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坚定不移论文,美国论文,地走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教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0)01-0040-06
自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一年多来，国内外对于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应吸取的教训从各个层面做了很多研究和分析。比如从社会制度层面，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造成的；从人的品性层面，认为这是由于人的贪婪本性和道德缺失所造成的；从经济运行和管理层面，认为这是由于政府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疏于金融监管所造成的等等。而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冲击的程度相对较小并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于是国外也有许多溢美之词，有些甚至是戴了许多高帽子。国际上的各种说法，虽然有些并不是毫无根据，但总体上说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正确地看待别人，也要正确地认识自己；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沾沾自喜。
经济危机犹如自然灾害，既是不可避免，又有其两面性。所谓两面性，就是一方面，它会为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危害；另一方面，它也是人们研究和认识经济规律的大好时机。综观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完善，差不多都是在每次大的经济危机之后才取得重大突破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如果说这次金融危机的危害是百年不遇，那么其研究的价值也是百年不遇。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紧密结合本国的实际，正确地吸取危机的教训，既不能泛泛而论，也不能机械照搬。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深入地分析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并结合中国实际，正确地吸取这次危机的教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但涉及我国当前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问题，而且也涉及我国如何深化改革和长远发展的问题。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抛开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不谈，仅从经济运行和管理方式的角度来看，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教训，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要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一）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证明，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这“两只手”的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主要的关系，也是最难处理好的关系。
综观西方经济学，从主流学派来说，基本上就是两大学派，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学派和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所谓国家干预学派。可以说，一部西方经济学说史，基本就是这两大学派的斗争史。二者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情况下，此消彼长、各领风骚，既相互否定，又相互补充，共同推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影响政府和经营者的决策。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西方经济学两大主流学派的争论，也并不是主观随意和杂乱无章的，而是有一定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其一，两者的此消彼长都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当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政府干预过多、市场调节的作用不能很好发挥时，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就会占上风；而当国家干预不够、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充分暴露时，主张强化国家干预的观点就会占上风。其二，无论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其基本观点和主张从来没有绝对化，即从来没有绝对地主张经济自由和绝对地主张国家干预。例如，亚当·斯密主张用看不见的手调节，但并不是完全否定国家干预，只是反对国家过多的干预，相反有些国家干预的主张恰恰是他首先提出的。而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也并不否定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而是主张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应当说确实与美国政府长期来就奉行减少国家干预、对资本市场放松控制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连格林斯潘也承认：过去错误地相信自由市场可以调节金融体系而无需政府加以监管，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发展，进入90年代末后，则迅速膨胀。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应该注意到这一高风险金融产品对经济可能产生的危害。尤其是当这种贷款被金融机构制作成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大肆流向市场时，更应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可惜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代开始，美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就占上风，使大量金融证券机构置经济安全于不顾，利用宽松无边的环境肆意进行投机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也正是这个原因，美国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开始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监管，并通过注资拯救一些关键的企业和金融机构。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从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虚拟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据有关资料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平均年增长3%左右，国际贸易平均年增长5%左右，但国际流动资本增加了25%，全球股票总价增加了250%，1997年全世界虚拟经济总量达140万亿美元，约为当时各国GDP总量的4倍。全世界虚拟资本平均流量大约1.5万亿美元，约为世界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
