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自信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理路论文

以文化自信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理路论文

以文化自信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理路

李世珍 郑士鹏

文化自信与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高度的文化自信对增强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深刻的价值与意义。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多元文化碰撞,世界意识形态博弈更加激烈。当前,在隐性“文化陷阱”危机中,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仍然存在多种问题,必须依托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充分发挥“互联网+新媒体”的综合优势,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韵味,彰显革命文化的精神价值,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应对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挑战。

[关键词] 文化自信;意识形态安全;新时代

文化承载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诉求、基本特点和价值取向,是意识形态的具象化载体。文化真实反映着意识形态的深层次问题,释放着意识形态安全的信号。然而,文化同时也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端口”,因此,在新时代中,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在于把握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动态,增强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并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到:“中国人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2]进一步明确了当前中国的自信是哪一种自信,是什么样的自信。文化自信与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着无法割裂的相互依存关系,文化自信的本质是核心价值观的自信,而核心价值观的自信则充分反映了公众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定自信。当前,复杂信息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必须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求,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继而巩固和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主导力。

一、文化自信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逻辑关联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及社会的文化理念、传统、特质和战略的高度凝结,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进步与发展的精神基础。而意识形态安全综合反映了特定经济形态的内在要求,是对特定阶级利益诉求的反应。文化自信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发展需要共同的条件,且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

(一)文化自信与意识形态安全以物质基础为共同条件

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文化发展和意识形态的构建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物质生产实现了财富的大量累积,使人类文明在物质基础上不断实现新的飞跃,激励人们寻找和探索着社会发展的合理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主导思想和主流文化观念,推动形成了一定发展时期内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新诉求。因此,物质基础是推动文化发展、维护和增强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实保障,赋予了文化自信和意识形态更高的话语权。离开经济建设空谈文化发展,臆想意识形态的高度安全是不实际的,不仅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是对文化自信和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内在需求和必要条件的忽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曲折、壮丽的发展过程证明,经济上的强大是唤醒文化自信的前提,也是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首要条件。因此,文化自信的增强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共同基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二者在实现基础上具有同源性。

此外,通过设计转向连杆机构(如图5所示),可使割草装置在50°范围内的转动,满足了割草装置的转向需要。

(二)文化自信与意识形态安全互为保障和促进

高度的文化自信是意识形态安全的体现,而意识形态安全是对文化自信的坚实保障,“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3],而文化自信的不断提升则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通过内在的精神引导和文化传播,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复杂文化交织中的话语力量,而意识形态安全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培育和增强文化自信指明了方向,筑牢了预防和警惕文化渗透的安全防线。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保障,文化的发展脱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环境将难以自信,甚至走向文化衰退、文化体系溃散,而意识形态脱离了文化自信的强大精神支撑,更易受到外来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二者的结合牢固铸就了文化及意识形态安全的“防护网”和“警戒线”,维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民族文化体系的完整性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选择唯一性,合力助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发展。

(三)文化自信与意识形态安全交叉融合协同发展

1.5.1 单因素分析 将血药浓度检测结果定义为“因变量”,对应的“自变量”为性别、年龄、体表面积(BSA)、白蛋白水平、肝功能水平、N-乙酰化酶2(NAT2)*4位点基因型、NAT2*15位点基因型和有无合并基础疾病。对于部分更适合作为分类资料处理的自变量进行赋值量化 (肝功能异常为ALT或AST>40 U·L-1),量化结果见表 1。使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提升文化自信对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价值

多年来,我国大力倡导和平与发展,并为此积极努力,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当今时代,世界领域的意识形态博弈始终没有止步。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国家以文化的“外衣”遮蔽文化渗透的野心,不断制造“文化陷阱”,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隐患不断增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文化自信扩大了意识形态安全的公众认同

朗盛在大中华区的员工人数约1 900名,拥有17家下属企业(含3家合资公司),9处生产基地及9个研发中心。朗盛与当地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开发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

(二)文化自信增强了网络新媒体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随着网络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自信体现出了更高的民族意义和发展意义。在多元文化的紧密交织和复杂价值观的激烈碰撞之下,文化自信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要从长远上、根本上,解决发展的问题和价值选择的问题。在网络新媒体平台中,海量的热点信息、实时评论、影音视频当中往往夹杂着多种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外来文化的渗透不断变换着文化载体,使人们在信息浪潮中出现了精神上的“亚健康”。从“病因”上看,关键在于包含着享乐主义、新自由主义及“金钱至上”观念的外来文化造成了公众的价值迷茫,致使人们的信仰荒芜,缺乏幸福感与安全感,使历史虚无主义等消极思想乘虚而入,危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因此,高度的文化自信有利于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权,以文化自信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发展,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营造追寻伟大“中国梦”的积极进取的社会环境,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含的正能量在新时代中得到弘扬。

