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观的发生与日本文学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文学论文,日本论文,生与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弃医从文是鲁迅立志改造国民灵魂、构建“立人”思想体系的开始，“从文”就是选择“文”以承担伟大而又艰巨的现代思想启蒙工程，就是要以文去改善人心，如他所言，“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① 文与“人”并进而与人生联系在一起。多年以后，在谈到自己何以写小说时，他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显然，鲁迅一直持守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弃医从文发生于日本，之后鲁迅又未间断与日本文学的联系，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日本文学经验对于鲁迅的为人生文学观的发生，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
一
文学能否为人生？“为”的范围和程度如何？在传统文学功利主义语境中，这几乎未作为一个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乃至质疑与追问，但在20世纪初鲁迅那里却成为一个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是否成立的问题。
鲁迅之所以东渡日本留学，是因为日本以近代科学打败了中国，要救国就得掌握现代科学。在鲁迅看来，科学是对立于传统的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人生观及其他价值体系的，具有不证自明的现代性；而自幼受传统文化语境熏染，他爱上了文学，但令他为难的是文学在20世纪初“维新”语境中被划归到“传统”的范畴，于是在他那里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紧张，即文学与科学间的紧张。美国学者哈雷特·密尔斯认为，鲁迅个人早年对于小说、艺术及中国传统的其它方面的爱好、兴趣，“与他正在寻求的现代知识格格不入。他一直感到这是互不相容的两个世界。”③ 科学能够解决许多问题，能富国强兵，使人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科学自然是为人生的，这是维新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鲁迅的观点。这一认识使与之相对立的属于传统范畴的“文学”能否为人生，便由不成问题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纠缠着鲁迅令其痛苦不堪的根本性问题。
1902年鲁迅来到日本，而此时梁启超已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大力倡导学习日本政治小说以改良中国旧小说，倡导以小说来承担“新”民的重任。鲁迅当时“受《新小说》的影响更大。他当时读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确实很受影响。这篇文章，论及小说对国民性的影响，本着‘欲新一国之民，先新小说’的意旨，提倡‘新小说’。所以，关于鲁迅弃医就文改变国民精神的思想，是在仙台‘电影事件’之前，已经受到‘新小说’论等的影响，就考虑到文艺的启蒙意义，并且深深相信的。”④ 这表明，正是日本政治小说观经由梁启超，给予了鲁迅消解内在心里紧张的力量。他开始意识到民族为求生存所需要的科学知识可以通过文学来传播，文学与科学统一起来了。1903年，他据日本井上勤译本重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在译者“辨言”中，他写道：“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难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谈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这其间梁启超式的日本政治小说观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文学通过传播科学，获取了为人生的功能与意义。
二
文学为人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学作用于人生现实的大小问题，鲁迅一生如同大多数现代作家一样，为这一问题所困扰。现代作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呈现出两种偏差，一是在传统文学功利观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极左的功利思想影响下，无限夸大文学的社会功用性，二是忽视文学作用于外在现实的力量，将文学完全归结为自我性情的抒写。而鲁迅尽管与他们置身于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但总的看来避免了上述两种倾向。他坚信文学的思想启蒙作用与意义，而又不夸大它的功能，其立论符合辩证思维逻辑，远远高于同时代许多作家。从外来文学影响角度看，则与他的日本文学背景、经验，主要是夏目漱石的余裕论和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等密切相关。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追述了自己早年所喜爱的外国作家，“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佐证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对夏目漱石的爱好：“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各卷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曾热心读其每天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小说《虞美人草》”⑤。