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拓展会计与财务研究新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新领域论文,财务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会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国际主流会计学研究①近年来正在经历着重大的挑战和质疑。自从Ball and Brown于1968年发表了对于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研究来说划时代的文章后，这个研究领域逐渐统治了国际主流会计学研究②。Ball and Brown(1968)扭转了会计学界讨论问题的方式，奠定了会计实证研究的基础。但是，四十年后的今天，Ball and Brown的创新变成了新的行业教条，成为在主流会计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安全港湾”，国际主流会计学研究出现了选题与范式单一、缺乏创新、缺少学术性等严重问题。
首先是国际主流会计学术研究选题与范式单一的问题。会计实践是丰富多彩的，除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还有税务、内部控制、会计信息系统、审计等明显属于会计领域的重要业务与实践。同时，作为经济和企业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会计实践不可避免地和企业战略、企业运营、组织行为、公司治理、合约与激励、企业社会责任等经济或企业行为发生关系并相互影响。在研究范式上，除了实证研究，还有规范研究、分析研究、行为研究、实验研究、实地研究等。以上这些选题与范式的组合搭配应该说可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研究领域与成果。但是遗憾的是，Ball and Brown(1968)迄今，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在国际主流会计学术研究中占据了超重的位置，某种程度上把其他选题与范式边缘化了。
在2007年12月出版的《Accounting Horizons》中，Tuttle and Dillard统计了过去几十年美国会计学会旗舰刊物《Accounting Review》发表的文章中财务会计题目所占比例的变化。1966年以前，《Accounting Review》发表的文章中财务与会计研究所占比例基本维持在30%以下；之后，这个比例不断攀升，到2006年已经达到了66.7%，其中主体为实证研究。同时，不论是从美国新毕业博士论文主题、美国会计学会优秀博士论文主题来看，还是从SSRN工作论文下载量来看，财务会计实证研究都占据了绝对主流地位。
第二，选题与范式的单一化必然导致研究内容缺乏创新。大量生动活泼的会计问题不一定是财务会计问题，也不一定能用实证研究来分析。主流学术杂志选题与范式的单一化使研究这些问题的文章难以出现在主流杂志上，影响了学术交流；而主流杂志的这种取向也使学者不愿意去研究这些生动活泼的问题，从而使会计学术界缺乏创新的动力和新鲜的内容。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行为科学的应用，尤其是与金融学术界相比。会计人员、审计人员，以及其它和会计相关的人员，和普通人一样对内部动机、外部激励做出反应，其行为和决策受人类普遍心理误差、情绪的影响。但是，催生了Ball and Brown、催生了Eugene Fama有效资本市场理论的芝加哥大学，在同一时代也催生了Robert Thaler等行为金融学家。金融学术界借鉴行为科学成果，开辟了行为金融学领域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行为科学在会计研究中的应用一直是小范围、少数人的兴趣，行为会计学也只是少数人知道的一个词汇。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中，行为科学在会计研究中的影响在逐渐减弱。
第三，会计学术领域选题与范式单一化、缺乏创新，以致引起一部分主流会计学者质疑会计研究是否还具有学术性。2001年，著名会计学家、时任美国会计学会主席的Joel Demski教授在年会中的主席演讲题目即为“关于会计学术性的若干思考”。他开篇即提出：会计学研究的进步停滞了，学术“扎堆”倾向(tribal tendency)出现了，学术研究的乐趣降低了。在这篇演讲中，Demski教授认为会计学研究选题和范式的单一化(sameness)是值得学术界警惕的问题。在2006年美国会计学会年会主题发言中，Anthony Hopwood教授的主题演讲题目为“会计研究向何处去？”。他同样在开篇中即提出会计学研究缺乏创新，并越来越远离会计业务与实践。Hopwood教授心中会计研究的精彩时代恰恰是产生Ball and Brown(1968)的时代，新的研究范式被发展出来，新的研究领域被开辟出来，新的知识和智慧被创造出来。但是当前，Hopwood教授认为，主流会计学研究已经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学术杂志判断文章的标准首先是这篇文章是否是会计问题，而且是否是主流学者认为的会计问题。这样，旧的选题、范式被固化，学者在发表文章以晋升职称的压力下不敢冒险尝试新的领域和范式。基于同样的原因，同样在2006年美国会计学会年会主题发言中，John Fellingham教授的演讲题目是更加尖锐的“会计是一个学术领域吗？”③。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际主流会计研究出现以上这些问题呢？根据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我们认为至少以下两点可能与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关。
第一个原因是在国际学术界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会计学术界学术研究与评价越来越自成一体、自我循环，导致学术“扎堆”现象。例如，少数高校在主流杂志发表上占据了主要位置。Heck and Bremser统计了截至1985年《Accounting Review》上文章的作者来源，发表文章最多的30家高校（占发过文章的360家高校的8%）发表的文章数目占所有文章数目的35%以上。同时，文章作者也主要在这些院校取得博士学位。Lee(1997)分析了若干国际主流杂志1963年到1994年主编及编委会成员的情况。作者首先根据学术文章发表情况把20家美国高校定义为“精英学校”④。作者发现，在样本期间内，三个美国主流会计学术杂志(Accounting Review AR，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JAR，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JAE)的编委会成员主要来自于这20家“精英学校”(AR 72%；JAR 86%；JAE 82%)，而主编来源于这20家学校的集中度更高(AR 87%；JAR 100%；JAE 94%)。同时，这些杂志的主编或编委会成员也是这些杂志最主要的一部分作者。