行业管理是旅游市场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旅游局、旅游行业协会等管理部门应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完善旅游行业领导机制,强化旅游综合协调管理和服务,认真履行行业指导、组织协调、市场监管、政策服务等职责,强化对旅游行业的监督,促进旅游市场良性发展。

(三)文化自信丰富了新时代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

精准并紧扣时代脉搏的宣传是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环节,围绕意识形态安全的宣传引导是否有效,决定着大众对意识形态安全危机的认识程度。一直以来,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往往“寄生”于爱国主义的理论灌输之中,导致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独立性不够、系统性不强。由于各单位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存在形式单一、过度理论化、刻板化等问题,致使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宣传实践“不接地气”,生活化气息不浓厚,没有走进公众的日常学习、工作以及娱乐生活,使公众对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认识比较片面、肤浅,在思想上仍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和作用认识模糊。由于意识形态安全宣传引导不直接、不具体,导致公众不易察觉网络新媒体文化中的意识形态渗透危机,不了解复杂社会环境中个人的思想迷茫其本质上是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困惑,致使公众对意识形态问题单纯地理解为文化的差异,在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借机歪曲解读历史现象、革命文化被“抹黑”的情况下,丢失了对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敏感性。

三、“文化陷阱”之下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存在的问题

以文化自信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是在新时代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理性选择结果,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复杂舆论环境中的话语权,进一步丰富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途径和载体,在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展现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一)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理论研究深度不足、文化基础不牢

意识形态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时刻不能虚化、不能放松。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隐性的意识形态博弈的状态下,严把意识形态安全关尤为关键。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建设与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人类向未来迈进的主流思维,然而世界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始终没有放缓,并渗透到了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生态等多个领域。从当前来看,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学术研究实效性仍不足,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实时动态把握不及时,理论视角仍然相对狭窄,理论内涵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加深,包括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主要对象、运行机制、文化传播体系、表现形式以及战略布局等等,迫切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加以解答。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相关理论研究的不充分,归根结底是文化基础不牢,文化内涵不深,文化底气不足,使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理论联系不紧密、不具体,也使文化发展的过程缺少科学理论的指导,弱化了文化发展的意识形态属性,不利于正确把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对文化的利用尺度,使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的文化“底气”不强,不利于使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实践第一时间征服人、引领人。

(二)意识形态斗争加剧使文化自信发展遭遇阻碍

断面3由柔直线路和一回交流线路构成,在该方式下柔直系统输送功率超过402 MW时,断面3出现交直流线路环流现象,因此需控制柔直有功功率在[0,402 MW]区间来避免交直流线路出现环流。

Y^=-330.882+0.013X1+0.016X2+8.46X3 t=(-1.54)(1.88)(2.06)(0.16) R2=0.857 0,修正R2=0.841 1,F=53.94

(三)宣传引导“不接地气”导致意识形态认识模糊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世情、国情与民情的深度变迁促使主流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的功能进一步拓展,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功能也从以往单一的维护和批判功能向着文化、经济以及外交等多种复合功能发展。文化自信是意识形态文化功能不断发挥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对意识形态经济及外交等功能的发挥有所助益。作为“四个自信”的重要组成,文化自信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引擎,构成了新时代发展的全局,明确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基本方向。道路自信凝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年来的实践探索,理论自信是对道路探索过程与成果的高度理论总结,制度自信是道路的正确性与理论指导性相结合的产物,而文化自信则贯穿其中,引领人们树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牢固树立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成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有力应对意识形态博弈的强大精神力量。因此,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思维出发点,是搞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关键。文化自信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实践与公众的心理疏导、思想教育、行为纠偏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协调与整合社会系统各要素的价值属性,为人们更好地参与社会经济与文化活动提供正向激励。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始终走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化了自主创新的精神力量,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社会运行环境,对优化和改进市场经济的运行机能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保障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始终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语境之下,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展现出了意识形态的高度优越性,更好地实现了经济建设与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并轨,以坚实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文化自信发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外交功能,在不断推进中外交流的过程中,积极传递中国文化、彰显中国价值,进一步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感召力。

