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经办的公司及其经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经济论文,公司论文,章士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2.5；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107(2010)06-0110-03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章士钊这个知名的无党派的人士与经济无关，更不会办公司。实际则恰恰相反，不仅抗战胜利前后，他着手组建了实业公司，开始商业运营，而且早年的办杂志、开事务所，都是公司性质的经营。就是最早的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也是以公司的名义操作的。但他所办的公司大多是非营利性的，也好景不长，没有取得多少实利。这与时代有关，也与湖湘文化的传统一脉相承。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研究这个问题，对全面理解湖湘文化，正确看待经济观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章士钊是清末秀才，历经五个朝代，在21世纪舞台上活跃了整整70年，以93岁高龄辞世。按常理，这样的人与经济挂不上钩。实际上，章士钊一生经办了不少公司。
章士钊早年就读于南京江南陆师学堂，与鲁迅所读的江南水师学堂的总办是同一个人，这就是俞明震。不过鲁迅在其叔祖父的监督下循规蹈矩，以优异成绩留学日本。而章则带领一群同学闹事，到上海加入了爱国学社。后来编译了《大革命家孙逸仙》，名声大振，被同乡陈范聘请为《苏报》主笔，并最终酿成近代史上著名的“苏报案”。章本人因俞明震的关系没有被捕。接着，章士钊在创办《国民日日报》的同时，创设了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出版革命书籍。这是章士钊创办的第一家公司。后来，章士钊因革命被捕，公司不了了之。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聚集东京。因孙中山追究黄兴的责任，黄又不愿辩论，只好出走海外。临行前，将日本进步人士支持革命的部分经费给章士钊等人筹办刊物，这就是有名的《甲寅杂志》。这份刊物反映了黄兴、章士钊的革命思想与观念，被后人称之为“黄克强的私人喉舌”。[1]该刊从1914年5月起，到1915年11月终止，共发行10期。显然，他经办这份杂志，也是有着公司式的影子。这之后，章又接着办了《甲寅周刊》与日刊，以宣传其思想与主张。这几份刊物，章士钊本人非常重视，并且与近代史上不少知名人物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为学术界所重视，已有多篇文章展开讨论。笔者在这里不作过多论述。但必须指出的是，同吴宓的《学衡》相比较，人们看到他的更多的是政治与思想价值，而忽略其经办的模式与经营的艰难。
章士钊曾留学东洋、西洋，专门学习法律与哲学，在形式逻辑方面有《逻辑指要》一书总结他的研究成果。法律上，除了做段祺瑞的司法总长外，则以律师事务所和从事律师职业闻名。
抗战胜利后，据章含之回忆，“父亲回到上海后，我们家就搬到了现在的延安中路达巷7号。同时这里也成了父亲的律师事务所。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案子很多，经常要出庭辩护。”[2]其实，章士钊一生两度执律师业，在近代中国影响很大。他义务为陈独秀辩护，是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同时，抗战胜利前后，章士钊在一度组党不成后，曾投身于国家建设之中，以实现早年实业救国的梦想。从目前查到的资料来看，主要是组建太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笔者有专文研究这个问题[3]，此处不详细介绍。
据许德珩的后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后，“由章士钊先生担任董事长的聚义钱庄因为黑账、空股和欠款等问题涉讼且败诉。因不服法院的判决，章士钊先生多次致函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代主任彭真、副主任罗瑞卿、秘书长陶希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辰和我祖父，为聚义钱庄的问题开脱，希望改变法院的判决。”章士钊本人并未涉及聚义钱庄具体的经营管理工作，后经请示周恩来总理，以退回章士钊聚义钱庄的股份而结束。[4]
由此可见，章士钊不仅经营公司，而且还参与过钱庄的经营。
章士钊的思想相当复杂，近年来，不少人开始关注章士钊的经济思想，除了对其农业立国的思想探讨外，还列出专章研究其产业经济思想，[5]这些探讨是难能可贵的。笔者不敢贸然评价。由于笔者长期关注章士钊的研究，却有些自己的想法。
从上文可以看到，章士钊经办的公司，大多为革命而建，有的半途而废，有的则胎死腹中，其中原因不必一一详谈。但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其经济思想。如抗战前夕筹建的太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全国的胜利，胎死腹中。这一结果，正如陈云章在《忆章士钊先生》中所说：“1948年初，马歇尔回国，和谈破裂，国民政府在其权力所能达到的地区，成立各级戡乱委员会，烽火弥天，全国人民在抗战胜利后梦寐以求的建设团结、和平、自由新中国的愿望，到此尽成泡影。”[6]这大约就是其真正原由。