毫无疑问，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但大大扩展和丰富了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内容，而且对于加快流通速度、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企业改组联合、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益等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虚拟经济毕竟是一种服务型经济，它要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并要以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为宗旨。如果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变成单纯的价值符号交易，即如马克思所说的为了赚钱，企图绕开生产过程，由G-W…P…W-G′，变成单纯的G-G′，就会形成狂热的泡沫经济或虚假经济。
虚拟经济过大地脱离实体经济，以致形成泡沫经济、虚假经济，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和表现。从次级贷款到华尔街金融衍生产品的打包倒卖，都表现了这一点。据有人估计，美国金融机构发放与实体经济相关的实物类贷款不到20万亿美元，而与实体经济发展无关的金融衍生产品却高达400万亿-600万亿美元。又据有关资料表明，2000年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值为100多万亿美元，而到2007年就暴增到51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就占340万亿美元。近十多年来美国的经济越来越虚拟化，特别是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完全脱离实体经济并游走于正常渠道之外，缺乏有效监管，使泡沫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扩大内需与超前消费的关系
最近几年，为了启发我国老百姓转变消费观念、提高消费水平，我们经常讲美国老太太超前消费的故事。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才使我们进一步发现，原来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源头，就是因为几乎在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把许多贷款发放给了那些几乎没有偿还能力和抵押财产的老太太。据有关统计，2001年全美25%次级抵押贷款发放给了那些收入证明缺失的借款人。2006年这个比例上升至45%。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贷款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人。贷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仅需声明收入情况，无需提供任何偿还能力证明。美国金融机构或有关部门对这种消费方式还大加鼓励纵容，使得越来越多并没有足够偿还能力的低收入人群，都可以通过次级贷款来购买住房。而华尔街金融机构又把这些次级贷款转换成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出售，这就把全球的金融资本都吸引到次级贷款的泡沫经济制造的过程中。据估计，美国当前的债务高达53万亿美元，是GDP的4-5倍，平均每个居民就有20万美元债务，而且美国人这种超过现实支付能力的消费，是在基本没有抵押、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是超前消费、寅吃卯粮的问题所在，也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四）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由弱变强、不断兴旺发达的必由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创新的经济，而企业家就是创新的代名词。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管理学也要研究创新的问题。实际上，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是整个社会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创新又总是与相应的风险相伴而生。这里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任何创新都有成功和失败的两种可能，因此必然要有代价、有成本、有风险。二是任何创新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等的推广和使用都既会带来新的效益和效应，也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因此必须要与相应的监管和控制相配套。例如，各种交通工具的不断创新和发明必须要与不断改进的交通规则相配套，否则就会带来更多的交通事故。
有人认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原因，是由于金融创新过度、监管不力所造成的。说监管不力，这是事实，因为像美国这样一个金融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却一直没有一个非常权威的监督机构有效地行使对整个金融监督的权力。至于说是否是因为创新过度，这就要具体分析。所谓创新过度主要是指金融的发展或创新过大地超出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监管能力，成为泡沫经济。如上所述，这方面的问题确实存在。但从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的整个过程和环节来看，其所作所为有些并不是创新，而从头到尾都是不合常理、不符常规的违规操作。所以进一步地讲，这不仅仅是创新过度的问题，而是虚假过度、投机过度、贪婪过度、不讲信用、道德缺失的问题。例如，从道理和规则上说，银行发放贷款是要有抵押、有信用或有一定条件的。但是，美国发放的大量次级贷款，不但门槛规定得很低，而且有些是没有任何证明文件的情况下发放的，有的甚至是如美国经济学家所说是“说谎人的贷款”。这就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祸根和源头。又如，按传统，放贷银行应当把贷款数额列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中，由银行本身来承担相应的信用风险。但是，美国的大批放贷机构为了转移风险并从中获利，却在中介机构的协助下，把数量众多的次级住房贷款转换成证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各类投资机构购买，而投资机构又运用各种所谓的金融技术，将这些证券进行打包、分割、组合，变成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和保险公司等。这样，提供次贷的银行就像变魔术般地消除了账上的抵押贷款资金，从而把风险转移了出去。
表面上看，通过这一系列的所谓金融创新，可使各方获利，皆大欢喜。但实际上，这一系列的所谓创新，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只不过是打着创新的旗号，使泡沫越来越大，链条越拉越长，以至于最后没有人关心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真正的基础是什么，也不知道其中蕴藏的巨大风险，认为只要倒腾那些五花八门的证券，财源就可滚滚而来。
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调查，美国次贷总额原本是1.5万亿美元，但在其基础上发行了近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进而又衍生出超万亿美元的担保债务凭证(CDO)和数十万亿美元的违约掉期(CDS)。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起初一元钱的贷款可以被放大为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金融衍生产品，由此金融风险也随之被急剧放大。而一旦其本源即次级住房贷款出现问题，整个建立在其基础上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就会如空中楼阁，轰然倒塌。这就是这次金融危机为什么祸害如此之大、蔓延如此之迅速，实是百年不遇的原因。