自成一体、自我循环、学术“扎堆”，很容易导致学术界对世界经济、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最新进展缺乏好奇心，因此研究的视野受到局限，全球化、国际化、经济转轨等过程中的鲜活问题没有引起会计学术界主流的兴趣。学术杂志主编和审稿人对创新性的文章首先问这是会计问题吗？⑤相反，我们看到，美国主流金融学者和金融学杂志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十分关注日本和韩国发展，发表了相当多的文章研究这两个国家的金融问题，会计学界则几乎没有。美国主流金融学界可以允许挑战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有效资本市场理论的行为金融学出现并成长为前者的竞争性学派，可以催生了以哈佛大学Andrei Shleifer教授为代表的“法和金融”学派。而在同一个时代，美国会计学术界却仍然是财务会计研究主导，即使在这个领域内，近十年来也鲜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出现。
第二个原因是会计学博士生培养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一个典型的美国会计学博士生课程体系虽然也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课程，但是这些课程作为经济学博士生的基础课程，内容往往涉及最传统、最基本、历史最悠久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博士生还有后续课程学习经济学最新发展前沿，但是会计系往往不要求博士生去选修这些经济学前沿课程，而是迅速进入会计论文的写作，因此，会计学研究吸收经济学发展前沿成果的速度大幅度降低。这个问题的后果可以从美国高校博士毕业论文选题看出来。Porporato等分析了1991年至2000年美国会计博士论文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少量会计博士论文，统计显示14家美国高校超比例地在培养会计博士生。从博士毕业论文来看，应用现成资本市场数据库的财务会计实证研究一直是会计博士论文选题和范式的主体。
提出全面应对Joel Demski、Anthony Hopwood、John Fellingham等教授的质疑和挑战的方案显然不是本文作者能力之所至。在本文中，我们的目标是介绍一个研究领域：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研究，并把这个框架应用到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去。在下文中，我们将介绍我们对这个领域的思考，提出初步研究框架，并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根据对国内外文献的阅读，我们认为这个领域是一个正在“萌芽”的学术领域，而会计学者能够在它的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将来这个领域发展起来而且会计学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是会计学界为解决以上教授提出的问题做出的一定贡献。
二、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关系
1.问题的提出
引起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关系进行思考的起因来自于我们在教学以及和投资界人士接触中碰到的一些问题。
在“财务报表分析”课程中，我们要求学生系统地分析一个上市公司的背景、业务特征、影响企业业绩的经济指标、行业指标等，并在此前提下分析企业的财务报表，形成对企业未来业绩的预测并进行价值判断。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经常提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把经济指标、行业指标的变动量化到对企业未来业绩的预测和企业估值中去。例如，一组学生分析船舶制造企业广船国际，并意识到国际贸易活动以及反映国际贸易活动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对船舶制造企业的未来业绩有很重要的指示作用。但是，怎样在广船国际未来业绩的预测中体现BDI指数近期的波动呢？
在投资银行或基金公司中，研究部专门有宏观分析师，他们对宏观经济政策与波动进行分析，预测未来经济的走向以及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理论上来讲，这些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应该对基金经理（或普通投资者）进行投资组合决策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在和基金经理的接触中，我们得到的普遍印象是基金经理的投资组合决策受宏观经济分析研究的影响很有限。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如上面学生提出的问题一样：宏观经济分析的结果不容易“落地”，当基金经理面临具体的选股决策时，宏观经济分析的结果很难量化到对具体企业未来业绩的预测或企业估值中去。例如，投资者十分关心经济周期中的行业轮动问题。当金融危机到来，政府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后，经济整体会企稳回升；但是不同行业在这个过程中企稳回升是有先后顺序的，不同行业企业的业绩改善是有先后顺序的，显然掌握这个行业轮动和业绩轮动的顺序对提高投资收益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迄今学术界和行业界都鲜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
在股票市场上，央行加息被广泛地认为是负面消息，是降低企业价值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到底央行基准利率变动和企业价值变动的关系如何，缺乏直接的证据。事实上，美国股票市场历史上长期的牛市往往伴随着持续加息的过程，而熊市则伴随着减息的过程。我国股票市场从1993年迄今18次加息中，只有7次加息后第一个交易日股指下跌⑥。