章士钊以传统守旧的形象留在中国文化界，而又以思想先进，敢冒天下先在中国法律、哲学、经济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对他的思想，中山大学哲学教授，著名的近代文化研究者袁伟时评价较为公允。他说：“191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运动是以反思辛亥革命为主轴的。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亦可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直截了当地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这么冷静地反思，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而且他反思的角度和深度，有些地方也远胜不少后来者。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这一时期章士钊的又一重要建树，是对公民自由和如何保障这些自由的诉求。”“言论自由一直是章氏关注的焦点。”“捍卫财产自由是章士钊关注的又一热点。”“言论和财产两大自由是现代公民全部自由的基础。章士钊的这些言论，可谓抓住了根本。那么，如何保证这些自由？他从制度建设的高度，着眼于健全法制。”[7]
作者清醒看到，章士钊的经济思想与民主、法制紧密相连。而不是单纯的论述经济问题。从章士钊所经办的公司也可以看出，他不是谋个人之利，也不是为了发家致富。谁都知道，全国解放时，章士钊既无不动产，也无动产，借住在朋友家中，算得上真正的无产阶级。[8]
章士钊的经济思想尽管不成体系，但尤如其思想体系一样，也是以调和为主。他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又有着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这就使他不盲从，不附和。在经济建设上，他主张发展经济、搞活流通。抗战胜利后筹办后公司就是实际行动。
同时，他针对我国的国情，又主张以农业为主，首先解决吃饭生存这一基本问题。他早年的农业立国主张，固然有许多不足，但出发点是符合国情，想解决当时千孔百疮的局面。
当时，根据实际情况，章士钊这一代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前期经办的公司，目的均是为革命而设，因而也与革命成败伴随始终。
章士钊的这些经济思想，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人们留心于辛亥革命后章士钊思想的特点，却往往忽视抗战胜利后章士钊思想的转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思想的变化。统观章士钊的一生，经济思想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又是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当然，作为时代里程中的一个，章士钊不可能提出完整的思想体系，特别是比较好的经济思想体系。
章士钊思想源自现代西方，作为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的经济思想也与时代紧密相连。毋庸讳言，在当时条件下，章士钊以西方先进经济思想开办公司，在报刊上大张旗鼓地宣传，是非常有益的尝试。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章士钊不谋私利，重农又重商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湖湘文化与西方先进思想结合的产物。
近世以来，一大批先进的湖南人向西方学习，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开展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两江总督陶澍的漕运改革，由河运改为海运，充分发挥商人的优势，一改长期停滞不前的晚清重大粮食运输问题，受到后人称赞。魏源的“师夷”思想，代表着近代湖湘人开放的思想理念。这种敢为天下先，勇于任事的精神，在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章士钊的经济思想无疑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发挥了他学贯中西，敢想敢干的特点，在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章士钊的经济思想影响很大。他的以农立国，被认为是毛泽东的农业合作社的起源。有人甚至以为，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友谊，不仅是感情的，也有着思想的渊源，毛泽东在不少方面受到章士钊的影响。[7]当然，这只是一种对现代中国农村建设的诠释，他无碍于毛泽东思想的博大精深，也无损于毛泽东的伟大。
研究章士钊的经济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与国情相结合，重农又重商，虽有调和的观点，但仍难能可贵。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谋天下之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徇私舞弊。章士钊是典型湖南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傲骨与志气，从不做苟且之事。这对今天的贪官、奸商不能不说是最好的一面镜子。
经济思想是一个难以一言能尽的话题，章士钊的经济思想庞杂，往往融入他的许多文章中，需要做大量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但我们从他经办的公司情况，可以大致了解一些。至于怎样全面评价，则需要专家们深入的研究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