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恐怖风险与文化反恐的基本模型研究
高雪静，唐欢欢
（新疆警察学院，乌鲁木齐 830013）
摘 要 ：文化恐怖会给社会稳定造成隐性风险。文化反恐是以铲除恐怖主义犯罪为目标，运用文化手段，通过发挥文化本体功能，推动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相关意识形态传播活动。在影响文化反恐的几种因素模型中，人才队伍、运营机制和基层组织三大要素支撑构建了影响文化反恐因素集群的平台。对文化反恐稳定提高、发展模型构建及应用进行探讨，将有力推动和促进文化反恐工作的有效开展和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文化恐怖；隐性风险；文化反恐；基本模型
随着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之后的国际反恐步伐的加大和进程加快，文化反恐虽然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但是距离专门的理论创立和体系构建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在以往的理论研究成果中，由于美国故意贴上舆论战、心理战、文化战等军事行动的标签，严重违背了国际行为准则和社会道德标准，无中生有地造谣污蔑、栽赃毁谤，反恐方法只能封闭在一个较小的范畴内，不宜推广和交流。我国文化反恐的相关研究虽然起步不晚，但成果相对较少且质量不高，就整体水平而言，仍处于起步时期的初始阶段。因此，关于文化恐怖的风险及文化反恐的基本模型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
一、文化恐怖风险及文化反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界定了恐怖主义，即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 即恐怖主义的表现形式不仅是暴力行为，还有思想主张等文化的形式。经过持续不断的严打斗争，以血腥暴力形式发生的暴恐案件逐步得到遏制，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得以制止，但残余的“三股势力”、宗教极端思想却潜藏蛰伏到农村、机关、学校、医院甚至一些人的思想中，表面上看似乎不是那么残酷激烈、鲜血淋淋，而实际上却以“文化恐怖”的方式，掩盖其反人类、反社会、反和平的极端思想和推翻现政权、现政府和执政党的政治图谋。因此，在防范文化恐怖风险上，距离消除种种错误思想的影响还任重道远。
文化类活动以产教融合、赛教融合为形式，包括专家名师文化讲座、K-POP与美食体验活动、韩文节活动、蓝星旅游文化节活动、韩企文化远程教育、企业校园宣讲活动、韩语专业韩文书法、朗诵、演讲比赛等。
文化恐怖，即通过歪曲宗教教义、软对抗、地下教经等方法、手段，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造谣生事、污蔑党和政府治国方略，鼓吹暴力、“圣战”等极端主义思想。[1]以宗教、民族习俗、文艺等方式，表达民族仇恨和分裂、暴力、“圣战”、宗教极端思想等，诱导、教唆和煽动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不满及仇视、污蔑。显然，文化恐怖就像附着在社会肌体意识形态的一颗毒瘤，造成社会稳定的隐性风险。因此，要大力开展文化反恐，以铲除恐怖主义犯罪为目标，运用文化手段，通过发挥文化本体功能，进而推动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相关意识形态传播活动。维护社会稳定和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就要进行有效的弘扬和抵制。所谓弘扬，即通过文化的方法、手段、形式及文化的本体功能作用，宣传党的治国理政方针政策，宣讲国家法律制度，宣扬社会公序良俗和正气新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从而防范政治风险。所谓抵制，就是通过文化对冲，坚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主阵地，约束、修正和指导公民信仰追求，夯实思想根基，坚定理想信念，对一切反动、迷惑人们的精神鸦片、宗教极端思想进行分类识别，及时发现并予以揭露和打击；强化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提高风险处置能力，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转化通道，防止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非政治性风险演变为政治风险；坚决抵制暗中做大暗流涌动的恐怖文化，实现法律、道德、良俗和社会行为等的有机统一，传承公平正义思想，传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促进社会依法有序健康发展。
二、影响文化反恐进程的因素模型