文化自信代表着民族文化被高度的认同和信任,文化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代表着文化软实力的逐步提升。文化自信向社会提供了普遍的、抽象的、正确的价值取向,以文化的力量整合了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成了高度一致的文化认同,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行为提供了规范与参照,真正将社会整合成为了一个有着共同目标和理想的有机体。文化自信是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粘合剂与压舱石,正是由于文化自信具有引领方向、整合社会、凝聚思想的核心功能,其才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自信,没有文化自信的灵魂支撑,便没有中华文化的回归,更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时代中,高度的文化自信为发展文化产业注入了精神动力,也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开辟了新的空间,提供了多样性的载体,有利于使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借助文化方式进一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内化到精神世界里,凝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精神共识。与此同时,文化教育是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主要方式,通过文化教育及宣传等方式,使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得到推广,增强公众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关注,使包含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文化内容不断融入社会公共范畴。利用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公众讲清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必要性和战略性,在全面提高公众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增强公众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心,促成坚定走中国道路的一致行动,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群众根基,从而依托公众的认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四)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与先进文化教育契合性不足

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各项要求涉及社会建设与制度规定的各个方面,这些内容要想进入公众的头脑之中,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其关键在于进行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使每一位社会成员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在强大的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基础上,增强意识形态安全的敏感性和警惕性,自觉遵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成为一种普遍遵循的社会责任。从本质上来看,文化自信包含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目标、根本逻辑和核心内容,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具有方向的一致性和逻辑的同源性。然而当前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在设计上未能突出核心主旨,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契合性不够,导致文化自信在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的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此外,目前借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解释意识形态安全现象的能力仍然不足,文化自信的力量没有得到有效的释放,因此,承载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仍需加强。

对中国道路的伟大探索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勇敢尝试,这条道路与世界上任何一种成功模式都不尽相同,中国道路不靠霸权、不靠掠夺,而是以科学的发展理念、正确的理论指导和优越的制度保障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能够真正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道路。然而,正是由于发展方式的不同,使西方世界对中国道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盲目排斥,急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不断在文化输出中“唱衰”中国,蓄意挫伤和削弱我国的发展力量,使意识形态的斗争进一步加剧,也导致民族文化自信的发展遭遇了严重阻碍。近些年来,我国的文化产业不断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文化市场的发展,但外来文化对人们的消极影响仍不同程度的存在,弘扬主旋律与应对外来文化的渗透任务依然艰巨。文化渗透是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烟幕弹”,考验着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的文化辨识力。增强文化自信不仅要对抗不断涌入的文化“炮弹”,更要依托民族文化的基础不断发展创新文化产业,以推翻长久以来的“西方理论”和西方“金科玉律”,继而实现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目的。

四、以文化自信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理路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理论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得以丰富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并逐步实现了由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的精英认同到民众的普遍认同”[4],使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不断发展,为在当前增强文化自信、应对意识形态危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当前,文化自信对在新时代中增强意识形态安全尤为关键,以文化自信增强意识形态安全,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为支撑,汇集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力量,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更加充分地阐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从而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精神基础。

社会的稳定发展需要发挥文化自信的核心功能。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子系统组合而成,各个子系统协调配合,共同维护着社会的有序运转。而文化则在社会这一庞大的机器运行中,发挥着“润滑剂”、“粘合剂”的作用,是保证社会“机体”健康运转、子系统相互协调配合的重要条件。在新时代中,高度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在意识形态稳定的基础上,保障文化安全,而文化安全则是增强意识形态安全的堤坝,二者相互交叉融合、协同共进。文化自信与意识形态安全发展的时代背景相同、目标一致,共同享有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的物质基础,二者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共同发力,使各自的发展要素得到进一步整合,实现了文化价值、理论价值与制度价值的高度统一。因此,文化自信与意识形态在新时代的发展环境中呈现出紧密交织的存在状态,协同共进、相互依存。文化自信更加充分地包含了以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为主线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及制度自信的内在特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精神指引。二者的共同发展彰显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伟力,为在新时代中解决新的矛盾、走好新的征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为支撑增强文化自信

马克思主义是“创新完善和获得自信的根本思想保证”[5],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6]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话语权,必须要从中国发展的现实出发,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根本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驳斥错误的论调,批判意识形态渗透的动机,指导推进构建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研究体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为此,要提升文化自信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品质,依靠逻辑严谨、态度端正的研究,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弘扬历史的、唯物的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揭示意识形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打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境界。积极培育一批新时代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信仰者与实践者,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青年项目的发展,增强马克思主义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在青年聚集的网络新媒体中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自信,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发挥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优势。

