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沿革地理学重构边疆：顾颉刚及《禹贡》半月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疆论文,半月刊论文,地理学论文,沿革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3-0164-07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进程中，顾颉刚是一个无法回避而又深具学术影响力的杰出史家，他“不仅为可征信的《中国通史》的科学撰著和中国古代史研究，做了碑石性的学术基奠”[1](P166)，而且对中国边疆史地等学科的建设和研究也做出了卓越贡献。有学者认为，以其为首的禹贡学会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高潮中，极有光彩地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2]。《禹贡》半月刊作为顾颉刚及禹贡学会从事边疆研究的重要平台，其作用不言而喻。它创刊的最初目的是要从事沿革地理学的研究①，以学问之积累求致用之期。自1935年起，随着顾颉刚等人对边疆危机认识的加深，半月刊逐渐加大了对边疆和民族问题研究的比重。顾颉刚等人亦多次表示，在亡国灭种的时代危局下，读书人再采取“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已不可取，所学必求致用，才能无愧于国家。
这似乎给人一种感觉，以1935年为断限，半月刊在内容上可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沿革地理和边疆史地。而后世学者在评价《禹贡》半月刊时，经常提到的就是它代表了顾颉刚学术研究取向的转变，即由朴学考据开始走向经世致用。[3]在对《禹贡》半月刊的内容进行梳理后，本文发现，沿革地理和边疆史地在半月刊中并不是平行的两门学问，而是有着很大的关联性。本文的主旨即是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对这种关联性予以论述和分析，并以此透视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界对边疆与主权国家关系的阐释。
一、《禹贡》半月刊中沿革地理和边疆史地的总体研究状况
《禹贡》半月刊自1934年3月1日创刊，至1937年7月16日第7卷第10期后停刊，共出版7卷82期，载文715篇。②其内容涵盖丰富，涉及沿革地理、边疆、民族、历史文献学等多个领域。
从《禹贡》半月刊各类文章刊载情况看，地理沿革类文章(包括一部分超出传统沿革地理学内容，属于历史地理学范畴内的文章)共计379篇，约占53％，即一半以上的篇幅。边疆史地类文章123篇，有关民族问题研究的97篇，其他116篇(包括书目索引、目录、史料摘录、游记及外国地理等)。通过这个总体的静态分类统计数据，可以大体看出半月刊涵盖的研究范围。顾颉刚对沿革地理产生浓厚兴趣，源于其对古史考辨的需要，两者在学术理路上一脉相承。因此，沿革地理的研究在半月刊中势必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从半月刊各类文章刊载的实际情况看，这类文章在半月刊第1卷刊载比例约占到76％，第2卷为77％，第3卷为68％，第4卷为66％，第5卷为50％，第6卷为23％，第7卷为33％。其中，前5卷均大幅领先，反映出《禹贡》半月刊从沿革地理出发的办刊宗旨。第6卷骤然降至最低的23％，应该与半月刊顺应时势变化，对边疆、民族等问题的关注日趋上升有直接关系。而在第7卷，由于该卷第6、7合期“古代地理专号”的推出，其比例又有所回升。
就边疆史地类文章的发表情况而言，其数量约占总篇幅的16％。在第5卷以前，每卷篇数均仅在10篇左右，所占比例一直不高；至第6卷时，突然增至50篇，甚至超出沿革地理类文章的数量，说明半月刊的边疆研究在这一期间达到了一个高潮。第7卷虽有所回落，但26篇的数量仍远超前5卷的各卷发表量，表明这项研究已开始形成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如果没有被“七七事变”打断的话，当可取得更大的成绩。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半月刊在第6卷和第7卷呈现出向边疆史地研究大力倾斜的态势，然沿革地理不仅始终未退出顾颉刚等人的视野，而且所占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仅第6卷在篇数上少于边疆史地类)。因此，毫无疑问，它称得上是半月刊的最基本的研究方向。
