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职能分类与演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职能论文,特征论文,城市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0585（2009）01-0153-08
城市职能是指城市在国家或区域中所起的作用和承担的分工，从根本上看，它是一个静态、比较的概念[1]，而资源型城市是指因当地资源的开发而兴，并在一段时期内主要依靠资源采掘支持整个城市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城市类型[2]，从本质上看，它是一个动态的发生学概念[3]。因而，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可能经历若干职能的变化，而这些职能的变化受到不同条件的影响，在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城市中表现也可能有所不同，即中国资源型城市存在职能的多样性。本文的目的，就是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职能变化与职能差异进行分析，并探讨这些职能多样性背后所反映的规律性。
许多学者将资源型城市看作是一种职能类型，这主要与对矿业城市（Mining City/Town）的理解有关。矿业城市是一个严格的职能概念，但在中国事实上严格职能意义上的“矿业城市”（指建制城市）很少。中国的城市职能很少是单一专业化的，大部分城市都具有比较突出的工业职能，且是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具有多样化的中心职能[1]。资源型城市是中国式“矿业城市”的一个代表性说法，但它并不能视为一个严格的职能概念[3]。关于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研究已有颇多积累，但过去主要集中在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环境问题等的宏观政策论的探讨[4～13]，至于为何或有无必要推行转型的政策，究竟以何种模式进行转型等等，相关的基础研究实际并不充分[14]。本文从职能演化角度的探讨，期望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政策提供一些基础参考。
关于中国城市职能分类，孙盘寿等[15]、张文奎等[16]、周一星、田文祝等[1,17,18]、陈忠暖等[19]学者已不同角度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徐红宇等最近进行了整理[20]。由于一般的职能分类方法本身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这里不再展开综述。本文首先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职能划分方法进行探讨，继而，对资源型城市的职能分类及其结果进行说明；最后，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职能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并总结相关结论。
1 资源型城市的职能划分方法
回顾对资源型城市的职能划分，李文彦在1978年首次对资源型城市中的煤矿城市进行了定量划分的尝试[4]。他以“吨煤工业总产值（K）”作为煤矿城市职能划分的指标：K＝V（本市工业年总产值，元）／C（煤炭年产量，吨），K＜100为采煤业城市，K在100～200之间为采煤业—制造业城市，K在200～500之间为制造业—采煤业城市，K＞500的一般不作为煤矿城市看待。作者意识到了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职能变化，并采用加工业发展水平与采煤规模之间的相对关系来说明城市综合发展的程度，但“吨煤工业总产值”是一个相当间接的指标，由于当时无法获得准确的从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数据，实际上是作者不得已而为之。而且，这一指标也很难推广到其他类型的资源型城市。
樊杰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以39个工业行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指标值，首先基于欧式距离采用最短距离法合并最近的两个类，再综合煤炭采选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和工业综合化程度等两项指标调整聚类结果，把煤炭城市划分为5个阶段性形态[7]。这种方法较好地体现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和职能变化的特点，但是它的实质是一种产业结构类型的划分，而不是严格的职能界定。这种方法适用于将煤炭、石油、金属等类型城市分别进行划分，如果多种类型放在一起，则无法得到一致的结果。还有一些学者借鉴哈里斯的职能分类方法对资源型城市或矿业城市进行了职能定义。比如赵宇空以矿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0％[8]，张以诚采用10％作为矿业城市的定义标准[9]，沈镭等以矿业从业职工占全部从业职工的15％作为矿业城市定义[11]等等。这些指标虽然都比较简明，但大都缺乏明确的依据，也欠缺相互之间的定义。