(二)加快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文化自信为新时代的发展提供精神源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自民族文化萌发的那刻起,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核心价值,蕴含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天下大同等经典文化思想。文化自信的核心价值因文化在不同时代的传承与发展而延续至今,为中华民族迎击挑战、攻坚克难提供着精神滋养,使中华文化不断发展,兼收并蓄,芳华绽放。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丰富内容、积极的价值追求和多姿的表现形态”[7],其以价值观为精髓,融入社会生活、浸润着社会思想道德,是被中华儿女所高度认可和自觉传承的文化财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价值哲学、育人智慧和质朴思想,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得以留存数千年的完整文化体系,“为提升文化自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蕴藏、凝聚了优质的道德品质”[8]。华夏文明滋养着中华土地,激励和感召着人们拼搏创造,为追求民族的独立和统一而不懈奋斗,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积淀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传统元素和文化韵味成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宝贵力量,极大地增强了文化自信,对打着文化“幌子”的意识形态渗透予以了有力的回应。为此,在新时代中,要加快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增强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染力,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通过理性科学的文化创意设计,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凝聚着思想认同、价值共识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入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之中,潜移默化地培育公众的爱国情怀与社会意识,增强公众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使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展现出新寓意,吐露新气息,从而依托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三)弘扬革命文化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认同

“延续红色基因是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9],革命文化鼓舞着党和人民对抗压力、不断前行,改变了经济落后的局面,重拾了文化自信,在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雷锋精神、航天精神等中国精神的激励下,延续了中国革命的精神意志,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以文化自信增强意识形态安全,要发挥出革命文化对意识形态的解释能力,要“坚持以科学思维方法牵引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10],在网络新媒体的信息前沿阵地,占据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主战场。应有力把握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基础性关口,通过严谨的历史教育,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错误观点,以鲜活的革命文化将历史娓娓道来,解读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逻辑。要加大革命文化的网络新媒体传播力度,打造功能丰富、学术严谨的革命文化资源信息平台,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承载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文化深入人心,使革命文化的线上阅读平台与线下的实体体验场所深度结合,大力发展红色文学、音乐、旅游、微电影等文化创新项目,增强革命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和宣传能力。从而对症下药,正本清源,与时俱进地推进革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增强人们对革命文化的坚定自信,筑牢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实基础。

(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先进文化影响力

在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一步指导着党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的内在耦合。在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中,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需找寻恰当的文化载体,增强问题的“释疑”能力。大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也表明了只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最契合中国的发展实践。“是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力、吸引力和竞争力的精神支撑和价值灵魂”[11]以文化自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需坚持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和加强人民性的价值导向”[12],通过先进文化教育与对外文化交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的意识形态特质。当前,不断推进文化的对外交流、实现文化的多样态发展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点,同时也是文化事业发展的应有之义。在激烈的价值思想碰撞中,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着多种挑战,一方面要以积极的心态推进优秀外来文化“走进来”,主动包容新的文化形态发展,另一方面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性,从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增强唯物史观的看家本领”[13],进一步增强文化发展的思想定力。文化自信“是一个富有意识形态以及时代性、实践性内涵的价值导向问题”[14],在新时代中,需坚持一元指导、多元共存的价值引领理念,树立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价值观,客观把握先进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宏观趋势,形成开放包容、吸收借鉴、博采众长、去其糟粕的文化心态。要尊重文化差异,把握不同受众群体的文化诉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创意、生产和传播的全过程,引导生成新时代文化产业的价值理性,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新时代文化事业发展的引领力,从而彰显先进文化的强大自信,净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文化生态。

总之,文化自信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在新时代中,文化自信凝聚着价值共识,整合了文化认同,引领公众从文化中探寻主流意识形态精神,对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支撑作用。当前,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根本指导,依托中国文化体系的深刻内涵,在持续加剧的隐性意识形态博弈中,牢牢掌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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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胡芳,王雪.揭开“新世界”的迷惑外衣——《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真正的社会主义”预言的批判[J].社会主义研究,2019,(3).

[14]马振江.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文化自信的建构与诠释[J].探索,2019,(2).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9)10-0246-08

[基金项目] 北京交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专项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2018JBWO12)

李世珍,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郑士鹏,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044)

【责任编辑:易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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