同时，半月刊针对边疆问题进行研究的百余篇文章中，关于古代边疆史地的占到70篇左右，这些文章以对历史上边疆政区、地名及水道变迁等问题的考察为主，间以对历史上边疆地区民族关系史事的梳理。而对当代边疆问题的研究，除“河套水利专号”及“察绥专号”两期专号上发表了几篇有关当地农业、水利发展的调查报告性质的文章之外，大多是关于区域自然地理、近代以来外人边疆考察等内容，鲜少理论性和对策性的文章。在研究方法上，也依然是以治古史和沿革地理学的朴学考据方法为主。可见，半月刊虽然如顾颉刚所倡导的，自第4卷起逐渐加大了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力度，但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与此前并无太大的不同。因此，与其认为半月刊的内容有一个由沿革地理向边疆史地转向的趋势，不如说是由内地沿革地理的研究扩大到边疆沿革地理。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自然不排除顾颉刚等人自身学术研究理路的影响，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二、九一八事变与中国文化本位主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知识界在震惊于国土沦丧、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的强盗行径的同时，也开始反思国家对边疆治理政策之缺陷和措施之失当。面对日本抛出的“满洲”非中国领土的论调，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日本学者数十年来对中国边疆地区有目的的调查和研究，中国学者深切感受到，自清末开始的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学理上都远未完成。“这一次的战事是我们有史以来未尝有过的狂风和暴雨，我们诚然是太痛苦了，然后一究这痛苦的原因，实在简单得很，我们有了广大的边疆而不知道开发，也忽略了团结……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无论就哪一点说总比帝国主义者容易万倍，然而我们却时时处处把工作的机会拱手让人”，“敌人对我们不怀好意，由来已久。满铁会社出版了无数种满蒙调查报告，我们是看见的。他们的御用学者矢野仁一等发表了《满蒙非支那领土论》，我们也听见的。听见了没有表示……这不怪自己怪谁?”③
毋庸置疑，中国的近代化是伴随着西方的殖民入侵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民族”、“国界”等新概念开始被引入和传播，以西方的理论、经验来构建新中国被视为与西方接轨的标准化程式。反传统和向西方学习成为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
当边疆危机以猝不及防的方式爆发后，尤其是日本抛出种种反动学术言论，在国联中扬言“中国不成立其nationhood，所以中国不是一个近代有组织的国家”[4]时，如何以有力的证据论证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管辖权，树立牢固的民族认同感，维护国家的统一格局，成为中国知识界最为紧迫的课题，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关系问题。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疆域观念、民族观念和边疆治理思想。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传统国家的‘边陲’与民族-国家的‘国界’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国界只是在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中才开始出现的。”“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5](P60，4)古代中国以其强大的文化和政治辐射力，在与周边政权和国家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朝贡体系为主的关系模式。鸦片战争以前，在大多数的边疆地区，中国与其邻近的国家都是没有边界线的。同时，由于清廷对边疆地区采取“因俗而治”和封禁的统治政策，使得边疆地区与内地在文化上仍保持着较大的差异性。所以，当近代西方主权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后，如何将原有的边陲地区与内地融为一体，确定符合现代国家意义的疆域框架，一直是中国人探讨的重要政治话题之一。
东三省沦陷后，现代中国对边疆领土管辖的合法性遭到冲击和质疑的现实推动着中国知识分子转换视角，回到自己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为此，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五四以来的反传统运动进行反思：在中国传播了数十年的包括民族、国家等观念在内的西方文化理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民族众多，且内地与边疆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而言是否能够完全适用?
