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洲学者对经济分析史研究的新贡献 *
[德]海因茨·D.库尔茨 李筱萌 李 酣
内容提要 欧洲经济思想史学者历经了“二战”后欧洲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逐步复兴、经济学研究的“美国化”以及欧洲和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逐步形成了经济分析史研究的欧洲范式，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欧洲学者对斯密、李嘉图、熊彼特和凯恩斯等先驱学者的经济思想起源的历史背景和以往被人们忽视的观点进行了新的概括和发掘。除了在编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考证版的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之外，欧洲学者进一步对马克思关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和劳动价值论的技术基础等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提供了新的洞见。来自葡萄牙和德国的学者总结和分析了本国经济思想的成长过程，并且与欧洲大陆或是整个经济分析史发展历程的共性特征进行比较。这些学者密切关注欧洲和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热点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为这些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见解和思路。欧洲学者关于经济分析史研究的新贡献和新范式，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和中国经济学研究有重要借鉴价值。
关键词 经济分析史 欧洲经济思想 凯恩斯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经济危机
经济分析史的迷惘和欧洲学者的反思
长期以来，在现代经济理论已经包含了所有值得保留的内容，并且抛弃了早期理论中所有错误的和有问题的内容的错误前提基础上，经济思想史这一学科变得越来越边缘化，而且被移除出了很多大学的课程表，这可以参见库尔茨对这一观点的重要观察。①然而，在最近一次无情揭示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理论难以琢磨金融和经济危机本质的讨论中，这种关于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目的论观点确凿地(再一次地)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在一种对既有理论和由此导致的不确定性保持清醒的状态中，正如《经济学家》杂志所生动描述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于回溯我们这一学科的历史来寻找替代性方案。因此，经济分析史的声誉又一次得到了提升，这也表现在杂志和书籍中登载的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数量在不断增长。主流经济学核心部分的危机引发了经济分析史研究的上扬。危机中有很多的失败者，然而我们的经济思想史学科是其中一位适度的赢家。其中著名的例子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因为其在《纽约时报》和其他地方对于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正面攻击而变得声名远扬；再比如，斯蒂格利茨也写出了《全球化及其不满》和《欧元：共同货币如何威胁欧洲未来》这样的反思性著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欧洲学者从来没有置身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之外，也无法避免经济思想史的边缘化影响，但同样也在经济分析史的重新上扬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二战”时期，当时欧洲主要的一些经济学代表人物，如里昂惕夫、熊彼特等都流亡美国，在纳粹德国几乎遍布欧洲的对异己分子的迫害之下，欧洲的社会科学和经济学思想巨擘都迁移到了美国，当时的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就收容了一批欧洲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人类学家。这些学者在美国的各个大学获得了重要的教职，培养了众多的美国经济学的研究人才，为后来经济学研究的“美国化”推波助澜。当然，欧洲大陆毕竟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土壤，在历经战争劫难，经济恢复、政治和解和社会生活的改善之后，欧洲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最终复苏、发展，并逐渐壮大为具有自己特色的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学术力量。
积云对流是中尺度系统发生、发展的重要过程,而中尺度系统直接决定了暴雨的发生、发展以及范围和强度。不同积云对流参数化方案对暴雨的模拟结果有很大的差异,由于对流活动发生发展的环境以及成因的不同,不同方案对暴雨的强度、范围、发生的时间的模拟也具有很大的差异。屠妮妮等(2011)采用不同积云对流参数化方案对四川一次暴雨进行模拟,结果发现KF方案和GD方案在小级别降水预报中效果较好;廖镜彪等(2012)对珠三角一次暴雨过程进行了模拟,结果发现KF方案与实况较为一致。