以上三个问题的共同点是我们缺乏对宏观经济政策与波动和企业微观主体行为与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缺乏从宏观到微观的传导机制的研究。BDI指数是广船国际未来业绩变化的先行指标(leading indicator)，经济刺激政策是行业业绩轮动的先行指标，货币政策松紧交替是经济产出变化的先行指标，但是，我们只是对这些先行指标与企业业绩的关系有个简单的历史经验判断，而缺乏对从先行指标到具体企业行为与业绩的传导机制的更深认识，尤其缺乏对两者关系量化的认识。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肯定不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做起来困难。我们认为，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研究微观企业行为的会计与财务学术界（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金融学术界）和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学术界之间的割裂。经济学者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利率、货币、财政、汇率等政策）与宏观经济产出的关系，会计学者研究企业行为（公司治理、财务管理、会计活动等）与企业产出的关系。但是，会计学者在研究企业行为与企业产出关系时，往往始于企业行为，而忽视了企业行为（及企业产出）必然受宏观经济政策与波动的影响，所以经济政策等企业行为与业绩的先行指标往往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⑦。
我们认为，国际会计学术界要回应Joel Demski、Anthony Hopwood、John Fellingham等教授提出的质疑和挑战，要打破目前研究选题与范式单一、缺乏创新、缺少学术性的困境，我们需要拓展研究视野，勇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在观察到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与微观企业行为研究割裂的前提下，提出结合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微观企业行为，尤其是企业会计与财务行为研究的框架，在拓展会计学与公司财务研究领域上做出探索。
2.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
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调控国民经济发展而制定的影响整个经济体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但不限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汇率政策、资本管制政策、产业政策、经济管制政策等等。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出和执行影响了经济产出。经济产出的衡量指标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投融资、进出口额、全民消费水平，广义上来讲也包括消费者生产者物价指数、汇率水平、全社会资本成本等指标。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产出的关系。
会计学和财务学研究微观企业主体的行为。微观企业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治理、商业模式、投融资、财务管理、会计政策等。微观企业行为的结果是企业产出，包括企业业绩（收入成长、盈利水平）、资本结构、企业财富成长等指标。
图1演示了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框架。我们从宏观经济政策出发。第1步，一项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出首先会影响企业的行为（例如基准利率的上升会增加企业融资成本，从而降低企业融资和投资）；第2步，受到影响的微观企业行为影响企业产出（例如企业融资投资下降导致企业产出下降）；第3步，企业产出影响经济产出，因为经济产出是企业产出的加总（例如企业产出下降导致经济产出下降、经济增速放缓）；第4步，经济产出的变化使政府重新评价之前的宏观政策，并做出改变（例如经济放缓后，政府会调低基准利率，开始第二轮循环）⑧。
我们所说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与微观企业行为研究割裂的现象是指经济学研究重点关注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产出的关系，会计学、财务学研究重点关注微观企业行为和企业产出的关系，两者之间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
我们认为这种割裂现象是经济学研究和会计学、财务学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因为这种不足，所以我们才很难回答上一小节中提到的教学和投资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研究直接分析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把图1中的第1步、第2步、第3步作为一个步骤来分析，把经济政策对企业行为和产出的影响作为一个“黑箱”忽略掉。这样，我们无法理解从宏观经济政策到经济产出的传导机制（“黑箱”中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怎样才有了观察到的经济产出结果）。会计学、财务学研究分析图1中的第2个步骤，从微观企业行为出发，研究企业行为和企业产出的关系，不足之处在于忽略了对微观企业行为有重大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不利于我们认识微观企业行为的成因，不利于更好地预测企业未来的行为以及产出。
因此，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会计学、财务学研究可以开拓性地打破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与微观企业行为研究的割裂局面，借鉴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成果，在微观层面上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从而更好地理解企业行为与企业产出的关系，更好地预测企业未来的行为与产出，拓展出会计与财务研究的一个新领域⑨。同时，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为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提供借鉴⑩。