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萨孟武等10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矛头直指反传统文化运动。他们认为，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曾占过很重要的位置。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国人开始从因袭的旧梦中觉醒；经过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人的思想为之一变。新的觉醒引导着中国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在文化建设方面，“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算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因此，如何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化，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怎么办?”他们的回答是：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即“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6]。
顾颉刚虽然没有参加这场文化讨论，但以其学术研究的内容、方法及不时发表的言论来看，他的立场与“文化本位主义”和“民族本位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④
在《禹贡》发刊词中，顾颉刚等人论证了两组研究对象的关系：一是巧妙地用“舞台”和“演剧”设喻，来说明地理和历史的关系；二是以东北沦陷为鉴，强调民族与地理研究的不可分割性。地理学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能取得根据?日本创造出来的“本部”一词在中国的普及，正是因为中国学术界受到日本地理学的影响所致。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地理学。而作为“一群学历史的人”，首先能够做到的就是运用传统的沿革地理学，从古代疆域的变迁中去探讨中国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基础。随着时局的发展，他们的研究范围又由内地扩大至边区，将重点放在对边疆地理、历史的考察上。这项研究发起的根本目的是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求民族之自立而不先固其边防非上策也”；在手段上，则强调“欲究边情必考典籍，浅识者或因先儒著述之不易搜访，遽谓讲求边事舍外人之书几无可读，不知彼亦取材吾国，即或出自近今之实地采撮，亦大都各有作用，倘无人取为蓝本，即不免蒙蔽之虞”。“夫居今日而言边事，实地考查，固其首要，而考究历史，以明嬗变，亦确属当务之急”[7]，明确表达出欲从历史的演变中去寻求中国现代国家疆域形成之根据的思想。
三、科学精神与沿革地理学
在探讨疆域形成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所遵循的朴学考据方法，被顾颉刚等赋予了“科学”的内涵。禹贡学人在治学方法上，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一方面要继承清代学者严谨的治学精神，即怀疑的精神、征实的精神和假设求证的方法⑤，一方面要利用今日更进步的方法——科学方法，以求博得更广大的效果。在对《禹贡》半月刊的研究中，我们的确发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比如实地调查、翻译引介外国研究成果以资借鉴并进行比较研究、采用西方最新式的测绘技术绘制地图等。但就总体而言，朴学考据依然是其最为核心的治学方法。这与顾颉刚本人对“科学方法”的认知及当时的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五四运动以来，“科学”成为整个社会向传统论战的旗帜，涉及各个领域。顾颉刚认为自己从事古史研究是因为受到胡适、钱玄同的影响，而其所得益于胡适的，主要是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演进分析法。他指出，虽然康有为“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使其明白“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然而，直到读了胡适用他从美国带回的西洋史学方法写的作品，“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证”，他才领悟到，辨伪的史家，“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8](《自序》，P26，78)
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大胆地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轰动，得到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众多学者的支持。1926年，傅斯年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赞誉道：“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9](P298)而古史辨派的治学方法亦被当时的很多学者认为是“科学的方法”。傅斯年提出：“颉刚以前，史学考订学中真正全是科学家精神的，只有阎若璩、崔述几个人……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可是从你这发挥之后，大体之结构已备就，没有什么再多的根据物可找……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10](P100-101)美国学者恒慕义对顾颉刚的研究方法也做过高度评价：“他一方面接受了本国学术界的最好遗教，他一方面又学会了西洋的种种方法，所以能用最严格的科学精神来主持这次(古史)论辩。”“我们如果要举一个好例来说明现代中国的史学批评，并要纪念中国过去十年里面的‘新文化运动’，实在该把这一本书(《古史辨》)译成英文。”[9](P447)