根本上，对资源型城市职能的划分，一定需要以全国的城市职能分类体系为基础。城市职能分类方法有一般描述、统计描述、统计分析、城市经济基础分类、多变量分析方法等等[21]。在哈里斯（C.D.Harris）的统计描述分类体系中，作者以采掘业职工占全部从业职工人数的15％作为下限标准对矿业城市进行了划分，以制造业职工占全部从业职工人数的30％以上、并且制造业职工占制造业、零售业和批发业三业总职工数的60％以上作为标准对制造业城市进行了定义[22]。纳尔逊（H.J.Nelson）的统计分析方法，则根据城市就业比例的算术平均值（M）和标准差（s）对城市职能进行了相对划分[23]。城市经济基础分类和多变量分类中则采用了更加综合的分类标准[24]。在借鉴上述方法的基础上，周一星等在1997年首次对中国的综合城市职能分类进行了系统探讨。作者以沃德误差法的聚类分析为基础，结合纳尔逊的分类原理，使用了多因素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城市的职能进行划分。由于采用了比较系统的城市分行业就业结构资料，该分类结果比较客观，并且对每个城市职能特征的描述也比较全面[1]。在该分类体系中，资源型城市分别被归入了“采掘业城市”（Ⅲ5、Ⅲ6）、“工业城市”（Ⅲ4A，B）和“大型特大型工业城市”（Ⅱ2D）等几个职能组。虽然该分类使用的数据年代较早，但涵盖城市比较全面，是迄今为止对中国资源型城市职能分析的最好蓝本。这一成果为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职能划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数据基础。
2 资源型城市的职能界定与类型划分
加拿大学者麦克斯韦尔（J.W.Maxwell）在城市分类的研究中，将城市职能特征通过4个要素来反映，即城市的优势职能、突出职能、专业化指数和人口规模[25]。城市的优势职能反映城市中从业人口比重最大的部门，城市的突出职能则反映该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最为突出的基本部门，专业化指数反映城市基本活动的水平和强度，人口规模则代表城市量级之间的差别。这4个指标共同反映了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和特征。周一星等在对中国城市综合职能的分类中，也类似地提出了以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3个要素来反映城市的职能特征，实际上等于重点强调了城市的突出职能、专业化指数和城市规模3个变量。由于制造业和采掘业通常是资源型城市最主要的两个职能部门，在城市产业结构中通常也占有最大的比重，所以可以用采掘业和制造业从业人数的比值（采掘—制造比）来反映资源型城市优势职能的特征。然后，再把它和周一星等的成果结合起来，就形成包含上述4个方面的完整的资源型城市职能特征。
首先，以刘云刚所界定的资源型城市为依据，采用1997年城市各行业从业结构数据来计算各资源型城市的采掘—制造比（K＝采掘业从业人口数／制造业从业人口数），得到各城市的优势职能，并初步以采掘—制造比K＝1作为界线把资源型城市划分为典型期资源型城市和变异期资源型城市。典型期资源型城市的含义大致相当于通常职能意义上的矿业城市，即采掘业比重比较高的城市；变异期资源型城市则表征城市优势职能已不是采掘业的资源型城市（表1）。
资源型城市的另外三个职能特征：突出职能、专业化指数和城市规模，周一星等将其称为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都在其分类成果中得到了体现。专业化部门以工业、采掘业、地质勘探业、建筑业、交通邮电业、商业、机关团体、旅游业和其他第三产业9个变量来区分，在工业内部进一步划分为煤炭、石油、冶金、森林、建材、电力、机械、化学、电子、食品、纺织、缝纫、皮革、造纸、文教和其他16个工业行业部门；职能强度用部门平均值以上的标准差倍数来表征；职能规模用城市非农业人口规模来体现。将这3个方面的职能特征和上述的优势职能合并起来，就形成了中国资源型城市的总体职能特征。对这些城市的职能特征进一步分类，最终形成如表2所示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在周一星所设定的9个专业化部门中，有一些部门具有特殊的含义，需要在鉴别的基础上再加以运用。旅游部门由于没有合适的统计资料，作者采用对行政划定的风景名胜区打分来进行界定，实际可能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因而在本文的分类中，对这一职能特征予以忽略。另外，因为中国统计概念中工业的人口和产值都包含了采掘业的范畴，因此采掘业和工业职能其实是有部分重合的，必须结合工业内部行业的职能结构分析才能具体明确区分。建筑职能其实是反映了城市建筑施工队伍比较多的情况，或者是有较多外出从事建筑行业的农业县级市的情况，因而也比较特殊。地质勘探职能则通常是和采掘业职能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于以采掘业、工业、建筑业和地质勘探业4个部门为突出职能的城市，最终需要通过后续工业职能的分类结果来确定其主导的专业化部门。
按照上述分析，以优势职能、突出职能（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的顺序对资源型城市的职能特征进行整理。首先，按照资源型城市的优势职能将其划分为典型期资源型城市和变异期资源型城市两类；然后，分别比较两类资源型城市的突出职能（主要专业化部门），进一步划分为采掘业城市、制造业城市和商业城市3类；再次，按照职能强度和职能部门多样化程度，进一步分为职能专业化和职能多样化的资源型城市；最后，再按照城市职能规模进行归类，最终得到一个包含多个职能类型的分类体系（图1）。
图1 中国资源型城市职能分类体系
Fig.1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
在表2中，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列出了每个资源型城市包括三个方面的职能特征，即：职能规模级别／突出职能（专业化部门）及其职能强度指数（专业化指数）／工业行业专业化部门及其职能强度指数。优势职能由于在前面已经单独列出，为避免引起层次过多带来的繁琐，故略去。另外，县级市的优势职能由于缺乏数据，以专业化部门进行推测得出。
3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职能特征与演化
3.1 职能特征
