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和历史文化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欧洲论文,文化背景论文,原因论文,纪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世纪大学是欧洲中古时代留给后世的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的直接渊源。几乎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的大学，都是一个同样的机构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的改制物，因此，要完全理解存在于现在拥有“大学”这个名称的最现代、最实际、最不奇特的机构里的办公室、名称、仪式、组织的含义，就必须回到曾经存在的最早大学的最久远的时期，追溯穿过了7个世纪的主要成功者的历史。[1] 通过揭示大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了解西方大学的个性特征，才能够更好地借鉴其教育模式。
一、基督教及其组织——中世纪文化的塑造者和早期知识的累积者
大学的诞生是欧洲文化发展的产物，研究大学必然要研究西方文化，而研究西方文化不能不研究代表了它的精神实质的核心——基督教。“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2] 决定基督教命运的是社会历史环境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基督教在早期中世纪处于一片文化蛮荒的状态下承担起了拯救和重建文化的历史重任，并最后发展成为整个中世纪最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当西方的不同民族被融合在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团体中时，他们便获得了一个共同的文化，西欧也获得了统一与形式。而且，这是把西方的发展与其他的世界文明区别开来的最为重要的一点。[3]
亚里士多德认为：那些“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数学所以先兴于埃及，就因为那里的僧侣阶级特许有闲暇”。[4] 西欧中世纪早期的知识活动主要是在修道院里进行，就是因为教士们有闲暇，只有他们才具有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特权和条件。8～11世纪，基督教教会仿照世俗封建主的等级制度，在教会内建立教阶结构，组织逐渐发展出教皇制和修院制，并通过修道院这一文化实体和制度，使得因西罗马帝国灭亡和欧洲战乱欧洲古典文化遭到极大破坏的情况有所缓解，及至“加洛林文艺复兴”，早期基督教文化初具形态，中世纪早期的文化得以传承、智力活动得到保护。克里斯托弗·道森强调，对中世纪文化起源的任何研究，都必然要给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历史以重要地位，因为“在从古典文明的衰落到12世纪欧洲各大学的兴起这一长达700多年的整个时期内，修道院是贯穿于其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只有通过修道院制度，宗教才得以对这些世纪的整个文化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影响”。[5] 教育本身也因此渗透了神学的性质。
由于早期教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财富和权利不断增长，因而具备了办学校的经济基础。在基督教教会的努力下，陆续出现了一些修道院学校（Monastic School）、大主教学校（Cathedral School）和教区学校（Parish School）。这些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除了僧侣修炼外，就是培养神职人员。起源于僧院制度的修道院学校是最主要、水平最高的教会学校，它的学生分为准备充当僧侣的自愿献身者和学成后不准备充当僧侣者两类。大主教学校设在各主教的管区内，直接由主教管理，学校的组织和性质同修道院学校相似，目的是培养高级僧侣，学校设备较好，学科内容也比较完备，学生为贵族和高级僧侣子弟。一些大学就是由大主教学校脱胎而成。出现较晚的教区学校则设在村落教堂的门房或神职人员的家中，规模很小，设备简陋，只教授一般的读、写、算和宗教的初步知识及唱赞美诗等，也向一般世俗群众开放。教会首先需要的是对教士和僧侣进行读、写、算和教义基本知识的教育，这就需要利用古典文化的一些成果，这就逐步形成了被称为“七艺”的学习课程，成为诞生后的大学的基础课程。
通过教会，特别是通过修道僧，还使得古典文化的传统和古典作家的著作得以保存。如，僧侣们除了传教，还利用相对安全的修道院图书馆抄写旧书、写作新书、保存了很多古代文明的典籍。同时他们还利用这些资源，担负起了学校（也是当时仅存的学校）的职责，使“古老的学问传统在修道院里找到了一个庇护所，因之修道院的学校和图书馆以及寺院缮写室成为西欧高等思想文化的主要机构”。[6] 西方大学史专家拉什达尔也认为：“介于查理大帝和11世纪的时段被称为本尼迪克时代。这个词表明了它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即这是惟一的一个欧洲教育主要掌握在修道士手中的时代。[7] 直到中世纪后期，才在西欧各国出现教会的教育机构和世俗的教育机构并存的格局。