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欧洲学者对主流经济学的内在缺陷都有预见，并保有深刻的批判精神。在2005年，正好是危机爆发之前，法国的《外交世界》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该文中，科学家们对一些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成果进行了评价。这篇文章的标题的含义就很明显：“诺贝尔经济学奖：欺世盗名”。欧洲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就是如此，他们用批判的武器对经济分析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新贡献。
欧洲经济分析史领域的新发展
近年来，欧洲学者对经济分析史中那些大师们的思想进行持续发掘，并将他们与欧洲和全球面对的经济新挑战结合在一起，为这些危机的解决提供洞见。在形成共同的理论范式的同时，欧洲大陆的学者对各自民族的经济学思想也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过去作为非主流的行为经济学受到主流经济学几乎是“意识形态壁垒式”的围追堵截，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把这一理论推到经济学舞台的聚光灯下。受到当前经济学领域当中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兴起的影响，一些欧洲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开始探寻早期经济学家思想当中关于行为和动机理论的因子。休谟在“人性论”(1739)、“对人类理解的探究”(1748)和“抱负论”(1757)中对行动决定因素的讨论是值得注意的。拉皮迪斯(André Lapidus)对休谟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掘，他发现享乐和信仰是人类决策的目标，而且这与边沁或者杰文斯的享乐主义方法不同，更多强调的是特定种类的，而不是连续性的享乐主义。休谟为了解释快乐决定欲望和意志的方式，而把思维过程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用休谟的话说，快乐主要是一种感觉的印象，但它是在激情诞生时发生的，因为这反映了一种快乐的观念，其“力量和活力”恰恰是一种“信念”，转移到了行动之前的欲望或意志的直接激情上。从休谟的角度来看，“信念”处理的是风险或不确定性下的决策以及跨期决策和无差别问题。
休谟对个人地位有着三种不同评价：欲望(导致行动)、兴趣和幸福，欲望并不取决于作为一种印象的快乐，而是取决于一种基于对相关印象实现的信念的力量。相反，利益和幸福并不取决于信仰带来的扭曲，而与快乐直接相关。在休谟所谓的“平静的激情”中，决策的价值只是与利益相吻合，它产生了最大的幸福。
基于休谟的这一套理论，也能生发出作为经济学基础的理性。根据此前一些研究，休谟似乎没有给出任何证据来支持我们今天认为的现代理性选择理论中所涉及的那种理性。相反，拉皮迪斯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偏好与选择的一致性，就像完备性和传递性的一般性质一样，可以被认为是心理过程的结果，从而可以用一种旨在代表休谟选择理论的决策算法来描述。
(一)对经济分析史先驱思想的新发掘
④Kurz, H. D. ,Salvadori, N. , The Elgar Companion to David Ricardo , 2015.
欧洲的经济思想史学者秉承传统，对斯密、李嘉图等学者思想的内涵进行了不断发掘。当代研究斯密经济思想最著名的学者就是斯基纳(Andrew Skinner)，他不仅编撰了权威的格拉斯哥版本的《斯密著作和通信集》，而且在此基础上写了大量研究斯密经济思想的文章。斯基纳将斯密学说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让斯密的经济学说具有了更宽广的文化背景和时代内涵。斯基纳认为，斯密的思想实际上是由道德哲学、自然法学和我们现在所称的经济学一起构成，是连贯一致的多维度主体，也是将所有的经验观察用一些共同的原则联结在一起的系统。②斯基纳在他1998年当选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主席的演讲中，就充分利用这种系统分析方法，展现了斯密是如何在社会哲学意义上分析劳动分工的影响。
欧洲学者还新发现了一些以往被经济学家们所忽略的斯密论点。长久以来，斯密被视为自由市场理论的开创者和卫道士，但萨尔瓦多瑞(Neri Salvadori)等人的分析表明，斯密对垄断这一经济学议题的贡献大体被学者们低估，甚至是忽略了。斯密对于垄断经济现象的分析广泛出现在《国富论》第四篇的不同章节以及第五篇的“主权国家或联邦的收入”这一章当中。斯密在这些段落中描述了垄断者的进入壁垒、商品数量限制和操纵市场价格等战略，他还意识到垄断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并相应地敦促国家对此进行监管。③
(3)在水流冲蚀作用下，水稳性团聚体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土的结构和抗蚀性，表现为水稳性团粒含量越高，土体抗冲蚀能力越强，从而土体的分散性越弱。
另一位经济学思想巨擘李嘉图也持续受到欧洲学者的关注。库尔茨等人合作编辑出版了《埃尔加大卫·李嘉图指南》(The Elgar Companion to David Ricardo )。该书涵盖了近百个关于李嘉图的生活、工作和影响等方面的词条，而且对关于李嘉图的既有研究结论做出了一些重要修正。该书传达出如下一些主要信息：首先，李嘉图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见解依然有待经济学家的吸收和阐释；其次，李嘉图对价值和分配理论的古典式的以剩余为基础的分析路径与后来边际主义的供需分析路径存在根本差异。因此，李嘉图的经济思想并不像马歇尔所声称的是粗糙的边际主义早期代表，而是深深植根于配第、重农学派和斯密的古典主义传统之中。