3.研究框架具体内容简述
在图1框架的基础上，基于我们有限的知识，我们梳理了这个框架内的部分具体研究内容。当然，这个框架可以包含的内容不局限于我们所梳理罗列的。
图1 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主体互动过程
和会计学、财务学关系比较紧密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汇率政策、经济管制政策、产业政策等。这些政策的改变对微观企业主体行为（公司治理、商业模式、融资活动、投资活动、财务管理、会计政策、内部控制、税务筹划等）来说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宏观政策通过改变宏观经济前景预期、行业前景预期影响企业的相应行为（例如投资行为、雇佣行为等）；二是通过改变企业资本成本发挥影响（例如影响企业融资行为、现金管理行为等）；三是宏观政策可能改变了企业经营的信息环境从而影响企业行为（例如信息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变得谨慎等）。
因此，这部分内容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研究关键的一个步骤。这部分内容的研究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经济产出变动的传导机制。经济政策是宏观的，但是它调整的对象是微观企业，政策只有通过改变企业的行为才能达到政策的目标。直接研究宏观政策和经济产出的关系使我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本框架第1步骤的研究有利于使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学术基础更扎实可靠。对于会计学、财务学研究来说，我们现在的研究集中于第2个步骤，研究企业行为与企业产出（治理结构构成、资本成本、资本结构、盈利能力、盈余质量、企业成长性、审计质量等）。我们的研究当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是我们认为未来继续扩大第2步骤研究成果的一个方向是结合第1个步骤来开展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企业行为的宏观背景和原因，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企业行为和企业产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预测这些行为和关系未来的走向。宏观经济政策是微观企业行为、是企业产出的先行指标(leading factors)。把先行指标纳入我们的会计学、财务学研究能够使我们对现实现象的解释更科学，对企业未来行为与业绩的预测更准确。
同时，在第1个步骤以及结合第1个步骤的第2个步骤的研究中，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同样重要。我们要知道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也需要量化传导机制本身。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回答类似于之前提到的我们在教学和投资中遇到的问题。期权定价理论与量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定性与定量同样重要的例子。理论上来讲，期权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但是，是Black and 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的出现推动了期权在员工激励上的广泛应用。
第3个步骤的研究是企业产出与经济产出的关系研究。大体来讲，经济产出（GDP、社会投融资、进出口、社会消费、物价水平等）是企业产出的加总。这个步骤迄今恐怕鲜有研究涉及，但是我们认为其重要性不应该被低估。例如，理解经济产出的构成（行业层面的构成、产品层面的构成、价格层面的构成、地区层面的构成等）对我们理解经济产出的意义很有帮助(11)，对政府政策调整经济结构、调整收入分配、促进经济持续发展都有借鉴意义。在研究的可行性上，随着各国企业信息披露技术的改进，获得一个经济体大部分企业数据（不单单是上市公司数据）的可能性增加了(12)，这样为开展第3个步骤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最后，第4个步骤是经济产出影响下一轮宏观经济政策。这个步骤的研究应该说离会计学、财务学研究比较远。我们这里只想强调的是图1的步骤走向虽然是单向的，但是现实经济互动中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影响可能是双向的。微观企业行为固然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但是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可能也考虑到了企业针对政策所做的加强或者抵消政策效果的行为。宏观经济政策固然影响经济产出，但是经济产出的实际结果也反过来影响下一轮经济政策。所以，我们在开展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中，也要考虑这些内生性问题。
4.国内外研究中的一些先例
本文提出的研究框架的前提是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与微观企业行为研究割裂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国内外学术界没有类似的研究，而是说这种割裂现象尚没有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充分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部分结合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企业行为研究，下一节中通过我们的一个研究例子更加详细地说明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一种可能过程。