1923年，鲁迅在《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中作了说明，即“有余裕的文学”主张。他说：“有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说。如借用近来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谓触著不触著之中，不触著的这一种小说。……或人以为不触著者即非小说，但我主张不触著的小说不特与触著的小说同有存在的权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⑥ 这种余裕文学观，自留日时期起，便不仅成为鲁迅看取日本文学的重要标尺，而且是他理解文学与人生现实关系的内在原则之一。1924—1925年，他之所以热衷于译介厨川白村的著作，也是因为厨川白村是一个余裕文学论者。在《苦闷的象征》中，厨川白村反复地阐释这样的观点：“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下来，这才能成为文艺上的创作”，“向来说，文艺的快感中，无关心（Disinterestedness）是要素，也就是指这一点。即惟其离了实际生活的利害，这才能对于现实来凝视，静观、观照，并且批评，味识。……置我们于无关心的状态，所以这艺术底观照遂成立。……惟其和自己的实际生活之间，存着或一余裕和距离，才能够对于作为现实的这场面，深深地感受，赏味。”⑦
那么，这种余裕文学观在鲁迅理解文学为人生的范围、程度时，亦即文学与人生现实关系时，起了怎样的结构性功能作用呢？一、它使鲁迅始终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文学与现实人生之关系，避免了走入题材决定论的误区。在他看来，不仅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对于作家创作来说有意义，而且一己的感受、瞬间的思绪同样能折射出人生现实。金戈铁马、急风暴雨能激起读者的万丈豪情；闲庭信步、流连忘返的“低徊趣味”，同样能打动读者，给予他们以美的享受，以品味出人生真谛。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文学为人生的范围极为宽泛，不仅仅局限于“非常”人生，如《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就持这种观点。这样，他也就避免了犯创造社、太阳社那种将文学完全归结为宣传品的错误。二、它抑制了传统文学功利观，尤其是经由梁启超获取的日本政治小说观的生长，甚至恶性膨胀；他之所以未如创造社、太阳社那样照搬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夸大文学现实功能的观点，与这一内化了的余裕文学观也有着精神上的某种联系，即文学与实际生活之间应存着“或一余裕和距离”，“离了实际生活的利害”，不为利害所缚。这就是说，文学为人生的程度是有限的，不能无限夸大。三、它使鲁迅坚信文学反映现实的重要方式是趣味性。就是通过趣味给人以愉快和休息。在回答他人责难《奔流》的“译著以个人的趣味为重”的意见时，他写道：“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驰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⑧ 文学趣味性也就是一种艺术性，所以，鲁迅始终坚守文学的艺术性，这亦与余裕文学观的影响不无关系。趣味这种为人生的重要方式，也规定了文学为人生的范围、程度，即不能超越艺术的底线而妄谈文学为人生。
夏目漱石等倡导有余裕的文学，其背景是日本传统文学的超政治性与游戏精神。日本学者铃木修次曾精辟地指出：“日本文学的核心是由政治局外人的文学家的游戏精神所支撑的”，“尽管日本文学系受中国文化影响而形成，但它一直是超政治性的”，“似乎许多日本人在想：不要靠近现实，在脱离现实的地方才有作为艺术的文学的趣味。”⑨ 与之相比，鲁迅的文学却始终立于坚实的现实基础上，从未走上超现实政治的道路，这是它有别于日本文学最突出的地方。上述结构性功能是日本余裕文学观给予鲁迅的积极影响，但余裕文学论在鲁迅那里似乎也留有消极影响的痕迹。如1927年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他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并将大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分三个阶段论述。大革命之前的文学是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大革命时代没有空闲与余裕，所以没有文学；大革命成功后有余裕了，也就有文学，但中国革命未成功，也没有什么赞歌与挽歌，更谈不上平民文学了，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读书人作的文学对平民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在结尾处他总结道：“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他似乎在限制、否定夸大文学社会功能同时，过分看重了文学的余裕性，以至于在一些时候忽视了文学对于革命的作用。这种文学无力论的形成，自然首先是因为严酷的现实所致，但与他由日本获得的余裕文学经验不无关系。至此我甚至想起了与鲁迅有关系的二叶亭四迷的名言：“文学非男子终身之事业”⑩，因为文学是余裕的产品，是无力的。以上所论说明，余裕文学论在鲁迅那里也有过消极影响，不过进入30年代后，他便抛弃了文学无力说。