④此外，过去人们认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分析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宏观经济现象，但是格尔克(Christian Gehrke)追根溯源，发现李嘉图原本讨论的就是不同国家的商人进行贸易的动因，而并非国家层面的比较优势，而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由这两个国家之间实际交易的货物中所包含的劳动力数量来测度的。再者，李嘉图强调了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的重要性，这在经历主流经济学几十年的忽视之后，又出乎意料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⑤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现实工作中“微腐败”产生于村务公开的不畅，但是村务公开与乡镇政务公开机制尤其是联动效应发挥程度密切关联。当前，村民委员会承担着过多的行政事务，并且单方面被动接受上级乡镇政府安排的行政事务，容易造成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出现断档，给腐败行为发生提供了可乘之机。如犯罪分子会利用政务和村务空档的灰色地带进行“暗箱操作”，从中谋取利益。从这个层面来看，治理“微腐败”应从其源头出发，即利用基层政务公开与村务公开的联动机制探究其治理逻辑。
从争夺凯恩斯主义正统的“两个剑桥之争”开始，欧洲学者始终关注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也一直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大本营，他们重点发掘了凯恩斯关于金融问题的思想。隆卡吉里亚(Alessandro Roncaglia)认为，随着经济的金融化，越来越多的人依赖统计模型进行衍生品定价和金融经营者日常业务中的风险评估，以及对金融实施监管。但是，如果他们是基于凯恩斯的概率和不确定性概念而不是依赖奈特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可以更有力地提出政策建议。凯恩斯对经济主体在决策中所涉及的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进行区分，企业家、家庭和金融家在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的不确定性理论解释了经济主体更喜欢流动资产而不是非流动性资产，并准备支付流动性溢价。此外，凯恩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羊群行为是常见的，因为经济人经常试图预测其他人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并知道其他主体也会这样做。⑥
马库佐(Maria Cristina Marcuzzo)是现代欧洲经济思想史学界研究凯恩斯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她对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和经济学思想的形成进行了新的历史资料的整理和挖掘，尤其注重从凯恩斯投资实践活动的资料中梳理他的交易哲学和经济思想。这种研究范式独具特色，体现了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史甚至是经济史研究的一种融合。她利用一些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凯恩斯的交易数据资料发现，凯恩斯在代表自己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对美国股票市场和衍生交易品市场的投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美国当时经济增长以及美国大萧条中的新政的认知，都在他《通论》的第12章中得到了反映。⑦此外，凯恩斯《通论》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卡恩(R.F.Kahn)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凯恩斯主义和《通论》研究中的一桩公案，这涉及是否可以确保凯恩斯最重要的经济思想的原创性和凯恩斯在经济思想史当中的地位。马库佐基于凯恩斯和卡恩之间的通信、文件和未发表的材料，为这一公案的判定提供了新的证据，她认为这更多反映了凯恩斯和卡恩的长期合作，从中可以得到的确切结论是，卡恩对于《通论》当中的理论的形成，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⑧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源自于他对商业周期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体察。德国和奥地利学者也在不断剖析熊彼特的这些经济思想。哈格曼(Harald Hagemann)指出，熊彼特早在他的商业周期理论形成之前三十年，就发表了“经济危机的本质”一文，明确了他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基本区别之上，并且认为创新型企业家和信贷对经济周期性波动有重要影响，而商业周期是不同浪潮的叠加，资本主义经济通常处于动态平衡状态。⑨马歇尔和熊彼特都认为经济分析(熊彼特意义上的经济分析)不能归结为纯粹的经济理论，但必须借助熊彼特所谓的“经济社会学”和马歇尔所谓的“理性的人类历史”，把这一理论和历史结合起来。马歇尔和熊彼特指出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学之间具有互补性的本质，两位学者也都将组织形式和经济制度的研究纳入经济分析，他们的方法可以为现代经济学家提供一些思想和工具。⑩
③Neri Salvadori, Rodolfo Signorino, “Adam Smith on Monopoly Theory. Making good a lacuna”,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2014, 61(2), pp.178～195.