国内外一些研究关注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或企业产出的影响。例如，在经济周期方面，Korajczyk and Levy(2003)研究发现非融资约束的企业会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资本结构，而融资约束的企业却做不到这一点。在货币政策方面，Beaudry et al.(2001)利用英国1970～1990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发现80年代英国货币政策频繁变动，此时上市公司投资的总体方差较70年代显著变小，反映了面对货币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投资行为趋于一致的特点，说明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机理。陆正飞和祝继高(2009)研究发现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会增加现金持有量，以备不时之需，这可能正是因为企业面临的信息环境不确定所造成的。这些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变会影响企业管理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的判断，进而调整企业的财务、会计政策。
利率政策的改变可能对企业的资产定价产生影响，其原因是宏观经济的改变可能影响折现率的变动，并从而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Bernanke and Kuttner(2005)利用1973年至2002年期间美联储131次利率变化的观测，通过利率期货计算非预期的利率变化，在短窗口内考察CRSP市值加权指数回报率对非预期利率变化的市场反应，他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利率政策的变化会反映在资产价格上。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经营状况，并进而影响企业的盈余情况。Klein and Marquardt(2001)运用美国过去50年的数据发现，企业亏损不仅与会计稳健性有关，更与宏观经济周期有密切关系。Carling et al.(2004)考察了会计报表中相关变量与宏观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他们同样发现宏观经济与相关会计业绩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Jin and Chen(2005)研究了宏观经济活动与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同类型公司的管理者因为宏观经济活动的变化，其盈余管理的动机与方式存在显著差别，说明宏观经济不仅影响公司的会计业绩，而且会影响到公司的会计选择和财务管理行为。
总之，少量国内外研究已经关注到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的关系，并在此前提下开展会计与财务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迄今为止，此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提出的框架有利于我们从更系统的角度去开展此类研究，从而丰富会计与财务学研究的选题与范式。下一节中我们用一个系统的例子更详细地说明开展基于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关系的研究思路以及对我们认识宏观政策、理解会计与财务问题可能作出的贡献。
三、一个研究案例：货币政策与企业融资、会计选择及企业业绩研究(13)
我们这里使用的例子是饶品贵(2010)以及其衍生出来的文章（饶品贵和姜国华，2011）。饶品贵(2010)按照本文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的框架，研究了一个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融资活动、会计政策选择）和企业产出（企业未来盈利）的影响。同时，饶品贵(2010)特别关注了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问题，研究了面临货币政策紧缩时，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不同融资约束以及银行信贷的替代机制——商业信用融资问题）。图3中的划线部分显示了饶品贵(2010)的研究问题。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经济体中资金供给量与资金成本水平(14)来干预和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是宏观经济学中重要的研究课题。但是，经济学的研究更多的是直接关注货币政策波动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对货币政策波动是通过什么样的微观机制影响企业行为、企业产出并最终影响经济产出的研究较少；而会计与财务学研究中结合货币政策波动的会计政策、财务管理研究也较少见。
图3 货币政策传导过程
当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例如由宽松变为紧缩），企业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随之发生改变，因此企业、债权人和股东的行为也可能发生改变(Gertler and Gilchrist，1994)。因此，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有着相对明确的微观传导机制。饶品贵(2010)首先综述了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这些理论可以归纳为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利率传导机制和信贷传导机制(15)。饶品贵(2010)重点研究的是其中的信贷传导机制。