那么，顾颉刚本人是如何看待传统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的呢?1925年12月，他在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作《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指出：“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是一律平等的”。“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着手研究的”。针对当时流行之“我们应当研究科学，不应当研究国学，因为国学是腐败的，它是葬送青年生命的陷阱”的说法，他认为：“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所以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如其是用了科学方法而作研究)，而不是可与科学对立的东西……如果青年们要研究科学，那么，他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的……彼此爱好真理之心超过了爱好金钱和地位之心，从事于努力的探求，那么，国学的进步便未始不可做他种科学兴起的先导了。”他反对不加辨析，在所谓“科学”的旗号下，盲目地以西学为标准区别学问优劣的做法，认为“这种道一风同的观念”在学问上的弊害，“是使人只会崇拜几个偶像，而不会自去寻求，得到真实的见解”。⑥而真正的国学本身即包含科学的内核。
至于科学方法，顾颉刚曾对自己的治学方法做过一个总结：“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用了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11](P120-121)后来，他在名为《中国之史学》的讲演中，又再次提到“科学方法”。“综观我国以往对于史学的贡献，仅仅有创作、札记之类的东西，这半世纪以来，因为受了西洋学术的影响，大家才知道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对史料作有系统的比较的研究。”⑦可见，在其理解中，所谓科学方法就是在搜集各种材料(尤其是考古发现、语言文字等新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不受门派、道统制约的比较研究。⑧如果因循这样的路径，那么，即便是古史研究也是科学研究。
顾颉刚对科学方法的认知从其对王国维的评价上也可看出端倪。按顾颉刚早年自己的说法，其研究方法和体系的形成，主要受益于胡适和钱玄同的思想。受此二人的影响，顾颉刚在乾嘉汉学的学术成就基础上，开创了疑古学的新领域。然而，顾颉刚晚年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则说：“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我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而不是胡适”。[8](P15)不管顾颉刚是在何种氛围或语境下说出这番话的⑨，但从其研究实践来看，他所采用的方法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多有相似之处确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顾颉刚认为，包括沿革地理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国学，不仅本身即含有西学所宣传的科学精神，而且也并非完全意义上脱离现实、与致用之学形同陌路的学问。“清代朴学家所学的只是一个‘求是主义’，并不要用，而且晓得他所学的并不是学的主体，乃是学的途径，离开实用尚是远得很，要费极繁难的力量才能达到真实的用，所以看那些夸言经世的是个‘无本之学’，或是个‘不学之夫’。这样做去虽是迂缓，却是深教人由学致用，不要轻率做去，已留下了以后用当其实的端苗了。后来科学知识灌输进来，中国的学人对他很表景仰，就是顽固的人也得说声‘西学为用’，这便是清代朴学的功效。因为朴学是向科学方面走去的。”[12](P3)顾颉刚对朴学冠以“科学”、“求是”的称号，认为西方“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非但没有使其没落，反而因内在的相似性而令其获得了新的活力。他还特意提到朴学并非仅是求是的考据手段，厚积之后亦能发挥致用之能。
总而言之，顾颉刚所理解的“科学”方法，就是继承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学风，借鉴西方科学的逻辑方法，用严密的考据来进行史学研究。他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与九一八事变后的“文化本位主义”遥相呼应，并在其治沿革地理和边疆史地时得到了直接的体现。
四、“真实的学问”与边疆构建
顾颉刚把自己的治学精神贯彻到了《禹贡》半月刊的创办上。在他看来，“禹贡学会的工作依然是‘为学问而学问’，但致用之期并不很远”[13](P167)。在救国方式上，顾颉刚更倾向于学术救国，其在《禹贡》出刊三周年的《纪念辞》中将此想法表达得很透彻：“在这样严重的时势之下谁不感受到窒息的痛苦，只要是有血气的人谁的心里不曾沸腾着热血，于是嚷着救国。可是，救国固仗着热烈的感情，但尤其仗着冷静的理智；救国不是一个空谈的问题，乃是许多有效的实际规划与行动的总和。所以我们不愿用了策论式或标语式的几句门面话来博取一刹那间泄愤的快意，而要低着头沉重着脚步走路，希望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⑩
落实到具体学术研究中，这“真实的学识”便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之学，通过扎实的文献梳理，辅以现代的调查手段，厘清祖先的居住地域，以历史演变的观点来确定今日之国家领土范围。因深知边疆问题之解决与将来建国大有关系[14](P526)，所以顾颉刚在边疆危机达到前所未有之严重地步时，走上了边疆研究之路。体现在《禹贡》半月刊上，就是探讨边疆史地问题文章的增多；但在研究方法上，仍与沿革地理学一脉相承。
1935年12月，读者齐健建议《禹贡》半月刊应增加一些阐述民族和疆域沿革理论方面的文章，顾颉刚在编者按中说：“承示应作理论文字，同人固未尝无同感，然一种人自有一种人之才力，所谓‘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凫胫虽短，续之则忧’，天分如此，无法矫揉。本会同人大率朴学，不擅以华辞相号召，故本刊所载，通论绝少。”[15]
顾颉刚如此作答，固然与其考辨古史、注重考据的治学路径有关，他对此也是直言不讳，“我们这个刊物，专事收集材料，没有什么理论，实在是一个缺点。别人我不知，就我自己而论，对于这种缺点是知道的，是承认的，是希望改进的”[16]。然未尝不是其本心的一种坚持，即用中国人自己的学问，而非邯郸学步式地对西学亦步亦趋，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轨迹中，谋求现代国家建立的合理内核；从历代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治理和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中，论证现代中国政府对边疆地区管辖的正统性。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既要在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主张面前保持清醒和审慎的态度，又要提防“各种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6]破坏中国的文化根基。