(二)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新发现
马克思论述的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和命运，但他的经济学研究建立在德国黑格尔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政治经济学的巨人肩膀之上。马克思非常推崇李嘉图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甚至他的包括劳动价值论在内的一些理论都是在对李嘉图经济学的阐释和批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在马克思漫长的一生当中，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字材料，其中有些学术文章集中体现了他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领域的发现，在他的一些往来信件和文字资料当中也存在以往被人们忽视或者隐藏的经济思想，而相当一部分这种材料此前无法被人们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考证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即MEGA2)第二部分的出版本身就是全欧洲乃至全世界学术界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集体贡献。而基于这些新的文献，人们可以为马克思经济学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新证据。例如，众所周知，马克思只出版了他的经济学理论核心著作《资本论》的第一卷，而后面的二、三两卷都是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留下的文稿编写而成的。人们此前对于马克思未能完成《资本论》全三卷这一鸿篇巨制的原因莫衷一是，而MEGA2的出版就提供了新的解答。学者们发现，除了健康问题、卷入一些政治问题以及与巴枯宁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的辩论之外，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本人认为他需要花费时间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和理论，从而更好分析技术进步对于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掌握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等经济动态本质，并在此基础上修订他认为的自己的理论架构存在的一些内在缺陷。
MEGA2这一鸿篇巨制的问世并不代表着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重要方面的研究就能够毕其功于一役了。欧洲学者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分析。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认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否认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植根于古老的欧洲传统，因为主要的亚洲和欧洲帝国和国家在1700年左右处于相当的发展水平。然而，马克思、索巴特和韦伯则针对此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区分了不同形式的前资本主义发展和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以找出阻碍或助推工业革命的因素。
欧洲学者继续对马克思使用的分析工具的科学基础进行分析，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对这些工具的利用以及在利润率、再分配和剩余价值等领域的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劳动价值论在古典方法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作用之一是提供一种“独立于分配、产品、工资和生产资料的计量”的“技术”，从而能够以当时唯一可行的分析工具，确定利润的比率，即通过在商品中再分配剩余劳动价值以确立一种统一的利润率的思想，克服利润率依赖于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反过来又取决于利润率的循环论证。马克思在资本构成不均等的情况下，将利润总额解释为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此时，如果输入矩阵是随机的，那么劳动价值论在平均意义上是成立的。其实，谢弗德试图通过比较黑格尔和马克思对于无穷小微积分的基础的不同处理方法，来阐明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论的运用。最近首次出版的马克思手稿证实，马克思始终相信他对价值论的看法，因为他继续在价值和价格上使用资本和盈余总量的同一性，他的这种坚持根植于他的哲学。
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作为欧洲经济思想史界重要学术传播工具的《欧洲经济思想史杂志》就出版了专刊，从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德意志的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MEGA2的文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异化”“商品拜物教”“绝对地租”“原始积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等核心经济思想和概念；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货币思想、再生产和“多部门”增长模型以及马克思经济思想在法国的传播等多种维度分析并总结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全新研究成果。这些使用新材料并得到新结论的研究成果，毫无疑问将成为马克思经济思想研究新起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传统思想与经济增长新问题和经济理论新热点的结合
