，人们并没有将此事与中美关系的改善联系起来。巴基斯坦大使将美国的上述复信转到北京之后，毛泽东于12月18日在中南海再次会见了斯诺。毛泽东表示了：“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和“中美两国总是要建交的”等战略观点。[②e]毛泽东关于他愿意同尼克松交谈，不管其作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行的口信，很快就传递给了白宫。尼克松获悉此信息后感到鼓舞。1971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提交了新的外交政策报告，称他将设法“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③e]3月15日，美国宣布取消关于持美国护照去中国访问的一切限制。
3月21日，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美运动员在交往中，美国运动员表示出访华意愿的简报得到毛泽东的注意，他亲自指示：应该给美国乒乓球队发出邀请，这就“将了美国国务院的军”。在周恩来的亲自筹划下，中国于4月7日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邀请，对美成功地实施了“乒乓外交”，使“小球推动了大球”。4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乒乓球队。当天，白宫宣布第一次大幅度取消业已存在数十载的对华贸易禁运。[④e]
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战略意图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周恩来遂于4月21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领导人发出邀请：“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⑤e]5月17日，尼克松在复信中表示他准备接受对他的访华邀请，并表示建议派遣基辛格到北京做秘密的先期安排。
为了准备美国领导人的来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5月26日开会确定了对美新政策的如下原则：（1）美国全部军事力量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如果这一原则问题不能事先原则商定，那么尼克松的访华就可能推迟；（2）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3）我将力争和平解放台湾；（4）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5）如因为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没有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6）不主动提及联合国问题。如美方主动提到，我方则明确表示绝不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方案；（7）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在美军从台湾撤军之原则确定之后，可以商谈；（8）中国政府主张美国应从印度支那、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撤军，以保证远东和平。[①f]
关于访问的具体方式，中国方面原建议公开来，因为毛泽东曾说过，既然要来，何必藏头露尾呢。但美方坚持要保密，数次交涉之后，中方同意基辛格秘密访华。6月2日，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给基辛格亲手递交了周恩来复信。信称：毛泽东欢迎尼克松访华。周恩来也欢迎基辛格为尼克松访华做具体安排。尼克松阅信时，基辛格感慨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两人还破例干了一杯陈年白兰地酒。[②f]
四、“波罗”行动的实施
基辛格取“马可·波罗”东方之行之意，将其秘密访华活动冠以“波罗”行动的美称。1971年7月1日，“波罗”行动从华盛顿开始。为了瞒天过海、转移人们的视线，白宫新闻秘书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派遣基辛格博士赴南越执行调查任务，随后将赴巴黎。在行进途中，基辛格将顺访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基辛格在西贡和曼谷活动之后，6日到达新德里，8日到达伊斯兰堡。为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表示“不偏不倚”，基辛格宣布在巴基斯坦也将逗留两天。7月8日，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访问期间，在叶海亚的晚宴上佯装“胃病复发”。叶海亚当众宣布请基辛格去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养，以此办法摆脱了记者的追随。次日凌晨，基辛格同几名助手乘巴航飞机，悄然直飞北京。
在基辛格在外旅行之时，尼克松于7月6日在堪萨斯城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目的是在基辛格抵达中国之前，向公众间接解释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原因。尼克松首先谈及国际格局的变化。称25年以前，美国实力首屈一指。可是当前世界上有了三个力量中心——美国、西欧和日本。再过若干年，世界上将会出现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尼克松认为，“美国政府必须首先采取步骤来结束大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因为中国同世界的完全隔绝“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③f]
中美双方和巴基斯坦对此次访问极为重视。叶海亚总统的专机专门来北京的南苑机场进行了试飞。为了接待基辛格，中国方面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周恩来的直接安排下，成立了由叶剑英、姬鹏飞和黄华负责的领导班子。同时决定由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和唐闻生、唐龙彬专程前往伊斯兰堡迎接基辛格一行。7月9日凌晨，中方四人小组在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迎接了基辛格一行，其中包括：基辛格、温斯顿·洛德、约翰·霍尔德里奇和迪克·迈斯泽。还有两名随行的特工人员。[①g]
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同周恩来会晤了17个小时。7月9日，周恩来同基辛格在钓鱼台进行了首次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叶剑英、黄华、熊向晖和章文晋等，美方参加会见的有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基辛格对中方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之后，周恩来请客人先谈。随后，基辛格就照稿子念起了开场白：“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当基辛格说到他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美丽而神秘的国家”时，周恩来插话说：“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基辛格称，尼克松给其两个任务：一个是商谈尼克松访华事宜，另一个是为访问进行预备性会谈。基辛格共谈了七个问题。有关台湾问题，基辛格谈了五点。（1）美国政府拟在越战结束后从台湾撤走2／3的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剩余的美军人员；（2）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3）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4）共同防御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5）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在联合国问题上，美国将支持中国恢复席位，但不支持驱除台湾代表。基辛格还就印度支那问题、日本、苏美关系、南亚次大陆等问题谈了看法。[②g]
周恩来在晚上的会谈中坦率地表示：中美双方由于世界观和立场的差异，在看法上有不同。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中美两个太平洋国家寻求基辛格所谈到的“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周恩来强调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国家间的“对等”，另一个就是人民的“友好”。关于台湾问题，周恩来明确了中方原则：台湾历来就是中国领土，解决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出，美国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无效。谈到印度支那问题，周恩来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和尊严”，美国只有全部撤军，才能达此目的。周恩来连夜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谈情况。毛泽东对以下问题发表了看法：（1）当从汇报中得知美国意欲在台湾保留一点军队时，毛泽东用“猴子变人”比喻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经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2）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毛泽东说：美国应重新做人。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因为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台湾不慌，台湾没有打仗。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3）毛泽东还指示：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要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中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基辛格来的。[③g]