见证欧洲文化传统的一些古老而著名的教堂大都建于8～13世纪。 教堂的建立和僧侣队伍的扩大，需要有教育和培训神职人员的地方，于是寺院学校随之增加，基督教教育所具有的办学基础和经验给大学的产生提供了最直接的基础条件。11～12世纪，设立在城市的教堂学校目益发展，逐渐占据了教育和学术的领导地位。例如，一些著名的城市教堂学校有巴黎、沙特尔、奥尔良、图尔、莱昂、兰斯、烈日、科隆、约克、坎特伯雷等等。这类学校开设的课程一律用拉丁文讲授，学校里的教师有很多是著名学者，如拉瓦尔丁的希尔德伯特、沙特尔的贝纳尔、拉波里的吉尔伯特以及曾做过巴黎主教教堂学校的教师的阿伯拉尔等。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里的知识传播活动以及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教师，为大学的诞生奠定了直接的人力基础。经院哲学的产生，特别是13世纪兴起的托钵僧为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注入了理智之光。托钵僧在长期负责教育的修道院更加重视忏悔、祈祷和隐居生活而对教学工作的兴趣降低之际，承担了教学责任，对基督教理论的发展表现出兴趣，并因其深厚的哲学和神学造诣而在欧洲的许多大学享有崇高地位。一些大经院哲学家实际上把持了13世纪的大学，给持续的中世纪理智复兴开辟了道路，也准备了大学产生和发展的理智背景。
二、近代城市及其自治联盟——大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原型
大学的社会存在基础就是城市。大量的具有地理意义的中世纪大学的名称表明了大学与城市的联系密切。虽然城市早在西方古代就出现了，但罗马帝国解体后，许多城市的建筑毁于火灾，瘟疫使城市人口大幅度减少，蛮族入侵则摧挎了城市的权力基础。“在西罗马帝国城市‘遗址’的围墙内只住有少数居民和一名军事、行政或宗教的首领。城市首先是主教驻在地，寥寥无几的世俗人聚居在相对来说多得多的教区周围；经济生活局限在一个小地方，也就是交换日常必需品的市场内。”[8] 西欧早期所谓的城市不过是一种庙宇城市。
10～11世纪，欧洲封建制度进入巩固和发展时期，农业生产开始出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与农业有关的副业也日渐发达，同时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城市在欧洲大地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市民阶层重新兴起。到了12世纪的时候，中世纪的世界就已经成了城市的世界。至15世纪，欧洲约诞生了5000个新兴城市和城镇，有些地方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由农业转向了商业和工业。许多城市人口超过了1万人，甚至出现超过20万人的大城市。[9] 中世纪的城市逐渐聚集起了知识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不仅成为了商业中心，而且也是知识生活的中心，使得西欧社会的学术生活和中世纪教育的传统也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革，使中世纪早期以乡村修道院为教育中心的状况因此而结束。而且，随着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手工业者逐渐成为特殊的阶层，他们聚居一处，从事手工业生产和交易。在城市同商业和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作为专业人员出现了，“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10] 知识阶层以及文教设施在城市集中的情况由此开始。
大学最初的含义就是行会，即是为争取特许状（即法律地位）以及学术活动自由而组织起来的中世纪学者行会组织，这便是对城市自治运动模仿或者说是当时行会制度影响的结果。中世纪的城市具有以往从未有过的自治性，共同的利益和生活经验使得商人和手工业者形成了新的共同观念和市民精神：理性并热心参与公共事务防止他人侵犯个人自由，自己制定法律并遵从之。因而，城市不仅拥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立法权，而且拥有组织城市管理体系的权力。在城市中，“各类城市的市议会，都是主权实体；每个城市都是一个自治的市民社会，各自制定法律、自行征税、自管司法、自行铸币，甚至根据各自需要结成政治联盟、自行宣战或媾和。”[11] 而且，随着商人群体的财富和人数的增长，“他们日趋演化成为一个可以脱离封建国家的常设机构而独立存在的完善的自给自足的组织”，并渴望着“将从前绝对属于主教、伯爵或封建国家代理人的政治、司法和军事职责接管过来。以这种方式，自治联盟兴起了”，自治联盟不仅是商人的联盟，还是一个城镇的所有居民的联盟，居民“都受到保卫共同和平、维护共同自由、服从共同的首领这一誓约的约束”。[12] 在自治城市里，有权处理自己事务的各阶层市民取得了与日俱增的独立地位，建立起了可以用集体力量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行会制度。行会制度和特许状是城市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市民们可借此使自己逐渐摆脱教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约束。
由于11～13世纪的许多人是在异国他乡接受教育，“就是这种表面上不重要的差别，导致了大学的兴起。……在中世纪时，一个人住在外国是要自己承担风险的。他没有对其进行冒险进入的国家提出任何要求的权力，而他最能保障安全的机会，则是与在该国的同胞联合起来。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国学者的各种团体就在各个学习所在地联合成了许多独立的‘行会组织’。”[13] 中世纪行会生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把世俗活动和宗教活动结合在同一个社会混合体中的方式。城市、行会既要忠实于王国，也要忠实于作为整体的基督教世界，从而赋予中世纪文化以独特性质，这也是大学与教权和王权博弈的社会根源。