更有甚者，在这一过程中，一些金融评估机构也弄虚作假、为虎作伥，它们对那么多“说谎人的贷款”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的问题视而不见，有的只是用电脑进行所谓自动化评估，从而使一些问题债券、问题银行能够长期被评为“优等”，这就为这次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
二、我国改革发展现状及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正确地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目前我国的发展阶段及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机械照搬。所谓不能一概排斥，是因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虽然从根本上说暴露了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情况下所必然产生的问题，但也暴露了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情况下所可能产生的问题。因此，吸取这些教训，对于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警惕和防止市场失灵，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的。所谓不能机械照搬，是因为各国有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制度，同时还可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因此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也不会完全相同。这就不能用同一药方来治不同疾病。前面，我们从一般意义的角度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些教训。就我国来说，虽然也应引以为戒，但有些情况并非完全相同。
首先，从国家干预和金融监管来说，我国的总体情况还不能说是干预不够，而是干预不规范；还不能说是监管不严，而是监管不科学。应当承认，自实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以来，我国市场化的程度已有很大提高，政府职能也有很大转变。但是，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来看，资源配置方式还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服务型的政府还未真正建成，宏观调控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直接管理和行政手段。仅以行政审批为例，据最近公布的中国社科院关于《审批改革，腐败治理与市场完善》报告反映：虽然经过几次改革，中央和各地政府均削减了为数不少的审批事项，但留存下来的数量依然很庞大，而且留下来的审批事项还有许多是政府不该管、属于市场范围内的事情，现行行政审批制度的基础并未根本触动。此外，一些项目名义上取消了审批改为备案制，但企业申报备案更加麻烦，所需周期更长。至于金融监管，我们不仅是不够和不严的问题，我国金融系统有三大监管机构，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规章制度也不少，但为什么有时效果不明显呢？主要是监管不科学。所谓不科学，主要就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没有形成真正的制约关系，有的是下级监督上级，有的是自己监督自己，有的处于更为复杂的关系之中。
其次，从虚拟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虚拟经济，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都有了很大发展，虚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都有空前提高。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局部上说，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虽然也有一些泡沫现象和乱集资的行为，但与蓬勃发展的实体经济相比，总体上说还不是发展过快，而是不相适应的问题。金融创新也不是过度，而是创新不够的问题。固然，我国金融系统在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相对来说受冲击较小，甚至依然呈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方面确实与这些年我国的金融改革所取得的成效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金融开放不够、发展水平不高有关。因此，不能估计过高、盲目乐观。
再次，从消费水平来说，我国情况就更加不同。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高收入、低储蓄、高消费，甚至是超前消费。而在我国，虽然在有些方面也存在着奢侈浪费、甚至超前消费的现象，但就总体上说，还是一个低收入、高储蓄、低消费、高积累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主要靠国家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就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管理水平以及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来说，与国外，特别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既不能机械地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也不能照搬他们的应对措施，而是要紧密结合本国实际，从眼前与长远相结合出发，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策略。那么，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现阶段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抛开其他方面不说，仅从经济层面来看，主要是四大问题：一是体制改革不到位的问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三是发展不协调不全面的问题，四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所谓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就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虽然体制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目前许多既定的改革目标还远未达到，改革正处于关键的攻坚阶段。在这一阶段，如果不能真正下决心去触动和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就会使我们的有些体制长期处于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所谓转换阶段。而体制如果长期处于似是而非和不伦不类的转换状态，恰恰又是漏洞最多、问题多发的阶段。例如，目前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强调要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的行政审批和“跑步（部）前进”，这就难免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官商不分、权钱交易，腐败问题就可能防不胜防。又如，我们一方面强调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另一方面许多重要产品的价格又不能真正放开或者是实行双轨价格，各种要素市场不能真正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供求关系就不能真正反映出来，宏观调控也很难有准确的信号依据。又如，我们一方面强调市场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的垄断企业和体制上的二元结构，这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和效率。所谓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30年，虽然经济一直快速发展，GDP连续翻番，但总体上说，我们的增长是粗放经营方式基础上的增长，高速度也付出了高代价。