还有一些欧洲经济思想史学者开始将经济分析史当中的一些思想与现今全球，包括欧洲经济增长过程的热点和关键问题相结合，寄希望于利用这些智慧为现在的棘手难题提供良方，这其中的重点是2008年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对现有的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迫使人们从深层次认识危机的经济学根源，也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窗口期。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欧元危机忧患的凸显，陶瀚明(Hans-Michael Trautwein)重点研究了维克赛尔、凯恩斯和新古典综合派等的思想对于当前金融危机环境当中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所能够提供的借鉴。他研究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些学者对于商业周期的跨国传播和经济危机的系统性风险的分析之后指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危机相类似，都是一种具有跨国和国际维度的周期性经济现象。作为现代货币政策基础的新兴古典综合学派，曾经是2008年之前长期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当然的理论基础。但是，2008年危机之后，连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布兰查德(Blanchard)都声称要对它进行改造，从而为宏观的货币政策提供更好的基础和指引。很多学者认为新兴古典综合学派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凯恩斯甚至是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两人分析商业周期和货币政策的方法是假定存在投资—储蓄的失衡，而这又来自于协调投资者和储蓄者行为的利率机制的失灵。这种协调失灵是一种连续的跨期一般均衡，而这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金融摩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正是由于新兴古典综合经济学忽视了这种投资和储蓄的失衡，限制了这一理论对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围绕着金融危机给现有的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理论带来的严重挑战，陶瀚明还从卡塞尔和林达尔等人的信贷、银行利率和资本积累理论视角寻求对现有理论的改进。陶瀚明还研究了如何从经济思想史的分析中为贸易带来的不平等问题找寻解决方案，他还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议题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思想史解释。
高龄老年人群是股骨粗隆间骨折的高发人群，经非手术途径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在一年后死亡的发生率高达20%，髓内钉治疗是不稳定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的最佳治疗方式，而髓内、髓外固定对于稳定性股骨粗隆间骨折均适用，股骨粗隆间骨折是否稳定的关键是内后侧皮质是否连续，内侧弓的完整性与后侧皮质的粉碎程度是决定股骨间粗隆稳定与否的两个重要因素。
欧洲学者们的个人创新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仅仅做了部分的分析和总结。而且，我们想进一步指出的是，组织机构和学术传播的载体对于凝聚欧洲经济思想史学者的活动，形成科学研究共同体，并致力于这一学科的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欧洲经济思想史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创立了《欧洲经济思想史杂志》和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凝聚了欧洲大陆乃至全世界的经济思想史学者，而且承担了大量扶持这一领域青年学者的工作。
VR技术应用于公安实训是一项新的探索，可能在实施过程中面临新的风险。为最大程度降低风险，确保建设投入精简并取得实效，迫切要求建立VR技术应用风险防控体系，加强VR技术应用系统建设科学论证、优化系统开发监管、严格系统验收、及时评估系统运行状态，实现对系统建设前、开发中、上线运行以及后续开发风险的有效监控。对于系统开发、应用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开展深入、全面的系统分析，充分调动公安院校、执法一线警察、专业教师、计算机技术专家以及学生共同创建基于VR技术的高质量公安教育训练系统的积极性，及时、有效破解新问题，确保VR技术应用风险得到有效管理控制。
(四)对本民族经济思想的梳理和总结
除了以上这些对共同的经济学先驱人物和经济事件的经济分析史考察之外，欧洲大陆的经济思想史学者也在充分发掘本民族的经济思想。卡多佐(José Luís Cardoso)作为葡萄牙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就研究了葡萄牙从19世纪一直到近代，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经济思想以及这些经济思想与政治和法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德国的哈格曼，也对本国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做了总结。
卡多佐不仅完成了《葡萄牙经济思想史》这样的著作，还对19世纪后期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和斯密的经济思想对葡萄牙经济思想的影响以及葡萄牙和巴西帝国时期的启蒙改革和经济辩论进行了论述。
他发现，在葡萄牙议会历史上，主要是19世纪下半叶的辩论当中出现了对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应用甚至误用。这一案例突出表明了当时在经济和金融政策的讨论中对政治经济学的普及应用，其中涉及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包括运输系统的实施、财政制度的改革、货币制度和金融危机的性质、公共债务的控制、社会问题的出现、殖民地资源的分配或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政策之间的选择，政治经济学也为某些政策选择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论据。然而，葡萄牙的议会议员往往在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引用了相关学者的观点，存在对某些概念和思想的滥用。葡萄牙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社团主义(corporatist)形式的国家之后，经济理论的改变与法律和政治领域之间体现了协调和相互适应。“二战”之后，葡萄牙作为欧洲大陆的半外围(semi-periphery)国家，也受到了源自拉丁美洲的结构主义和发展主义的经济学思想以及由此形成的政策的影响。卡多佐甚至涉猎了西班牙乃至中国的经济思想史，考察了从1850年到1950年这段历史时期，西方经济思想向中国的传播。