影响文化反恐的因素虽然很多，但是能够称作要素的却很少。归纳起来，主要有以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牢不可破的政治信仰、忠诚可靠的政治品格和公开鲜明的政治态度为前提和基础的人才队伍，运营机制，以及基层组织这三大要素。以这三大要素为支撑搭建平台，即可形成包括经济基础、创新能力、生活方式、哲学理念、法律素养、科学理念、身心健康等众多因素在内的影响文化反恐的因素群。详见图1。
乡级土地利用规划图数据库按乡镇范围进行存储，数据库中包含各类图形要素，图层较多，用传统裁切方式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运用Python编写批处理程序实现自动化批量裁切，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具体步骤如下：首先，获取已知数据库的数据结构以及所有图层要素，按照现有数据库结构新建各乡镇数据库；然后，调用ArcGIS软件中Clip工具模块对数据库中所有数据进行裁切，对裁切后的图层要素进行重命名和保存。具体批处理程序如下：
图1 影响文化反恐的因素模型
根据图1，人才队伍、运营机制和基层组织三大要素，共同支撑和构建了影响文化反恐因素集群的平台。作为平台三大支柱之一的人才队伍，主要指的是专职专门从事文化反恐工作的专业队伍和社会上自发组织、自觉进行文化反恐的高水平高层次的“业余”或“兼职”队伍。运营机制，主要指的是在文化反恐过程中保证行动、人才、研究、组织、管理等各个系统或体系协调、灵活、高效运行的机制。基层组织，主要指的是县级以下（含县级）特别是乡镇村和街道办事处文化反恐的政府、社会或民间的组织。
这里的影响文化反恐稳步提高的模型构建，基于的是因素模型即影响文化反恐的各种因素。也就是说，提高模型的构建是在整齐因素和确立目标的基础上，活用因素的功能、把握因素对提高的作用、理顺因素与提高的关系、恰当因素在提高中的位置，进而夯实文化反恐逐步提升、稳步提高的物质基础。
微课制作方式简单、模式丰富，可以借助多种工具来体现同一教学环节。许多制作者对微课的认识仅停留在“短小精悍”上，认为越优秀的微课越“精炼”。于是在制作时只追求时间的短少和形式的多样化，忽略了知识的凝练。这会造成学习者的主观意识被微课的外在形式吸引，在学习后并未有所收获。久而久之会导致学习者质疑微课学习的高效性，拒绝这一学习模式。仅从时间这一个维度来衡量整个教学模式是片面的，“微”不仅指时间短小，更在于内容精炼。只有能够使学习者在短时间内消化学习内容，并从根本上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自主性的微课才能称作合格的微课。
三、影响文化反恐稳步提高的模型
这个以影响文化反恐三大要素为支撑而搭建的平台，不管是网络操作、舆情引导、热点聚焦还是方法创意、理论创新、精品创作，不管是显性的言谈举止、行动行为还是隐性的思想活动、心理情绪，不管是直接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还是间接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的水平层次提升，即不管技术还是理论，不管显性还是隐性，不管直接还是间接，不管创新还是传统，只要是影响文化反恐的因素，都可纳入其中。换句话说，只要掌握了三大要素就可搭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就可进行和完成各种各样文化反恐影响因素的集结、集群或“组团”工作，就可进行和完成对于各种不同影响因素的编组分类、改装整合、搭配调适，即不断促进它们完善功能和打牢它们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性工作。
图2 影响文化反恐的稳步提高模型
根据图2，比较影响文化反恐的因素模型，提高模型的最大变化是影响要素的变形和影响因素的选位。关于影响要素的变形，即把人才队伍、运营机制和基层组织等三大要素的三点支撑，变成一点向前突出、两点助力推进的可以飞翔的一体两翼。其中的一体，指的是人才队伍、运营机制和基层组织的三位一体。准确说，它至少包括三位形式上的一体、集聚上的一体和目标上的一体。其中的两翼，指的是三位中一位前突之外的其它两位即人才队伍前突，运营机制和基层组织就是两翼；运营机制前突，人才队伍和基层组织就是两翼；基层组织前突，运营机制和人才队伍就是两翼。也就是三位中的任何一位都可前突，任何两位都可随之变为两翼，迅速形成可以飞翔的态势。当然，其中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以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作为尾翼把舵，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
不过，这里飞翔的一体两翼，虽然保持着“飞”的态势，但是由于因素众多且并不一定都能处于最佳位置，例如：经济基础、科学理念、装备水平、创新能力、哲学思考、生活方式、认知水平、身心健康等，大多环绕在一体两翼的周围，难免出现助力不充分甚至无意间的助力变阻力，即这里的提高态势已经固定，提高的趋势已成必然，但是提高的速度并不一定最快，提高的幅度并不一定最大，也就是影响文化反恐的提高模型存在着速度缓慢的明显遗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缺陷。而造成这种（速度缓慢幅度受限）遗憾或缺陷的根本原因，则是因素自身所处的位置欠佳或不当。