首先从投入产出来说，我们基本上是靠大量的资源消耗和资本投入来维持高速度。许多消耗指标，例如单位GDP能源的消耗，不但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与世界平均水平也有成倍的差距。这样不但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又如，从劳动生产效率来说，我们基本上是靠低工资、多用工，即靠劳动力便宜和人海战术来维持高速度，劳动效率比发达国家要低几十倍。这不但造成了大量的劳动力的浪费，也是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再如，从技术水平来说，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基本上是靠技术引进、设备进口、贴牌仿造、加工出口等来维持高速度。许多产品，例如汽车、电器、甚至医药、服装等，虽然产量大、产值高，但自己的品牌少、专利少、核心技术少，因此只能是薄利多销。所谓发展不全面不协调，就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诸如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非均衡发展思想的指导下，确实提高了效率、加快了速度，但与此同时也在很多方面拉大了差距、加剧了发展中的不协调不全面的矛盾。目前，我国发展中的不协调反映在很多方面，但最突出的不协调就是城乡相对差距的不断拉大。这一矛盾的加剧，不但影响城乡发展的这个局部，也影响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实现的这个全局。至于发展中的不全面，也可以列举很多，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全面。总体上说，我们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但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有些旧的社会矛盾虽然随着经济发展在不断缓解和消失，但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又在不断产生和加剧。在这里，有一个观念必须要转变，就是过去我们始终认为，发展经济最重要。只要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切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社会就会更加稳定。现在看来，这一认识有一定道理。这是因为，毕竟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是，如果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这是因为，人并非是单纯的经济动物，社会问题也并非都是经济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人的需要层次会不断提高，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也会不断增强。因此，如果我们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不能随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而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所谓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现象就难免产生，有些社会矛盾就会加剧。这恐怕也是个规律。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提出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还要更加重视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原因。所谓收入分配不公，就是改革开放30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收入水平，包括国民收入水平、财政收入水平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问题。例如，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存在“两个过于偏低”的问题，即在初次分配中工资性收入比例过于偏低，在再分配中居民收入比例偏低。又如，在国家财政收入的分配中，存在“两个过于倾斜”的问题，即在建设性投入和公共服务投入中过于向建设性投入倾斜，在城市投入和农村投入中过于向城市倾斜。再如，在居民收入分配中存在“两个差距过大”的问题，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过大，某些精英和特权阶层与一般职工收入的差距过大。所有这些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存在，不但会影响经济发展，削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而且也会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应当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保持了30年的高速发展，使过去贫穷落后的中国由温饱迈进小康、由农业大国迈进工业大国，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人间奇迹。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这些变化和奇迹，有些是在特定情况和特定条件下发生和创造的。从长远的观点看，如果一些体制和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我们的发展就难以持续，甚至会成为隐患。这就是我们的根本问题所在。
从以上分析可知，不管是从眼前应对金融危机，还是从长远发展来考虑，总体上说，我们主要面临两大主题，一是深化改革，二是科学发展。所谓深化改革，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勇于触动和解决体制与机制的深层次问题，打好改革的攻坚战，真正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同时搞好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这是进一步解放我国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科学发展观真正得到贯彻落实的根本保证。所谓科学发展，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扎扎实实做好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各项工作，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持“好”字当头、好中求快的基本精神，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各个地区、各种行业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应当结合本身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贯彻落实措施；但在“好”字当头、好中求快的这一基本要求上，任何地区、任何单位，都不能搞特殊、讲价钱。目前，全国上下在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中，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我们决不能低估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真正能得到贯彻落实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目前情况看，对于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还要进一步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还要进一步加深认识和理解。只有认识真正提高了，思想真正统一了，再加上有一整套的体制机制有效保证，才会有真正自觉而积极的行动。否则，只能停留在表面上、口头上和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应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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