在第一天的谈判中，周恩来提到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那篇讲话。而当时，基辛格对尼克松此篇讲话的内容一无所知。周恩来第二天上午，就将该篇讲话的英文稿连同早饭一起送给了基辛格。周恩来的高尚人品给基辛格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指示谈了国际与区域形势。周恩来指出，美国讲要“争取和平”，但现在的情况是“天下大乱”。中国始终是积极防御，准备大乱，准备美国、苏联等国瓜分中国。基辛格表示：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进攻中国，也不会同自己的盟国勾结起来针对中国。基辛格建议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时间，双方商定为翌年春天。
当晚磋商的重点是中美将要发表的公报。双方对公告稿的三个争议处达成如下协议：（1）关于尼克松来华是谁主动提出的问题。原稿中称尼克松“要求”来访，中方“邀请”。基辛格不同意。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改为“获悉”尼克松希望来访，解决了这个让美方面子难堪的问题；（2）关于会谈讨论内容。在原稿中的“谋求关系正常化”之后，又加上了“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3）来访时间，初定为5月以前，以便灵活安排。[①h]
7月16日（美国时间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如下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②h]
基辛格首次“波罗”行动之后，中美两国按基辛格访华期间达成的协议，通过新开辟的中美“巴黎秘密渠道”保持联系，逐步促成尼克松对华的历史性访问，使中美关系的大门正式打开。
历史又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注释：
①a 《外交》（Foreign Affairs），第46卷，1967年10月，第121页。
②a 美国学者对尼克松上述话的“动机”有着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尼克松决心在竞选胜利之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见雷蒙德·加特霍夫：《缓和与对峙》（Raymond Garthoff,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布鲁金斯学会，华盛顿1985年版，第213—216页；另一种是当时尼克松更多考虑的不是中美关系本身，而是以此作为向苏联和越南讨价还价的筹码。见基辛格：《白宫岁月》（Hent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纽约1979年版，第167—171页；惠廷：《美中缓和》（Allen Whiting,Sino-American Détente），《中国季刊》（China Quaterly），第82卷，1980年6月，第334—341页。
③a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477页，注释4。
①b 《美国国务院公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969年2月17日，第141页。
②b 罗伯特·罗斯：《谈判合作：美国与中国，1969—1989》（Robert Ross,Negotiating Cooper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0页。
③b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9页；李长久、施鲁佳：《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页。
④b 骆亦粟：《在波兰的岁月》，《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179页。
⑤b 《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39页。
⑥b 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4页。
⑦b 加特霍夫：《缓和与对峙》，第216页；罗斯：《谈判合作》，第32—33页。
⑧b 班宁·加瑞特和邦尼·格拉泽：《从尼克松到里根：中国在美国战略中地位的变化》，载《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册，第238页。
①c 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环球同此凉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②c 彼得·琼斯，西安·凯维尔：《中苏关系内幕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168页。
③c 徐焰：《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战备思想》，《环球同此凉热》，第249页。
④c 熊向辉：《历史的脚注——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位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200页。
⑤c 高屹：《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述论》，《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论文》，北京，1995年12月。
⑥c 熊向辉：《历史的脚注——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位老帅》，第202页。
⑦c 张恒毓：《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空军政治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第66—69页。
①d 一些著作中描写此段经历时称：美国大使斯托塞向中国雷阳代办传递信息。实际上当时出席时装表演的是中国使馆二秘李举卿和翻译景志成，但尽管美国看错了人，但该重要信息还是及时传递到了北京。见洛亦粟：《在波兰的岁月》，《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第179页。
②d 基辛格：《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339页。
③d 洛亦粟：《在波兰的岁月》，《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第181—182页。
④d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0—231页。
①e 基辛格：《白宫岁月》（中译本），第2册，第356页。
②e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2—594页。关于斯诺给毛泽东传递的信息，见西摩·赫什：《权力王子：基辛格在白宫》（Seymour M.Hersh,The Prince of Power:Kissinger inthe White House），萨米特公司，纽约1983年版，第366—367页。
③e 《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2—233页。
④e 谢黎：《周恩来亲自策划对美国外交》，《党的文献》编辑部，《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185页；赵正洪：《“乒乓外交”始末》，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266页。
⑤e 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①f 宫力：《跨越鸿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104页；熊志勇：《中国与美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252页。
②f 《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7—238页。
③f 何春超、张季良、张志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945—1980》，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434—438页。
①g 唐龙彬：《一次神秘的外交使命——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35—47页。
②g 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第40页。
③g 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第41—42页。
①h 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第43—44页。
②h 薛谋洪、裴坚章：《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