四、影响文化反恐快速发展的模型
现实中，人们常常把机制创新挂在嘴边，耳熟能详，但是诸如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政府部门的文化反恐联合协同机制、基于文化反恐的“嵌入式”社区建设机制、改善规模人群素质结构的高技能高学历人才引进机制、丰富边远乡村文化发展的不同民族文化交流机制等，却很少有人深入研究，更谈不上用“机制”助力和保障文化反恐行动的顺利进行。因此，创新运营机制仍是文化反恐必须首先攻关的课题之一。
图3 影响文化反恐的快速发展模型
首先，要明确基层文化反恐组织是政府、社会还是民间的组织，要对它进行准确的定性。其次，要明确这个组织的直接领导者和间接领导者，具体到部门和责任人。再次，要明确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即这个组织是松散型、紧密型、临时性还是混合型的，准确它的定位。另外，还有组织建设涉及的经费、场所、设施等，也都应在组织改革考虑的范畴之内。当然，万变不离其宗，即改革的这个基层组织必须有助于正能量的传递和优秀文化的广泛传播。
这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核心问题。虽说文化反恐具有入门门槛较低和技术含量不高等特点，例如：动下手指，删除朋友发到你手机里的含有恐怖文化内容的信息；动下嘴巴，规劝你的朋友删除并不再转发这样的信息，你就是在做文化反恐工作。但是，追踪恐怖信息发布源头、查找恐怖信息制造者、抓住恶意传播散布者，需要专业人才；迅速甄别或帮助普通群众简单识别隐含于人们喜闻乐见的段子、民谣、绘画等中的恐怖文化，需要专业人才；有效预防和强力打击恐怖文化，需要专业人才。即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直接决定文化反恐的层次。
因此，影响文化反恐的发展模型的这个发展，指的是跨越发展、腾飞发展或跨越式的腾飞发展。它已经超越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提高的技术层面，进入了更高更快更强的艺术境界。也就是说，这里的发展模型是文化反恐在“飞”的境界中的升华模型，能够在提高模型的基础之上，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然，它的前提是正确的政治引领。
五、影响文化反恐的基本模型应用思考
关于影响文化反恐的基本模型应用，关键是要准确把握影响文化反恐进程的各种因素，把它或它们摆在有助于文化反恐进程的阶段或时期、适合具体或实际的需要即有助于文化反恐稳步提高和快速发展的恰当位置，也就是可以更好更快或更快更好地进行文化反恐。
（一）运营机制创新
这里的影响文化反恐的发展模型构建，基于的是提高模型，也就是说，发展模型是在进一步合理和恰当提高模型关系即提高模型构成的要素和因素关系的基础上，以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为引领，一点突出前行、两点随行成翼，置其它各种因素于助力或助推的位置，形成文化反恐高速发展、腾飞发展的最优或最佳态势。见图3。
（二）基层组织改革
根据图3，比较影响文化反恐的提高模型，腾飞模型的最大变化是文化反恐的各种影响因素全都处于前突的稍后位置，即影响文化反恐的创新能力、法律素养、身心健康等各种因素，都在一体两翼的两翼周围形成助力，助推它飞得更快更高更远。显然，其中突出的这一点，它可以是坚定的政治立场、牢固的政治信仰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引领下的人才队伍、运营机制、基层组织等三大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其中的各种影响因素，不管它是经济基础、科学理念、装备水平、哲学思想还是生活方式、知识底蕴、艺术修养、创新能力，还是隐性、潜在或未知的其它暂时还没有发现的影响因素，都必须围绕在一体两翼周围的恰当位置，即都必须处于前突一点稍后的适合自己的位置。
影响文化反恐因素的研究重点是对文化反恐影响因素和要素进行简单粗分。即上述关于影响文化反恐的三大要素，其所包含的影响要素并非只有三个或只能是三个，不能多、不能少或者不能改变。而是说要以确认的影响要素为支撑，架构一个可以汇聚和容纳各种各样影响因素的平台，形成庞大的因素群，“群策群力”地推动和促进文化反恐的快速提高和更大发展。所以，研究影响因素模型的更大价值和意义是积极扩大因素规模，努力细化因素分工，不断研发和强大因素的助推功能和加速作用，又好又快地把因素平台变成文化反恐快速提高和高速发展的平台。当然，所有这一切，基本前提都是政治立场的坚定和政治方向的正确。对此，必须保持足够的理解深度和思想高度。[2]
（三）人才队伍建设
在图2中比较了ESD和MSD的计算复杂度与Rx-SD，Tx-SD的计算复杂度.图中的复杂度定义为Cre(%)=100×(CML-CSD)/CML[9]，表示SD相对于ML检测减小的相关复杂度.图2(a)中可以看出，在相同的频谱效率(频谱效率为6 bps/Hz)下，Nt>Nr时，改进算法比ML检测和经典的SD检测具有更低的计算复杂度，尤其是在信噪比较低的情况下优势更加明显，在信噪比为3dB时，ESD和MSD的相对复杂度降低了33%.图2(b)中，Nt≤Nr时，与Tx-SD进行比较，MSD的相关复杂度降低了20%以上.此外，在相同条件下ESD与MSD相比，ESD能够降低约2%的相关复杂度.