为此，顾颉刚等才会一再地说出诸如“伟大的理论决不是不负责任的谈话，必须有事实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够干燥的。使用统计表来说话的人固然舒服，而编制统计表的人则何等沉闷”[16]这样的话来，而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在半月刊的第7卷会出现一期“古代地理”专号。正如该期主编童书业所言：“举个人人知道的简单例子来说：要抵抗人家的侵略，说明满洲和蒙古很早就已成了中国的领土，我们便不能不研究些战国秦汉的历史地理，才好把那时的历史地理来作证明。这是很明显的事实，显明到一般人都看不出来：‘研究古代并不就是开倒车!’”[17]
20世纪30年代逐渐加深的边疆和民族危机，推动着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扣，彰显了知识分子在道德良知上的表率性。在此背景下，一向偏于古史研究的顾颉刚等人也发出了学术救国的声音，并将研究范围由沿革地理逐步扩大到边疆史地领域。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尚未能很好地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接轨的情形下，这一派学人从当时公认富含科学精神的朴学考据方法出发，冀图通过梳理历代疆域沿革的历史，重新构建边疆，以论证现代中国对古代中国疆域继承的合法性，维护中国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此种做法自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性。同时，尽管顾颉刚的学术活动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类似阶段性变化的特点，但总体而言，其学术取向和研究路径并无太大的变化，古史、沿革地理和边疆史地等几门学问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也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注释：
①1934年4月的《禹贡学会简章》明确指出：“本会以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为目的。”顾颉刚本人也说过：“这个刊物采用了‘禹贡’二字，因为《禹贡》篇是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学问的出发点。”《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
②其中，第5卷3、4期，8、9期；第6卷3、4期，8、9期；第7卷1、2、3期，6、7期，8、9期为合期，故也有统计为74期者。据笔者统计，各卷篇数具体为：第1卷95篇；第2卷78篇；第3卷95篇；第4卷101篇；第5卷86篇；第6卷122篇；第7卷138篇。编后、案语、校后、通讯以及禹贡学会启事、纪事、消息、广告等未计算在内。
③顾颉刚：《中国边疆学会边疆丛书总序》，《中国边疆月刊》，第2卷第1、2、3合期，1943年。
④王晴佳认为，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自“古史辨”以来所掀起的历史研究法的热潮，逐渐冷却下来。原来站在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派”对面的钱穆、柳诒徵等人，以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坚定信仰，而开始壮大声势。参见王晴佳：《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载钱伯城、李国章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6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笔者认为，尽管于研究方法上有分歧，但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上，顾颉刚与钱穆等人并无二致。
⑤顾颉刚：《清代汉学家治学精神与方法》(1936年8月，在童书业、郑侃慈代作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播音教育月刊》创刊号，1936年11月1日。
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
⑦顾颉刚：《中国之史学》，1941年11月17日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纪念周之讲演稿。
⑧王晴佳在《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中提到，对古史辨讨论最有力的两篇批评，就是两位受到现代科学训练的人——张荫麟和陆懋德写的。而他们矛头都指向了顾颉刚过分依赖文献材料的方法。张荫麟指出顾颉刚的研究手段，有“默证”之嫌。陆懋德则认为，顾颉刚考证古史的方法，与前人如司马迁、崔述等没有本质的不同。参见钱伯城、李国章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62辑，第40～41页。需要指出的是，张荫麟、陆懋德对顾颉刚的批评并不代表当时的主流观点。
⑨综观20世纪上半叶顾颉刚对科学方法的阐释，大都是以胡适的实验主义为依据的。例如，1936年他在《清代汉学家治学精神与方法》一文中，依然提到“由怀疑而假设，由假设而实验，由实验而立说，这种精神与方法岂不是科学家的精神与方法吗?”“有了怀疑与征实的精神，自然便产生假设求证的方法来。胡适之先生说：‘科学方法，是大胆的假设，细心的求证’，这也是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在他晚年之所以会出现前后言辞不一的情形，主要原因当不是早先需顾虑胡适新学领袖的地位及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而是由顾本身治学重考据、轻义理的特点决定的。胡适给了他西方科学思想的启蒙，为其史学研究指明了一个方向；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其路径与王国维则更为靠近，自然可说受其影响更深。
⑩《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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