城市的兴起、贸易与工商业的发展，还使得各种管理和服务机构不断增多。“机构的存在有赖于那些有专门知识和特殊技能的人的存在。12世纪新建的政治、法律、管理、宗教机构，以及随着长期贸易扩大而发展起来的商业与银行机构都要求有一批具备新知识的人才。这一社会需求是促进大学产生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4] 同时，作为城市新生力量的工商业界人士本身也要求学习世俗文化、 提高知识水平，客观上也促进了高深知识的发展和中世纪大学的产生。
三、古典翻译运动与文化传播——大学诞生和生存的知识基础
大学的诞生与高等学术的复兴是文化传播和知识综合的结果。中世纪西欧文明的知识源头可以追溯至希腊和伊斯兰文化对基督教世界的注入。进入中世纪以后，除了意大利南部西西里之外，希腊文化遗产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丧失殆尽，同样，拉丁文化遗产除了罗马法律之外，在希腊语系的东方也荡然无存。可是，在诸如耶路撒冷、亚历山大里亚、开罗、西西里、西班牙等地，却保留了一些希腊文明。这些原属罗马帝国的辖区，在公元7世纪之后相继成为了伊斯兰教占领区， 由于征服者所采取的宽容和开放政策而使希腊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并在地中海西部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灿烂的东方伊斯兰文化中心，并汇合着阿拉伯文化、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东西文化的接触和传播主要是在这里进行的，主要的和大量的文化交流是9～13世纪从阿拉伯文、希腊文向当时欧洲的通用语言——拉丁文的翻译活动。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最先开始了这一过程，“在这些地方，有不少著作从阿拉伯语和希腊语翻译过来，这是因为这些地方与君士坦丁堡有外交和商务的关系，而且居住有一些阿拉伯人和希腊人的缘故”[15] 在腓特烈二世所辖的西西里诺曼底王国，伊斯兰文化、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受到同样的重视。腓特烈二世对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学者酬以巨款，把他们带到宫廷里，将希腊和阿拉伯的古籍翻译成拉丁文，其中著名的有迈克尔·司各特翻译的西班牙穆斯林阿威洛伊的哲学著作、关于托勒密天文学的评注性著作和亚里斯多德的译本：他还在一定限度内给予了王国内的各类教徒不同信仰的自由，使各类宗教崇拜能相安无事，形成了学术自由的风气。最主要的翻译运动则是在西班牙，特别是在托莱多进行的。西班牙的阿拉伯人被认为是西欧新学问的主要来源，他们不仅把亚里斯多德的全部著作由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而且还出版了许多的穆斯林和犹太学者的著名译本。[16] 中世纪的欧洲由此开始了解到古典文化的面貌，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托勒密的天文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著作等。另外，一些伊斯兰文化的杰出成就，如阿维森纳的医学和哲学著作、阿维罗伊的著作以及数学、化学、天文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也都传入欧洲。
大量的翻译尤其是12世纪的古典翻译运动，在融合东西文化的过程中，使西欧的知识领域活跃起来，萌生了欧洲现代学术，为12世纪以后的西方思想家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知识世界。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全集被发现并被立即翻译成拉丁文，将这场伟大的文化传播的翻译运动推向了高潮。在随后的13世纪，翻译进行得更加深入和普遍。对亚里士多德学术思想的吸收和消化贯穿了整个13世纪，他的逻辑学、哲学等论著成为大学的标准教材和重要教学内容。“尽管有正统卫道士的保守与怀疑的反对，新的学说却自辟途径，以惊人的速度传入了正在兴起的大学中，因此，到了13世纪中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巴黎、牛津、图卢兹和科伦都已经得到了研究、注释和讨论。……由于这种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大传入，大学和那些由常去这些大学的学者和教师所组成的国际团体便获得了它们赖以实现一次新的知识综合的材料。”[17] 对于当时西欧的学术界和文化界，这是一场大的革新，除了原来的“七艺”教育知识得到充实和发展外，神学、法学和医学等学科也开始确立，大学课程大幅增加、内容不断得以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学者的视野开阔了，能够以更加理智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出现了文化繁荣景象。