（四）坚定政治立场
这是一个直接决定文化反恐发展方向和整体进程的关键问题。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就没有识别和判断恐怖文化的基本能力，就不能形成有的放矢、规模作战、高效有力的文化反恐战斗力。随着国内社会秩序稳定、经济增长迅速、文化发展加快、生态建设趋优和人民群众精神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反华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虽然因胆怯恐惧，采取的方法会更隐密、手段会更卑劣，但内容也会更难识别、线索也会更难捕捉、目标也会更难锁定。因此，对政治立场和政治观察力、判断力、敏感性，有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3]
存在的不足：尽管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但事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资源分散重复浪费、服务效益不高、数字化自动化程度不高、管理人员非专业化等问题依然亟需完善。如基础设施投入不平衡，各街镇图书馆服务人口在2万至30万不等，馆藏图书量为1至3万册不等，年购书经费为4万至10万不等，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如社区图书室、“农家书屋”配置内容较单一，利用率不足，电子资源、网络服务、读者舒适感等综合服务环境有待提高；如体制机制运行不畅，2016年，松江区实行了基层综合管理模式改革，将原来文化站的编制人员划入街道党建服务中心或镇社区管理办公室，街镇级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岗位设置和服务内容没有及时对接。
（五）灵活组合模型
这是模型应用的核心技术之一。根据图1 图2图3，不同的模型应该适用于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即模型不是万能的。不同模型的功能和作用发挥有不同的条件要求。根据具体需要，不仅基本要素的位置可以互换，基本要素和普通因素也可以相互组合，形成诸如人才队伍+城乡“结亲”、基层组织+“嵌入式”社区建设、运营机制+改革创新等“加强版”的一体两翼。当然，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必须保持飞翔态势的两翼平衡。否则，只能是原地转圈地按“表”走了。
除坚持生态优先外，项目还贯彻《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规定，抓好重点部位、关键部位的质量控制，强化施工现场标准化管理。例如，太极码头等工程采用了陆域回填施工、挡墙浇筑施工、抛石护岸施工等标准化施工工序，工程质量得到了切实保证。
（六）条件限制性
这是直接决定模型运用效果的关键问题。实践中，设想构建一个模型就能解决文化反恐中的所有问题，文化反恐就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既不现实也不科学。因此，必须认识到，模型不能解决文化反恐的一切问题，也不能适用于任何时间、地点、环境的文化反恐。也即模型只有在适合它的地方，才能助推文化反恐目标高质量地快速实现。即它的功能和作用发挥具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性。
综上所述，以上构建的文化反恐基本模型，它的主体架构由人才队伍、运营机制和基层组织三大要素组成，围绕这三大要素的还有经济基础、文化建设、法治意识、科学素养、生活方式等关联因素，其中还应该包括那些暂时没有被发现和认识的关联因素，这些都有可能影响文化反恐的发展水平、建设层次和整体进程。因此，模型构建的更大价值和意义，是通俗地阐明了坚定政治立场是灵魂和保持飞翔两翼平衡是前提的道理。它更加方便了文化反恐的评价，即是在不断提高水平层次，还是在热热闹闹地原地转圈。
参考文献 ：
[1] 高雪静.新疆文化反恐的作用、任务与措施[J].实事求是,2017（5）：37-41.
[2] 李明.文化反恐的基本作战形态研究[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8（4）：14-19.
[3] 冯卫国.论文化反恐与去极端化[J].法治研究，2016（1）：97-103.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58（2019）05-0038-04
DOI： 10.16478/j.cnki.jbjpc.20191008.002
收稿日期 ：2019-04-03
作者简介 ：高雪静（1965—），女，新疆警察学院基础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安公文写作教学和文化反恐理论研究；唐欢欢（1986—），女，新疆警察学院基础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公安文学和农村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新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7BGL208）
责任编辑：谢 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