教师的专业成长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时，通过有意识组织的各种活动，引导教师自我反省教学知识、技能及态度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促进教师教学效率最大化，完成教育目标，是教师在其教学生涯中不断追求个人专业知识、技能与态度等进步与发展的努力及意愿。立足课堂教学，利用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能使教师本身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及专业态度有所改善，并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得到发展，进而促进个人意愿的自我实现。
哈格曼认为，自1945年以来，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是经济学发展的一大标志，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美国化”的过程。他还研究了作为难民的欧洲大陆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重点是1933年以后讲德语的经济学家的移民问题。
从1950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大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与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以及公共生活的日益“经济化”联系在一起。德国经济也经历了凯恩斯主义的兴衰，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一次油价震荡之后转向货币主义思想和供应侧政策。1945年后德国经济的发展与其他欧洲国家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总结分析本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和经济学思想的成长过程，并且与欧洲大陆或者整个经济分析史发展历程的共性特征进行比较，也就成了欧洲学者的重要研究方法。
结 论
铁路桥梁施工过程中，需要使用一些特殊墩台用来跨越江河和峡谷。这些墩台与普通墩台相比，当墩身高度较低时，除施工环境差别外，其施工方法大体一致，但当墩身高度较高时，则需根据墩身类型选用不同的施工方法[1]。目前，铁路桥墩身高度已经突破百米，结构多为薄壁空心结构。施工中墩身模板多采用翻模、滑模和爬模，常用结构形式和施工方法如下。
欧洲学者在经济分析史领域的新贡献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经济分析史研究范式，对于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1949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以“试错”甚至是“摸着石头过河”为路径，以挫折和之后的调整和改革为特征，而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形成基于马克思理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sinicization of Marxist economics)。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特殊道路”(Sonderweg)的独特性，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凝练的经济学思想也有显著的中国特色，这明显超出了当前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知识范畴，这就需要中国经济学者和经济分析史学者回到英国古典经济学者斯密和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的方法，将包含制度和规范等这些更宽的视野重新纳入经济学分析的范畴之中。
最后，对于中国研究经济分析史的学者来说，同样面对主流经济学在学术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要在这种背景下做出有价值的学问，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欧洲学者的实践可能可以提供三条路径供借鉴。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早期经济思想以及中欧早期经济思想比较方面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另外，中国面对的经济发展现实比欧洲更为复杂，外部环境同样变化多端，将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迎面遭遇的难题与那些欧洲经济学先驱的思想结合起来，中国学者可以寻求更多的解决方案。中国学者更可以进一步拓展思路，在全球化背景中，在中西方经济、社会和文化碰撞的震荡中，开拓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者新的研究对象、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式，突破所谓的主流和正统经济学的笼罩，还经济分析史研究以本来应该有的作用和地位。
①Kurz, H. D., “Whither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Going nowhere rather slowly? ”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 2006, 13(4), pp. 463～488.
②Skinner, A. S., “Adam Smith,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Porter”, in P. L. Porta, R.Sacazzieri and A. S. Skinner (eds), Knowledge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 2001, pp. 35～51.