厨川白村是外国文论家中对鲁迅影响最大者。从鲁迅的译著看，他对厨川白村倾注了极大的崇敬之情，如《苦闷的象征·引言》中写道：“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的，于是此书也就成为一种创作，而对于文艺，即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11) 20年代中期以后，厨川白村的文学观对于鲁迅理解文学与人生现实的关系，同样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苦闷的象征》中，厨川白村坚信：“惟在艺术为艺术而存在，能营自由的个人的创造这一点上，艺术真是‘为人生的艺术’的意义也存在。假如要使艺术隶属于人生的别的什么目的，则这一刹那间，即使不过一部分，而艺术的绝对自由的创造性也已经被否定，被毁损。那么，即不是‘为艺术的艺术’，同时也就不成其为‘为人生的艺术’了。”(12) 他这里辨析了“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之关系，将“为艺术的艺术”作为“为人生的艺术”的前提，强调艺术的独立性。而在《出了象牙之塔·题卷端》中，厨川白村引用了旧作《近代文学十讲》里的话：“现今则时势急变，成了物质文明旺盛的生存竞争剧烈的世界；在人心中，即使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实人生而悠游的余裕了。……于是文艺也就不能独是始终说着悠然自得的话，势必至与现在生存的问题生出密接的关系来。”(13) 强调了文学与实人生间的密切关系。鲁迅于1924年、1925年先后译出这两个作品，并不时露出认同之感。如《苦闷的象征·引言》中写道：“这译文虽然拙涩，幸而实质本好，倘读者能够坚忍地反复过两三回，当可以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罢。”(14) 这表明上述厨川白村关于文学与人生关系的论点引起了鲁迅的共鸣，并势必影响鲁迅文学观的形成、发展。它作为一种思想因素与其他各种因素一起作用于主体的意识活动，影响着主体接受或拒绝某种东西，具体而言，它与余裕文学论一样使鲁迅避免了盲从当时主流文学话语，没有夸大文学为人生的程度，而是始终守护着文学的艺术性，将文学与“宣传”区别开来，坚信“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15) 同时，鲁迅能始终坚持文学为现实人生服务，未变成完全的艺术至上主义者，与此也应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厨川白村的观点在鲁迅理解文学与人生关系时起了某种平衡作用，鲁迅在认识上未滑向上述两个极端与这种平衡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
在对文学能否为人生问题作出肯定回答之后，特别是解答了文学为人生的“为”的范围、程度之后，鲁迅开始思考何种品格的文学才能承担为人生的启蒙任务的问题，也就是开始建构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念体系。由于自觉地诀别于本土传统，使得本土传统在其文学观形成、建构过程中只能以不自觉的潜在方式发生作用。他当时自觉参照、引以为榜样的无疑是外国文学，而从后来所构筑起的体系看，日本文学经验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时，日本近代文学进入到了自然主义阶段。1906年岛村抱月的文论《被囚禁的文艺》和岛崎藤村的小说《破戒》标志着自然主义文学运动高潮的到来。而此时于日本思索文学启蒙的鲁迅，对这种新型文学持何种态度呢？曾与他在日本朝夕相处的弟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回忆说：“至于岛崎藤村等的作品则始终未尝过问。自然主义盛行时亦只取田山花袋的小说《棉被》一读，似不甚感兴味。”(16) 那么，鲁迅何以会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不感兴趣呢？这是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上的一个难点问题，历来研究者多有注意但很少深究其内在根源。事实上，只要我们从当时鲁迅思维的兴奋点“立人”、“人国”等核心话语着手，结合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特征进行分析，便不难探究出其内在因由。
改造国民精神，将人由非人境遇中救出，赋予人以现代“真的人”品性，从而使古老民族由沙聚之邦转为“人国”，这是鲁迅当时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是他对未来中国的一种想象、设计。他弃医从文就是渴望以文学描绘、接近乃至实现这种现代性想象与设计。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最为突出的特征是“破理显实”(17)，强调“无理想、无解决”的“平面描写”，将文学与理想分开，田山花袋说过：“自然派无论如何解释都一样，是无目的无理想的……在我们来说，目的和理想都是不必要的，因为人在死亡的权威面前，建立起来的目的和理想不是一点抵抗力也没有了吗？……我们如何生存？就只有安于我们所在的现存位置上。”(18) 他们抽象地反对艺术上的功利主义，强调“无解决”就是艺术家的态度。与此同时，主张排除技巧，反对虚构和想象，采取完全客观的科学态度。显然，日本自然主义这种无理想、无解决的复写现实的态度，与鲁迅当时“张灵明”、“任个人”的追求及想象、再造中国形象的理想之间，是完全错位、相背的，无法满足鲁迅批判现实、改造国民精神、并进而描绘出理想“人国”的需要，这应该是鲁迅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不感兴趣的一个主要原因。
由此，我想起了鲁迅研究上的又一重要问题，即鲁迅作品中何以缺失性爱描写？日本文学的一大主题是描写男女情死，日本私小说更是以肉欲描写为一大特征，留日现代作家大都受其影响热衷于男女性欲抒写，以此作为反封建的一种途径，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看，性爱描写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能直刺封建文化的要害，揭露性与爱相分离、无真爱的现实，启民众意识中灵与肉相矛盾、分离之蒙。而鲁迅虽极力呼吁真爱与“敢爱”，却几乎未以小说形式描写性爱，一篇《伤逝》实际上并非性爱作品。何以如此？原因自然很多，但上面的论述应该说从一个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说过：“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看其批评或译文。”