总的来看，资源型城市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职能类型：以采掘业为主的职能类型和以制造业为主的职能类型。煤炭型、石油型、森林型城市以直接输出资源初级产品为主，大多数城市都具有比较突出的采掘业职能；金属型城市的主导资源由于产地加工的程度比较高，所以大多数城市都表现出比较突出的制造业职能；唯一的一个例外是自贡，已经变为以商业职能为主的城市。
从专业化职能部门的数量和强度来看，资源型城市具有3种倾向：职能高度单一的资源型城市、工业职能多样化的资源型城市和综合职能多样化的资源型城市。石油型城市、森林型城市和金属型城市的大部分都具有职能高度单一的特征，这可能和上述资源分布地域集中、资源开发企业专业化程度高、分工优势明显等几个因素有关。煤炭型城市中，职能高度单一的主要是一些小城市和东北、西部地区位置比较偏远的一些城市，比如义马、霍州、古交、鹤岗、鸡西、双鸭山、七台河等等。前者应该是反映了资源开发的初期阶段，后者则反映了区位对资源型城市职能分工的影响。
一部分煤炭型城市虽然综合职能仍然比较单一，但工业职能部门出现了一定的多样化趋势。这部分城市包括大部分带有多样化倾向的采掘业城市以及唐山、萍乡、抚顺等部分制造业城市。前者的多数城市虽然工业职能部门增多，但多数是围绕煤炭产业的后续加工部门，比如电力、建材等等；后者多是一些资源开发历史较久、主导资源已近枯竭的城市，其主要工业部门已摆脱了对传统主导资源的依赖，但整体上对地区其他资源依赖的特征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少数资源型城市综合职能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其中一些是建市历史比较悠久的老城，比如阜新、大同、徐州、枣庄、焦作、茂名、自贡等；另有一些是新设市的小城市，如晋城、朔州、丰城、金昌、霍林郭勒等。前者的职能多样化说明城市在长期的发展中，其中心功能逐步得到了强化；后者则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后新设资源型城市的部分特征。
3.2 职能演化
上述资源型城市职能特征的差别，也可以从时序上理解为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职能演化的不同阶段。资源型城市最初职能单一，但随着发展其中心功能增强，城市职能逐步出现多样化的倾向，从工业职能的多样化到综合职能的多样化。虽然许多资源型城市仍以采掘业为主，但也有相当多的城市已脱离以采掘业为主的范畴。这种过程可以用图2进行概括。
图2 资源型城市发展演化的一般过程
Fig.2 The concept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
当然，实际上这个过程并非一个线性单向的模式。对比资源型城市优势职能10年的变化就可以发现，各城市的采掘一制造比有升有降，实际只有约30％的资源型城市K值下降，另有约70％的资源型城市其采掘业职能反而得到了加强（图3）。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资源型城市职能演化的复杂性。
图3 资源型城市优势职能的变化（1998～2007）
Fig.3 Change of the superior function of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1998-2007)
4 结论与讨论
一般来讲，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会逐渐扩大，专业化部门会有所增多，而职能强度则趋于下降。资源型城市是由于资源开发而兴，最初一般会带有较强而且单一的采掘业职能。但是，随着城市的规模发展，产业的多样化，城市职能也会发生变化。不同的资源型城市，基于不同的发展条件，职能变化的特点也各不相同。但是，总的来看具有由单一向多样化、由采掘业城市向制造业城市或其他职能城市转变的趋向。转变的过程取决于多种因素，和城市所处的区位、时代环境、自身的资源状况、发展历史都有密切的关系。通过职能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到，位于东北和西部偏远地区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些资源型城市，职能单一固化的特征相对明显，而20世纪80年代后设立的资源型城市则从一开始就具有职能多样化的特征。
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客观上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需要依赖分工优势的强化，即不断地开发资源和输出资源产品。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等于在固化资源型城市的区域分工。一种分工格局一旦形成，往往具有长时期作用的特点。由于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优势只能体现在限定的时空范围内，随着资源开发的推进，这种分工优势必然也会逐步弱化。因此，一味地依赖现有的职能分工，那么资源型城市不可避免会走向衰退。对比国外资源型城市发展—衰退的周期性现象[26,27]，可以估计到，今后中国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形。但是，对于大部分现存的资源型城市来说，由于已具有相当的经济和人口规模，而且大部分城市都是一定区域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在当前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多数城市都应该具有实现职能转变的可能性。当然，这个过程会非常艰难，继续观察和总结资源型城市职能转型的模式，是今后资源型城市研究的一个现实课题。
收稿日期：2008-05-23；修订日期：2008-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