4) K8～K9为穿越圆圆沙警戒区航段，是上海港南槽航道和北槽航道的交会处，来往船舶较多，船舶流量较大，风险值急剧上升，应特别小心谨慎驾驶船舶。
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各种重要学派，如古典、新古典、凯恩斯、奥地利学派等，其奠基者或者集大成者大都是欧洲人。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如斯密、李嘉图、魁奈和马尔萨斯等，历经两百多年之后依然回响在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的各种书籍、论文、报告当中。然而，理论和方法已经高度形式化的、由美国经济学界执牛耳的现代经济学，常常感到思想和方法论的贫困，发出要回到“斯密”，回到经济学研究“初心”的由衷感叹。欧洲大陆的学者显然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
⑤Christian Gehrke, “Ricardo’s discove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revisited: A critique of Ruffin’s account”,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 2015, 22(5), pp.791～817.
⑥Alessandro Roncaglia, “Keynesian uncertainty and the shaky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al risk assessment models”, PSL Quarterly Review ,Economia Civile , 2012, 65(263), pp.437～454.
⑦Carlo Cristiano, Maria Cristina Marcuzzo,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st as investor”, 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 , 2018, 6(2), pp.266～28.
⑧Maria Cristina Marcuzzo,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J. M. Keynes and R. F. Kahn from the Treatise to the General Theor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 2002, 34(2), pp.421～448.
针对性训练2：已知某多肽链的分子量为1.032×104，每个氨基酸的平均分子量为120，则组成该多肽链的氨基酸数为___________。
⑨Dal Pont Legrand, Muriel, Hagemann, Harald, “Business Cycles, Growth, and Economic Policy: Schumpeter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 2017, 39(1), pp.19～33.
⑩Richard Arena,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Marshall and Schumpeter”,in Marshall and Schumpeter on Evolution ,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9.
Heinz D. Kurz, “Will the MEGA2 edition be a watershed in interpreting Marx?”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 2018, 25(5), pp.2～26.
Bertram Schefold, Marx, Sombart, “Weber and the Debate about the Genesis of Modern Capitalism”,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Studies , 2014, 6(2), pp. 8～24.
Gilbert Faccaralleo, Heinz Kurz, “ ‘Marx at 200’: Introductory remark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 2019, 25(5), pp.678.
Marc-Arthur Diaye, André Lapidus, “Pleasure and belief in Hume’s Decision Proces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 2012, 19(3), pp.355.
André Lapidus, “The valuation of decision and individual welfare: A Humean approach”,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 2010, 17(1), pp.1～28.
Jose Luis Cardoso, Alexandre Mendes Cunha, “Enlightened Reforms and Economic Discourse in the Portuguese-Brazilian Empire (1750～1808)”,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12, 44(4), pp.619～641.
José Luís Cardoso, “Paul B. Prescott,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7”,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 2009, 17(1), pp.232～234.
Harald, Hagemann, “Dismissal, Expulsion, and Emigration of German-Speaking Economists after 1933”,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 2005, 27(4), pp.405～420.
李小树怔怔地看着画稿上的许春花，大黑猫在他的肩头“喵喵”大叫两声后，就纵身跳到许春花的肖像上，它的爪子毫不留情地在画稿上留下几条划痕。
Harald Hagemann, “Germany after World War II: Ordoliberalism,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and Keynesianism”,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Policy , 2013, 1, pp.37～51.
我们一贯以为：教学主张的提出一定要立足于实际问题，一定要能够解决问题，人云亦云、自娱自乐、有名无实、标新立异的教学主张对语文教学的改革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回顾语文本色教学一系列主张的提出，以及语文共生教学方法的探索和总结，它始终是为了解决语文教学实践中的一系列迫切的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促进我国产品质量提升的企业责任机制研究”(项目号：15BJL02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人力资本与技术结构的动态匹配与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提升关系的实证研究”(项目号：2018QN0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海因茨·D.库尔茨(Heinz D. Kurz)，1946年生，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经济系暨格拉茨熊彼特中心教授；李筱萌，1996年生，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李酣(通讯作者)，1979年生，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战炤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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