在中世纪教育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世俗的和宗教的情况总是交织和掺杂在一起的。谈到古典翻译运动与文化传播，还必须谈谈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影响。1095～1270年，在罗马教廷的主持下，西欧的大封建主、骑士、城市商人，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发动的对地中海东岸地区的8次侵略性军事远征， 因其标志是十字架，所以被称为十字军东征。战争持续200多年，参与者动机各异， 罗马教廷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通过战争，开拓了国际交往的新道路，建立了西欧和东方各民族（从拜占廷到叙利亚和埃及）的联系，开阔了西欧人的眼界，使他们广泛接触到了丰富而高水平的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带回了许多学术典籍，且通过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对知识材料的积累，奠定了大学诞生的知识基础。
四、文化复兴和知识氛围日益浓厚——大学智力活动凝聚力形成的土壤
社会物质环境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其变化的影响之大不容否认，但在基础无甚变动时，上层建筑则陈陈相因。欧洲的历史是一系列精神的和理智的复兴的历史，克里斯托弗·道森就认为：“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成就，是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是作为有意识的整体的西方文化的起点。”[18] 虽然“文艺复兴”一词被习惯用于专指16世纪的思想与道德重建的伟大运动，但“实际情况是，思想史与教育史完全体现为一系列连绵不断的复兴”；那些在修道院和主教教堂里留存下来的简陋的学校里弱不禁风的文化知识微光，是一步步地恢复自身的活力，一点点地增强自身的力量与光芒的，然后“不再散居各处，彼此隔绝，而是逐渐走到一起，抱成一团，而这种集中的结果便是相互的支撑，最终它们成了学院和大学，成为强大的光明中心”。[19] 大学组织作为高深文化传承的机构，是在欧洲一次次精神的和理智的复兴及其所营造出的浓厚的对知识价值认同的文化心理氛围中，也即是文化环境中文化选择的结果。
中世纪欧洲人的文化程度在加洛林王朝之前处于前所未有的最低点。统一了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查理大帝建立了加洛林王朝（751～987），想在文化上恢复罗马的传统，以给加洛林帝国培养管理人才。他把欧洲各地当时最卓越的学者请入他举办的宫廷学校里任教，还下令搜集、整理和抄写古典著作，以保存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加洛林时代的抄书匠还发明了紧凑易读的卡洛林小写体，即后世所称的“罗马体”，使用至今。至此，中世纪欧洲出现了一个文化教育复兴，社会开始由“尚武”向“尚文”的转变。虽然这场复兴很快成为过去，时间不长、规模也很小，生产出来的主要是教科书、前人的著作选集和百科全书，几乎没有原创作品，但却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使知识得以延存的学术核心，并将这些知识传播后世，使知识的种子在11世纪初开始结果，其后，西欧精神文化出现了新发展。
11世纪时，在“主教辖区的修道院产生出了一种初级形式的大学。它把学者从欧洲各地，不仅从法兰西和德意志，而且从盎格鲁萨克逊的英格兰和遥远的波西米亚吸引了过来”。[20] 11世纪晚期开始，“拉丁基督教世界开始了文化复兴的历程；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表现了活力和创造性”；12～13世纪，“从英格兰到西西里，形成了丰富的有独特风格的文明以及与之联系的受过教育的贵族阶层”。[21] “12世纪不仅是一个知识领域复苏的世纪，还是一个新型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创办的世纪。”[22] “12世纪的复兴部分是由于像安瑟姆和阿贝拉尔这些伟大的思想家，部分是由于亚里斯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23] 特别是西欧国家的统治者，如法国国王菲力浦·奥古斯特（1189～1223年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1152～1190年）、英国国王亨利二世（1154～1289年在位）等，都很尊重知识，并在发展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扶助政策，营造了有利于知识发展的外部环境；再加上像阿贝拉尔（1079～1142年）、阿尔伯特（1193～1280年）、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罗吉尔·培根（1214～1294年）以及人文主义者等一批著名学者追求、探索知识和在各个大学的执教，为大学的形成特别是在当时大学智力活动凝聚力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营造了日益浓厚的知识氛围。
总之，作为高深知识载体的大学，最初并不是被建成的，而是长成的，是中世纪西欧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大学诞生后就将高深知识的种子迅速撒播到整个欧洲，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大学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中世纪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欧洲城市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