信贷传导机制理论认为，作为企业融资重要来源的银行的资产一方除了有货币和债券资产以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资产：银行对企业的贷款。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来实现对实体经济的调控。但是，Kashyap et al.(1993)利用银行信贷的替代融资方式——美国短期融资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的银行借款出现明显下降的同时，短期融资券发行却出现显著的增长，从而说明企业能够通过替代融资渠道抵消货币政策紧缩的影响。Kashyap and Stein(2000)利用美国银行1976年至1993年的数据研究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小银行和流动性差的银行影响巨大，而对大银行或流动性好的银行则影响较小。王振山和王志强(2000)和索彦峰和范从来(2007)也进行了货币政策信贷机制的研究，并发现在中国货币政策信贷传递渠道的确存在。
参照Romer and Romer(1990)的做法，饶品贵(2010)根据我国中央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一年期国库券利率、金融机构七日拆借利率等指标的变化把2004、2006、2007年确定为货币政策紧缩期间，1998～2008年期间中其他年度为非紧缩期间，然后研究企业行为与企业产出对货币政策紧缩的反应(16)。
在饶品贵和姜国华(2010a)中，我们关注的问题是货币政策的紧缩如何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货币政策紧缩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抑制经济活动过快发展，或者防止资产泡沫形成，手段之一是通过央行的调控手段，压缩银行信贷。但是，这个目标能否顺利达成还取决于微观企业是消极地接受调控的现实，还是积极地应对信贷的稀缺。Peterson and Rajan(1997)提出信贷再分配观点(a re-distribution view)，即企业可以通过商业信用作为货币政策紧缩期银行信贷的替代手段，从而一定程度上抵消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Love et al.(2007)进一步发现在极端的紧缩环境下（金融危机中），信贷再分配现象不能成立，因为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同时消失。饶品贵和姜国华(2010)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货币政策紧缩期我国企业的反应。基于上市公司商业信用与企业产权性质数据，我们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间我国企业整体的融资环境变差，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变得困难，因此转而使用商业信用作为替代的融资方式，从而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紧缩政策的效果。但是这种情况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说明企业产权性质影响信贷传导机制在我国发挥作用(17)。
货币政策不仅影响到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也将影响负债融资与企业业绩的关系。按照Shleifer and Vishny(1997)的理论，负债融资具有公司治理作用，因此对企业业绩产生正面的影响。但是最近的文献不支持这个理论的预测，例如Campello(2006)和Billett et al.(2006)。饶品贵和姜国华(2010)重点研究了货币政策紧缩期负债融资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在紧缩时期负债与企业未来一年业绩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越是在资金稀缺的时候（货币政策紧缩期），资金对未来业绩的贡献越大。但是，负债融资与未来企业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上，这个关系在国有企业中减弱很多。这样的结果说明货币政策紧缩期我国信贷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资金使用效率高的非国有企业获得的信贷资金大幅度降低，而相对来讲，资金使用效率低的国有企业却更容易获得稀缺的信贷资金。这样的政策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不利。
饶品贵和姜国华(2011)以会计稳健性为例研究了另一个货币政策紧缩期的微观企业行为：会计政策选择。我们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的会计政策变得更为稳健，其原因在于紧缩时期企业面临的信息环境不确定性程度变大，这种情况下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将会增加(LaFond and Watts，2008)。而融资难度的增大也使得企业有提高会计稳健性的动力以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因为债权人倾向于稳健的会计政策以保护信贷决策的正确性，尤其是在货币政策紧缩，经济前景欠佳的时候，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选择可以更好地为债权人提示企业的违约风险，因此我们还发现债务水平高的企业会计稳健性更高，以及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会计稳健性的提高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
综合来讲，饶品贵和姜国华(2010)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的变动）影响企业行为（融资活动、会计政策选择），进而影响企业未来业绩（企业盈利），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的融资活动与会计政策选择，以及紧缩期企业行为对未来企业盈利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的潜在贡献首先是对货币政策制定者提供借鉴，其次对企业管理者进行财务管理规划、融资规划、现金持有水平规划、投资决策、会计政策选择也有借鉴意义。因此，饶品贵和姜国华(2010)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本文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对会计与财务研究潜在影响的理解。