长谷川天溪是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理论家，“破理显实”就是他提出的。他甚至主张艺术家采取“无念无想”的态度，“为功利的艺术主义总是流于理想，或从其他方面产生的理想来观察现实世界，或创造现实世界的幻象。自然主义要破除这种弊习，就非采取‘无念无想’的态度不可”(19)。鲁迅读过他们的“批评”文章，自然会接触到“破理显实”、“无念无想”这些主要观点，而这些观点由于与鲁迅“立人”、“人国”理想相矛盾，自然无法引起鲁迅的共鸣与认同，甚至使他产生反感。至于自然主义的代表作田山花袋的《棉被》，虽表现了人的一种性爱自由欲望，但其性爱描写的社会意义并不大，所以自然无法引起鲁迅的好感，对它“不甚感兴味”。事实上，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中的肉欲描写，往往与自我暴露、告白、忏悔连在一起，具有某种反封建与揭示真实自我的现代意义，如果孤立地从理论上讲，这一点应该能引起鲁迅的共鸣，但实际上鲁迅却与之擦肩而过了，直接的原因很可能是田山花袋的《棉被》未能给予鲁迅好的印象，妨碍了鲁迅对自然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使他未能认识到自然主义性爱描写的积极意义，而长谷川天溪的“破理显实”、“无念无想”的理论又进而使鲁迅对自然主义产生反感，这种反感导致他对自然主义所置重的性爱肉欲描写缺乏兴趣乃至厌恶，于是自觉不自觉地放逐了性爱描写这一20世纪文学张扬个性、反封建的最普遍的方式与途径。严格意义上讲，这一放逐缩小了鲁迅艺术的伸展空间，限制了他对现实世界的表现与对未来的想象，对于鲁迅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对自然主义不感兴趣的同时，鲁迅选择了浪漫主义，加以大力倡导，以之作为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想形式。尽管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当时日本已经过去了，但鲁迅仍是经由日本而走近西方浪漫主义的(20)，这表明鲁迅当时对日本文学的择取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内在需要出发的，并不受当时日本文学时尚左右。他弃盛行的自然主义而选择潮头已过的浪漫主义，就在于浪漫主义将人置于社会文化的中心，充分张扬人的主体性，在于浪漫主义在反封建秩序同时，对理想的憧憬，对无限的渴望。也就是说，想象与重塑中国形象即“人国”，决定了鲁迅在日本时期对浪漫主义的倡导。不过，再造中国的基础性工程是改变现状、改变国人精神，于是鲁迅不可能沿着浪漫主义走得太远，尽管他后来曾由浪漫主义走近象征主义，但其目的仍是重塑中国形象，正如荷兰的D·佛克马所言：“作家可以创造各种世界和神话，这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早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共同因素。”(21) 这表明鲁迅是借象征主义来创造新的“人国”神话。而随着对现实理解的加深，他更深刻地认识到“揭出病苦”的现实重要性，这使他不可能如西方一些作家那样真正沉迷于象征主义迷宫，而是永远注视着“人间苦”，这样，现实主义便合乎逻辑地进入了他的视野，逐渐成为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同在的为人生的启蒙文学的主要形式。
注释：
①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7页。
②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
③(21) 乐黛云编：《国处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286页。
④ ［日］增田涉：《鲁迅与日本》，刘献彪、林治广编：《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2页。
⑤(16)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保定：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⑥ 鲁迅：《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16～222页。
⑦(12) ［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4、78、83页。
⑧ 鲁迅：《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8页。
⑨ ［日］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1～37页。
⑩ 刘献彪、林治广编：《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6页，第75页。
(11)(14) 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鲁迅译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页。
(13) ［日］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题卷端》，《鲁迅译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07～108页。
(15) 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7～84页。
(17)(18) 长谷川天溪：《排除逻辑的游戏》，《近代文学评论大系》第3卷，台湾：角川书店，1982年，第73页。
(19) 长谷川天溪：《无解决和解决》，《近代文学评论大系》第3卷，台湾：角川书店，1982年，第197页。
(20) 方长安：《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5～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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