四、结论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际主流会计学术研究近年来遇到的挑战与质疑，包括国际主流会计学术研究选题与范式单一、缺乏创新、缺少学术性等问题。这些来自著名会计学家的挑战和质疑应该促使我们开拓会计与财务研究的新领域、丰富研究的范式、做出创新的成果，并能为其他学科提供学术借鉴。
本文提出以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为基础的会计与财务研究框架，并以货币政策变动对企业融资、会计选择、经营业绩的影响为例说明这个框架对会计与财务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认为结合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作用的研究可能拓展会计与财务研究的新领域。这个领域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把会计与财务研究放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大背景中去，帮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企业行为选择，更好地预测企业业绩走向；另一方面对经济学研究也可以提供借鉴作用，使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宏观经济政策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和渠道影响企业行为和企业产出，并进而影响经济产出，使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产出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加丰满，对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
最后，由于我们个人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因此受此局限，本文更多论述的是基于公司财务会计、财务管理与资本市场选题提出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的分析框架。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框架也可以应用到其他会计或财务研究领域中去，例如企业管理会计、内部控制、税收筹划、审计师选择与审计质量研究等。
注释：
①当我们谈起国际主流会计学研究时，我们某种程度上主要指以美国会计学术界为主体的研究。事实上，正是本节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导致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把美国会计学术研究作为国际主流，而忽视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的会计学研究，从而使美国学术界的问题影响了其他国家的会计学研究。
②陆正飞、姜国华、张然等把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实证研究的历史发展梳理为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会计盈余时间序列特征、基本面分析、分析师盈余预测、价值评估、盈余管理、信息披露与信息质量七个主要方面。本文无意淡化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研究的贡献。
③提出类似的批评和质疑的著名会计学者还包括Yuji Ijiri，Shyam Sunder，Rick Antle等。
④根据这个定义，哈佛大学不在“精英学校”的行列。
⑤Ball and Brown(1968)被Accounting Review拒绝，原因即是杂志认为该文不是会计问题。
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01019/21208806454.shtml。
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绝大多数“财务报表分析”教科书介绍的都是如何分析“现有”的报表，并根据报表本身预测企业未来业绩，而忽视了“现有”报表应该放到宏观经济、行业发展这个产生“现有”报表的大环境中去才能产生更深刻的分析。
⑧显然，微观企业如果在新的经济政策推出之前即预期到新政策的内容并提前改变行为（理性预期），我们可能观察不到图1中的第一个步骤，即不是政策本身改变企业行为，而是对政策的预期改变行为。这种情况不影响本文分析的实质，所以文中我们仍按照图1的框架进行讨论。
⑨我们绝对无意说这类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不存在。事实上，类似的研究近年已经出现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下面我们会简要介绍一部分这样的研究。但是，我们注意到打破这种割裂现象的文章还很零散，割裂现象还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
⑩Fellingham教授在2006年美国会计学会年会演讲中认为判断会计是否是一个学术领域的重要标准之一是我们能否为大学这个学术社会组织中其他学科提供学术借鉴。
(11)这方面研究类似于会计学中对盈余构成部分的研究。盈余构成部分的研究对我们预测未来盈余有很大的帮助。同理，经济产出构成部分的研究对我们预测未来经济产出可能有帮助。
(12)例如我国国家统计局近年来公布规模以上企业基本财务数据，基本覆盖了我国经济的绝大部分微观主体，为开展此类研究创造了条件。
(13)本部分内容基于饶品贵北京大学博士论文，导师姜国华。
(14)通过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甚至信贷管制的手段。
(15)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不再具体介绍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饶品贵(2010)。
(16)关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的具体确定过程请参见饶品贵(2010)。
(17)这篇文章的结果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国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屡不奏效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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